蘸着黄河水写作

畅建康：出生在黄河边，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家乡，直到退休未曾离开过黄河，黄河对你的人生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高定存：保德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吕梁山北坡之上，从地理位置说，有些偏远，自古交通不便。这一带山高坡陡，立地条件差，干旱少雨，十年九不收。幸亏有这条黄河，给这一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生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干旱的黄土地加上脾气暴躁的黄河，造就了保德人性格中的豪爽硬朗，还有一些倔犟，好认死理。黄河在这一带奔腾咆哮，急急而下，保德人说话也都高声大嗓，办事没有那些盘盘绕绕，喜欢直来直去。所有这些，在我身上都有体现。

我在一篇文章里说，黄河生动了这一方土地，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灵感。任何一条河，都能带给人一种生动与灵感，更何况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几十年来，我守在黄河边，从河上读历史，读地理，读文化，读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多启示。黄河能使人心胸开阔，能激发人的灵感，我越来越喜欢这条河。我写的一些散文，看过的人都说，最喜欢写黄河的那一部分。我也有此体会，写黄河的时候，笔尖如同蘸上了黄河水，感觉流畅无碍，不生涩。我的第一篇获奖散文是《黄河流凌》，第一次在《散文》发稿是《读不懂黄河》，出的第一本书是《黄河往西流》，都与黄河有关。从1989年开始，到2019年，我记录黄河物事三十年，有四十来万字，其中一半是散文，一半是纪实。如果不是守在黄河边，我的写作会缺少很大一块，或许都难以起步。

畅建康：和许多农村出身最后落户到大城市的作家不同，你一辈子生活工作在晋北的一个小城———保德，这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帮助吗？长期在基层，对写纪实有什么利和弊？

高定存：保德县历史悠久，一辈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看着古老的黄土地上如此深刻巨大的变化，让人生发许多感慨，感觉不记录这些变化，实在有愧于这片土地，有愧于这个时代。这一片黄土地深沉厚重，却又多灾多难。对我创作上的影响，一是形成了一种粗犷实在的风格，我写东西很老实，叙事老实，语言老实，显得笨拙，不灵巧；二是使我更多地关注苦难与不幸，所写纪实大都与此有关。

长期在基层，写纪实利弊都有。有利条件是，对所在地方的历史文化以及风俗民情了解多，对基层情况掌握多，对所写故事的来龙去脉甚至每个细节都清楚，对故事里的人物熟悉，能写得深入细致，真实生动，不会跑偏。弊端在于，长期在一个地方待着，游历少，眼界不开阔，少了对比，在题材选择上会有局限性，不能把所写故事放到时代大背景下考量，在表现手法上可能会笨拙一些。还有一点，长期在一个地方待着，写纪实遇到地方上的一些糟糕事，特别是因为政府决策犯错误之类的事情，就不好直接写出来，即使写了，也不好马上发表，要等以后才能发表。这也是一种局限。总体说，身在基层写纪实，利弊都有吧。

畅建康：你大学毕业后一直从政，几十年下来，从团县委书记到组织部副部长再到副县长，再到县政协主席，是地道的官员，官员身份对你的文学创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知道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迄今也三十年了，可谓为官之路和创作之路齐头并进，你是怎么处理官员和作家之间的角色关系的？

高定存：我从1993年进入政府，任了三届副县长，一共十四年，又任了两届政协主席，九年，也算是县级领导吧。在这个位置上，对全县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也知晓上面的政策，知道县政府如何决策，如何运行，如何料理全县事务。另外，成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也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干什么，在如何生活。在中国，县级政府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站在这个环节上，能观察上下两头，很有些意思，对写纪实很有好处。当然了，夹在中间，也有很多无奈的时候。如果没有自己的亲身所历，我根本写不了纪实文章，在这一点上来说，当领导有助于写作。

反过来讲，写作对于当领导也有促进作用。文学作品，尤其是纪实文学，要想有生命力，真实是第一要素。记录时代不单是要记录辉煌，更要记录疾苦，不能只唱颂歌。要特别关注底层，要对民间疾苦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和体验，不能回避苦难，不能回避矛盾，要去发现问题，要去揭示问题。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对下情就关注多，不怕遇到矛盾。有时候为看个究竟，就站到矛盾堆里去，接触方方面面，倾听各类人的诉求，这正是体验生活、发现素材的好机会。所以二十多年来，我从不回避矛盾，不怕接待上访，接访时候认真听取访民诉说，追问事情缘由，还做记录，一半为解决问题，一半也是为写作。接待过上访，就得给人家有一个交代，就得去解决一些问题。久而久之，群众看我听得认真，还做记录，就说我工作认真，同情老百姓，是一个好干部。所以说，写作对于工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外，写作就得读书，就得思考，坚持不懈，认知水平自然提高，同时也具备了人文素养，有了悲悯情怀，有了敬畏之心。我觉得这三点是当领导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有此三点，不管形势如何，不至于办下糊涂事甚至荒唐事。有此三点，当领导不会差到哪里去，如果再有一点担当精神，那就是一名好领导。

