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卢斯特》：罗纳德·塞姆历史观的修正与发展

吕厚量

公元前四十四年三月十五日，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被一批罗马共和派元老以“铲除暴君”的名义刺杀。早已千疮百孔、矛盾重重的罗马共和国再度笼罩在杀机四伏的内战阴霾之下。明争暗斗的各方党派均宣称自己在为保卫共和国而战，但他们的兵戎相见却为奄奄一息的罗马共和国敲响了最后的丧钟。不久以后，一名恺撒的追随者心灰意冷地退出政坛，隐居起来提笔撰述自己见证、经历过的当代历史。他的从政生涯是崎岖坎坷、多灾多难甚至为人不齿的。他在自己担任平民保民官的那个多事之秋目睹了普布利乌斯·克罗狄乌斯的遇刺、伟人庞培出任独裁官和对阿尼乌斯·米洛的审讯;并且他在米洛讼案中的冒失发言还得罪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演说家西塞罗。两年后，他不出意外地被元老院除名。恺撒在掌权后又将于穷途末路之际投靠自己的这名党羽重新塞进了元老名单。他担任过军队将领，在一场士兵哗变中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他也做过行省总督，可能因为举止不端而受到了勒索罪名的指控。他隐退后的写作计划从《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阴谋》两个专题短篇过渡到雄心勃勃的巨著《历史》，并宣称自己将对陷入复杂政治斗争旋涡中的各党派不偏不倚。他是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生平第三部学术巨著的主人公—盖约·萨卢斯特·克里斯普斯。

公元九十六年九月十八日，众叛亲离、无力回天的帝国元首图密善在宫中遇刺身亡。继位的涅尔瓦已然老迈且来日无多，一年后便在禁卫军的逼宫下丧失了权威。铤而走险的涅尔瓦决定像之前过继披索的伽尔巴一样过继图拉真，并在前人一败涂地的地方赌赢了国运。罗马帝国神奇地转危为安，迎来了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黄金时代。然而，一位曾在暴君图密善治下的十五年漫长岁月—“凡人一生中的大把时光”—中被迫沉默与隐忍的前执政官已对罗马政界感到厌倦，决定告别政治家与律师生涯的忙碌与喧嚣，专心撰述罗马帝国的编年史。与萨卢斯特相反，这位前执政官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其业绩也有口皆碑。但他崇拜那位仕途失意的史学前辈、自己心目中“最杰出的罗马史作家”。他步步效法前贤，潜心研究并化用萨卢斯特的编年史体例、复古突兀的语言风格和对政治罪行的犀利批判，在《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两部专题史著的试笔后完成了《历史》与《编年史》两部古典拉丁史学的巅峰之作，并声称自己没有什么理由要在记述历史时受到愤懑或偏袒等情绪的影响。他是罗纳德·塞姆生平第二部学术巨著的主人公—科奈里乌斯·塔西佗。

作为当代萨卢斯特研究中绕不过去的一部经典，塞姆的《萨卢斯特》对《喀提林阴谋》《朱古达阴谋》与《历史》残篇的创作年代、史实准确性、写作动机、后世影响的精彩论述是今日从事萨卢斯特史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们不可不读的—无论他们对于塞姆史料烂熟于心、下笔言必有据，却又不乏大胆猜测与丰富想象力的观点赞同与否。但对于国内罗马文化史的广大爱好者而言，笔者希望能于《萨卢斯特》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即将问世之际，在这篇小文中为他们澄清一个问题：《萨卢斯特》同塞姆前两部名著《罗马革命》与《塔西佗》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在塞姆本人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罗马史学界的语境下，萨卢斯特这个人物究竟在拉丁史学中占据着怎样的重要地位？

