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唐代墓葬出土胡人形象：基于丝绸之路的再考察

杨 瑾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甘肃唐代墓葬发现胡人形象的记载应该不晚于清同治年间，此墓即为卒于圣历元年(698)、葬于圣历一年(699)的弘化公主墓。①李占忠：《吐谷浑王后——弘化公主》，《中国土族》2014年第4期。弘化公主墓出土木俑、马俑、驼俑等。而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出土的胡人形象则是1944年、1945年，夏鼐先生先后在佛爷庙湾墓群的唐代模印塑像砖墓[1]和武威嘴喇嘛湾的金城公主和慕容曦墓发掘了胡人俑像[2]。此后，敦煌、秦安、天水、庆城、酒泉、武威、灵台和山丹等地唐代墓葬亦多有发现，代表性墓葬包括秦安县杨家沟1号唐墓(约景龙三年即709年)、庆城县唐游击将军穆泰墓(开元十八年即730年)、天水隋唐时期石棺床墓、敦煌地区铁家堡盛唐墓、灵台梁原乡唐墓、武威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家族墓、唐上柱国翟舍集墓(圣历三年即700年)、赵家磨唐墓等(参见表1、表2)，主要有陶质(三彩陶)、石质、木质和青铜质官吏俑、牵夫俑、仆从俑、舞乐百戏俑，及墓砖模印纹饰等。

目前，学界关于甘肃唐代墓葬胡人形象的研究多集中于个别墓葬或某一区域，笔者结合新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在系统梳理甘肃地区唐代墓葬中胡人形象的基础上予以整体性探析，在丝绸之路视角下探讨唐代甘肃地区胡人的分布规律及其意义。由于才疏学浅，不免挂一漏万，请方家海涵并指正。

表1 甘肃唐代墓葬出土胡人俑一览表

表1 (续)

表2 甘肃唐墓出土胡人图像一览表

一、甘肃唐代墓葬胡人形象的主要类型

甘肃唐代墓葬发现的胡人形象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陶俑、石俑、木俑、铜俑等立体造型；另一类是模印砖和石质葬具上的浅浮雕或线刻图像。尽管由于大部分墓葬被盗，具体数量和位置无法探知，但组合情况比较明显，即很多墓葬中既有胡人俑，也有胡人图像，反映出胡人形象在唐代墓葬中并无突出或规避的整体分布规律。

(一)陶俑类

除了早年唐墓出土的一些胡人俑外，较为重要的发现有：1965年秦安县杨家沟1号唐代墓出土的20多件三彩武士俑、文吏俑、侍俑和牵驼(马)俑；①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县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第4期。此次共发现6座唐墓，除了1号墓外，其余盗掘一空。除了胡人俑外，还有穿翻领胡服的陶立俑。庆城县穆泰墓出土的16件胡人俑，包括文官俑、参军俑、杂戏俑、胡人牵驼俑、胡人牵马俑等[3]；天水隋唐墓葬出土的5件石俑。笔者按照墓中组合情况，大致分为胡人与马、驼的组合形象、伎乐俑、仆从俑等。

1.胡人与马组合

(1)牵马俑。主要有：a.1944年夏鼐先生在佛爷庙唐墓发掘的3件胡人牵马俑，深目高鼻，头顶盘着辫发，身穿大翻领窄袖胡服，脚蹬高腰靴[1]。b.秦安县杨家沟1号唐墓出土的三彩牵马俑，高76厘米，髡发, 前额处留一缕头发，身穿高领窄袖束带袍(图1：①)。另一牵马俑头发中分，耳后各有一垂髻，身穿大翻领束带袍服(图1：②)。c.庆城县穆泰墓出土彩绘胡人牵马俑(3件)。(图2：①)高59厘米，头戴黑色翻沿带楞尖顶高帽，身着橘黄色高领窄袖右衽束带长袍，足穿黑色长筒靴。(图2：②)高45厘米，浓眉高鼻，络腮胡子，头戴卷沿黑帽，身着赭黄色团领窄袖束带长袍，袍前裾掖于带下。下身皮裤，脚蹬长靴。双手半握，作用力握缰状。