当领导和写作不矛盾，要说有冲突，可能只是时间上有一点，挤一挤也就可以了。

畅建康：你的第一本散文集《黄河往西流》，收录的是你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散文，可以说还看不出什么鲜明的风格。但是从新千年开始后，你的文学创作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注意到你开始自觉地实践纪实这个文体，不断有纪实作品和大家见面，取得不错的反响。你是怎样跨出这飞跃性的一步的？

高定存：写作其实在1982年刚参加工作就开始了，零星发表一些，但数量不多，质量平平，写作没有一条主线，杂七杂八，自己也感到不满意。

1993年担任副县长以后，工作忙。一边忙，一边思考自己的写作。渐渐地，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冲击着我，农村的剧烈变革震动着我，我觉得，写一些山川草木的纯散文，抒發自己的个人感情，意义不大。与其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不如实实在在记录自己身边的事情，记录黄土地上的事情，记录身边这条黄河。由此决定，集中精力，写黄河，写黄土地，坚持朝这个方向走。

记录时代变迁，展示社会矛盾，描摹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基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文学的一部分。回眸历史不难发现，许多时候，历史缺乏的是细节，而不是框架。英雄逐鹿社稷兴亡之类的大事，自有专家学者在记录，而民间小事，百姓生活，却更能从细微之处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

而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世界好像被谁给按下了快进键，最近三四十年的变化，简直能超过此前上千年变化的总和。过去一千年两千年，黄土地上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而在最近三四十年，真正是天翻地覆。巨大的变化，催生出了无穷无尽的故事。

现实世界只是时空长河中的一个瞬间，人类社会在急速前行，若干年后回头看，会有很多新感受。当时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事情，青萍之末，后来成了卷天飓风；当时许多虔诚所为，后来成了笑柄；当时以为是史诗般的正剧，后来看简直就是儿童游戏。历史回环，时时处处和人开着玩笑。将这些记录下来，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寫纪实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为地方上留下一些史料。保德县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殷商时期率先使用金属货币，春秋时筑林涛寨，宋朝已设州。虽然历史如此悠久，但留传下来的史料，只有一部很简单的州志，许多历史事件无从寻觅。我任县政协主席以后，将编纂文史资料作为重要工作，九年编辑出版了九本文史资料，记录保德县的民俗、民歌、名胜古迹、历史照片、农业合作史、南下干部等，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三大卷一百二十万字五百多张照片的《保德村庄》一书，为保德341个村庄立传。这部书完成不久，保德的村庄就消失了48个。如果不记录，再过若干年，一批村庄就无从稽考了。

虽然我记录的是一个地方的事情，但全中国的县大同小异，农村一个政策，状况基本差不多。一个地方的史料，可以借鉴更大范围。比如我写采煤沉陷，写的是我们保德县，但几乎就是山西省的一个缩影。

畅建康：一辈子守着一条大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一个人之幸，更是一个作家之幸吧。古老的黄河诞生并哺育了中华民族，有写不完的故事，写黄河的作家很多，作品也很多，读你写黄河的文章，我感觉很亲切，虽然没有大构思，但却像儿子叙说母亲，已经结集的《走读黄河》最具代表性。

高定存：从我十三岁时第一次看到黄河，至今已过去了五十年。五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短，小孩变成了老头，但对于古老的黄河来说，只是一个瞬间。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河上也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演绎出了一连串生动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河上大船往来，晋陕峡谷还是一条黄金水道。70年代洪水滔滔，曾淹没过我们保德县城的街道。到80年代，水量大减，河里碧水如蓝，让许多初见黄河的人惊诧不已。90年代河水纤弱如丝，下游连续出现断流，1997年断流时间最长，达二百二十六天。进入21世纪，天帮忙，人努力，河水渐渐恢复了平稳。五十年间，河上消失了船帆，河中少了河柴和鱼，沿河开了公路，跨河大桥如同搭积木一般，接二连三架起来，峡谷里矗立起一座又一座大坝，水量由人工调控……黄河在过去五十年里的新鲜事，比此前五百年间发生的还要多。我守在保德看黄河，如同阅读一部史诗巨著。

