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词人的地理分布与群体特点

张建伟，殷 昆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学术界对元词研究较为充分，既有古籍整理与文献汇编，比如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钟陵《金元词纪事会评》，也有各个角度的研究，比如赵维江《金元词论稿》，丁放《金元词学研究》，陶然《金元词通论》，刘静、刘磊《金元词研究史稿》。此外，赵永源致力于元好问词的研究，左洪涛则关注金元道教词。近三十年来有元词论文近百篇，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重点词人都有研究，但未能注意到元代词人的地理分布。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1],王尚义、徐宏平的《宋元明清时期山西各县文人统计表》[2]，对元代文人做过抽样统计，但未能针对诗、词、曲等不同文体的作家，不能说明词人的情况。因此，探讨元代词人的地理分布对于元词研究与文学地理研究的深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元代词人分布格局的特点

唐圭璋先生所编的《全金元词》共收录元代词人212人(除无名氏)①，存词共3 721首(包括无名氏)。词人中籍贯可考者157人，除去占籍今朝鲜1人，还有156人；籍贯未详者55人，见表1。

表1元代词人的地域分布

元代词人在分布格局方面呈现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南北方词人在全国所占比重有明显的变化。通过相关统计分析可知，宋代词人全国排名前10的北方仅占2个省份(河南省、山东省)，而元代词人全国排名前10中北方就占5个省份(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其中南方浙江、江苏等8省市有词人100位，占全国可考词人总数的63.7%，而北方河北、山东等8省市有词人57位，占全国可考词人总数的36.3%。因而元代南北词人的数量之比为1.8∶1，而宋代南北词人数量之比为5.6∶1②。相比而言，虽然南方词人在元代仍占绝对优势，但南北词人间的数量之比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宋代约为元代的3倍之多。这说明南北方词人数量间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小，即南方词人数量呈现锐减趋势，而北方词人数量却呈现上升趋势。

第二，从整体排名情况来看，南方的浙江、江苏、江西仍然稳居前3名，北方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依次居第4、5、6名。南方的安徽与上海并居第8名，北方的陕西与湖南并居第10名。新疆位列第12名，辽宁、北京、福建并居第13名，南方的湖北排名最低。

词人分布除了数量方面，还体现在质量上，即词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根据朱彝尊《词综》收录元代词人的情况看，收词数量最多的为晋宁(今属山西)人张翥27首，其次是华亭(今属上海)人邵亨贞12首，卫辉(今属河南)人王恽8首，杭州(今属浙江)人张雨7首。收词为5首的有赵孟頫、曾允元、张埜、倪瓒，收词4首的有程钜夫、姚云文、詹玉③、彭元逊、罗志仁、许有壬、萨都剌。汪森增补的元代词人中收词较多的(4首)为冯子振、张可久、钱应庚。综上所述，《词综》收录元代词作以江西最为突出，浙江、河北、江苏、河南、山西、上海、湖北、湖南也有分布。由此可见，有影响力的词人地理分布与词人数量分布虽不完全一致，但基本趋向相同，仍然是江西、浙江、江苏、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占先，不同之处在于河南比山东表现更佳，湖北有詹正出现④。

二、词人分布格局变化的原因

北方词人数量的上升与河北、山西等地的崛起有关。

河北在北宋毗邻辽国，为战争前线，文化发展受限。入金以后不再是边防地区，文化状况得到很大改善[3]86-87，为元代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蒙古时期，河北地区涌现出了很多杰出人物，顺天张氏、真定史氏与藁城董氏，家族成员在元代一直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4]291。邢台集团也值得注意，刘秉忠与弟秉恕、张文谦、马亨、郭守敬、齐履谦等人为学博恰，多善术数，长于吏事，体现了邢台学派的特点⑤。此外，保定路容城人刘因、广平肥乡人窦默在理学方面享有盛誉，栾城人李治学术著述丰富，广平永年人王磐、真定人高鸣等人在政事与文学等方面颇有影响。即便一个宁晋县(今属河北)，也出了不少人才⑥。河北在元初可谓人才济济[5]252-253，有了良好的文化基础，河北地区词人增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山西(河东南路、河东北路)呈现出与河北相似的局面，由于宋金易代，其地域文化发生了明显变化。北宋时，因为临近辽朝与西夏，山西为用武之地，民风较为朴直刚悍⑦。女真族入主中原，山西由边境地区变为文化发达地区。山西在金代词人地理分布中占据第一名的位置[6]，在诗人方面也是如此，山西诗人占到《中州集》所收诗人数量的三分之二[7]。

