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伦敦的人口死亡统计与疫情上报

邹 翔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近代早期，伦敦是英国境内鼠疫最为频发的地区，鼠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威胁社会正常秩序。王国政府、伦敦市政当局以及辖区内各教区的主管部门，对于防治鼠疫、改善公共卫生做出了不少努力，编制人口死亡统计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希望通过人口死亡统计来判断疫情、警示市民、制定对策，以达到控制人流物流，防止鼠疫传播的目的。

一、人口死亡统计表的编制

在各国历史上，人口死亡统计有着各种目的，经济、政治上的考虑是主要的。但是，近代早期英国人口死亡统计的初衷却是为了应对鼠疫，属于公共卫生的范畴。(1)佛罗伦萨在1385年，米兰在1452年，波伦那在1456年，威尼斯在1504年已经开始针对瘟疫编制人口死亡统计表。C. M. Cipolla, “The ‘Bills of Mortality’ of Florence’”, Population Studies, Vol. 32, No.3.(Nov., 1978), P.543. 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走在前列与黑死病及其之后鼠疫的相对频繁有关。1518年国王亨利八世颁布了防疫文告，英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行动开始了。之后不久，人口死亡统计表开始编制，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统计表出现于1518年8月30日，“这一天，市政府参事议政厅认为市长张伯伦应该给两个运尸人约翰·沃德和拉科22镑”。约翰·沃德是一个约曼农，负责出船搬运尸体，而拉科负责登记死者，拉科是当时首席大臣沃尔西情妇的弟弟。(2)F. F. P. Wilson, The Plague in Shakespeare’s Londo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p. 189.运尸人正是人口死亡统计编制中设置的工作人员。笔者根据原始文献数据库(EEBO，即“早期英文图书在线”可以下载查阅大量人口死亡统计表)与17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统计学家约翰·格兰特的《人口死亡的自然与政治观察》(3)John Graunt,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entioned in a following index, and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 by John Graunt, London: Printed by Tho. Roycroft for John Martin, James Allestry, and Tho. Dicas. 1662。在“早期英文图书在线(http://eebo. Chadwyck.com))”中可以检索下载。所提供的资料，制作了近代早期伦敦人口死亡统计的大事年表(详见表1)。

在鼠疫造成的恐慌与社会失序中编制人口死亡统计表，不是一件易事。人口死亡统计表的原始数据首先是由搜尸人与尸检人呈递的，这些人是临时雇用的，一般由老年妇女或者寡妇担任，她们是防疫法中规定的工作人员。当丧钟鸣起，或是有人向教堂司事预订墓穴，搜尸人与尸检人便知道有死亡出现，于是她们与教堂的司事一起到死者家中，检查死者死于何种疾病，然后报给教堂执事。搜尸人与尸检人由教区付给报酬，每查到一具尸体是2便士。1570 年4月的法令规定，搜尸人与尸检人与其他的法令执行人一样，需要诚实无欺，瞒报、误报疫情会面临被投入监狱的严重惩罚。她们平时的着装也要表明自己的搜尸人和尸检人身份，主要是“长袍加身”，手中还要执一根3 到 4英尺长的木棍，“击木自异”，以便让周围的人警惕并远离她们。

表1 近代早期伦敦人口死亡统计大事年表

图1

执事是正式的制表人，每周二的晚上，搜尸人和尸检人会将死亡人数置于盒子中交到执事大厅的台阶上，其中一个盒子中放的是每一个教区的疫死者人数表，另一个盒子放的是其他原因的死亡人数表，人口死亡总数会附在表后。之后，执事便派人从台阶上取走。执事在教区主要官员在场的情况下打开盒子，对死亡人数进行统计，并与教区司事、书记员所登记的葬礼的数量进行比较，核对之后编制前一周的受洗与人口死亡统计表。从1625年开始，枢密院要求在死亡人口统计表的背面要把各种致死原因也列出来。

