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机制与提升路径
——基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视阈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不断变化调整，国际社会权力关系向“话语权政治关系”转变的趋势日益显著。“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习近平强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2]。不断促使我国的话语主导权向国际领域拓展延伸、争取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之需，也是保障国家利益之要。

一、利益与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及辩证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3]“利益”属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范畴，“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属于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范畴，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国际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二者始终存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一）利益与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内涵阐释

马克思在运用唯物主义考察人类历史时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列宁也说，“利益”作为“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5]，从微观到宏观，利益问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核心、最关切的问题，与个人、民族及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利益”的影子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利益的实现和分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追问，也是马克思主义建构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利益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动机、过程、结果发展的全过程。恩格斯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6]。由此观之，利益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现实表征，利益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基础是生产关系。“利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的一种分配关系。”[7]因此，对利益的探究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不同政治制度、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利益交往日益频繁、密不可分，但以国家主权和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依然是不同主体进行国际交往的基石。

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指执政主体在社会思潮中，引导民众心理、决定社会舆论走向等方面的能力。“国际话语权”这一概念在冷战结束后被国际社会普遍认知并广泛运用，其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定义权、议题设置权、舆论定调权等权利和权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地位和影响力的综合体现。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是一国的意识形态在国际领域的空间延伸。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在于对“权”，即“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两个维度的把握。“权利”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主要是指主体“说话”的资格和权利，强调的是言说者的权益和利益；“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主要指话语对受众的影响力、支配力及控制力。毋庸置疑，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不仅取决于话语言说者与话语受众双方主体的话语体系，更取决于双方主体的现实利益。因此，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究其本质是一种权力（能力）。本文认为，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核心，承载其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政治信仰、社会理想的思想文化体系在国际上的认同力、影响力、支配力及控制国际舆论走向及主导民众思想、行为的约束力等综合能力。

（二）利益与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8]这里的“语言”即“话语”，“物质活动”从属于利益范畴。由此观之，意识形态、话语、利益三者间存在天然的联系。由于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是在话语和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并加以建构的，因此，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与利益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利益是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根基和建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谈到：“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这里所指的“利益”显然是与思想、精神、意识相对立的客观实在，认为利益决定思想，决定并支配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在本原意义上，意识形态是基于国家统治阶级和社会整体利益而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本质上是对现存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代表某阶级利益的意志主张，以一定的话语表达为中介折射主权国家间的权力关系，最终受到利益及利益关系的制约。一定国际利益关系的产生、分化必定引起各主权国家对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当前，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正是为适应不断变化调整的国际利益关系，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的现实需要。

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虽然是利益及利益关系的派生物，但并非对一定利益关系的单纯反映，其必然会围绕利益发挥自身的作用和价值，具有保护、调整、巩固一定社会利益及利益关系的功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功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意识形态与生俱来的‘天职’”[10]。因此，在其基础上衍生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同样具备维护利益的功能。掌握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意味着一国在国际上掌握更多的话语资源和优势，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为本国的意识形态作合法性辩护。各主权国家为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政治手段及政治权力进行某种形式的排斥及对抗，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则被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有力的武器和政治工具。

二、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视阈下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机制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利益的实现和分配，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追问，也是当今世界交往和国际秩序的重大现实问题。主权国家在应对国际事务，处理对外关系时，应透过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表象，直指利益斗争的本质和核心。因此，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视阈下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机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根本基础：主权国家在国际经济利益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利益决定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一个国家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硬实力的决定和制约，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地位不同，其话语权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也因此呈现差异。从社会伦理角度看，每个主权国家在国际上都应享有“说话资格”的平等权利，但事实上是，由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话语“权利”的不平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主权国家在交往中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国际社会关系，其中经济关系起主导作用，而利益是经济关系的轴心，决定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在经济上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亦“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12]；主权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国际社会经济利益的生产、分配格局，也影响着国际社会的精神生产、分配格局。简言之，主权国家在世界交往活动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占有及分配状况，最终由主权国家在世界交往和生产中的利益关系和经济地位所决定。而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占有和分配关系，只是国际利益关系的外在表现而已，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自然在精神资料生产和分配中也具有更大的主导权和支配权。一言以蔽之，主权国家在国际物质利益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生成的根本基础。

