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旅游消费的收入效应研究─基于CFPS数据

李进军 副教授 孙 月 、2 博士生

（1、四川旅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2、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成都 610100）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刺激了居民消费增长，正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全域旅游、“旅游+”战略等工作的推进下，国民旅游需求不断释放，自由行、品质游、度假休闲旅游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旅游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选项。根据凯恩斯经典消费理论，收入是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来源和基础，因而也是影响居民外出旅游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居民收入根据其来源不同，又可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那么，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不同来源收入对居民旅游消费需求影响有何差异？农村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收入效应又有何区别？

本文将通过对城乡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试图解决如下问题，以探索破解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困境的方法：估算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探讨收入对旅游市场前景的影响；分析不同收入来源对居民旅游消费支出是否具有一定的收入效应；比较城镇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收入效应区别；拓展研究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历的户主，其收入来源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以期为家庭旅游分析提供新的视角。

文献综述

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如何，一直以来都得到了大量学者的研究和探讨。相关文献几乎都表示收入对家庭旅游支出有正向的影响（杨莉，2015；依绍华，2011；Alegre，2006）。不同收入等级的家庭旅游收入弹性存在差异（Thompson，1978），低收入者更有可能因为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旅游支出（Davies，1992）。

事实上，随着居民业务的多元化，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居民的收入由不同的来源构成，不同来源收入具有的持久性和不确定性也不相同，导致居民对不同的收入划分多个心理账户，对等值的收入呈现不同的消费决策（Thaler，1990）。遗憾的是，至今国内对于不同来源收入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且缺乏微观视角的定量分析和城镇、农村居民之间的比较。国内外已经有的研究包括：Sand（2002）认为由于不同来源收入在不确定性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其对挪威居民的消费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邱洁威（2011）等认为提升货币性收入水平是提高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的关键。Brandbury（2004）认为消费支出对于不同来源的收入并不敏感。杨勇（2015）发现不同来源收入对农村居民有着相异的旅游消费需求影响，其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影响效应最为显著。邓瑜（2017）认为城镇居民消费在收入结构中的选择性偏好更倾向于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王健宇（2010）认为基本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大于非基本收入来源，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具有更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家庭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已经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结果的证实。过去的研究呈现出的特征在于缺乏对农村和城镇居民旅游支出特征的比较；不同收入来源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较少；对家庭旅游消费内容的研究缺乏微观家庭角度的实证分析。因而本文拟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CFPS（2016）的调查数据分别研究居民旅游消费支出收入效应和不同来源收入对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并在城乡之间进行比较，在研究中，借鉴前人的做法，加入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以期更加准确、深入了解居民旅游消费支出，为促进家庭旅游消费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表1 变量描述性分析 （单位：元）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变量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全部来源于2018年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6），本文中引入了家庭收入和部分家庭人口统计学变量，由于CFPS（2016）重新构造了 CFPS（2012）到 CFPS（2014）之间部分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流动状态；补充、变更了部分家庭关系和个人基本信息，因而难以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可比性分析。本文仅使用CFPS（2016）获取的截面数据。通过对样本进行筛选和对缺失值、异常值的处理，本文共获得9196个家庭样本数据。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调查的旅游消费支出是指被调查家庭过去12个月的旅游支出额（单位：元），包括旅游的交通费、食宿费、景点门票等。

2.解释变量：家庭收入。参照国家统计局对家庭收入的划分口径，本文采用的家庭收入总额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它收入加总构成。

3.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学历、身体状况、家中小孩的数量、家庭规模、房屋居住拥挤程度等。由于CFPS数据调查中并未对户主进行身份确认，本文采用“最适合的问卷回答人”作为户主，户主的户籍所在地依照统计局的村居划分标准进行划分。同时，为避免因就业与退休等原因带来的异质性消费问题，参照已有文献的做法（Bostic，2009；张大永，2012），将户主的年龄限制在20-65岁之间。

（三）变量描述性分析

表1中给出了本文所使用的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在9196户家庭中，过去12个月旅游支出的平均值为1081.24元。没有旅游支出的家庭有7290户，有旅游支出的家庭有1906户。

模型设定、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由于有7290户家庭的旅游消费支出为0，本文建立Tobit模型分析家庭收入及收入来源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建立模型（1）。在此基础上，分别建立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旅游消费支出模型（2）、（3），比较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

