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所见周公史料考辨
——以《金縢》和《系年》为中心的探讨

李建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简称简本《金縢》）和《系年》第三章都与周初史事有涉，因此往往被关联考察，借以讨论商周易代、三监之乱等重大事件。按清华简，简本《金縢》未提到摄政、东征，周公也似无奔楚故事、只是宅东三年。众所周知的是依照传统史料，三监与殷商遗民联合叛乱的平定是周公所为，而简书则称“商人兴反，杀三监”“成王屎伐商邑”“成王伐商盖”。如果二者所书别无隐情，那么后世所传周公摄位归政就值得怀疑，传说他大义灭亲、荡平东土、再造西周的伟业也要大打折扣。对此问题，学界同仁各抒己见，形成黄怀信［1］、杨振红［2］、彭裕商［3］所持周公居东而未东征，廖名春［4］、刘国忠［5］、李锐［6］、杜勇［7］所持周公居东与东征同指，李学勤［8］、邢文［9］、刘光胜［10］所持三监非必管蔡、杀三监与周公无关几种看法。另外对简本与传本《金縢》叙事优劣的讨论，也形成陈剑［11］的简本优于传本，廖名春［12］、黄怀信［13］、彭裕商［14］传本优于简本和刘国忠［15］、李锐［16］、杜勇［17］、程浩［18］二者各有优长三种意见。其中认为周公征东的，对征东战争的具体年数又各有主张，例如廖名春、刘国忠认为是征东三年，李锐认为周公东征中，真正的重要战争是后两年，整个过程则是三年，二、三年时差可以调和，杜勇认同征东，但没有讨论具体年数。

各家意见的创获之处，令笔者受益匪浅。不过其中明显分歧和些许瑕疵，也令笔者颇为遗憾。总体来说，笔者对当前《金縢》《系年》的研究进展有以下几点困惑。第一是清华简与尚书《金縢》《诗经·鸱鸮》《系年》第三章的对证关系还未得到合理解释。认同居东未东征说法的学者，看似得到《系年》“成王屎伐商”记载的支持，却无法解释成王幼弱不能东征的矛盾。如果不认可成王幼弱，又无法解释管蔡流言因何而起，周公何以避祸居东。持此观点者也很难能对周公作《鸱鸮》的用意作出合理解释。认同周公东征说的学者，既无法调和“宅东三年”在成王启金縢、释嫌疑之前的矛盾，也无法调和“宅东三年”与“伐商盖”这样大范围转战记录的矛盾。第二是当前研究无法解释传世文献尤其是先秦子书中周公功高且谦逊的普遍印象。除了制礼作乐和开国勋劳，摄位归政、诛管放蔡和荡平东土、再造西周等丰功伟绩，周公的人格也得到先秦诸子的一致推重。如按各家所说，不管是只避祸未东征，还是只东征未避祸，他的形象都很难树立得如此伟大光辉。第三是大家对清华简与《史记》等典籍管蔡作乱、三监诛放的记载差异很难自圆其说。李先生的观点最近情理，但尚未谈及大保簋、小臣觶与《系年》之间征东统帅的歧义。第四是各家对《金縢》版本优劣的讨论都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大家都以史事记载的正误偏全为据进行评判，事实上，文本差异背后可能还有史观的差异。

王国维先生表述二重证据法时曾说“我辈固得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笔者认为，简本《金縢》《尚书·金縢》《史记·鲁周公世家》和《系年》第三章可能正是王静安先生不同材料各自“表示一面之事实”的情况。

一 先秦典籍中的周公形象

按清华简，新材料的面世为我们带来周公摄位归政、周公居东、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周公诛管放蔡和周公历史评价的问题。检视这些问题之前，先来看传统典籍对相关事件的记载，为尽量避免《史记》作者司马迁等汉人观点对相关史实的混淆，我们将文献考察的范围限定于先秦时期。