黄河历来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水流牵动着国人的心。守着这样一条大河，眼看着河上如此多的变化，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几十年来，看黄河，描摹河中风物，记录河上故事，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经年累月，杂七杂八，有趣的，无聊的，捞河柴一般，不知不觉间捞起了一大堆。内容既有古老的航运故事，也有本世纪晋陕两岸围河争地的冲突，有历史钩沉，有地理探究，有古今人物，有地方民俗，也有我的一些感受和思考。

通过一条河的变化以及岸边人们的活动，可从一个侧面看到半个世纪以来时代的变迁。

畅建康：黄河岸边农村长大的你是农民的儿子，又是他们的父母官，还是作家，三重身份的你笔下的农村和农民会是什么样子，你的关注点又是什么？《乡土之裂》系列纪实是否体现了你的创作意图？

高定存：我生长在农村，高中毕业以后回村当了四年农民，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说到农民，我认为中国农民是天下最好的农民。吃苦多，最听话，任劳任怨。我也常想，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的农民有如此精神？应该说还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起作用。在我笔下，对农民总是充满同情，我认为农村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上访甚至闹事，都不是因为农民不好，而是别的原因。

说到村庄，它是人类社会构成的起点，村庄传承着地域文化，延续着民族血脉，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村庄都有着厚重的历史。但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乡村命运呈现千年未有之大转折，正在寻求新的道路。我关注和记录的，就是村庄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变迁，命运如何改变，村庄里的人们将走向何方。

《乡土之裂》主要写采煤沉陷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世纪之初，山西煤炭大量开采，致使上千个村庄塌陷，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家园失守，村民上访，村庄以及村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以及乡村秩序被彻底撕裂，从物质到精神，村庄已经完全碎裂。《乡土之裂》就是想通过一个塌陷乡在一年里的种种动荡不安，来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矛盾与冲突，展现各类人物在这场冲突动荡中的表现，写村庄的命运，写农民的命运，写人的精神思想的改变，写县、乡两级干部的艰难与无奈，留存特定时期的一段记忆。

因为资源开发引发矛盾冲突的不独山西，全国各地都有，起因不一定相同，但冲突过程基本相似。《乡土之裂》体现的，也是高速发展背后，极为沉重的另一面。

畅建康：你的其他系列纪实散文如《村学走访记》《包村记事》等也都有好评，和《乡土之裂》一样，在记述的同时不仅注入了自己的感情，还注入了思考和忧虑，是这样吗？

高定存：是这样，纪实作品肯定倾注了作者的感情。保德县在2019年脱贫，这是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很了不起，政府从多方面做了记录。看到脱贫成绩的同时，我也看到了农村在一天天萎缩凋敝。早先是脑筋好的人走了，前些年是身体好的人也走了，村里小学百分之九十关门了，而从去年开始，干脆有一批村庄被铲除了。看到这些，总有一种惋惜与忧虑。

2012年，我们开始编纂《保德村庄》的时候，全县341个村庄，然而到2019年，全县已有48个村庄被消除了，占到百分之十四。是真正的消除了，村民搬走，房屋铲除，村庄销号，村民户籍转移到其他地方。从此以后，地球上就没有这48个村庄的任何痕迹了，如不记载，将来无从稽考。据统计，忻州市注销的有790多个，山西省注销的有3300多个，这是一件应该载入史册的大事。那些被注销的村庄少则存在了一二百年，多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突然之间就被铲除注销了。这些村庄虽然不是古城，不是文物，但毕竟有过久远的历史，不应该让其像树叶被风刮走，沙粒被土掩埋一样，了无痕迹地消失掉，至少应该有一本村志或者什么文字记录一下。

畅建康：得知你退休不久，脱离了繁杂行政事务，你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我们大家都在期待。

高定存：退休闲下来，我将继续关注家乡的变化。脱贫已经完成，我们进入了小康社会。随着采空塌陷加剧，村庄不断减少，人口流动加快，教育向县城集中，旧秩序被打乱，社会转型，村庄将走向何方，自然环境如何改变，农民进城以后如何生活，这些都值得关注。我计划先写一写铲除村庄之事，去年已经做过一些采访，我以为这是值得记载的事情。村庄之外，要续写《村学走访记》，记录新时期农村小学状况。另外，曾经接待过无数次的上访，也写过不少日记，我想把这些整理出来，从上访当中，能看出社会变革之中各类矛盾的产生与演化过程。

历史车轮越转越快，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世界将是怎样，谁也难以描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将来纵然高楼大厦，金碧辉煌，但后人看我们留下的平凡真实的文字，亦如我们现在看百年前的老照片一样，既会感到新鲜与亲切，也能引发深深的思考。后人由此可以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村庄，有过这样一些事物，山川河流曾经是这般模样，祖先们曾经辛劳不息，自以为是地做过许多大事小事和蠢事。

责任编辑阎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