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柳传志：一本创业者的“教科书”

本刊记者_潘黎冰

一个世纪前，一位叫让·路易斯·雷奥尔特的法国记者写道：“我已经注意到，人们越是用抽象的概念称颂创业者，他们越会轻视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创业者。”

来自黎巴嫩的美国作家塔勒布评价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失败的战士，无论他牺牲了还是活着。同样地，也不存在失败的创业者或失败的科研人员这种说法。”

“创业是一个高风险、英雄式的活动，对经济的增长，甚至仅仅是生存来说都至关重要，它也必然促进知识的发展。有些人虽然什么也没有得到，无名无利，但却为别人贡献了最好的知识，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2019年末，联想集团创始人、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退休了。

没有仪式，没有媒体见面会，只是发了一则公告和一封告全员信，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者代表，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正式告别了职业生涯。

关于这位企业家的过往信息，也被自媒体搜索出来，铺天盖地，在社交平台上变成新的流量。

12月23日晚，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周刊》报道了柳传志退休一事，节目最后，主持人白岩松向柳传志表达了敬意：“谢谢你，老兵柳传志。”

对于网络上的一些言语攻击，白岩松拿馒头举例，“吃五个馒头觉得饱了，前四个馒头就毫无价值，只有第五个馒头才功勋卓著”“这是不知过去，不念未来，只知道一点现在的短视行为”。

75岁的柳传志，是联想创始人，在柳传志带领下，联想从国民品牌走向世界品牌。在1994至1996年的四轮疯狂价格战中，联想和国际PC巨头康柏、IBM和惠普一较高下，在艰难的商业竞争中胜出，鼓舞了一批中国IT企业的发展，使电脑逐步进入中国千家万户，甚至可以说为中国今天的信息化和互联网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年，联想的广告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曾家喻户晓。

在柳传志带领下，联想已经从国民品牌走向世界品牌

“干嘛让一个老人家，还在那里当牛做马、担惊受怕”

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大楼，前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的办公室，大片落地窗外的市容一览无遗。

办公室墙上挂着字画：“以产业报国为己任，致力于成为一家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在多个行业拥有领先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投资控股公司。”

字画下，堆放着一排书籍。有一阵，柳传志看的是《光荣与梦想》，并把这本书送给亲朋好友。“我关心历史角度的书籍比较多，关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

曾经，办公桌上有三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一张大全家福，数起来有二十余人。中间的照片上有四个人，柳传志搂着妻子，身后站着一双儿女，柳林和柳青。第三张照片年头比较久远，柳传志和妻子样子年轻，是和父母的纪念照。

现在，柳传志的退休生活有了新爱好：打竹板。逗孙子时，他会即兴编词：“打竹板，咱们有话说，老柳家就是故事多，今天咱们喝了点酒，说说柳家的小朋友。小朋友，有好几位，大大小小能排队……”据说，柳传志一直活得很接地气。

柳传志退休的消息传出后，联想控股的前员工在朋友圈发文致敬，说之所以钦佩柳传志，是因为“他很正派，有想法，对企业管理的贯彻很坚定。”另一位联想前员工感叹：“老爷子早该退了，干嘛让一个老人家还在那里为你们当牛做马、担惊受怕？他的身体又不好，得过癌症，干什么都拼命。”

20年前，在撰写对柳传志的专访报道时，《中国经营报》副总编张曙光闪过一丝茫然，自上世纪80年代，关于联想和柳传志的分析报道就多见报端，透明度很高，但转念一想，和联想、柳传志同时代的企业、企业家，不少已销声匿迹，“这样一想，又觉得联想是个写不完的企业，总能让人有可思可想的地方。”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说“未来可期”，或者“未来已来”，但四十年前，未来不是一个水晶球，而是厚重的毛玻璃。

从陈春先到柳传志

1978年，是中国重要的一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正式拉开：恢复高考、建立经济特区、民营资本崛起，这个古老的国家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说，农村改革是小岗村首开先河，那么科技领域则是中关村首当其冲。40多年过去，回顾中关村，回顾联想的创业，却必须要从另一个人说起。

