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虐者还是受虐者
——《朗读者》身份构建再思考

席晓青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文化传媒与法律学院，福建 福清 350300)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1944)1955年出版的经典长篇小说《朗读者》[1]以庄重的言语、严肃的思考和深刻的主题内涵引起广泛关注,先后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冲破国界、跨越种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声誉。该小说之所以备受关注和肯定，除了男女主人公之间夺人眼球的畸形恋外，更在于其以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引发读者反思、审视战争以及德国二战后的一代人与其父辈的关系。小说以第一人称倒叙回忆方式讲述米夏的人生经历并对所发生事进行评论与思考。许多学者从语言学、哲学、伦理学等多维角度透视作品内涵，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该作品。本文以语用身份理论为依托，聚焦人物在具体语境中的语言选择，探讨主人公汉娜在不同时期所持有的不同身份对语言输出的影响以及这些身份所揭示的更深层次内涵和主题意义，即探讨言语在表现和深化主题中所起的作用。

一、理论基础

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话就是做事[2],但研究发现并不是人们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每个人的言语都受到社会规约、行为准则等的约束。根据语言顺应理论(1)见Verschueren, J著《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 (Antwerp: International Pramatics Association, 1987)与《Understanding Pragmatics》(London: Arnold, 1999)。，交际者不仅会顺应自身的交际意图，而且会顺应交际语境。换句话说，为了实现交际目的，说话人在选择具体话语时往往需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如身份、面子、语境等。语言与身份是密切相关的。学者陈新仁也认为“身份”和“语用身份”是不同的。“语用身份是特定的社会身份在语言交际语境中的实际体现、运用甚至虚构。”[3]29文章重点关注的是语用身份，即关注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运用。关注那种语境化的、所选择的、用于现实交际的语言，并以理论反观这些所选择的语言为构建语用身份所起的作用。

社会建构理论家认为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动态形式，它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4]。众所周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语言以及不同的话语方式，甚至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因所处语境不同，表达出来的语言所采用的方式也不相同。身份需要通过言语来实现，因为每个人都用语言与他人沟通，同时构建各自的身份。如社会学家Sacks认为“日常言语互动中充满了各种身份”[5]。人们使用言语策略传达、构建自己想要的身份，隐瞒不想要的身份。可以说人们不但可以通过话语再现身份，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言语或非言语手段实施、体现、展示独特的自我，从而实现其身份构建。一方面，说话者以自我认定的身份说话；另一方面，听话者又可以通过回应等多种手段影响说话者的身份定位，从而使得身份变成动态的、不确定的[6]。通常情况下，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与不同的人交往使用完全不同的身份。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多重身份。如小说中的汉娜是“小家伙”的情人，同时又是电车售票员、纳粹女看守，最后又莫名其妙地成了遭人唾弃的纳粹囚犯。可见“身份不是固定的、先设的、单向的，而是交往中通过话语动态、积极、在线建构的”[7]。说话人构建不同的身份是因其某一具体阶段的交际需要。并且身份的构建有时还是外界强加的、被动的，不是自己想要的[8]。比如对于罪犯身份，汉娜自己也迷惑不解，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要接受法庭的审判，无知的她被动地接受社会赋予她的这一身份。实际上，她对自己过去的工作没有任何疑惑，按她自己的话说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一切在她看来是那么的“合情合理”。所以，面对审判长的诘问，汉娜严肃而认真地反问审判长：“那么，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1]115汉娜的经典一问绝非为了逃避罪责，而是她乞求指引、发自内心的呐喊，发自内心地抗议强加给她的罪犯身份。

随着身份(identity)研究开展，许多学者(如Tajfel[9]、Tajfel & Turner[10])从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研究身份在话语中的建构。学者普遍认为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环境与事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每个人都是社会人，人不可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单独生存，因此每个社会人都会选择自己认为对的语言来与人沟通、行事和为人。正如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并且这些选择可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次，如词汇、语法、语音以及语言内容的选择等。从本质上讲，言语交际是一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而话语实践的多样性也导致了人们构建身份方式的多样性。实际上，交际中对言语的选择或明或暗地体现着说者的身份。那么小说《朗读者》中的主人公汉娜与人沟通的语言和沟通的方式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些语言是如何体现自身的身份构建呢？基于陈新仁对语用身份理论的归纳，本文认为可从语码选择、语体选择、言语行为、语音等话语实践方面进行考察(见表1)。

表1 与身份建构相关的话语实践类型[3]31

如表1，陈新仁[3]31认为身份建构可以从语码、语体、语篇、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言语行为、称呼语、词汇、语法、语音等各方面去着手。本文重点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话语内容的选择和话语方式的突显构建主人公汉娜的多重身份。

二、身份突显

一般说来，每个社会人都会拥有多元身份。然而，某一具体阶段的行为或话语可能特别突显了作者对其中某一具体身份的构建。如：

例1.有一位妇女前来照护我了，她那动作却不能说是很轻柔体贴。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着走过门楼……”“那女人旋开龙头，一上来就给我洗手。然后，她窝着两只手掌掬着清水，泼在我脸上算是给我洗脸……”“……她抓起一只水桶……，甩开胳膊把水泼出去，冲洗那满是呕吐物的石子路……”[1]4