在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岁月变迁和学术积累后，我们当代人对萨卢斯特的理解已同于一九五九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萨特古典学讲座场合下发表关于萨卢斯特的六场系列报告并于一九六四年最终将讲稿整理、修订、付梓的塞姆大相径庭。当前，萨卢斯特的文化史形象正在走向多元化—在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的心目中，他是古典史学客观主义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他的文本保留了关于罗马共和国腐朽衰亡、大厦将倾的生动证据;对于中世纪史学研究者而言，萨卢斯特的《喀提林阴谋》是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等中世纪史学名篇的写作范本;部分政治思想史学者则试图从他的凝练行文中寻找某种微言大义和古人特有的政治智慧。但对于塞姆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德国古典学者来说，萨卢斯特只是一名成就远逊于李维与塔西佗、地位被后人拔高了的二流史家。塞姆本人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通行看法，并在《萨卢斯特》一书中历数了主人公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罪过”：他用道德论的批判口吻丑化了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贬低了罗马共和国末期在保护自由与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些客观成绩;他将一部错综复杂的罗马政治史简化为“贵族派”同“平民派”之间的二元对立与斗争;他在收集和运用材料时过于轻信，没有对它们进行认真的史料批判;他未能严格遵循编年史的写作体例;他对共和国早期历史的认识也存在着严重缺陷。那么，已通过《罗马革命》和《塔西佗》两部名著收获了举世赞誉的塞姆为何要在完成后一部作品的出版工作（一九五八年）后马上将接下来五年的时光与心血倾注到这样一位“有缺陷的”拉丁史家身上呢？笔者认为，这是同塞姆对自身既有学术体系的反省和对拉丁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密不可分的。

塞姆出版于一九三九年的成名作《罗马革命》奠定了作者在英语罗马史学界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也塑造了一种悲观、压抑、挥之不去（事实上，时至今日，国际学术界仍未完全超越与摒弃《罗马革命》构建的共和—帝国之交罗马政治史的叙述模式）的罗马史观。在青年塞姆的语境下，罗马共和国与帝国交替的历史充分印证了“寡头铁律”的客观存在。他在一段被后人反复征引的著名论断中宣称：

在任何时代，无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的，无论它属于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都需要有一个寡头集团在幕后进行统筹;而罗马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奥古斯都建立的“共和国”里的官员和掌权者中再次辨认出革命年代的将军、外交家和财阀;他们更换了制服，但仍是同一批人。他们成了新建国家中的官吏。（ 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二0一八年版，17页）

以寡头铁律为基础，塞姆对共和—帝国之交的罗马政局做出了一系列悲观气息浓厚的评价。他接受了同样对权力角逐者或斗争的胜利者不抱任何幻想的塔西佗的看法：“人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胜利者将是对阵双方中更坏的那个。”他在评价共和末期利益集团立场的是非对错时冷漠地写道：“被学者们无休止地讨论着的所谓‘权利问题事实上取决于‘实力问题。”他又在分析恺撒遇刺之后（也就是萨卢斯特退出政界之时）罗马政坛的乱局时指出：“共和国已经灭亡了。无论军事斗争的最终结果如何，它都永远不可能得到重建。专制主义在暴力和公敌宣告的支持下进行着统治。最优秀的人物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已被宣布为公敌。元老院里现在充斥着地痞无赖;从前曾作为美德勋章的执政官头衔现在已沦为对诡计或罪恶的犒赏。‘此时已没有道德，没有法律。”罗马元首制的最终确立则是罗马爱国人士放弃抗争、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的结果。因为“世上还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的东西;政治权利只是手段，不是最终目标。它的目的乃是生活的安全与富足;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并不能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被内战和混乱局势折磨得身心俱疲的罗马人民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早已千疮百孔的自由特权，重新忍受罗马建城之初实行的专制统治”。青年塞姆上述言论的偏激色彩是同“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知识分子对不断恶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德国、意大利与西班牙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倒行逆施和美化、粉饰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等獨裁者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忧虑与反感密切相关的。