图1 胡人牵马俑①②

图2 胡人牵马俑① ②

(2)骑马俑。主要有秦安县杨家沟1号唐墓出土的三彩胡人男骑马俑(图3)。俑高38厘米。头戴黑色幞头，鬓须浓重，身穿翻领胡服，双臂弯曲，双手呈扶缰状骑在马鞍上。灵台唐墓出土1件彩绘胡人骑马俑(图4)。

图3 三彩胡人骑马俑

图4 彩绘胡人骑马俑

2.胡人与骆驼组合

(1)胡人牵驼俑。敦煌老佛爷庙湾1号唐墓出土[1]。(2)三彩胡人牵驼俑(3组)。秦安县杨家沟1号唐墓出土(图5：①②③)，俑高76厘米，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折领窄袖右衽及膝袍服，袍下摆上卷，掖入腰带。(3)彩绘胡人牵驼俑(下页图6:①②③④⑤⑥)。庆城县穆泰墓出土。图6：①高53厘米。头戴白色尖顶高帽，身穿高领窄袖右衽长袍，前襟两个下摆掖到左右腰际，下穿虎纹小口皮裤，足穿黑履，作奋力牵拉缰绳状。图6：②高50厘米。额扎橘黄色头巾，直发后梳，披至脖颈。身穿浅黄色高领窄袖紧身束带衫，前襟两个下摆掖到腰间。下穿豹纹小口皮裤，足蹬黑履。(4)彩绘胡人牵驼俑(下页图7：①②)。1987年敦煌县铁家堡盛唐墓出土，敦煌市博物馆藏。a.牵驼辫发男性胡人俑(图7：①)，共2件，通高69厘米。头发梳成两条辫子，盘结脑后，身穿至膝大翻领长袍，腰束带，足蹬尖头长筒靴，双手作挽缰状。b.胡人牵马俑(图7：②)，3件，通高73厘米。戴帷帽，穿翻领交襟右衽至膝大衣，腰束带，足蹬尖头中缝长筒靴，双手作挽缰状[4]。此外，灵台唐墓亦出土4件彩绘胡人牵马(驼)俑(下页图8：①②③④)，身穿翻领袍服，有的头戴幞头，有的头发中分，还有的头顶卷发。

图5 三彩胡人牵马俑 ①② ③

3.官吏俑

(1)秦安县杨家沟1号唐墓出土(下页图9)三彩文官俑和武官俑，高134、135厘米，分别戴梁冠和鹖冠，皆横眉大眼，怒视前方，身着广袖外衣，腰系带，下穿紧腿裤，足蹬尖头靴。其一俑双手拢于胸前，另一俑右手握于胸前，左臂下垂，作持物状。(2)穆泰墓出土的彩绘胡人文官俑(5件)和武官俑(7件)。M2:6文官俑高59厘米，头戴方形小冠，身穿束带袍服，双手置于腹下(下页图10：①)。M2:7(图10：②)高38.5厘米，头戴幞头，身穿束带袍服，双手执笏于胸前。另有3件高11厘米，身穿翻领袍服的文吏俑。

图6 彩绘胡人牵驼俑

图7 ①辫发胡人俑 ②幞头胡人俑

图8 彩绘胡人牵马(驼)俑①②③④

图9 ①胡人文官俑 ②胡人文官俑头部

图10 ①胡人文官俑②胡人文官俑

4.袒腹胡人俑(图11)

庆城穆泰墓出土。高50厘米，疏发谢顶，浓眉镇目，络腮胡须尖儿上卷至鼻头，身着浅褚色团领窄袖开襟长袍，袍下摆扭结于腹下带内,露出绿色袍里子，袒胸露腹乳，腹胸圆鼓下垂，腹部墨绘疏毛。缩颈耸肩，两臂后屈于臀部。下着窄裤足蹬乌皮翘头靴，直立于长方形台座上。