这个情景是中年米夏追忆初次遇到汉娜时的描述。从作者描述中，读者看到了一个果断、干练的妇女形象。她麻利地为呕吐过的少年米夏擦脸、冲洗他的呕吐物。当她发现小米夏啜泣不已时，亲切地唤他“孩子”，并将他搂进怀里，为他擦拭脸上的泪水。这是一种无言的交际，此时无声胜有声。虽然此时此景并没有产生特定的言语，但非言语交际有时更能传情达意，同样也建构着交际者独有的身份。小说作者对汉娜的一系列描述不仅显出汉娜具有“粗犷”的一面，更具有母亲般的温柔。此处米夏带着赞赏口吻的叙述，为后来汉娜“情人身份”的构建埋下伏笔。

例2. 我们压根儿就不晓得该做什么。那一切来得那么快，……就剩下我们几个，还有教堂里的那些女人了。……我们就这么几个女的。我们哪守得住这么多女人呢？……接着，就开始听到尖叫，叫得越来越厉害。倘使我们把大门打开，她们就会冲出来…[1]129

审判长反问她：“您是否害怕，如果你们让囚犯跑了的话，你们就会给抓起来，被判罪，被枪毙？”汉娜回答：我们就是不能让她们给跑了！我们对她们有责任……我是说，我们一直在看守她们，在营里，在路上，这才是关键。我们不得不看着她们，不让她们跑掉。这也就是我们蒙了，不知道怎么办的原因……[1]130

面对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提问，作为被告身份的汉娜纯真率直的话语，让在场的人惊讶，她和其余的看守似乎已沦为执行上级命令的机器。因此，在选择活活烧死女囚还是打开教堂大门让她们获得生机时，汉娜不是根据人类的基本道德，而是根据看守“维护秩序”的职责，把“对囚犯负责”义正言辞地理解成确保囚犯们不逃跑，把秩序凌驾于生命之上。那么，为什么汉娜会选择这样残忍的行为呢？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2)见汉娜·阿伦特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认为：“人类的残酷行为和人的个性相关不大，却来自于服从权威的社会心理结构，当面临权威发出残酷的行为时，人们的个性并不能够成为制止这种行为发生的要因。”确实如此，在德意志第三帝国中，有无数像汉娜一样的德国人，他们放弃了个体的思考和判断，盲目服从了纳粹统治的伦理观，成为作恶者的一员。可以说，汉娜的善恶不分、是非颠倒，是被纳粹政府伦理洗脑而盲目服从的结果。从这一点来说，被告身份的汉娜是纳粹统治对犹太人的“死刑执行者”，十恶不赦的刽子手。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强大的纳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下汉娜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力，只会无条件地服从错误命令，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个人思想和判断力。从这一点来说，她本身又是一个只会服从命令的可怜的被虐者，可见身份的多重性和被动性。

例3. “我的笔迹？您是说要我的笔迹？……” ……汉娜几次想要讲什么话，或者问什么话，愈来愈坐立不安。最后，她说：“你们不用请什么笔迹专家了，我承认，报告是我写的。”[1]131

“在交际中，选择不同的身份会对交际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是由身份的社会属性决定的。”[3]28当一名检察官提议请一位笔迹专家来比照报告上的笔迹和被告汉娜的真实笔迹时，汉娜的第一反映是承认报告是自己写的。汉娜不识字，是文盲，可她偏要隐瞒这一真实身份，选择了非真实的身份交际。汉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一选择与德国的国情有关。德意志是个非常重视知识和教育的民族。普鲁士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为了贯彻民族主义教育，他们从1717年就开始实施国民义务教育。1860年，普鲁士儿童入学率高达97.5%。也就是说，文盲身份显然使得汉娜与众不同，她不能融入到社会中。身份的社会性使她深恶痛绝文盲身份，甚到恐惧，有深重羞耻感，害怕暴露真实身份。为此，她不惜撒谎、包揽所有的罪、抛弃更好的工作职位、抛弃自己所爱的人。她宁愿承认自己犯了杀人罪，并为此付出终身监禁代价，也要守护她文盲身份的秘密，再次表明身份具有动态性和被强加性。

例4.“您是否知道，你们是把囚犯送往死亡？”

“当然晓得。但是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1]115

“语用身份来源于其社会身份，是从若干社会身份中选择出来的一种。”[3]28此时只能选择被告身份的汉娜，对于游戏规则，一概毫无感觉，似乎已经麻木不仁。对审判长的质问，她不知怎么回答，困惑不解和孤立无援，虽然对自己不利也只能照实回答。作者巧妙地突显了汉娜只不过是强大纳粹机器的一个小小螺丝钉的身份而已,再次验证了个体身份的无耐与被动特征。