（二）生成动力：主权国家追求利益的能动性和必然性

主动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和内驱力，受人的主观欲望和需求的不断驱使。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也会随着认识和实践的深入不断扩大升级，在政治、文化、安全、外交等领域有了更大的利益诉求，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具有发展性。对于主权国家来说，满足本国物质、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国家间进行生产实践活动的直接动因，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在国家层面的反映。各国际行为主体为了追求更大利益以适应国家不断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只有建构并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才能实现。包括国际话语权在内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3]。因此，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获得物质利益是争夺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原初推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各国对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更高理性意义上的认识和追求，并促进利益意识的不断觉醒，这是话语权生成一个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自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围绕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愈演愈烈。由于“世界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14]，不同国家在利益观念、表达、诉求上存在差异，各国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当前，尽管资本主义仍在世界整体经济政治格局和思想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较量和斗争仍在激烈进行。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尤其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势必会打破原有国际话语权格局，争夺更大话语权使国际局势朝着有利于我国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由中国倡导的不同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互动过程正在形成。概而论之，主权国家追求利益的必然性和能动性，激发了主体争夺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主动性，也决定了这一过程的长期性，两者共同推动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演进。

（三）力量源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接纳和认同

从话语主体的视角来看，话语权的生成需凭借话语言说者一定的经济实力、政治权力以及主体自身对利益的自觉追求作为依托和后盾，从而为国家建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提供物质保障和动力支撑。话语权究其实质是对话语主体双方利益关系的反映，权力的产生离不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英国学者罗伯特·罗素指出：“权力是‘施压方’和‘受力方’之间的一种关系。”[15]也就是说，权力生成过程是特定话语传播者和话语受众之间交流互动的过程。一定的话语关系是权力生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作用对象、不产生任何反馈的话语不可能生成话语权”[16]。因此，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生成绝不是话语言说者单向度的行为，而是双方主体需求得到满足、利益得以实现的双向交互的结果。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一种“权力”，话语要想产生权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国际民众对一个国家所倡导价值体系接纳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在国际上形成普遍的心理倾向的程度。利益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选择的根本依据，它是话语主体实践活动和话语受众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人们对意识形态的选择或认同受制于自身物质、经济等利益的驱动。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不同民族的利益观呈现独立性和特殊性。因此，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正确处理国际社会的利益矛盾关系，促进利益主体从利益冲突走向利益融合，致力于推动人类整体利益、普遍利益的实现从而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同，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的力量源泉。

三、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视阈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实践进路

在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有针对性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作出许多重要论述，明确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方向。

（一）不断提高我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硬实力，夯实话语权的物质基础

“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17]。马克思恩格斯向我们深刻阐述了物质实践是获得并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根本路径。国家的物质资料生产能力及物质利益关系是意识形态发展、创新、进步的根本基础，对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具有决定作用。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艰辛历程，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积贫积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彻底改写了“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屈辱历史，中国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也经历由被动到主动，再到主导的历史嬗变。这与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进步须臾不可分离。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巨大震荡，“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不绝于耳、甚嚣尘上，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度失去国际话语权；21世纪，中国以震惊中外的历史性成就向世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才得以重塑并不断提升。毫无疑问，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主权国家往往更具吸引力和诱惑力，实力决定魅力，国家经济实力越强、发展越好，本国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执政理念就更具魅力和说服力，自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历史与现实证明，只有大力发展自身经济，不断增强我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硬实力，才能用“硬实力”助推“软实力”的发展，从而在精神资料生产关系中拥有支配权，这是我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提高国家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根本路径。

（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创新国际话语内容，自觉提高话语能力

强大的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还需要通过优化对话语资源运筹运用能力及意识形态建设等“中介环节”予以辅助。因而，在利益关系融合的基础上建设和谐的话语关系是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总体而言，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构建着重于三个方面，即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具体来看，既要注重内容创新，又要注重方法创新。

1．创新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内容。话语内容即“说什么”的问题，它是维持话语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在内容表达上坚持民族特色与世界视野相结合，既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向国际社会阐述我国的核心价值理念、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伟大历史性成就等，也要具有国际视野和海纳百川的胸襟，尊重人类文明的差异性，秉持“求同存异”的文明理念，增强文化价值共鸣，在“一元主导”与“多样包容”的结合下充分开发我国意识形态话语资源，丰富其话语内涵，“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8]。站在世界的高度，不断适应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利益诉求，面对人类发展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善于运用富有民族特色及世界性的话语予以阐发，对人类共同利益话语进行创新，推动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向世界流行话语的转化，使其话语内容更具前瞻性和战略性，实现话语双方的互利双赢，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具体来说，既要增强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还应着重思考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如何才能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认同”[19]。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理论和实践创新，推进全世界合作共赢、互利发展，使得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视野更加宏大、更接地气、更有成效。

