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内在逻辑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马克思认为，“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1]。换言之，离开话语去考察意识形态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从国家、社会和世界层面考察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一是在国家统治层面揭示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阶级意识实质。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角度论述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实质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阶级意识，而所谓的“阶级意识”就是指一定的阶级对共同利益的自我意识。当时空语境转换，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作为革命意识的阶级意识必然上升为“统治思想”。二是在社会认同层面洞穿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日常生活根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脱离社会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幻想，从社会日常生活过程中则“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3]。而这一“反射”和“反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社会认同。三是在世界历史层面指明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精神文化动因。《德意志意识形态》虽未明确表述“精神文化”这一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却从“精神生产”和“观念上层建筑”等广义的精神文化角度考察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世界历史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世界历史”不仅是人类活动和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更是一种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能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动因。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社会—世界”的致思理路，区别于传统的“国家—社会—个人”的研究思维，它更强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家统治意蕴、社会生活旨归和世界历史意义的有机统一，这也提供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重要范式。基于此，从国家、社会和世界三个层面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史生成与地位变迁，是题中之义。三个层面逻辑清晰，既相互独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不同层面的嬗变，又相互联系，始终贯穿实现“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更层层递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三步走”建构逻辑。第一步，在国家层面占据统治地位。其首要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与国家政权的有效结合，从而形成领导力。第二步，在社会层面占据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国家层面占据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它在整个社会中成为主流话语，除非该社会所有成员高度认同。因此，它能否在社会层面占据主流地位，其评判标准是全体社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从而凝聚向心力。第三步，在世界层面逐渐取得优势地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层面占据统治地位和社会层面占据主流地位只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国内占据优势，并不意味着在世界层面也占据优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不能囿于国内，更要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外文明相互借鉴是扩大影响力的动力源泉，从而使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世界层面逐渐取得优势地位。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的有效结合是首要前提，旨在保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能在国家层面占据统治地位，形成领导力

马克思认为，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4]。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式地卷入“现代化”的探求与实践之中，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征程。在现代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层次的现代化意识形态”[5]，能否有效融入国家政权，从而领导政治和经济建设，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能否在国家层面占据统治地位。

从理论角度分析，话语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意识形态需要借助特定的、具体的话语载体才能科学表达和有效传播。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符号，使得话语转向了政治，并寻求与国家权力的合作，从而有了话语权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揭示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也就是说，只有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融入国家政权，这种意识形态才能在国家层面占据统治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哪个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哪个阶级就掌控了国家话语权，就能使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要真正认识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深入了解意识形态话语与统治阶级利益诉求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确立话语权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作为一个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想彻底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使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优势话语，首要前提就是“夺取国家政权”[7]。正因为无产阶级政党赢得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夺取并建立国家政权，才能将马克思主义这种“阶级意识”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建构自身话语体系，具体体现为党和的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从而领导现代化建设，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国家层面占据统治地位具备制度上的合法性和事实上的可能性，其领导力更是得以彰显。

从历史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占据统治地位，具有领导力，是一个相对的过程。这种统治地位不是天赐的，更不是自命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与国家政权相结合逐渐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改造中国旧社会”，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他们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从而构建“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8]。但那个时候，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都试图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从而掌握话语权，领导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不占据统治地位，掌握国家政权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彻底地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国家政权，并以此领导国家各项建设，从而正式生成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统治地位。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引下遭遇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呈现出不均衡性、错位性和强权性等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统治地位重塑的理论基础。同时，党中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得到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也得以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统治地位也得以重塑。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意识形态工作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仍不断遭受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利益关系复杂化等各方面的挑战。

回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遇到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可以发现，如果未能一以贯之地从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整体联系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领导力，那么意识形态建设将可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同步，国家治理在话语权建设中将存在功能缺失。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创造出来的现代化建设奇迹，更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相结合，能形成更为强大的、持续的、有效的话语领导力，可为社会认同的建构提供更为必要的、稳定的、深入的引领。

二、全体社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是评判标准，以衡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能否在社会层面占据主流地位，凝聚向心力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国家政权，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国家层面占据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成为主流话语，除非该社会所有成员高度认同，也不存在其他任何相异的话语。正如陈锡喜教授所言，“一种话语体系要想在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不仅需要掌握国家政权，而且还需要该话语体系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和对社会成员的说服力”[9]。能否在社会层面上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取决于整个社会和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这种认同程度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能否从统治地位上升为主流地位。其中，统治地位是以国家政权形式确认，在国家舆论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且对国家、社会起着统摄作用，其立足点在于“统”，即领导力。而主流地位是以社会认同度形式确认，能够深入人心，使社会成员从被动遵循到主动维护，其立足点在于“流”，即向心力。也就是说，国家政权的获得只能从制度上保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成为统治话语，却不能绝对保证其成为主流话语。一旦不能成为主流，就会造成执政合法性危机。在掌握政权的基础上，只有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真正认同，从观念上建构一套人民群众自己理解和掌握的日常生活话语体系，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他们潜意识认同、遵守和维护的日常生活逻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才能升华为主流话语，更能彰显其向心力。