1978年，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走下飞机悬梯的人中，有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这一年，陈春先刚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一等奖，并和陈景润等人一道被破格提拔为中国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沿着美国波士顿128公路、旧金山硅谷转下来，陈春先看到数千家由教授、大学生、工程师创立的公司，以及由它们构筑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一位美国教授，靠20人的永磁体小公司，就能为NASA和全球核实验室供货。科技和商业的协同，爆发出如此惊人的生产力，让陈春先深刻认识到这是美国经济科技强大的原因。

陈春先想到了“中关村”。北京海淀区聚集着中国顶尖的30多所高校、130多家科研院所。1980年，陈春先在向中科院、北京科协的听众做“访美报告”时，大喊“只要转变观念，我们也能做到”，宣布要创办一家“硅谷公司”。

“文革”结束才刚刚3年，陈春先说这样的话，大家都觉得他疯了。

陈春先比人们想的更“疯”——他定下一个“二不四自”的原则：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这在后来成为无数中关村公司效仿的样板。但历史赋予陈春先的使命，似乎也到此为止。

陈春先先后创办了20多家公司，历经项目失败、贸易纠纷、非法拘役等磨难，不但没挣到钱，还因为下海失去了体制内的福利待遇，晚景凄凉。2004年，70岁的陈春先去世。他捐出眼角膜，留下把“光明留给后人”的遗愿。这位“中关村第一人”不富有不成功，却率先打破了时代坚冰。

除了陈春先，当时还有一个标志人物：王洪德。正是有了他们的“反叛”，才开始有中关村的科技创业时代。

1984年，被称为中关村的“拐点之年”。这一年，有了后来大名鼎鼎的联想。

改革开放的前几年，柳传志的工作和生活很平淡，作为一名中科院计算所的普通技术员，月工资78，全家7口住在一间12平米、自行车棚改造的小屋。

这个时期的柳传志很苦闷，尤其自己从事的磁记录电路领域，看到国外同行更先进的技术，他当时的感受是“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时光”。

1984年，柳传志等11位科研人员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平房（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中创办了联想

联想创业初期老员工合影

受陈春先的事迹鼓舞，柳传志萌生了创业念头。

1984那一年，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提出“一院两制”改革。周光召顶住压力，支持一部分科研人员出来办企业，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

就这样，年岁40、坐了小半辈子办公室的柳传志，怀揣研究所投资的20万元，和10位比他年纪大的同事，一起在中科院计算所不足20平方米的传达室里成立了“联想”。

创业时期的柳传志

“我们是要做事的人，永远不能埋怨”

在满是灰尘的屋子里，这群人召开了联想历史上第一次“小平房会议”。三个长条凳上坐着公司的全体员工。第一个议程是打扫卫生。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

“很不幸20万很快就被人骗走了14万。”听人说倒卖一台彩电能赚1000元，联想也跟着做，不到一个月就在江西倒腾彩电中被骗走14万，对蹒跚起步的联想，这无疑是致命一击。一群人只得尝试各种生意，但都没挣到钱。

“所有的床都是折叠的，白天呼啦就推回去了，晚上全拉出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落脚”。那时在中关村，常能见到柳传志骑着三轮车，大街小巷叫卖电子产品、生活用品、杂物。总之，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什么都卖，要找到每一个可以赚钱的东西，为“新技术”事业做积累。

“有一次得阑尾炎住院一周，休息的感觉像进了天堂。”

联想成立，柳传志就开始戒烟。“办公司少不了交际，当时好烟五毛钱一盒，如果公司上下都这样花销，钱花不起。”他后来总结，“这辈子就没抽过好烟，以前是抽不起，后来是戒了。”

“当时计算所的同事，胆子都是很小的，你就得勇敢地站出来，得承担这个责任。说到的事情必须做到，除非不可抗力。”柳传志首先约束自己，再去影响他人。那时他常在梦里惊醒，深夜出一身冷汗。“夜里梦见自己抽烟，大概不下20次，倒不是想抽烟，而是在梦里想到自己没遵守规定，都被吓醒。大概创业十年之后，还会做这样的梦。”

对自己严苛到神经紧张的地步。企业家冯仑形容柳传志：“伟大在于管理自己，而不是领导别人。”

