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口述史在风景园林评论中的运用

孙歆韵

高 翅*

风景园林评论指风景园林学者运用风景园林理论，以某一评论模式，通过写作的形式对风景园林作品、设计者、作品形成过程，以及行业制度体系等进行阐释、判断和解释的实践活动。其中，阐释、判断和解释是风景园林评论的方法。阐释是基于评论资料对评论对象进行客观描述的过程，它是评论的认知阶段(图1)，也是判断的基础。判断是评论者对评论对象的某种价值进行衡量的过程，解释是对评论对象形成或失去该种价值的背后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的过程。判断和解释是评论的评判阶段(图1)。无论是阐释、判断还是解释，都要求评论者掌握翔实的评论资料。目前风景园林评论者获取评论资料的方法主要有查阅文献、查阅影像(包括图纸、照片和影片等)和实地调研3种方法。这3种方法固然有效，但依然存在不足：1)通过这3种方法获得的评论资料往往具有片段性和孤立性；2)出版刊印的资料一般出自官方代表，其他亲历者和见证者鲜有话语权；3)还有诸多有用、甚至关键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未曾公布，难以收集。因此本文引入现代口述史作为获取评论资料的方法之一，以弥补以上不足。并参考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1]和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2]，提出“风景园林四重证据法”，即综合运用文献资料、影像资料、调研数据和口述史资料相互印证补充，最终形成评论者对评论对象立体深入的感知和理解。

现代口述史(以下简称“口述史”)既指通过口述史访谈所得的口述内容，也指记录和保存口述内容的方法。它是以现代影音记录设备为记录工具的有意识的访谈形式，旨在创建对特定历史时期、事件或人物的永久性记录，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过去[3]。口述史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开始有意识地采集并收藏口述史资料[4]。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内文斯(Allen Nevins)设立口述史科研项目，并成立口述史研究所。1967年，美国口述史学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成立，并推行了一系列规范和标准。1996年，国际口述史学会(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在瑞典成立[5]。中国的口述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主要运用于史学和民俗学。在口述史组织方面，经民政部或地方登记批准的有大连市口述史研究会、深圳市老战士口述历史研究会等8个组织，多属史学，并无风景园林及相关学科组织。在社科基金方面，现共有85个口述史相关项目，多属民俗学与史学，也未有风景园林及相关学科项目。在著作方面，以史学和民俗学著作居多，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也逐渐取得了一些成果：2013年至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东南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机构院校开始以抢救老一辈学者的历史记忆为出发点，先后出版了多部口述史专著。其中，收录了多位专家口述史的专著有《中国建筑研究室口述史(1953—1965)》《城·事·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5辑和《建筑口述史文库》2辑等；专访某一专家的个人口述史专著有潘谷西口述史《一隅之耕：建筑名家口述史丛书》、梅季魁口述史《往事琐谈我与体育建筑的一世情缘》和侯幼彬口述史《寻觅建筑之道》等；译著有《现代建筑口述史：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访谈》等。2018年5月“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 在沈阳建筑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华侨建筑研究工作坊”也于2019年5月在华侨大学举办。总体来说，当前建筑和规划领域对口述史的运用主要聚焦在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上，在建筑评论等课题上还未有运用。风景园林学界虽也在一些研究中运用访谈的形式获取资料，但因没有科学严谨的访谈程序和运用规范，使得所获取的资料可信度存疑、学术价值不高。本文尝试探讨口述史在风景园林评论中的运用方法及其有效性，即寻求一种有效获取评论资料的新方法。

1 口述史在风景园林评论中的收集式运用

1.1 风景园林四重证据法建构评论资料

收集式运用是口述史在评论中的基本运用，以收集评论资料为目的，主要运用于评论的认知阶段(图1)。评论者在认知阶段首先要大量收集文献资料、影像资料、调研数据和口述史资料，然后用风景园林四重证据法将它们整理为系统的评论资料，最后借助评论资料形成对评论对象的综合认知和理解，并对评论对象的背景、历史和现状等情况进行客观阐释。前3种资料的收集方式在业界已为人熟知，此处不再赘述。口述史资料的收集方式是口述史访谈。为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口述史资料，就要大量地进行口述史访谈，同时要对不同身份的亲历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访谈。大量的口述史访谈还能消减单个叙述者的主观性和记忆错误，提升口述史资料的可信度。如评论对象是某人，除了访谈本人，还可以访谈其亲友、邻居、同事、师长和同学等相熟之人；如评论对象是某项目，则可以对设计者、施工者、管理者、使用者和见证者等亲历者进行访谈。