首先看周公摄位归政的问题。各家意见中的荀子可以自证，其余都是指周公有天子之实无天子之名，所以周公摄位说没有问题，当然，以上各家也没出现周公归政的反面声音。与简本《金縢》对读，这些说法很好解释了管蔡所布的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尤其按《列子·杨朱》所说此时的情形连召公都已“不悦”。再以简本观照，谣言四起时，周公的反应是“周公乃告二公”，这里的二公当指召公、太公，说明可能连太公都对周公起了疑心（或者至少可说三公中的其余二者都起了疑心），果真如此，周公的地位性命就很危险了。

再来看周公居东的问题，这一说法得到《墨子》《列子·杨朱》和《吕氏春秋》和《竹书纪年》的支持。《墨子》引文不仅指出了明确的地望，还说明他是辞三公而东出，显然是避祸出逃。吕不韦等支持了周公是见疑出奔，也与墨子说法相符。《列子·杨朱》则进一步说明周公的居东年数是三年。这里三家意见互相补证，我们可以从中提取东居于商盖、东居三年、后来召公也被怀疑三条重要信息。其中第一条信息为我们破解《鸱鸮》的诗意提供了重要线索，第二条信息证明简文“居东三年”记述准确，第三条信息表明后来周公、召公同病相怜，终于和解，为二者日后联手收拾乱局埋下伏笔，也成为我们破解《系年》与金文史料记载差异的关键。

然后是三监之乱的记载，这里接相关的记述只有《孟子·公孙丑下》的两处引文，但可与诛管放蔡史料相参证，因此也并无可疑，管叔等是以三监身份挟殷叛乱的。

其次是诛管放蔡的问题，此问题的相关文献更多一些。《左传》称之“管蔡为戮”“杀管叔而放蔡叔”，前者是联类并举，后者显有“放蔡叔”之讹。墨子称管叔“天下之暴人”，周公杀兄意思也是因罪诛之。《列子·杨朱》明白无误“诛兄放弟”。《商君书》补霍叔，省蔡叔。邓析子并举“诛管蔡”，据《史记》记载，蔡叔最后流放至死，这一说法也无问题。荀子说法或举首恶，或与《左传》《邓析子》相类。总之概览各家说法，周公诛管放蔡的说法也可以成立的。

再次是周公东征。孟子说他“伐奄”“驱飞廉于海隅”，“驱虎、豹、犀、象而远之”。韩非子说他“攻九夷而商、盖服”，从西周时期的华夷观念来看也是东征。《吕氏春秋》说“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指向便更明确，而且提供了一些作战的细节，又可与孟子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相参证。《逸周书》的“临卫政殷”都在东方，也是东征，另外提到“王子群父北奔”“管叔经而卒”“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不仅印证了前文所说的诛管放蔡，而且提到的“熊盈族十有七国”也为我们破解《史记·鲁周公世家》和《蒙恬列传》中的奔楚说提供了重要启示。

最后再说先秦时期的周公评价。《左传·定公四年》讲“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孔子常为周公德业“魂牵梦绕”，盛赞“周公之才之美”，说他爱亲、敬大臣“无大故，则不弃也”，而且不对他们求全责备，说明认同即使诛兄放弟，也不妨碍他的伟大人格。《列子·杨朱》将周公比之于舜、禹一般。孟子称他“古圣人也”。荀子将他与尧、舜、文王并称，讨平天下时，各方国竞以周公后至为耻，说“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以上都是极高的赞誉，说明在先秦时期，周公是普遍认同的伟大光辉形象。

二 简本《金縢》与《系年》复查

以上我们梳理了传世典籍中的周公记载，结果表明在秦汉以前，《史记》记载与后世流传周公故事的摄位、受谤、见疑、出奔、居东、释疑、东征、诛管放蔡、归政，其中每一环节先秦诸子和《逸周书》《左传》等都是众口一词。那么再看回查简本《金縢》与《系年》记载，传世文献与简书材料是否能够相容。

清华简《金縢》的叙事主线是：武王克殷—武王得病—周公祷病—武王病愈—武王去世—成王犹幼在位—管叔等诽谤周公—周公宅东—祸人斯得—周公赠诗—天降灾异—成王释疑—周公还朝。以上周公传说的故事要素显然只与武王崩逝之后的《金縢》有关。现在来看这些要素与简书记载的兼容情况。