5.抱瓶胡人俑

1997年武威市凉州区高坝镇高坝村翟舍集墓出土(2件，图12)。高29厘米，武威市博物馆藏。长卷发中分且披于肩上，右腿跪坐，左腿曲立于束腰仰覆莲瓣圆形台座上，怀抱一鸭，左臂环抱鸭颈，右臂抱鸭尾，身体前倾，头紧贴鸭的颈部，鸭嘴大张，作壶流口。也有人称“抱鸟童子陶俑”[5]，但结合其他例子，笔者认为应该是胡人抱瓶造型。该墓还出土23件高25—27厘米的三彩男立俑，身穿翻领披风，带有明显的胡风特征。

图11 袒腹胡人俑

图12 抱瓶胡人俑

图13 参军戏俑

6.胡人伎乐俑

(1)参军戏俑(图13)。庆城穆泰墓出土，共3件，其一高42厘米，头戴矛形卷沿毡帽，身穿彩绘束带袍服，挤眉弄眼，身体斜扭。(2)石雕跪姿胡人伎乐俑。天水秦城区石棺床墓(隋唐时期)。石棺前面的左右两侧摆放着5个(图14：①—⑤)。高32—33厘米，头戴低平角幞头，身着圆领束带袍服，分别为吹笛、吹筚篥、吹排箫、执笙、弹琵琶。据发掘者考证，该墓属于中亚粟特人墓葬[6]。胡人石俑服饰与梁元帝萧绎《职贡图》所绘的龟兹、邓至和周古柯国使节，以及敦煌莫高窟296窟北周狩猎图中人物所着服饰类似。(3)鎏金铜舞蹈胡人俑。山丹县博物馆藏(下页图15)。高13.4厘米，头戴尖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窄带，脚穿皮靴，右手叉腰，左手上扬，右脚踩于莲花台上，左脚抬起，似作舞蹈状。此俑腰间挂酒壶，似为表演饮酒场景或酒后激情表演，类似服饰也见于李贤墓西壁的外国使者图和甘肃出土的隋唐胡人俑。

图14 坐姿胡人伎乐俑①②③④⑤

7.仆从俑

(1)胡人铜俑头(下页图16)。酒泉县博物馆藏。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帽尖向前弯曲，形象非常生动[7]。(2)彩绘陶胡人俑。该馆还藏有1件胡人男立俑(下页图17)高29.5厘米。该俑卷发，上身穿圆领窄袖长袍，下身着长裤，腰系窄带，下著皮靴，双手握于胸前。类似的服饰也见于李贤墓西壁的外国使者图和阎立本的《步辇图》。此外，嘴喇嘛湾唐墓M3出土木雕彩绘胡人半身男仕俑(4件)[8]。通高13.5厘米，高发髻，头戴幞头。

图15 胡腾舞俑

图16 胡人头

图17 胡人俑

此外，青嘴喇嘛吐谷浑王族墓葬出土的木雕风帽男立俑头戴风帽，身穿束带袍服，外披风衣，被认为是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其实此类造型的陶俑在陕西关中隋至唐初墓葬中多见，应该是小立领胡服的一种变体。合水县魏哲墓出土的大肚陶俑也使人想起穆泰墓的袒腹胡人俑[9]。

(二)图像类(主要见于模印砖和石质葬具)

1.胡人牵驼图(右侧图18：①②)

(1)1995年敦煌机场佛爷庙湾盛唐时期墓群模印砖墓M123出土。①甘肃省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文物》2001年第1期。黎大祥：《武威青嘴喇嘛湾唐代吐谷浑王族墓》，《陇右文博》1996年第1期。共发现7座唐墓。该墓室西半部(北壁、西壁、南壁)模印塑像砖下排为胡商牵驼、骑士巡行模印砖人物，与下排同类砖相对应，但方向相反。该墓出土胡商牵驼砖16块。根据人物服饰姿势和骆驼驼囊等可分为AB两型。A型9块(图18：①)。标本M123:西壁上2砖长35.5、宽 23.2、厚5厘米。模印胡商深目高鼻，头戴尖顶高帽，身穿及膝袍衫。左手牵驼僵，右手握杖扛于肩上。骆驼张口作嘶鸣状，双峰间搭长方形驼囊，上有一回首扬尾的小猴。B型砖7块(图18：②)，标本 M123 : 西壁下2砖长 35.3、宽 23.3、厚6厘米。胡商身着V 形领及膝长袍，腰系带。上半身后转，面部微扬，回顾骆驼。右手执鞭下垂。骆驼驮架上搭十字形捆扎的椭圆形驼囊，上立一小鸟。