那个年代，规则不全，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引来大麻烦。柳传志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很多事完全按当时的规则来办，企业就办不下去，但走在红线边缘的时候，就有很大风险。

寒冷的冬日晚上，为了向某处长汇报工作，柳传志带着几个同事在冷风中等了近3个小时。“天那么冷，但柳传志一直乐乐呵呵的，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他还一度怕我们饿着，让我们去吃点饺子。”

柳传志和同事说，“千万要记住，我们是要做事的人，永远不能埋怨。”

80年代，创业磨难无数：被机关办事员刁难、被迫搬迁生产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的碰撞，各种槛，他们都经历过。

联想曾在某地投资准备建一个冷链市场，钱交完了，领导换届，下任领导上来说，这块地改为绿化带，不能投了，几千万就白交了。何其艰难。如果问柳传志这些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留下了什么？那就是坚持。

在规则不清、政策不齐、法律也不健全的时代背景下，这群人硬是踩着刀尖，一点一点地打开了市场经济。

“不在改革中成为牺牲品、有理想而不理想化”

柳传志后来总结，那些年“我自己领悟出的道理有两个：不在改革中成为牺牲品、有理想而不理想化。”

这样东打西弄一阵后，柳传志抓住了救命稻草——中科院给各研究所配备500台IBM电脑的组装、培训与维护。柳传志重拾计算机老本行，为公司赚了第一桶金70万元，联想才赢得一线生机。

于是，柳传志逐渐摸到了一个背靠中科院计算所的优势：代销电子产品。当时任何电子产品进口都需要批文，谁能拿到批文，谁就占得市场先机，联想借这个体制背景，找到了在贸易中生存的诀窍。那个年代，电脑多是政府、科研院所与企事业单位采购。从2004、2005年起，普通家庭用的消费类型电脑才开始出现和增长。

这决定了柳传志的创业风格，也由此埋下了“贸工技”的因子，以及日后兄弟反目的“贸工技”与“技工贸”之争的伏笔。“我是从科学院体系出来的，带着一拨人从无到有，从零到一，要时刻考虑的是这波跟我一起干的人的未来。不可能冒险。”因此，这也让联想与日后崛起的任正非和华为可以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猛勇突进打法截然不同，

很快，柳传志就对光鲜的销售数据不满意了，他觉得联想不能只做一个销售商。在销售的黄金期，柳传志急于转型，要制造自己的品牌电脑，源于他对行业的解读和思考：中关村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销售商，每个人都沉浸在“赚差价”这种来快钱的活。一旦有冲击发生，滩前淹死的，都是这些销售商。

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1987年，柳传志力排众议，让联想迈出了转向制造的第一步。最大的障碍是国家不批准。根据当时的政策，制造型业务，只有体制内的企业才能拿到国家的批文，体制外企业不能碰。

于是，柳传志绕道香港，将挣到的和借来的钱，凑了100万美元，在香港成立分公司。

这，就是联想研发计算机的开端。

柳传志邀请倪光南加入联想，研制出了第一款自己的产品，联想汉卡。图为1991年6月，倪光南在香港联想给柳传志、吕谭平、张祖祥等演示在激光打印机上加联想激光打印卡（ASIC芯片）的效果

“创业的历史，是成功者和失败者共同创造的”

1988年5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批，“中关村”正式诞生。

压抑了十余年的创业热潮开始喷涌。“中国第一程序员”求伯君来到中关村。他先进四通，后入金山，三次肝病爆发，挣扎着在病床上做出了WPS，横扫整个文字软件市场。之所以这么玩命，求伯君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愿意把作为信息产业灵魂的软件产业，完全建立在他人的智慧上。”

1988年，联想的员工王莘辞职，靠在中关村倒卖软件攒下的第一桶金，在1993年创立了一家后来著名的公司——瑞星。

同年，被柳传志招进联想的郭为，琢磨出“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词。而柳传志的管理三要素：定战略、搭班子、带队伍，日后成为了众多企业家和企业的管理宝典。

1995年，瀛海威将“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广告牌竖起，宣告互联网降临中关村。