从意识形态认同的视角研究话语权，理应从执政党自身认同和他者认同的两个角度全面剖析其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它不同于作为哲学意义上的话语权，它是以共识的达成和认同的确立作为话语权生成和确立的标志之一。从执政党自身认同的视角看，执政党自身将意识形态诉求转化为执政理念并体现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传递和分散到整个社会和大众中，推进了话语认同。改革开放后，面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认同工作存在的问题，邓小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全党从“两个凡是”的樊笼里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认同工作回归到正常轨道。新时代，习近平强调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存在“失语”“失踪”“失声”现象。这就迫切需要执政党重塑话语自信，加强执政者自身的话语认同，从而推进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

从他者认同的视角看，这种认同主要指日常生活中广大社会成员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并由此凝聚的向心力，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在认知层面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赞同及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着基本辨识力和抵制力；二是在行为层面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自发运用及价值观的自觉践行；三是在信仰层面表现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并由此产生了日常行为层面的内源性动力[10]。当然，以钟君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认同语境”包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认同、对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以及对党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历史认同[11]。无论哪种观点，都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离不开一种向心力的推动，而这种向心力便是社会认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话语从统治地位升华为主流地位，折射出一个国家的人民对自己身份属性和共同利益的肯定，是一个国家人民最基本的认同。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12]。新时代，更需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和精髓用人民大众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给社会成员，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启示社会成员自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让社会大众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含的思维方式、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并内化为自己实践行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社会层面中占据主流地位，凝聚向心力。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外文明相互借鉴是动力源泉，使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世界层面逐渐取得优势地位，扩大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层面占据统治地位和在社会层面占据主流地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国内占据优势，能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世界层面取得优势地位。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囿于国内，更要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外文明相互借鉴则是扩大影响力的动力源泉，这也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服务世界的战略使命相契合。文化是最为深刻的变革力量，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大众认同心理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却又深入骨髓。王永贵教授认为，审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地位变迁可知，“意识形态转型既是历史转型也是一种文化转型”[13]。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文化因素，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思想和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加以吸收和改造，使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相继从苏俄、日本、西欧、美国渠道译介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因此，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兼具了世界视野和本土特色。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其主要精力聚焦于克服水土不服的困难，将说“西方话”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为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当时，我们还很难有稳定和平的内外环境和多余的精力去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传向世界，因此，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扩大影响力，更难在世界层面占据优势地位。

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层面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国家政权，在社会层面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让社会大众接受的基础上，稳定了国内基本盘和强大了自身后，才有实力和底气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向世界。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大力整合世界文明的意识形态资源，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其他优秀文明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融合，成为推进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的动力源泉，彰显了“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也让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在与西方思潮的交锋中逐渐取得话语优势，扩大了影响力。

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了话语优势，其基本经验是：一是坚定文化自信，吸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毛泽东曾说，“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14]。马克思主义如果离开了中国的“文化语境”，缺少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同化，就会陷入水土不服的桎梏，也就失去了文化自信。而要有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就需要挖掘内部资源，找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鸣，迸发出新的文化生命力和感染力，使它具有中国气派，为走向世界打下扎实根基。二是坚持文化反思，批判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早在1919年，列宁就看到了西方优秀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15]。对中国而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百废待兴，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因此，更不能割裂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带有与时俱进的文化气质，这种文化气质折射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是大势所趋。不同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吸收和融合，构成了当今世界多样的“文化语境”。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斗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批判借鉴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例如，从1949年至1962年，中国连续参加7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不仅仅将中国文化通过音乐的形式传达给世界，世界著名的戏剧、舞蹈、音乐等文化也进入了中国社会；新时代，在与西方政治文明比较中，人本主义、法治思维等带有西方色彩的话语批判性地进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视野和话语体系中。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借鉴和创新，不仅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文化内涵，也让中外文明在“世界语境”下相互交融，建构富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文化家园和意识形态思想体系。

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话语优势，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的互相交流、借鉴和融合，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提升了中国文化的魅力，更让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与世界各国文明沟通交流的桥梁和平台，共同构建和谐、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文化新秩序，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增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努力。其二，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在与西方意识形态的交锋中逐渐取得话语优势，为那些既希望快速实现现代化又希望保持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更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让世界人民享受到类型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更富内涵的文化生活，让实现世界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更有选择性。其三，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取得话语优势，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世界处于劣势的局面，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为马克思主义展示其优越性和向前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更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曙光。

四、余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地位变迁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必须遵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客观规律，这是第一原则。对此，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为当下话语权建设提供经验镜鉴。一是把握好话语权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当代中国话语权建设应以国家治理为主题，通过话语的科学诠释，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合法性，为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和服务。二是平衡好话语政治性和大众性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不仅仅是阳春白雪的上层术语，更应是下里巴人的下层俗语，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内容和形式要以社会契合度为纲，以社会接受度为目，采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成为群众生活逻辑的真实表达。三是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性和社会思潮复杂多样性的关系。坚定文化自信，坚决反对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消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与成就，反对披着“新儒学”“传统文化复兴”外衣的文化保守主义鼓吹以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反对“普世价值”等所谓的“时代文化”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