(2)彩绘胡人牵驼模印砖(右侧图19)。2000年山丹一中基建工地出土，共2块，长31、宽22、厚5厘米[10]。左行胡商头戴前倾的尖毡帽，身穿系带袍服，脚蹬尖角上卷的靴子，右手持缰，左手向上持黑色骨朵并扛于肩，大步向前行走。右行胡商头戴向后弯曲的毡帽，服饰与左向牵驼胡人相同。此类模印砖一直延续至宋代，如庆阳市博物馆藏镇原县庙渠乡北宋宣和五年(1132年)墓出土胡人牵驼和胡人牵马画像砖(长31.6、宽32、厚5.3厘米)。

2.饮酒与酿酒胡人

天水隋唐墓石棺床外壁图案(右侧图20)[11]。屏风9有7位胡人，有的手持细颈瓶、有的盛酒、有的运酒、有的饮酒。屏风1也有2位饮酒胡人和1位跪地胡人。卷发齐肩，或头戴毡帽，身穿圆领束带袍服。

图18 ①胡人牵驼画像

图18 ②胡人牵驼画像

图19 施彩胡商牵驼图模印砖

图20 胡人与酒石刻图像

综上所述，甘肃唐墓出土的胡人形象呈现出六个明显特征。一是构成复杂。既有唐代胡人普遍特征，也有甘肃地域性的特征。造型主要有驼夫、马夫、伎乐、仆从等下层劳动者，敦煌壁画上多见的胡僧、胡商和文献记载的官员、侍卫、译语等则无法通过形象进行辨识，有可能隐没于随葬俑中，甚至还有被盗而不知所踪。而其他地区胡人俑中的兵卒、猎手、驯兽(禽)师等也不曾出现，驼夫很少见骑驼形象。二是作为载体的材质主要有陶俑、石俑、铜俑、木俑，以及模印砖和石质葬具，尤以模印砖为地方特色，很少见到关中地区常见的壁画、玉石器、金银器等，可能与墓葬等级有关(尽管也有弘化公主这样的正一品墓葬，也有穆泰那样五品官员，但整体上与关中帝王陵陪葬墓还是有差别)。三是空间性和机构性分布特征。从区域性分布来看，出土胡人形象的唐墓几乎见于甘肃各主要交通枢纽，说明唐代胡人在甘肃的分布范围很广，而且也反映出作为丝路沿线胡人辗转行进的流动性、多变性与模糊性。从社会分布来看，胡人分布在隋唐社会的各行各业，大多凭借特殊技能谋生。既有安修仁这样的显贵凭借族系、战功、政治才干和专门知识能够居于社会上层，其他胡人也能通过一技之长获得生存的机会。例如，身善马者、善驼者、善商者、能歌善舞的伎乐、掌握宗教知识的传教者等。四是服饰多样。有穿胡服戴胡帽者，有卷发穿胡服者，有穿胡服带幞头者，有穿汉服戴幞头者，形态各异，类型与风格混杂。五是不同地区胡人类型与特征各不相同。敦煌地区发现的胡人陶俑或胡人图像多为往来行走的商旅，庆城县胡人牵驼俑和彩绘牵马俑身份应为庶民或卑仆贱役等低级阶层。六是与周边地区唐墓所见胡人形象的关联性。首先是服饰。有些胡人俑所戴尖帽也见于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三彩骑驼俑、新疆龟兹石窟和克孜尔石窟本生故事壁画中的龟兹供养人、阿斯塔那彩绘胡人驮夫俑、甘肃敦煌佛爷庙牵驼胡人画像砖等。牵夫俑所穿“缺胯”的前襟两个下摆掖至腰际，这是陕西关中、河南洛阳等地唐代中晚期墓葬牵夫俑普遍的特征，融合了萨珊波斯、粟特、龟兹、高昌等诸多服饰元素，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其次是时代。例如，天水石棺床墓出土的石雕伎乐俑，时代比秦安、庆城等地出土的开元时期胡人俑早些，约当隋唐之际，时间上的延续性不仅说明胡人长期在该地区活动，而且也反映出胡人从西向东或从东向西双向性距离流动的痕迹[12]。