这一年，搞出“中国黄页”的马云，朝圣般来到瀛海威，拜会偶像张树新，只有会面半小时的接待。出来后，马云望着瀛海威的广告牌说：“如果互联网有人死，张树新一定比我死得早。”

求伯君的北京金山全力开发挑战微软的办公软件“盘古”，遭遇重创，变卖别墅也无力回天。关键时刻，联想为他注资了900万美元，让他绝处逢生。

杨元庆这时踌躇满志地进了金山，并不知道日后自己会被柳传志调教成为联想集团的董事长。金山总经理的大任被授予了雷军，雷军盘算用15万将张小龙的FoxMail并购，却因诸事缠身，最终和日后打造出微信的张小龙失之交臂。

清华留美博士张朝阳，把搜狐和风险投资带了进来。几条街外，刘强东把刚租下的柜台打扫干净，卖光盘刻录机的“京东新媒体”悄悄开了张。1999年，李彦宏跑去旧金山，走街串巷拉风投。这年圣诞，北大资源宾馆挂出个牌子，上面有两个大字：百度。

也是这一年，苏启强把连邦软件的加盟商王峻涛（网名老榕）请到中关村，搭建起著名的电子商务网站“8848”。此前，老榕一篇《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网文，顺手带火了一家日后名为“新浪”的网站。

此时的马云，结束了在北京的徘徊，回到杭州办的阿里巴巴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2000年，8848的交易量已达26亿，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电子商务，后来，8848分崩离析，马云却把电子商务做到了顶峰。

40年弹指一挥。今天，从北京地铁4号线“中关村站”出来，步行至创业大街，便能仰望一部中关村的变迁史。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创业的历史，是成功者和失败者共同创造的，千万不要忘记那些失败的人。”

80年代的中关村

如今，中关村早已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国的“硅谷”

联想的商业布局

八十年代初期，电脑技术传入中国，但全是英文，没有汉字处理能力，应用范围十分有限。中科院计算所很多科技人员在研究汉字处理技术，倪光南便是其中之一。

柳传志邀请倪光南加入联想，1985年联想研制出第一款自己的产品——联想汉卡。1986年开始，联想通过代理销售IBM 、AST、惠普等国际微机品牌，一方面积累资金，一方面不断认识市场，学习国外企业的管理经验。

1988年，柳传志建立香港联想。联想成立微机事业部，同年2月14日，柳传志带领联想集团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1997年联想发动了价格战，将计算机产品的价格降低到比国外竞争対手产品低40%的水平。

从1997年到2000年，康柏、IBM和惠普在中国市均占有率从21%下降到不足10%，朕想的市场份额上升到25%以上。从1997年开始，联想连续八年中国市场份额第一，中国PC市场不再是外国品牌垄断，国民品牌开始崛起。

2004年12月，联想集团在北京以12.5亿美元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及ThinkPad品牌。收购完成后，占全球PC市场份额第九位的联想跃升至第三位，仅次于戴尔和惠普。

一夜之间，中关村土生土长的联想集团拥有了庞大的国际采购、运营和销售平台。外界对这一收购毁誉参半，但这也使中国企业开始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

“这是中国企业难以拒绝的机会，但同时风险巨大。”收购一役帮助联想站稳中国本土市场，在和国际PC巨头的竞争中胜出，也鼓舞了一大批中国IT企业的发展，柳传志也从此被尊称为中国IT教父。

不过，据说商界有一种说法：商场上要经得起减法，扒去资产、褪去光环、除去地位、抹去外貌，只留下精神的部分，如果还能让人肃然起敬，心怀感念，那便可称作教父。

“要非常有自知之明”

2013年，央视《对话》栏目，69岁的柳传志在长达4个小时的专访里，说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比如，当年为了要扭转困局，被逼得曾当着公司全高层的面准备跳楼，还直言“当老板是一件苦差事”“每年都要经历要死要活的抗争”。

在中国，如何在宏观商业生态下，在一次次急流险滩中，把企业家个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致，柳传志的创业故事无疑在思想层面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柳传志在业内又被很多人称作“精神导师”。