风景园林四重证据法是对文献资料、影像资料、调研数据和口述史资料进行再次甄别和综合梳理的过程。对比4种资料时，很可能会发现不同资料对某些事件的记录是不同的。这有可能是无意的失误，也可能是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故意为之。这时，评论者就可以依据收集来的资料，结合风景园林知识对这些不同点进行鉴定，最终尽可能地让评论资料接近真实。鉴定的过程也是评论者思考和探索的过程，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评论者也走近了评论对象的时空。甄别之后要综合梳理4种资料，相互资借，形成系统连贯的评论资料。由于篇幅的限制，文献资料和影像资料往往具有孤立性，多记录主要的事件和人物，无法事无巨细地记录整个过程。此时，口述史资料就可以补充丰富的历史细节，还能充当黏合剂，把不同事件联系起来，让评论资料变得充盈。同时，口述史还为更多的人群提供了话语权，从多维的角度展现历史，让评论资料变得多元。此外，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调研数据往往存在片段性，很难展现同一时段多地的情况，也不容易连续较长时间持续观测。但口述史的叙述者是评论对象的持续见证者，这让口述史资料具备了共时性和历时性，既能拉宽评论者对评论对象的认识，又能在纵向时空上反映评论对象的发展脉络，赋予评论对象鲜活的生命力。当然，文献资料、影像资料和调研数据也有显而易见的不可取代之处。经过风景园林四重证据法的甄别和梳理后，就得到了可靠系统的评论资料。

图1 现代口述史在风景园林评论中的运用流程(作者绘)

值得一提的是，为获得第一手资料，评论者被鼓励作为访谈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在语言不通或学科背景不同等特殊情况下，评论者可以寻求适合的搭档。若确实无法参与访谈，评论者本人还是应该作为口述史的主导者和策划者，谨慎选择访谈者，并在后期亲自整理，以把控口述史资料的可靠性和适用性。若已有现成的口述史文字资料，由于不同整理者的编辑方式存在差异，需分情况使用。当作者完整保留口语化表达时，这样的口述史资料还原度较高，可作为收集式口述史的补充；若作者处理较多，将口语重述成书面语，不可避免会损失掉一些信息，这样的口述史资料可作为普通文献资料加以利用。

1.2 口述史作为评论资料的真实性探讨

1)严守操作规范，保证内容真实。

不同于传统口述史存疑待考的回忆录性质，现代口述史凭借其严谨的操作规范和严格的法律约束具有较高的内容真实性。访谈之初，评论者有责任告知叙述者彼此的法律权责，以及本次访谈的目的、主题、流程和可能的用途[3]，并得到叙述者的应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3条认可了口述作品的法律地位；第10条至第13条规定了访谈双方各自行使口述史著作权的规则。对法律权责的强调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叙述者杜撰或夸大叙述内容的可能性。访谈结束后，评论者需运用风景园林学、考据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对访谈内容进行甄辨、修订和注释，将有疑问之处反馈给叙述者作进一步核实。需要强调的是，不同叙述者之间存在的学术观点分歧应予以保留，这是十分珍贵的评论资料[6]。整理完毕后将文字版内容送回叙述者处审阅并签字。发表时，应如实记录访谈的时间、时长、地点、主题和所有参与人员的姓名。目前业内对操作规范的重视还不够，极少有事先告知、整理反馈和完整记录的。如对理查德·瑞杰斯特的访谈只记录了地点和主题：“汉娜和理查德在木屋(Lake Chalet)餐厅会面讨论他的新书《拯救世界：建构在现有建筑上的经济》(2016年)。[7]”

2)减少听者设计，保证方式真实。

在访谈中减少听者设计并采用低空访谈模式，能最大限度保证口述方式的真实性。访谈中，访谈双方在倾听时会根据对方的认知经验和交流情境不自觉地激活与其相似的表征，并运用到自己的叙述中，最终形成特定的交流模式，这就是听者设计(Audience Design)[8]。听者设计不利于口述方式的真实性。为减少听者设计，评论者事前要做足功课，避免让叙述者照顾自己的认知缺陷；另外评论者应尽早关注并模仿叙述者的表达方式，主动觉知和顺应自己的听者设计，斟酌用词和语气，管理仪态和表情，尽快建立交流的默契。另外，低控访谈模式能减少评论者对叙述者的干扰，任其用最自然的方式表达。给出基本的引导后，评论者主要扮演倾听者和记录者的角色。问题的内容尽量不带引导性，以开放式问题为主，鼓励对方自由发挥。如对吕舟的访谈[9]，“都江堰及其周边的损害情况如何？”“您刚才提到希腊、日本等国家，他们在修护保护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办法？”“都江堰修复之后，它的功能恢复概率有多大？”这3个问题不具有引导性；但是“您刚才说后期建筑的损害比古建筑要严重，这跟施工质量有关吗?”这个问题就具有引导性。