由《各省份词人数量排名》表可知，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依次在全国排第4、5、6名，而从《宋元两代所占比重比较》表中可知，元代河北省较宋代上升10.2个百分点，在所有呈上升趋势的省市中排名第一。由此表明腹内这三个地区的词人数量增长较为迅速，甚至成为缩小南北词人差距的中坚力量。在金代词人分布的统计中，山西、河北、山东刚好排在前三名，充分说明这三个地区的词学创作在金代有所发展，体现了一种延续性⑧。

元代词人分布区域值得关注的还有新疆和辽宁。归入新疆的为廉惇(《全金元词》误作廉希宪)、贯云石、偰玉立、薛昂夫。贯云石祖籍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父祖为官于湖广行省，自己漫游各地，其籍贯按照祖籍；廉惇同样祖籍高昌，父亲廉希宪在大都与陕西都有别墅，廉惇也以祖籍定籍；薛昂夫也是回鹘人，家族从新疆入居中原后，曾居覃怀(今河南沁阳)，后迁居龙兴路(今江西南昌)，薛昂夫也以新疆定籍；偰玉立家族也是发源于高昌，但家族迁徙占籍于溧阳(今属江苏)；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祖籍义州弘政(今辽宁义县)，但父子都不是成长于义州，辗转各地为官，因此将他们的籍贯定为祖籍义州。

廉惇等词人都属于北方民族，这是在金代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疆域所限，宋代词人没有涉及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随着女真人建立政权和逐步汉化，这些地区的文化逐步发展，出现了词人分布，其中宁夏1人，甘肃2人，黑龙江5人。元代同样呈现出词人分布拓展的现象，为词坛发展的新气象，拓展了中国的文学版图。

笔者依据刘尊明、王兆鹏《宋词作者的地域分布》表中对宋词作者的数量及所占比重的统计情况，将元代词人的地理分布情况与宋代词人的地理分布情况作比较。元代词人中广东、广西、四川三地均无分布，而宋代词人中却均有分布，其数量分别是广东7人、广西3人、四川57人[8]154。

四川在宋元两代的变化最为明显。自秦汉以来四川的经济发展较好，文化也很发达。唐末中原动乱，“中原地区逃亡蜀地的士人有60余人，像高阳毛文锡、鄜州顾琼、杜陵韦庄、狄道牛峤、牛希济等，都是五代十国时西蜀地区的著名词人”[9]277。这些词人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创作中心，宋代四川籍词人数量在全国排名第六，属于中等偏上地区。然而，蒙元攻打四川导致了毁灭性的破坏，使得四川的经济与文化遭到很大打击，词人数量由57人降到0。

四川军民与蒙元军队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直到南宋灭亡。据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史母程氏传》记载，蒙古军队进入四川后，大肆屠杀平民，仅成都城中的尸骸便达到一百四十万具，城外尚不计在内[10]490。“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11]这对于成都平原上较为集中的各地词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而多数遗民尤其是一些有名望的世家大族，纷纷顺江东下，移入长江中下游和东南地区，比如谢端、虞集、宇文公谅等家族。根据吴松弟先生的研究，宋蒙战争中四川人口减少极多，从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23—1290)六十多年间，下降了96.1%[12]663。大量的衣冠士族被杀、被掳掠与迁徙是导致词人数量骤减的主要原因。

广东、广西的情况不同于四川。在宋代，广东整体上文化比较落后，只有南雄州、英德府、惠州、潮州等地略有起色。广西的文化整体上还不如广东[3]104。到了元代，两广的文化同样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因此，相对于宋代的基数，元代广东、广西没有词人分布也就不难理解了。

南方值得注意的还有上海。词人数量由宋代的5人升至8人，尽管只增加了3人，但考虑到宋代与元代立国时期的长短，上海占全国词人总量的百分比由0.6%上升到4.53%，排名由第15名上升为第8名，增长还是显著的。上海古称华亭、松江，虽然出过陆机、陆云这样的文人，其整体文化环境在江南并不突出。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元末的松江成为文人聚集之地。据崔志伟的统计，本土文人有管讷等39人，而寓居文人35人中有杨维桢、张雨、陶宗仪、黄公望这样在诗坛、画坛声名卓著的人[13]14-15。

三、元代词坛的南北交融

词人的地理分布属于静态研究，那么，词人的动态分布有何特点呢？

元灭南宋后，原南宋文人陆续进入大都为官，由此形成了大都词人群中的“南派”。至元中期以后，河朔地域“北宗”词风的代表人物刘敏中、刘因等人和程文海、赵孟頫等南派词人，在大都(今北京)形成了以台阁词人为中心的群体，元代南北词坛进一步融合[14]1。