这些隐藏在企业家内心的委屈和伤疤日后听起来像传奇故事，但在当时，就是一场一场的生死战争。

要在各个时期的大风大浪中平安着陆，考量的是掌舵者的智慧和勇气，以及如何把员工利益和公司利益紧紧捆在一起，拧成一条绳，劲往一处使。现在看来顺理成章的很多激励员工的办法，在当年都是难以求来的“真经”。

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往往是企业走在前面，政策跟随其后，所以企业的很多举动也是在“试错”。

“不创新会死，但创新可能死得更快，活着的毕竟是极少数。”冷静分析后，柳传志为联想选择了多元布局和转型，“电脑、高科技继续要往前推动，不能按住它、不让它创新，但是怎么能让它继续活下去？就是允许它有犯错误的机会、有总结的机会，只要现金流别断就行。”

张曙光这样评价柳传志和联想：“每个成功的企业都自有其发展的道理，但联想的冷静和自知之明却是旁人所不及的。”

柳传志曾指出3件企业不能干的事：“没有钱赚的事不能干；有钱赚但投不起钱的事不能干；有钱赚也有钱投但没有可靠的人去做，这样的事不能干。”

联想历时7年的股权改革也被视为中国企业史的经典案例。早在1993年，联想面临严重业绩危机时，柳传志就向中科院提出，拿出35%的股权给员工持股，激励管理层和员工，并保持联想的“国有”属性。在外界看来，这一相对中庸的改革措施，不但没有激化矛盾，反而激发了员工和管理层的积极性，在同时代的企业家中，柳传志也由此成为平稳过渡者。

2017年，财经作家吴晓波采访柳传志。当吴晓波称其为“教父”时，柳传志急切地拦住他的话头：“别，晓波，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把我挂在这里很难受。”

这种下意识的反应，能让人看出他的谨小慎微。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习惯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习惯了在中国特殊的政商夹缝里小心翼翼生存。

2014年，一位英国分析师向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提问：20年后的华为会是什么样？任正非不假思索：“20年后，华为将是一片坟墓，或许十年后华为这家公司就有可能已经不存在了。”短短一句话，就把这代企业家身上的危机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

居安思危，或许是这些前辈企业家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特质。

中关村走出了无数互联网行业佼佼者

不能回避的困境

今日的联想，有许多不能回避的困境——当华为通过大量技术投入，获得了很大回报，曾经远比华为强大的联想，却没有能并驾齐驱。公众的失望情绪渐渐化作调侃。

但每个时代的企业家都有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企业家吴军2019年评价说：联想没有做芯片，并不都是他的责任。这恰好是柳传志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跟联想同时代的PC系列企业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剩下来的，宏碁已经不行了，惠普转型做服务了，戴尔下市了。今天再看联想做到这样的业绩，已经非常好了。

可以说，联想当年走的路，是让中国最快赶上世界步伐的路。美国的很多大公司，包括中国的企业，都用联想的机器。

柳传志走“贸工技”路线，是因为创立之初，联想先要活下去。选择做大，是希望联想有足够的体量抵御风险，只有个头大起来，才能完成替代，也才可能在未来完成超越。这是“用空间换时间”。

无论柳传志做得如何，是否错失了其他机会，他都完成了他们那代企业家的使命。

有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中国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在联想控股的上市庆功大会上，马云万分感慨，“今天我看到了一个中国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坚持了几十年的企业家，这是非常艰难的。”

柳传志说，“我从1984年开始办企业，1988年、1989年就已经站在各种领奖台上，但直到现在仍然还和我站在同一个台上的人，少之又少。曾经的企业界风云人物，如周冠五、褚时健、倪润峰、于淑珉，现在都彻底退出；而淹没在历史浪潮中的企业小人物就更多了，仅中关村就数不胜数。”

这些年，第一代创业家陆续进入暮年，中国企业走向“交接班”时代：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阿里巴巴的马云已顺利退休，但还有一些仍然脱不了身。70岁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还未找到接班人；74岁的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虽然早就做好退休准备，但女儿却不愿接班；和柳传志同岁的任正非，还在力挽公司于困境，频频出来接受采访。

而柳传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或许，我们可以说，以柳传志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者，是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纪念碑。

2019年末，柳传志退休，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创业者代表正式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