在如此令人绝望的历史背景下，塞姆选择（或许他也别无选择）将勇敢承担起如实记述、大胆批判同时代政治活动的萨卢斯特、波利奥（P o l l i o）与塔西佗等政治史家塑造成出淤泥而不染、愤世嫉俗的圣徒形象—尽管读者大可怀疑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是否真实存在。他笔下的波利奥“在撰写从共和制向君主制的转变过程时，永远都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的”;此人“不肯沦为现政权的附庸。这位严于律己、愤愤不平、充满激情与仇恨的自由旗手用自己唯一能做到的事情—自由言论—捍卫了自己的理想。他太树大招风，以至于无法保持缄默并远离闲言碎语;并且他又过于执拗，以至于无法被恭维收买”。然而，塞姆后来的研究成果便足以表明，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概括未必正确：对萨卢斯特通奸与受贿的罪名指控、波利奥在内战中政治立场的首鼠两端，以及塔西佗在图密善暴政最黑暗的岁月里稳坐执政官宝座的事实都足以令我们质疑，这些史家在现实生活中的人品是否如塞姆所设想的那样无可指摘。而塞姆本人也在自己接下来从事的一系列罗马作家研究（塔西佗、萨卢斯特、斯特拉波、阿米安、奥维德）中不断调整、修正着自己之前令人印象深刻但略显激愤的历史观。一方面，他笔下的罗马社会已不再千篇一律地受到寡头铁律的钳制，几乎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一些新气象与积极变化，为民众带来了新的希望，即便提比略、尼禄与图密善等历史记忆传统中的典型“暴君”的统治也是复杂、立体和多样的，其中并不缺乏值得肯定的积极元素。另一方面，塞姆呕心沥血研究的这些古代史家也已褪去了圣徒的光环，变成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各有自己的党派归属与爱憎偏见，有时也不免在岁月浪潮的裹挟中随波逐流。但这些人在塞姆心目中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们在共和末年暴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帝国前期暴君奸臣当道的暗无天日中仍旧坚守着传统理想中拉丁史家的良心与风骨，无情地批判、鞭挞着那个他们自己在仕途生涯中无力改变的、千疮百孔的罗马社会，从而延续着西方文化传统中始于《奥德赛》并被近代人文主义精神发扬光大的永恒主题—个人对社会与命运的不屈抗争;这些史学先驱所树立的榜样也促使塞姆本人思索着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浩劫的欧洲历史学家与知识分子群体究竟应当何去何从。

如前所述，萨卢斯特的史学成就在包括塞姆在内的那一代西方批评家眼中并不完美。那么，在塞姆的语境下，萨卢斯特究竟为拉丁史学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将他同塔西佗比肩为最伟大的古典拉丁史家（萨卢斯特在塞姆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李维）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问世的《塔西佗》与《萨卢斯特》的文本中去寻找。在通读了两部著作后，我认为，塞姆将萨卢斯特在拉丁史学史上的开创性贡献归结为彼此联系的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慧眼识珠的他确立了相对冷僻的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作为自身最重要的写作模板，从而深刻影响了塔西佗等人对史学创作动机、目的与准则的理解;其次是萨卢斯特创造了一种复古、突兀、警句迭出，甚至支离破碎的、神似修昔底德的拉丁史学写作风格（可能来自对老伽图文风的化用），该风格经塔西佗妙手改造后成了世界史学乃至文学宝库中少有媲美者的一颗璀璨明珠。

塞姆在《萨卢斯特》中大胆提出，迟至公元五十年后，修昔底德才作为希腊语作家的一位代表人物而在罗马文化教育界的视野中出现。因此，萨卢斯特在自己早年的希腊语与修辞学教育中并未接触过修昔底德的著作。萨卢斯特很可能是在经历了内战的磨难、政治理想的幻灭和史学创作初期的摸索后才突然“发现”了修昔底德的作品，并对后者针对乱世中人性的深邃观察产生了强烈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讲，是萨卢斯特“发现”了修昔底德并将之树立为拉丁史学的写作范本。他的选择深刻影响了近百年后的塔西佗史著和近千年后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在拉丁史学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痕迹。通过对修昔底德史学的重新发现与灵活模仿，萨卢斯特创造了一种与自身描述的时代、主题高度契合的，充满批判色彩与反省意味的撰史传统，使得自己成为首位能够在世界一流史学殿堂里占据一席之地的拉丁作家。