根据1570年法令，教区执事和司事需要宣誓，“在任何时候，如果知道或被告知或猜测到你的教区有人已经或即将死于疾病或鼠疫，你要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将情况弄清楚，写成报告呈给高级市政官或其代理人”(4)F. F. P. Wilson, The Plague in Shakespeare’s London, p. 203.，任何人如有违背将被送到新门监狱。最初的人口死亡统计表不甚严格，1583年新鼠疫法颁布，要求搜尸人和尸检人将死者情况首先报告给警察，由警察来仔细核实，以提高统计的准确性，警察再报给教区的执事，执事再报给主教。教区执事也有报酬，最初是每年3英镑6先令8便士。到1607年9月，当市政厅要求他们要将统计表送给国王、王后及国务大臣时，他们的报酬上涨到每年8英镑。因为鼠疫缓和，执事的工作量减少，1608年2月，报酬又降到了5英镑。1626年6月，由于执事自己有了出版社，印刷成本降低，因而报酬又降到3英镑6先令8便士。

从1519年开始，人口死亡统计表涵盖的教区越来越多。1535年已涵盖102个教区，1563年有 108个教区，1582年涉及伦敦城内 96个教区以及城内外、自治区的 11个教区和圣·托马斯、圣·巴托罗缪两座医院。1605年市府参事议政厅命令每周死亡人数也要包括伦敦城内荷兰人和法国人教堂中的死亡人数。1622年圣·詹姆斯教区加入到 96个教区之内。1660年，总共有130个教区，其中米德尔塞斯特和萨雷的12个教区单列，威斯敏斯特的5个教区也单列。

1665年之后，人口死亡统计表的编制愈益受到重视，不仅在鼠疫发生的年份会编制人口死亡统计表，在一般的年份也会编制。编制人口死亡统计表成了王国和地方政府掌握死亡状况、人口健康的常规性工作。

二、人口死亡统计的意义

人口死亡统计是与政府应对鼠疫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英国政府防控鼠疫、推行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实践之一。对于当时了解疫情轻重、鼠疫发生的特点与规律非常重要，这对于防控鼠疫意义重大。

首先，了解人口死亡人数才可能更准确地了解疫情的轻重，更好地安排如何应对鼠疫，人口死亡统计表的编制表明政府防控鼠疫的初衷。

第一，通过人口死亡统计表，王国政府与伦敦市政当局对疫情可以及时把握。统计表需要在法令规定的时间内上交给市长，由市长过目，并决定是否公布。在疫情较为严重的时候，统计表还要交到枢密院甚至国王的手中。例如，1625年3月，一个教区的死亡人数达到7人之后，枢密院便立即写信给市长与高级市政官，要求市政当局关闭剧院，禁止人群聚集。

第二，有利于普通民众对疫情的警惕。伦敦鼠疫频发，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疫情，王国与伦敦市政当局命令将人口死亡统计表张贴于大街上。由于最初手写的形式不能够满足这种需要，1625年，教区执事接到成立出版社的命令，以便专门印刷人口死亡统计表,坎特伯雷大主教还特地任命了一名印刷工。7月18日，出版社成立，从此之后，伦敦以及周围辖区内每一个教区的人口死亡统计表都要印刷。教区执事被允许使用高等法院或星室法庭的印章，张贴的死亡统计表都要加盖此印章，表示这是官方的命令，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第三，人口死亡统计表的编订越来越细致与严谨。最初，统计表是每周统计一次，后来又增加了每月统计表以及年统计表，这样，政府与民众对鼠疫发生年份的疫情状况可以一目了然。另外，统计表最初只写疫死者的数量，后来，枢密院要求必须写明死亡人数、受洗人数以及死亡特征等。1625年，印刷商威廉·斯坦利(William Stanley)印刷了年人口死亡统计总表，这是他本人从每周人口死亡统计中总结出来的，对各个教区死亡人数与病因都进行了统计(见图2)(5)Worshipful Company of Parish Clerks, A generall or great bill for this yeere of the whole number of burials, which haue beene buried of all diseases, and also of the plague in the citie of Westminster, Lambeth, Newington, Stepney, Hackney and Islington: from Thursday the 30. of December, 1624. to Thursday the 22. of December, 1625.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made by the parish clarkes of the said parishes. , London : printed by William Stansby, 1625.( http://eebo.chadwyck.com )。到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后期，这些统计表不仅会送给国王，还会分发给普通民众。从1560年到1665年，约有87万份葬礼与61万份受洗礼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这充分说明在当时人口统计的细致与重要性。