二、丝绸之路视角下甘肃唐墓胡人形象的价值与意义

河陇地势险要，宜耕宜牧，可攻可守，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也是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在丝绸之路文化交融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在唐代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等河西五郡。凉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丝路沿线重要枢纽，商侶往来，无有停绝。汉魏时期凉州胡人已经形成很多有势力的集团。敦煌的兴胡泊则是胡商的必经之地，而凉州都督府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对边防重地的地方管治与经营，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景象，“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3]上述地区长期有胡人活动，特别是粟特胡商，他们以姑臧为中心，分布于敦煌、酒泉、金城一带。这些胡人在唐王朝政权建设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史念海先生等对此颇有高见[14]。此外，庆城也曾是唐代陇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地区，胡汉接触频繁，这些地区唐墓发现的胡人形象正是区域性长时段历史中多种族、多元文化迁移交错与融合的物化反映，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文化影响。

(1)甘肃唐代墓葬胡人形象并非仅仅反映唐代这一地区胡人活动的现象，而是历时性地揭示了汉魏以来诸胡汇聚的历史传统。关于甘肃唐以前胡人的论述主要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魏书》等记载，以及王辉、陈国灿、王子今、李鸿宾等学者研究成果[15]，反映了甘肃地区长期作为胡汉接触地带(北为匈奴、南为羌，有秦胡、羌胡、乌桓、鲜卑等)的混合型文化特征及其历史生成过程。比如，雷太汉墓发现的张掖属国都尉统领的“万余胡骑”、敦煌文书中关于魏晋粟特胡商的诸多记载、靖远县北滩出土6世纪鎏金银盘，以及其他地区发现的波斯银币即例证，他们广泛参与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传播、商业贸易和地方基层组织建设。

(2)甘肃唐墓所见胡人形象反映了这一地区胡人在魏晋至隋唐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维系丝绸之路的通衢与发展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陈国灿先生认为，“自魏晋至隋唐，整个河西地区，胡人作为一支社会力量显现于史，其中既有土著的月氏胡人，也有中亚来的粟特胡人，即昭武九姓胡人。两支胡人的结合，使得他们成为河西地区政治、军事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九姓胡人的增加和聚居，又使中亚胡人崇信的火祆教在河西地区有所传播。特殊的宗教信仰，使东来的九姓胡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依赖火祆祠及其执行的胡律，约束着胡人的行动，维护着聚居胡人的利益。加之他们长期拥有自己的武装兵马，随时捍卫着他们的权益，这就是河西聚居胡人历数百年而不散的原因。……原来的许多特点逐渐消失，使得昭武九姓胡人，与月氏胡人一样，都走上了民族融合的道路。”[16]值得一提的是，以武威安氏为代表的胡人部落在大凉争权，以及唐初顺利平定李轨政权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据《旧唐书》载：“轨令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初，轨之起也，硕为谋主，甚有智略，众咸惮之。硕见诸胡种落繁盛，乃阴劝轨宜加防察，与其户部尚书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轨子仲琰怀恨，形于辞色，修仁因之构成硕罪，更谮毁之，云其欲反，轨令赍鸩就宅杀焉。”[17]而长安的安兴贵曾言：“臣之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知轨不可动，乃与修仁等潜谋引诸胡众起兵图轨……于是诸城老幼皆出诣修仁。轨叹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携妻子上玉女台，置酒为别，修仁执之以闻。”[18]《唐会要》载：“武德二年七月， 安修仁以其地来降，遂置军焉，军之大者，莫过于此。”“授兴贵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封凉国公，食实封六百户，赐帛万段；修仁左武侯大将军，封申国公，并给田宅，食实封六百户。”[17]像安氏家族一样，翟舍集家族亦是数代居于此的昭武九姓胡人[19]，而葬于庆阳的穆泰更像是驻守北部边地的胡人将领。李鸿宾先生认为，“穆泰墓葬用胡人陶俑和马、驼等游牧系列产物做随葬，不是一般性的、无意识的举措，而是有意的安排，这个安排证明他的家族出自北方胡人系统。”[20]