2．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话语竞争，增强我国话语价值理念对外传播的自觉。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网络等优势长期占据国际话语霸权，挤压我国话语的生存空间，四处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国强必霸论”，以此“丑化”“妖魔化”中国，其意图无非是想“搞垮中国”“搞掉中国”，这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战略利益。对此，中国要警惕陷入“他塑”“被定义”“挨骂”的困境中，要敢于亮剑发声并积极主动地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激烈较量，做好打“保卫战”“争夺战”“反击战”的长期准备。在诸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议题上，目前虽仍由西方掌握其话语权威，但我国不能总在西方话语背后亦步亦趋，而应对此予以理论驳斥，大力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智慧，根据马克思人本主义价值观、全球利益观等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视角进行阐发，争取对这些共同话语的定义权和批判权。“谁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创新性话语，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谁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20]中国应审时度势、因时而变，在批判的基础上牢牢掌握话语主动权，乘势而上，积极倡导“互利共赢”“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开创性及原创性议题，引领国际舆论发展的潮流，在道义性和崇高性上赢得比较优势，让国际社会逐渐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展现大国形象，不断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魅力和塑造力。例如，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和和平实践，中国长期以来信奉的“和合”文化以及“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正日益成为国际公认的新价值观[21]。

3．创新话语表达方式。话语表达即解决“怎么说”的问题，也就是说让世界听得懂、听得进中国的话语，它是维持话语关系、提升话语权的关键一环。在对外传播交流时不是我国自说自话，而是需要结合话语受众的心理特征、思维方式、接受程度、话语谱系，了解话语受众的利益需求和兴趣爱好，寻找各民族的利益交汇点和情感共鸣点进行针对性、层次性表达，做到有的放矢。要“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22]。深入触摸国际公众的精神世界，做到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情理交融。在话语表述上要反抽象、反空洞，贴近话语受众的生活实际，积极推动官方性话语、政治性话语向生活化、草根化话语转变，由宏大政治叙事向关注情感、日常生活化叙事转变，用以小见大、情真意切的叙事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叙事方式的亲和力和渗透力，消除隔阂和偏见，推动我国民族性话语与世界性话语的无缝对接，创造出既要有别于西方、体现自身特色，又要把握好“中国话语”与“国际话语”的共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23]。

（三）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协调国际利益，强化国际公众的意识形态认同

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关键在于民众对一国意识形态所蕴含价值理念及政治主张的接纳和认同。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推进利益关系的融合发展是强化意识形态认同从而提高其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1．满足人民经济、政治、安全、外交等利益的多样化需求，加强意义认知和情感认同。人民群众的意识活动通常处于社会心理层面，尚未上升到理论化层面。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较为抽象、晦涩难懂，人们往往直接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利益的获得作为直接研判标准。放眼世界，恐怖主义、气候变暖、贫富差距、核扩散等各种世界性问题凸显，给各个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利益损失。我国应着力于将利益理想转化为现实，以践诺守信的切实行为解决与人民利益直接挂钩的世界性问题，了解国际社会的利益关切点和矛盾症结点，深究历史及时代根源从而作出有效回应和应对策略。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帮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世界贫困人口等问题上积极作为，着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和谐、繁荣发展提供思想引领和智慧启示，让国际公众在不断提高获得感和满足感的体验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以加强对其的意义认知。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加剧、危机重重，全世界对资本主义的信任正在丧失。中国应以此为契机，通过国际人文交流、文化活动架起彼此情感沟通的桥梁，不断丰富公众的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与世界各国人民在思想、情感、心理上产生共鸣，逐步消除彼此的隔阂、拉近彼此的距离，进一步强化公众的情感认同。从意义认知到情感认同的过程是不断暖化并争取人心、不断牢筑我国意识形态的过程，为我国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营造良好的国际氛围。

2．正确处理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一般利益与共同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强化公众的心理认可和价值认同。“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24]资本主义以其“虚幻”的普遍形式欲盖弥彰，试图掩盖自身阶级的特殊利益实质。西方所鼓吹的一切政治理念包括“普世价值”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观念诉求，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迷惑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以解放全人类为根本使命，强调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具有同一性和同质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始终牢记这一使命并将其精神实质一以贯之，正确处理好民族利益与世界利益、一般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应自觉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实践遵循，促进本国自身发展与国际合作、国家意识形态发展与共同利益实现同频共振，用合作性思维代替对抗性思维，与国际社会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积极推动从利益矛盾走向利益融合，推动人类普遍利益的实现。美国近年来频繁“退群”、奉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美国优先”“美国领导世界”等理念，唯我独尊、一意孤行，给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折射出资本主义狭隘、自私利己的庸俗利益观。中国所倡导的“全球利益观”“整体利益观”符合人类的共同价值诉求，在理念倡导和实际行动中充分展现出我国意识形态的理论、道义优势，让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从而引导人民在实际的比较中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强化国际公众的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