其中，tour为家庭旅游消费支出，urbantour为城镇家庭旅游消费支出，ruraltour为农村家庭消费支出，income为总的家庭收入，urbanincome为城镇家庭收入，ruralincome为农村家庭收入。Xi为相应的控制变量，ε为残差，α0为常数项。为进一步分析收入来源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建立模型（4）如下：

Wage、business、property、transfer分别代表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表2 家庭收入及收入来源对旅游支出的影响效应估计

表3 收入效应差异性分析回归结果

（二）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表2中的结果均为已经得到调整后的系数，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从表2第（1）列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可以发现，家庭旅游支出的收入弹性为1.402，家庭收入每增加1%，居民旅游支出将增加1.402%，旅游已属于富有弹性的商品。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有迫切提升自己旅游需求的欲望，旅游已成为人们日常消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表2中第（2）、（3）列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居民旅游支出弹性系数为1.83；农村居民旅游支出弹性系数为0.99，二者差距不大。

根据第（4）列的回归结果，不同来源收入对居民的旅游消费具有不同的收入效应。工资性收入对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工资性收入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并成为影响其消费的重要原因。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影响显著。财产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比重低，且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收入的特征，因而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容易刺激居民进行临时的消费需求，如旅游消费，这也是工资性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低于财产性收入的原因。工资性收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使居民将其一部分作为预防性需求储蓄起来。经营性收入对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阻碍性，经营性收入往往被用于扩大再生产，进行个体经营的家庭也可能将主要精力用于生产经营，而旅游的时间较少。转移性收入对居民的旅游消费支出影响最小，原因在于居民转移性收入主要是政府给五保户、特困户的补助和救济金等，占居民收入比重低，且主要用于居民衣着等生活必需品消费和医疗保健支出。根据第（5）、（6）列的回归结果，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效应略高于农村居民，居住在城镇的家庭工资性收入或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引起的旅游消费支出比农村居民增加更多。

拓展研究：收入效应差异性分析

根据户主年龄，进一步将样本内的居民家庭进行分组，分别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户主家庭收入来源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列（1）、（2）、（3）。根据户主学历不同分为三组，分别研究不同学历的户主家庭收入来源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列（4）、（5）、（6）。

根据列（1）、（2）、（3）的回归结果，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60岁以上的老年人转移性收入效应最大，其转移性收入每增加1%，旅游消费支出增加0.809%；年龄在46-59岁的户主工资性收入效应、财产收入效应最大。工资每增加1%，旅游支出增加0.27%，财产性收入每增加1%，旅游支出将增加0.36%。

根据列（4）、（5）、（6）的回归结果，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学历越高的户主，越倾向于增加旅游消费支出。本科以上高学历户主，其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效应最大，其工资每增加1%，旅游消费支出增加0.607%，户主学历越高，工资性收入更稳定，因而旅游消费支出的收入效应越大。而学历越低的户主更有可能通过转移性收入或者财产性收入增加而提高旅游支出。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CFPS（2016）的调查数据，研究居民家庭收入及收入来源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的旅游支出具有一定的收入效应。当前刺激旅游消费的途径在于如何促进旅游产品创新，拓展新的旅游要素，激发人们新的旅游动机。在传统“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基础上，增加“商、养、学、闲、情、奇”（商务旅游、休闲旅游、养生旅游、情感旅游、研学旅游、探奇旅游）六大新要素，更深层次的满足顾客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收入弹性差别较大。城镇居民仍然是旅游消费的主要力量，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如何刺激农村居民增加旅游消费、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城镇居民（余凤龙，2018）。因此，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收入的提升，农民将更多参与到旅游消费中，这应是未来旅游业者应重点关注的趋势。

不同来源收入对居民的旅游消费具有不同的收入效应。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都具有促进作用。应不断优化居民收入结构，促进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岗位、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居民就业培训、提升居民就业层次、拉动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进而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

老年人的转移性收入效应最大。为进一步提高老年旅游的品质，旅行社应开发体验性、互动性更强的产品，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同时，建立完善的退休人员收入保障制度，保证退休职工实际收入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合理、有效地投资、利用养老基金，缓解养老金缺口。学历越高的户主，其家庭工资性收入效应越大，加强对劳动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是促进旅游消费支出的有效途径。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受到截面数据的影响，没有研究居民收入结构演变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未能对部分分析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这些问题值得在后期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