清华简“犹幼在位”和“流言于邦”之后即是“宅东三年”。三个环节的内在逻辑很好解释，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蔡等诽谤“公将不利于孺子”，故成王起疑，周公惧而出奔。值得注意这里缺省的恰好是周公摄政和成王起疑，简书作者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再说祸人斯得及其之后。此处“祸人”何指？“得”是何意？“祸人斯得”是捕获其人，还是查其奸情？如果是捕获其人，那么《系年》所说的“商邑兴反，杀三监”就不能成立。或者商人所杀之三监已非成王所获之管蔡？可这与先秦典籍中管蔡与商人合谋，一诛一放，尤其是《逸周书》里的“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群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不符。看来捕获其人说不通。那么查其奸情而未得其人通不通？如是这样，王已知情，以常理度之，三监毁伤周公东窗事发，一定不能自安。清华简称祸人斯得后，“周公乃遗王诗曰《雕鸮》”（此即《诗经》今见《鸱鸮》），“王亦未逆公”（“逆”于简本《金縢》凡三见，前后比照，“逆”为“迎”义）。既已知情，成王何以仍不释憾不迎周公？其中是否别有隐情，这需要我们对《鸱鸮》诗意作番分析：

鸱鸮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60］

《毛诗正义》所附诗序解释说“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成王知情但未追责，周公也尚未因此被诛，管蔡等罪人怎能自安？既不自安，很有可能有所企图。读《鸱鸮》诗意，“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下民或敢侮予”，分明是提醒未雨绸缪，以防下民造反。“取我子”“毁我室”岂不正是周公受谤出奔的形象写照！众所周知，周公是成王的叔父辈，对其向有辅育兼劳恩情，所以周公自况为失室恋子之鸟是非常妥帖的。再看诗篇下半部，“手拮据”“所捋荼”“所蓄租”“口卒瘏”而“未有室家”所说正是创业艰难却遭倾家之祸，“羽谯谯”“尾翛翛”“室翘翘”“风雨飘摇”“音哓哓”明显也是倾巢之鸟凄凉景况的生动描绘，以上解读与毛诗相符。至此，我们已经打通了成王知情未追责，也未迎周公之说的全部关隘。

然后说天降灾异、成王释疑、周公还朝。此一小段的故事链也好解释，成王知情但不释憾去疑，恰逢天灾（不排除有人为因素），商周之人重卜筮、重灾异，成王当然自省（或者被恐吓）求谏，左右之人趁机说起过往内情，于是成王幡然省悟，迎还周公。不排除金縢藏书有现编现演的可能，但无论编或未编，这个故事过程显然与成王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简书中自称冲人），易惑、任性，受到惊吓以后又很快任人摆布的认知路径最为贴合。

顺着这个思路，又可以解决传世文献与清华简《系年》周公东征还是成王伐商的歧义。成王释疑，周公重返权力中枢，东疆乱起，成王下令周公出征，大军到处，所向披靡。所以周公东征或者成王伐商，两种说法并不矛盾。

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传世文献与清华简对诛三监之人的记载不一？答案当然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事实如此，传世文献记载有误，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墨子》《列子》《商君书》《荀子》《吕氏春秋》等书众口一词，清华简孤证难立。第二是事实如传世文献所载，清华简在书写时无意错书或者是别有用意，从上文简本《金縢》有意缺省周公摄政和成王见疑，并且曲折表达成王知情不释憾的笔意来看，笔者更倾向别有用意这种可能，这正是先秦史官推崇的春秋笔法。何以见得？我们试以《尚书·金縢》和《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差异为说分析之。

三 金縢故事版本对读

先看《尚书·金縢》。［61］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与简本“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又有迟”的差异是因为简本补说的“又有迟”表明王病了很久，前者强调是克商二年开始患病，两种说法并不冲突。而且比较来看，后者说法显然更好，因为“有迟”而且不豫，所以周公才着急祷祝，要不然一生病就祷告反而显得矫情。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钥见书，乃并是吉”相似的记录未见于简本《金縢》，这只是二者文本繁简的不同，不伤大雅也不必备说。