与范本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是萨卢斯特精心打造出来的、用以替代修昔底德遒劲有力笔触的复古拉丁文风。在塞姆眼中，这一贡献的伟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萨卢斯特的文笔有多么优美动人—恰恰相反，塞姆声称，除了个别凝练的隽语外，萨卢斯特作品总体上的阅读体验是令人厌烦甚至有些别扭的。塞姆在《塔西佗》中严肃地指出，日后成为专用术语的“萨卢斯特风格”最重要的意义是将拉丁史学从西塞罗、李维式的华丽古典修辞学〔被后世称为完句式风格（periodic sentence）〕中解放出来，从而指明了严谨、客观的拉丁史学在文字风格上的必然归宿。塞姆分析道：

萨卢斯特已經一劳永逸地证明，完句式风格在叙述与描写中都是无法胜任的。完句式风格需要构建平衡、铺陈和从属关系，并且不可避免地需要频繁下结论。它富于说服力，因而也就显得自然流畅和具有迷惑性。历史学的目标是通过陈述事实来还原真相。它不是要建立事件之间的轻重主次关系，而是要把史实一五一十地呈现给读者。历史事件的发生次序必然包含着人生本身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古代的批评家们早已注意到了萨卢斯特文风中有意为之的支离破碎。人们谈论着他的那些貌似被删节了的句子——它们往往会出乎读者意料地突然结束。……（昆体良）会将李维的风格比作遮蔽真相的“厚厚一层糖衣”。此外他还声称，尽管李维的书最适合被学童们拿来作为修辞学入门教材，萨卢斯特才是更伟大的历史学家。（Ronald Syme， Tacitus，1958，p. 197）

修昔底德榜样的确立与古朴文风的引入，是塞姆眼中萨卢斯特对拉丁史学的真正独特贡献，也是他被后世天才塔西佗尊奉为“最杰出的罗马史作家”的立身之本。这一事实恰如萨卢斯特本人的文风那样简约、明晰。萨卢斯特使得罗马人的历史学摆脱了早期编年史的幼稚状态和同时代华而不实的修辞学传统的影响，成为拉丁知识精英与罗马元老们在恺撒遇刺后的内战杀戮和图密善遇刺后的政治迷局中坚守良心与操守，以勇气与直言对抗时代的荒谬与扭曲的有力文化武器。在塞姆心目中，萨卢斯特与塔西佗代表着一流古典拉丁史学传统的起点与终点。而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苦心经营的两部名著《塔西佗》与《萨卢斯特》完成了自己对这一文化传统的梳理与评价，用对拉丁史学中最璀璨的两颗明星的扎实个案研究纠正着自己早年宏大叙事式成名作《罗马革命》中的愤激与偏颇。思想高度成熟后的塞姆在《塔西佗》全书付梓之际的感言中写道：

塔西佗始终确信人事是变幻无常的。能够在多年里陪伴这样一位知晓人间的穷凶极恶，几乎找不到自我安慰或保持信念的理由，却仍旧信仰人的尊严与言论自由的历史学家，着实是我的荣幸与偏得。（Ronald Syme， Tacitus ， 1958， p. vi）

我想，这段感情真挚的评语同样适用于塞姆同萨卢斯特的著作朝夕相伴的五年岁月，并且也可以作为他与跟萨卢斯特、塔西佗一样经历过一场浩劫与巨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各国古典学家的共勉。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应当能够像奋笔疾书《罗马革命》的青年塞姆那样洞悉政治与人性的各种丑恶与局限，又像《塔西佗》与《萨卢斯特》的两位主人公那样坚信道德与操守的永恒意义与不朽价值。那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罗马史学者之一—罗纳德·塞姆—在其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之外留给后人的另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在当前这个充满变数与挑战的时代里必须重读塞姆作品的理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