(3)甘肃唐墓所见胡人形象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丝绸之路甘肃段的区域性风格。从种族上看，主要以土著月氏胡和聚居在凉州的曹、安、康、石、史、何、米、罗等粟特胡为主，李抱玉墓志、《河西节度副大使善州都督安公神道碑铭并序》(安忠敬碑)、洛阳康磨伽墓志、武威康阿达墓志和纥单端墓志，以及关于何摩诃、石崇俊、康洽、康宁、康绚、康植、康秒、康留买等，安令节、安同、安屈等人的记载也是有力证明。①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第124页、695页。《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抱玉上言：“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645页。从性质上看，这一区域胡人具有明显的种族性、聚落性和军事性等特征。汉至隋唐凉州一带有九姓胡人的武装集团，如《通鉴》卷二一九：“至德二载正月，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胡商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再如广德二年(764年)吐蕃将尚乞儿击破凉州九姓胡军。②[宋]司马光编著. [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二载(757)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82:7015页。从职业来看，除了上述武装胡人外，还有敦煌文书记载的沙洲译语部落、胡商、僧侣、杂居胡姓民户和奴婢等群体，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凉州词(乐)”密切相关的伎乐群体，墓葬发现的伎乐形象也佐证了唐诗中广为流传的凉州伎乐，如元稹的《西凉伎》、李端的《胡腾儿》、李益的《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胡儿歌》、李颀的《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岑参的《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王昌龄的《殿前曲二首》、杜牧的《河湟》、欧阳詹的《闻邻舍唱凉州有所思》、刘禹锡的《与歌者米嘉荣》、白居易的《题灵隐寺》《秋叶听高调凉州》《霓裳羽衣舞》《西凉伎》、刘景复的《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等，凉州伎乐甚至成为唐代胡乐胡舞的象征符号。

(4)甘肃唐墓所见胡人在墓中的位置、服饰、造型及伴随物或物件各异，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身份地位和生存方式，蕴含着丝绸之路上胡人多元而特殊的社会功能。虽是唐代的西部边陲地区，但这一地区人们营造的阴间世界反映的唐代地方社会具备很多国际性象征符号，更加宏观地反映了唐朝与胡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唐朝政府在保护胡人通商贸易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措施为胡人的生存创造条件，比如，鼓励西域胡人入境居住，允许胡人参政做官，重用胡人将军，允许外国僧侣传教，允许异族或异国居民通婚，胡人和汉人法律地位平等。另一方面，唐代不同时期的胡人政策与生活环境有着地方呈现与变化，还有着距离产生的造型与风格的时间差。

(5)甘肃唐墓所见的胡人形象族属与国别源处纷杂，并非局限于某族或某国，反映出丝绸之路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尽管冯培红先生在梳理天水、陇西、兰州、河州、成州、西平、廓州等地传世史籍、出土墓志、墓葬文物、石窟题记、敦煌文献及其他各种文物，提出“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也形成了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他们成为陇右民众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从秦安唐墓墓耳室甬道口发现一块刻有“□(秦)州成纪县安乐乡安乐里”及“石函盖藏金”等字样的砖能分析出，“这些胡人从西域来到这里是为了经商营利，死后则把赚到的金钱埋藏起来，这与粟特人善于经商、胡人死后藏宝相符合。他们到了秦州成纪县后，乐不思归，遂在此地定居下来，并被政府编入乡里，成为安乐乡安乐里的编户百姓”[21]。但笔者认为，甘肃唐代墓葬胡人形象应该具有多种族特性，并非全部都是粟特胡人。