“武王既丧”简本称“武王陟”，用“陟”表示武王升遐成仙，有尊王之义，前者胜于质直，后者胜于文采。简本有“成王犹幼在位”，表明了周公主政的不得已，为其做了更多同情的铺垫，而《尚书》未见。“流言于国”后者云“流言于邦”，这是汉初避讳所改，也不必说。周公“居东二年”和简本“宅东三年”的说法应是一正一误，其中简本得到传世文献《列子·杨朱》的印证，自当以后者为胜，这是《尚书·金縢》传抄所误。“罪人斯得”“祸人乃斯得”语义相近。“周公为诗以贻王”与“周公乃遗王诗”这里区别较大，前者说《鸱鸮》是周公亲自写成，后者将其缺省看似丢失信息，但在义理上讲，周公形象便更厚道一些。“王亦未敢诮公”和“王亦未逆公”的差别也很大，《鸱鸮》是首讽喻诗，比喻受谤出奔的周公心忧王室，劝成王未雨绸缪，但成王仍未去疑，也许还对他心存怨恨，所以不以为然，但作为前朝元老，虽然出奔，周公势力肯定依然未可小视，因此才“未敢诮公”。相比之下，清华简《金縢》表意很中性，只是说没有迎回，多出的这一信息虽略胜《尚书》，但总体上讲，简本《金縢》回护了此时成王颟顸任性的一面，体现了为尊者讳的用意。“二公及五乃问诸史及百执事”简本写作“王问执事人”，前者信息更多，后者轻描淡写，又把成王等人惊惧狼狈的形象淡化了许多。

至此，我们可以说与《尚书·金縢》相比，简本信息含量总体稍差，但在周公和成王形象的塑造上，简本体现更多的用心，表现出鲜明的尊王思想和为尊者讳的意识。

再来看《史记·鲁周公世家》［62］与简本、传本《金縢》的记载差异。

首先是周公祷祝的背景又加入“天下未集”的大背景，这与当时周王室的形势是吻合的，优长之处正与简本相同。“周公自以为质”较简本、传本多出，也没有出现传本所说的自以为功，这一方面是司马迁解释了周公行为中自以为牺牲以祷三王的用意，一方面又因为他以为祝词自有自以为功之义，不必多费笔墨。“即三王而卜”补叙了周公卜法的细节，笔者认为这是信实的，因为周人尊祖不事鬼，所以向祖先问卜的可能性更大。武王崩后的天下形势司马迁又补入“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的背景材料，点明朝中的另外二公是太公与召公，并且详录了他对太公、召公的剖白，为我们理解周公处境和出奔东居的原因提供了更具体的线索。《鲁周公世家》与简本、传本《金縢》的主要差异是在此之后的部分。受谤后，司马迁紧接着叙述了周公“卒相成王”，然后是三监伙同殷人作乱、诛管放蔡杀武庚、宁淮夷东土。《鸱鸮》诗的来历司马迁写在归报成王时，这既与诗意的未雨绸缪不符，也与后文的“王亦未敢诮周公”冲突，可能与太史公对《鸱鸮》的把握不准有关。周公受谤出奔的故事要素，司马迁是将其作为补叙内容交代的。这种作法打断了周公故事的发展链条，也为后世理解周公故事要素的内在逻辑造成一定困难，不得不说，此处正是司马公文法成功、表意失败的一个案例。

从要素内容的完整度和文本所含的信息量来看，《鲁周公世家》不输于简本、传本《金縢》任何一种与《系年》之和，而且在很多方面，甚至要远远超出三者并集。就目前所见传世先秦典籍和清华简而言，除了襁褓说和《鸱鸮》作诗背景，《史记》多出的部分也经得起任何材料的检验，此又是太史公尤其应当受人尊敬之处。事实上，《史记》的成王襁褓说也能成立，因为先秦秦汉“襁保”的适用范围可以放宽到十岁左右。这一点，笔者将另文讨论。从史观角度分析，司马迁毕竟已非周人，所以他既没为周王隐讳，也没有对周公作过度的赞誉，完全可以说做到了秉笔直书，毫无偏私。