三、身份构建再思考

身份是变化的、动态的。在汉娜的多重身份中，“文盲身份”最为隐秘，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引发阅读欲望。汉娜为什么要隐瞒文盲身份？这一切值得吗？难道文盲身份真得比失去自由更重要吗？这是困扰着米夏的问题，也是困扰着读者的疑问。汉娜隐瞒真实身份，用虚假身份来交际，不是反而使得自己变成呆子、跛子和瘫子了吗？以下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文盲”通常是指文化程度低。文盲身份通常代表一种受控于他人、无法替自己言说也难以与外界深入沟通的生存处境。工作中，她无法像其他同事那样向上司写报告；生活上，她无法像米夏那样去陌生之地自由旅行。如，当她与米夏一起外出旅行时，一切安排，包括办理酒店入住、点餐等简单的日常活动，她都因是文盲而无法完成。所以，当米夏外出买早点留给她一张字条时，她以为米夏弃她而去，像个被父母抛弃的小孩一样哭得歇斯底里。蒙受冤屈之后，她也不能像集中营幸存者之一的女孩那样以写书的方式进行言说。她被禁锢在一个很小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里。无论什么情况，她保护自己的力量都是非常有限的。按命令行事、尽忠职守成了她展现自我、肯定自我、寻求安全感的最佳方式。所以，不管是在西门子公司当女工，还是在纳粹集中营当看守，抑或是战后做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她都小心翼翼地、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的岗位职责，以此来保护自己能继续生存下去。这是汉娜守护文盲身份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一方面，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具有强大的思想和情感煽动性，他打着民族主义的大旗，蛊惑年轻人参与到他的行列，让普通民众产生一种自己正和伟大领袖站在一起、共同创造民族历史的革命豪情和强烈归属感。另一方面，希特勒的极权统治通过极端暴力的方式迅速排除异己，那些无比残忍的非人做法使得集团内外的人都深感恐惧，而像汉娜这样的普通人对付恐惧的常规办法就是自我麻痹，封闭自己的情感，停止自己的思想，像机器一样执行集团的命令，从而获得一定的安全感，避免集团的残暴降临到自己头上。因此汉娜宁愿付出生命代价也要守护她的文盲身份。然而，也正因她与众不同的文盲身份使得别人没法理解她的语言和行为。如米夏就不理解汉娜为什么包揽所有的、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身份除了以上特性外，还是可以改变的。如：

例5.“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

“院子里的连翘花已经开了。”

“我希望今年夏天雷雨多点。”[1]189-190

朗读是米夏与汉娜间的交流。汉娜在监狱里借助米夏寄给她的朗诵磁带慢慢地学会了阅读。之后，她就不断给米夏寄一些简短的问候，或一纸祝福、一首诗歌、一个故事、一本小说人物的几句品评。现在汉娜可以用文字跟米夏交流，令人惊讶的是，“汉娜对于文学的体验和评论经常十分准确……”[1]191。如，“施尼茨勒汪汪叫唤，茨威格是条死狗”[1]191等。这是汉娜对自己文盲身份的摆脱与觉醒。现在的汉娜懂得正确地评价周边的人、事、物。为此，她欣喜若狂，总想跟别人分享她的阅读感受。尽管米夏从不给她回信，她还是坚持与他分享感受。她还阅读了大量有关集中营的书籍，认清了纳粹反人道的本质，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从汉娜与米夏的书信交流可以看出汉娜对知识的渴望，她希望改变文盲身份，重新给自己定位。为此，米夏“内心”也充满喜悦和欢欣，情不自禁地喊出：“她会写字了！她终于会写字了！”可见身份的动态性、不确定性和可改变性。

四、结语

对汉娜来说，文盲身份是最隐秘、影响一生命运的身份。那么，这一身份给她所带来的结果到底是施虐者还是受虐者呢？显然，从客观上来说，汉娜作为纳粹机构中的一员，直接参与了屠杀犹太人的流水线中，成了纳粹的帮凶，是战争中间接的施虐者；然而，她善良、纯真、乐于助人，没有犯罪意识和罪恶感，她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职责。她在无知的情况下成为了战争的参与者，成为纳粹罪恶行径的执行者，最终受到法庭的审判。从这一点来说，她也是战争之后直接的受虐者。从她在法庭上与法官的对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的施虐是无意识的，她的被虐是确实存在的。她是施虐者，同时也是受虐者，两者之间的转折点在于她是文盲。这个秘密身份贯穿整个小说，而正是文盲这一暗线的设置，解释了她许多令人不解的语言和残忍的行为，也验证了身份对语言的影响。实际上，她的悲剧不仅在于她的个人因素，更是社会因素导致。汉娜这一形象只是一个缩影，她的背后站立着一个民族。在面对纳粹历史时，每个人都有难以推脱的历史责任。作者施林克说：“通过汉娜与米夏，我想表现的是，第三帝国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上烙印，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责感。”(3)专访：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译林出版社编辑袁楠专访小说作者本哈德?施林克，2005年10月8日。如何对待过去的罪责是德国人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恰恰是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在他的作品《朗读者》中想要表达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