(6)关于学者对胡人与骆驼组合形象惯用的“胡商”称呼，笔者同样认为，如果没有特殊辨识特征的前提下，应该统称为“牵驼胡人”比较妥当，二者均构成丝绸之路的符号化臆想空间。至于唐代墓葬中胡人形象与墓主人族属之间的关系既有唐代葬制普遍的原则，也有墓主人胡人族源的关系，如武威吐谷浑墓群、翟舍集墓,以及庆阳穆泰墓等。至于何种关系，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7)甘肃唐代墓葬胡人形象的制作地问题同样也反映出丝绸之路交流网络的多维结构。从服饰来看，呈多元化，有穿胡服戴胡帽者，有穿胡服戴汉帽者，还有穿胡服露发者，穿唐服戴幞头者。无论哪种服饰皆可以在以陕西关中、河南洛阳等地为集中区的唐代墓葬陶俑中找到类比物，比如,翻领胡服、尖顶胡帽、高顶毡帽等。值得一提的是穆泰墓袒腹胡人俑见于陕西的永泰公主墓、金乡县主墓、咸阳机场二期墓、戴胄墓，河南洛阳唐墓，山西王惠墓和长治唐墓，河北安国梨园唐墓，辽宁朝阳唐墓等。武威翟舍集墓胡人抱瓶俑也出现在陕西段伯阳墓，河南洛阳、巩义等地唐墓，山东东方合墓和山西李度墓。灵台唐墓出土的彩绘胡人牵马(驼)俑与咸阳机场唐墓出土的彩绘牵马(驼)俑几乎如出一辙。结合甘肃至今仍未发现唐代制作三彩或陶俑的窑址,但模印砖却有本地制造的证据，笔者认为，甘肃唐墓胡人俑像中俑类的制作地应在陕西、河南一带，与官方丧葬制度有关，而胡人牵驼纹模印砖应该是本地制造。

三、结语

由于被盗、发掘有限等原因，甘肃唐墓总体上来看，发现和发掘的数量与人们的认知与期待尚有差别。笔者之所以有这样浅薄的想法是基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贯通甘肃全境的丝绸之路所带来的胡人辗转流动的史实，以及甘肃唐墓早期发现时并非单个墓葬的事实。比如，1944—1945年夏鼐先生发掘的9座唐墓、敦煌佛爷庙湾盛唐时期6座模印砖墓、青嘴喇嘛湾7座唐墓、酒泉西沟3座唐墓。当夏鼐先生在敦煌附近考察时已经注意到唐代墓群的存在，还有一些学者的高见，如戴春阳先生认为，“甘肃地区对于唐代墓葬工作做得较少，对于甘肃唐墓许多问题的了解尚处于空白”[22]，因此，也有理由相信未来考古发现会揭示更多的唐墓。

就胡人形象而言，同样因上述原因导致俑的数量、位置不明，因而其中胡人俑也无法窥知。也有鉴于此，截至目前甘肃唐墓发现的胡人形象数量较少，种类相对固化。但一些学者的研究让我们发现甘肃唐墓发现的这些胡人形象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鲜明的地域特色与统一的时代特征，如戴春阳先生所说，“自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到西部的酒泉、敦煌等地，唐代模印塑像砖墓的分布线索足以表明，整个河西地区都是模印塑像砖墓较为稳定的使用区域。”“敦煌模印塑像砖除四神等传统的文化题材，其时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流行的胡商等题材，亦成为敦煌模印塑像砖墓中主要图案题材，一方面表明敦煌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同步现象，也表明这一题材也是敦煌(包括河西)地区墓葬文化的时尚”，①戴春阳：《敦煌佛爷湾唐代模印塑像唐墓》，《敦煌研究》2018年第2期。戴春阳：《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一)：墓葬举要与年代》，《敦煌研究》2015年第5期。骑士巡行模印砖骑士头戴幞头，身着大翻领V形口窄袖紧身束带胡服长袍，足穿高靿靴。也反映出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中转枢纽的内涵与意义，以及胡人与驼、胡人与胡马在这一带的区域性诠释与展示。

此外，胡人与骆驼、胡人与马组合形象，甚至胡人抱瓶等形象也见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唐墓中，由此可见，甘肃唐代墓葬所见胡人形象反映了这一区域文化糅合了唐代统一风格与地区特色，表现出丝绸之路中转站文化普遍的流动性(线性规律)及特殊的留居性(非线性规律)，同时还表现出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与边缘的相对性、互动性及融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