至此，我们已可以对简本《金縢》《尚书·金縢》《系年》和《史记·鲁周公世家》对周公祷病以至东征事迹的史料来源作一总结。借助先秦典籍的要素还原，和《鸱鸮》诗意的喻义解读，我们发现简本、传本《金縢》《系年》对成王世周公事迹的记载主体都是可信的，只不过《史记》对《鸱鸮》写成时间把握不准。三个系统的周公故事表现出高度一致的信息内涵与极为接近的写作文法，只不过《史记》为了叙事的跌宕生姿，打断了故事的发展链条，为后世理解周公故事造成一点障碍。从文本差异的角度来看，三者表述不一主要原因是史观不同，简本《金縢》运用了更多的春秋笔法，《尚书》《史记》追求信息的全面，和表意的中立质直。三种文本的确各有所长。

四 奔楚、东征统帅与商邑杀三监的问题

最后讨论三个关联问题。

首先是《史记》的周公奔楚说。前引《鲁周公世家》里，司马迁记载“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史记·蒙恬列传》里，也出现相似记载“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63］。两处记载言之凿凿，察简本与传本《金縢》，二者均只指出一个含糊方向，说是“周公宅东”或者“周公居东”，这是什么原因？前文我们说过，《墨子》一书对周公居东避祸的记载曾有明确指向，称“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据《系年》所载“成王伐商盖”“迁商盖之民于邾圉”，商盖显然就在此时的东征范围之内。此次东征按《逸周书·作雒解》，成王（或周公）“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群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所及之处熊盈之族竟有十七国。众所周知，熊是楚人先民之姓，那么《史记》所言的“奔楚”与简本、传本《金縢》“宅东”“居东”和《墨子》《系年》所说的“商盖”很有可能就是一回事！果真如此，简本和传本《金縢》里的“宅东”“居东”就有了非常合理的解释，因为两种文献于情于理都有为周公隐讳的可能。

其次是成王世征东作战的统帅问题。如前所述，《系年》说“成王屎代商邑”“成王伐商盖”，《史记》将其归于周公，这是因为征东作战在周公还朝之后，此时君臣二人冰释前嫌，所以周公重返摄政。既如此，征东作战的具体部署必然不是方值冲龄的周成王，为什么《系年》将其系于成王名下？这当然是《系年》纂者重名正义的春秋笔法，虽然功劳出自周公，但是君臣名分还需讲究。体例上讲，这也是《系年》纂者表世纪年的必要安排。问题在于，与存世青铜铭文对照，成王时期的东征统帅又出现一种新说法，这种说法即见于白川静［64］、李学勤先生［65］等讨论过的大保簋（左图）和新见大保簋（右图），现据《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录文：

太保簋一铭文：

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

敬，亡谴，王侃，大保锡休

集土，用兹彝对命。［66］

太保簋二铭文：

大保来殷，于洽周铸。［67］

再来看杀三监者何人。按前引先秦典籍，《左传》《逸周书》和诸子百家对周公诛管放蔡的说法持统一意见，而且照这些文献记载，此是周初震动天下的一件大案。试想在一个礼义立国周王国，发生国之三公畏罪出奔事件，最后这位国公联合另外一位国公杀了自己的亲哥哥、放逐了两个亲弟弟，这在王畿内外会造成何等影响！真相如此，想要掩盖何等困难，周天子绝不可能统一得了诸侯国内的舆论口径，因此便出现先秦子书众口一词的诛管放蔡声音。但是从官史修订的角度来讲，掌握档案的史官又极有限，他们一方面负有存档记事的责任，一方面也有舆论导向、价值批判的责任。综合作用之下，催生出一种独具魅力但也不无瑕疵的著史方法，这就是后世习称的春秋笔法。照此，《系年》所书的“商邑兴反，杀三监”就不难理解了，虽然罪有应得，但毕竟三监诸人是王之叔父、周公兄弟，很有可能也是受了商人蛊惑，所以才造谣作乱。从事件后续的发展来看，管叔被诛且无子，蔡叔一支后来得到原谅并且再次分封。据《史记·管蔡世家》：

蔡叔度旣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69］

这也算是对本文意见的一个注解。最后要说的是《逸周书·作雒解》讲到的“王子群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虽与《系年》记载不同，但周公东征是管叔与武庚奔亡的直接原因，杀或不杀，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