图2

其次，人口死亡统计还可以帮助当时人了解鼠疫发生、传播的特点与规律性。

第一，通过死亡人口统计表，可以看出不同年龄，比如儿童、老年人与青壮年，以及不同阶层、性别与不同区域疫病的大概情况等。例如，从1625年开始，人口死亡统计表加上了男性与女性的总数，为的是让人们了解死亡中的性别比例。通过死亡统计的数据，时人也可以看出伦敦的贫民区比富人区的染疫与死亡率高得多，因此把鼠疫称作“穷人病”，并加强了贫民区的隔离与检疫。

第二，通过人口死亡统计表，政府与民众也可以判断疫情与天气、季节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比如，在秋季是贫民区患病与死亡率最高的时期，而富人区死亡率最高的季节主要在冬季。

第三，格兰特通过对人口死亡统计表的研究发现了人口死亡率与社会中其他要素关系的规律性，所具有的意义甚至超出公共卫生的范畴。例如，通过对1665年伦敦大瘟疫之前与之后死亡率的变化(分别为18%和1.8%)，学者们推断出人体免疫力的增强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是鼠疫在英伦消失的重要原因。另如通过人口死亡统计可以得出新生儿性别的男女比例是107:100，男性在各年龄组的死亡率均高于女性，新生儿与大城市人口死亡率更高等等，这些统计结果与鼠疫相关，但是其涵盖的意义却超出了鼠疫的范畴而扩大到更为广阔和深层的问题中。

在人类历史上的历次传染病当中，了解疫情的状况是制定各种应对之策的前提。相较于中世纪教会主导的防疫行动，近代早期由王国政府、伦敦市政当局主导的防疫更加理性和规范化，相比较隔离检疫这些传统就已存在的防疫措施，编制人口死亡统计表却是英国防疫史上的创新之举，极具代表性。人口死亡统计在不断地发展改进中，不仅使得政府及时掌握了疫情，也起到了警示市民防范鼠疫的重要作用。通过人口统计表，我们也可以看到鼠疫对人口、经济等的影响。

三、人口死亡统计存在的问题及其解释

人口死亡统计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如同当时推行的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一样，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都需要历史地、理性地去理解。

首先，人口死亡统计表的编制缺乏专业性。死亡人数的最初提供者是搜尸人与尸检人，这些老年妇女没有专业的医学知识，她们对死者死因的判断主要来自于经验，有时会将肺鼠疫与当时的流感和斑疹、伤寒混杂在一起；有时也会用含混不清的词语表明死者的死因，如“悲伤而死”“发烧”“上了年纪”“国王的罪恶之病”“暴死”“谋杀”等。对于这些，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随着鼠疫的频发，鼠疫的症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通过症状来判断是否死于鼠疫并不困难。

其次，呈报者与编制者出于私利存在着一定的营私舞弊行为。因为呈报的人口死亡数量直接与报酬联系在一起，据当时的史料，搜尸人与尸检人会伙同搬尸工将奄奄一息的病人直接抬到运尸车上，因为这样她们又会得到发现一具尸体的报酬。执事、司事违法的事件也有发生，一旦将某人作为疫死者上报，其家庭会被隔离，这就存在一些家庭贿赂呈报者与制表者以隐瞒疫情的情况。但是，随着防疫法的完善与推行力度的加强，法令以及实践中均加大了对防疫中违法问题的惩处，特别是在1603年王国防疫法的颁布之后，文献所记载的营私舞弊案例越来越少。