2 口述史在风景园林评论中的验证式运用

2.1 口述史访谈正误预判

验证式运用是口述史在评论中的创造性运用，它主要运用于评论的评判阶段(图1)。此时口述史的目的不是收集资料，而是对预判进行校勘辨误。评论者对评论对象的某种价值进行预判之后，既可以直接对预判出的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也可以通过验证式口述史访谈的方式寻找佐证自己观点的证据。若在访谈中证实了自己的预判观点，则可以得出最终判断，并进行解释。若访谈后无法证实自己的预判观点，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分析之后，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得出对评论对象的最终判断；若无把握，也可再进行一轮验证式口述史访谈。综上，验证式口述史访谈并非评论必需的步骤，它可根据评论者的需要灵活选择。

验证式运用注重的是访谈的过程。验证式口述史访谈是评论者和评论对象之间对话的桥梁，同时也为评论对象提供了申辩的机会。为保证公平性，评论者应本着平衡原则选择访谈对象。如评论预判某地透水砖不透水，可分别对设计师、施工单位负责人、具体施工者和透水砖供货商等相关方进行访谈，以查明责任方。在访谈的过程中，叙述者可能会提供当时的照片、视频、原始图纸、工作日记或书籍等宝贵的未公开资料[6]，甚至通过叙述者的回忆，还能获知其他未记录的参与人员，并获得其联系方式，进而扩大访谈规模。评论者可以据此更清楚地了解具体分工和操作细节，让判断更加合理、评论有据可循。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评论者有清晰的目的和立场，并不是中性地去了解事实，不可避免会提出不友好，甚至尖锐的问题。访谈双方甚至有可能就某一问题展开辩论。为了让访谈过程保持理性，评论者可以从轻松容易的回忆型问题开始，再逐步过渡到困难尖锐的问题上。如对孟兆祯先生访谈[10]的第一个问题是 “1952年您考上造园专业，您怎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学习?”当涉及尖锐问题时，评论者可借助第三方口吻进行提问[11]，让叙述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问题本身，弱化攻击性。例如，可以把“我认为您的设计并没有起到预想的生态效应，您怎么看？”换成以“据了解”“据我所知”开头。

2.2 口述史作为评论验证方法的有效性探讨

1)提前策划倾听，有效捕捉重点。

验证式访谈中评论者有明确的信息目标，因此可以列出捕捉重点，提前策划倾听。首先，访谈宜采用高控访谈模式，设置封闭式或选择题式问题，无须叙述者过多发挥。同时重点准备结构式问题，即让不同叙述者回答相同的问题[12]，使怀疑得到反复验证。例如《城市环境设计》在对彼得·沃克[13]和俞孔坚[14]的访谈中都问到了最少介入和极简主义的关系。其次，为达成验证的目的，在表述问题时甚至可以通过激将法、负面采访法等手段，有步骤地引导访谈者揭示出不合理的事实，从而佐证评论者的判断。最后，评论者要在访谈过程中察言观色，时刻留意叙述者非语言符号的变化。当非语言符号，如音调、音量、语速、动作和表情等变化时，往往代表当下所述非常重要。这时评论者要及时追问，引导叙述者把非语言符号转变为语言以验证推测。

2)保持评论距离，坚持理性判断。

评论需要评论距离。评论距离让主客体各自形成清晰的外部，从而产生对立。评论者抽离于事件之外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理性的思维，避免同情之理解。口述史访谈使得评论者与评论对象有了当面接触的机会，尤其是有深厚礼仪传统的中国人，见面后难免礼让有加。在验证式口述史访谈中，若双方过于谦和，无法形成距离感，势必会影响验证的有效性。保持距离，一方面应该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评论者应暂时忽略叙述者的身份，对前辈不必唯唯诺诺，对晚辈也不可咄咄逼人，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言谈举止切勿过于亲密，直入主题、避免闲聊，营造严肃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在空间布置上，双方的座位可以拉开一定距离并尽量对等。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的研究表明，适合公务交谈的距离为1.4～1.5m[15]。以空间距离暗示心理边界，可以让评论者冷眼旁观、理性分析。

3 结语与展望

以访谈作为资料收集方式的做法已被广泛运用。但由于访谈流程不够严谨，往往造成访谈成果缺乏学术性，甚至引起道德和法律上的纠纷。口述史以其严格的操作流程规范保证了其学术性和正当性。本文引入口述史作为与文献资料、影像资料和调研数据并列的风景园林评论资料，通过风景园林四重证据法互补互证，为风景园林评论提供多维度的事实依据。同时，口述史还可以作为求证的手段，通过验证式口述史访谈佐证风景园林评论的预判结果。验证式口述史访谈是口述史在风景园林评论中的创造性运用，它与普通口述史的不同点在于访谈者不再是中立的倾听者，而是带有明确的观点偏向，试图通过访谈来验证自己的判断。此时，访谈者与叙述者之间更像辩手，双方的参与度都很高。目前我国对风景园林评论和口述史的研究都不充分，也缺乏二者结合的案例。引入口述史方法于风景园林评论，希望可以进一步完善风景园林评论体系，促进我国风景园林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