白朴不属于元代馆阁词人，他祖籍隩州(今山西河曲)，曾居真定，元朝灭南宋前后，白朴南游到汉江、九江、岳阳等地，后移家建康，还游览茅山、扬州、杭州等地。南方文化对白朴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突出表现在他的金陵怀古词。白朴《天籁集》兼具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15]，这种多样艺术风格的形成，正与白朴纵贯南北的经历密切相关[16]。

元大德、延祐之后，大都词人群体内部逐渐呈现出南强北弱的趋势，“北派”词人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南派”词人无论在词人数量上，还是在成就上表现都较为突出。在此背景下，北方词人中河北张之翰之子张埜和大都人宋褧以及高丽词人李齐贤等成就较为显著，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北方词风的转变。张埜仍旧保持“北派”词人刚健爽朗的特征，而宋褧与张翥二人因为早年寓居南方等因素，在词风上则几乎完全接近“南派”词[17]356，尤其是张翥继承姜、张一脉，“婉丽风流，有南宋旧格”[18]1822。

白朴《满江红》(过了重阳)是和王彦文、王利用、秦仲等人在金陵饮酒而作。据白朴《木兰花慢》(记罗浮仙子)词序，至元六年(1269)，他与时任怀孟路总管的杨果、任府判的奥敦周卿一起在覃怀(今河南沁阳)北赏梅，奥敦周卿先作，他与杨果作和韵词[19]88，22。这种荟萃南北各民族词人的雅集在元代中后期频繁举行，杭州、金陵、昆山等地成为词人汇集之地。

四、民族词人与域外交流

继金代之后，民族词人继续涌现，而且更为丰富，涉及畏吾、契丹等多个民族。畏吾族有廉惇⑨、贯云石、偰玉立、薛昂夫，契丹族则是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女真人有兀颜思忠⑩，萨都剌的族属存在争议，他应该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这同样是在金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体现出民族政权下的文学特色。这些民族词人与汉族词人都用汉语进行写作，以汉文化为纽带进行交流，以师生网络、赠答唱和、同题集咏、欣赏书画等形式频繁活动，形成元代特有的多族士人圈。比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冬，张之翰北归留别金陵行台诸公，作《沁园春》词，参加的人包括王博文、霍肃、耶律希逸、李昂等人[20]，其中耶律希逸为契丹人，这就一次多民族雅集。

高丽词人李齐贤反映出元代域外文化交流兴盛。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高丽国王忠宣王让位后留居元朝大都(今北京)，召李齐贤来中国为侍从。两年后李齐贤来到中国，他游历各地，词作涉及的地域包括河北、四川、江苏、陕西等地。李齐贤遍交名士，与姚燧、阎复、赵孟頫、元明善、张养浩等过从甚密。

总之，元代词人在分布格局方面呈现出与宋代不同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南北差距有所缩小，北方山西、河北、山东词人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而四川、福建两省份下降明显。其次，由于天下一统，出现了南北词人的交流与融合。最后，继金代之后，民族词人继续涌现，而且更为丰富，涉及畏吾、契丹等多个民族，而新疆与辽宁成为词人分布新增加的地区。词人分布的这些变化与元代的政治、军事、版图、民族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

注释：

① 由于跨越两代，由金入蒙的词人有些被唐圭璋先生列入了《全金词》，比如元好问、李俊民、段克己、段成己未列入统计。由宋入元的词人有些收入了《全宋词》，比如刘辰翁、周密、王奕、汪梦斗赵文、汪宗臣、刘埙、王沂孙、黎廷瑞、仇远、蒋捷、张炎等人。

② 南方746人，北方134人。参见《宋词作者地域分布》，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③ 《词综》卷二十七作詹正。

④ 詹玉，生平见俞焯《诗词余话》(《说郛》卷四十三)、《精选名儒草堂诗余》卷上、《元史》卷一七三和卷一九九。《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1624页作江西人，误。

⑤ 参见苏天爵《元故太史院使赠翰林学士齐文懿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十一。

⑥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六《晋宁张氏先茔碑铭》曾提到宁晋人王忱、王椅、荆幼纪、陈祐与弟天祥等。

⑦ 参见《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及朱丽、张建伟《地方档案文献中的元代山西民族融合问题》，《运城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⑧ 张建伟、张景源《论金代词人地理分布与群体特点》，《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

⑨ 《全金元词》第721页据永乐大典九千七百六十五岩字韵收，将词系于廉希宪下，并加案语曰：“大曲岩字韵引此词作廉文靖公集。又引元明善清河集读书岩记，谓读书岩为故相太傅魏国廉文正公之别业，在京兆樊川少陵原之阳，可证大典作廉文靖公，当为廉文正公之误。”该词为廉惇所作，唐圭璋先生误改。参见杨镰先生《元诗史》第53页。

⑩ 契丹、女真族在元代被归入四等人中的汉人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