再次，出于宗教原因，有的执事和司事没有记录异端的葬礼，有时甚至连非国教徒的葬礼也不记载，这会导致统计表的失实。著名历史学家梅特兰表示，在1729年，伦敦的人口死亡统计表中共漏掉了3038次葬礼，主要是非国教徒的。(6)F. F. P. Wilson, The Plague in Shakespeare’s London, p. 200.但是，从前面统计表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从1626年开始，在疫情统计中，人口死亡统计、教会葬礼统计、出生与受洗统计是同时进行的，要从中查出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例如，根据历史学家威尔森的统计，1625年，伦敦14个教区的年死亡人数有两个教区与葬礼登记表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在圣·詹姆斯教区，人口死亡统计表给出的是1191人，登记表1164人，14个教区的死亡总人数是2517 人，在葬礼登记表上是2495人，也就是在2217人中只有22人、114人中只有1人是有出入的，人口死亡统计表与教区的葬礼登记表是基本吻合的。(7)F. F. P. Wilson, The Plague in Shakespeare’s London, p. 206.当然，如果不是这样严密的多管齐下的统计表，梅特兰也不会发现漏掉的葬礼。因此，即便有漏掉的葬礼，政府与民众还是可以从人口死亡统计表中看到疫死者的大致情况。无怪乎现代学者威廉·欧格在《近代早期人口死亡统计表的可信性调查》一文中得出，如果从几十年到上百年的较长时段来看，人口死亡统计表与出生、受洗的统计表中所记录的人口数量是大致吻合的。(8)William Olge,” An Inquiry into the trustworthiness of the Old Bills of Mortalit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55, No.3, (September, 1892), p.445.

最后，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近代早期，王国政府、伦敦市政当局围绕人口死亡统计表出现过争议。第一次是1543年8月，亨利八世严厉斥责市长没有将人口死亡统计表交给他。第二次是1570 年，有很多人抱怨统计表不准确，市长也指出教区执事、司事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没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没有将感染鼠疫的部分家庭上报给市政官。为此，市长颁布了一项文告，规定在将统计表呈给市长之前，任何人不得私自篡改、涂抹或分发，否则每次将被罚款 10 先令，罚金的一半给伦敦议会，一半给穷人，另外还要视情节轻重受到其他惩罚。第三次是1578年，因为统计表做得不够细致，枢密院指责市长，并建议把每个家庭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等详细登记造册，这样发生鼠疫时一个家庭的成员或死或逃，都可以查出。对此，伦敦市长和高级市政官表示反对，因为这项工作开支巨大，他们认为，流言所说的情况并不严重，多是谣传和诽谤，只要工作谨慎，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第四次是1590年，枢密院怀疑统计表失真，为此，市政厅要求必要的时候教区的俗人委员会要与搜尸人一起仔细查看尸体，然后做出准确的统计表。如果对于死因有疑问，可以请来其他教区的搜尸人，或者是请外科医生来帮忙，所有这些人的报酬由教区来出。第五次是1603 年4月，议会抱怨伦敦有瞒报疫死人数的情况，市长对此不予承认，但是他却暗中要求各教区重新选派诚实可靠的搜尸人，以减少失误。第六次是1608年，詹姆士一世抱怨市长没有将统计的疫死情况汇报给他，国王情绪很激动，因为这样的事情曾经出现过，而市长此前也曾发誓以后不会这样。

实际上，在编制人口死亡统计表的过程中，伦敦是首都，也是王国的地方，它的利益与王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王国政府与伦敦市政当局需要应对鼠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必须掌握疫情，人口死亡统计表的编制是与他们防疫的主要目的一致的。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伦敦市政当局虽有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未能及时准确上报疫情，但是他们在被质疑的情况下最终都执行了王国政府的命令。特别是在1608年之后，没有发现王国政府严厉指责伦敦市政当局瞒报疫情的情况。

四、小结

综上，近代早期伦敦因疫情而进行的人口死亡统计是英国公共卫生史上的一次创新，它是当时隔离检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死亡人口统计，就不可能进行及时有效的隔离检疫。人口死亡统计的编制从粗略到不断细致、规范与合理：涵盖的时间从每周统计，增加到每月、每年都有统计，包括的内容从疫死者的统计，增加到葬礼统计、出生与受洗统计，以及非常有创新性的不同年份的对比统计等等。人口死亡统计表经过近两百年的完善发展，到17世纪末期，它从为了解疫情的应急性统计，转变为常规性的人口统计，也旋即成为近代英国人口统计的开端。17世纪中叶开始，人口死亡统计表由城市同业工会负责公开出版，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