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文/张旭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正生活在全球叙事的黄金时代，全球史不仅可能，而且无法避免。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也不论是在后民族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全球史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促使历史学家打破民族国家历史的旧有框架，重绘全新的世界图景。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地方经验在全球叙事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全球叙事中有可能存在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制度的挑战，民族叙事在全球史中并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展现全球史多样性并促使其更为公正的一个前提。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而言，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一方面，它通过不断纳入新的现实意蕴而努力与变动中的全球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也通过对叙事策略的调整而尝试建构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性过去。因此，尽管会有某种程度的冲突，但全球叙事的出现并不会压制存在已久的民族叙事，反而会给后者提供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契机，将自己的地方经验注入到全球叙事的宏大话语中，从而更加开放和更具包容性。

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

全球史在中国的出现与西方几乎同步。在西方，全球史作为一个新近出现的研究领域而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大约是在2000年。当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全球史。在中国，2004年底，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5年10月与美国世界史学会联合举办了“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视角，第一次进入中国公众和学术界的视野，其理论与方法也第一次被系统介绍到中国。

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许多研究领域，不论是传统的经济史、中外交流史、历史地理学，还是新兴的气候史、环境史、海洋史，都开始将“全球”作为重要的分析手段和研究路径，从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对相关主题进行考察。甚至某些之前与全球史几乎无涉的领域，比如中国党史国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转向全球史的呼声。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场“全球转向”。

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有着内外两种因素。一方面，它是全球史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史虽然产生于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但在近些年来，其方法与理念已经为许多非西方学者所接受，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史学现象。另一方面，它满足了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学界的内在需要。首先，全球史克服了以往世界史研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缺陷。其次，全球史打破了以往世界史编纂中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再次，全球史满足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历史学家对新的宏大叙事的需求。最后，全球史可以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提供一种大国应有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气度，也可以为中国解决全球性事务提供镜鉴和经验。

上述全球史在中国兴起的四个内在原因中，前两个可以归结为全球史的普遍性，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因同样适用于解释全球史在其他国家的兴起，以及全球史得以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全球史的普遍性实际上体现了近年来国际史学的一种发展趋势，即从民族史向跨民族史的转变、从地方视角向全球视角的转变、从单一语境向复杂语境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源来自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族国家的性质、历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历史书写的当代价值等问题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如果把历史事件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内加以考察，它将获得民族国家视角或任何地方视角所无法展现的意义和价值。

与前两个原因相比，后两个原因可以归结为全球史的特殊性，即全球史在传入其他国家时，应满足这些国家不同的和特别的需求。因此，考察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还需要结合中国具体的现实进行分析。总的说来，中国对全球史的开放态度，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现状及中国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的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发展与变革。新的研究领域在拓展，新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尽管这些理论与方法大多引自西方。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家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对地方性、区域性甚至个体性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任何一种宏大叙事的关注。与此同时，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碎片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现象，许多大的结构性问题被搁置，诸如“革命”“现代化”这样的之前史学研究中的“主叙事”被认为具有太强的政治预设而遭到批评。因此，有必要重新呼吁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的到来，将众多被割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再次整合到一个合目的的范畴内。全球史看来是一种选择，它为当前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性和长时段的分析框架，也对唯物史观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另一方面，从史学服务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增强的今天，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应该成为修正和完善当下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源泉。历史尤其是全球史，应当成为阐释中国与全球化之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应当成为中国历史学家重建对全球化世界认识的一种重要叙事。在一些学者看来，全球史不应再仅仅被视为西方的舶来品，它已经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全球史给中国世界史研究带来的发展变化，恰恰可以为中国的全球化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全球史，或者不如说经过本土化的全球史，必然要为中国提供审视和应对全球化的知识与经验，也必然要反映中国的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

全球史的特殊性表明，每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都有自己对全球史的理解，全球史的内涵和意义因而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一个全球普遍适用的标准版本。全球史只能是与各种地方因素纠缠在一起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全球史。这种对于全球史的新的理解以及重建全球史叙事的尝试，为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对中国而言，民族国家依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依然是当下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所以，即便是全球史，其目标也不会完全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对中国这样的民族意识依然盛行于公共话语层面的国家来说，全球史只有与民族国家历史携手共进，才会真正扎根于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因此，在中国的全球史话语中，民族叙事不仅不会式微，反而会凸显其应有的价值。

民族叙事与全球史

史学研究中的民族叙事出现是现代史学的产物，而中国现代史学意识的产生则源自建立在华夷秩序之上的“天下”观念的崩溃。自先秦以来，“天下”一直是中国想象和实践其政治和文化权力的最大空间，它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将周边地区吸纳进来。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天下体系旋即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与西方遭遇时的挫败感、传统价值观念陨落后的无所适从，让中国不得不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而新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的认知是通过在时间指向上完全相反的两种路径同时展开的：一种是面向未来的或前瞻式的，即通过努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跻身于现代世界；一种是以过去为导向的或后顾式的，即通过否定或改造自己的过去而为新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这两种路径无一例外都将历史作为重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工具。一方面，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世界史（外国史），希望从中获得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并引以为榜样。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着手改造中国的旧史学即传统史学，以创建一种服务于当下和未来的新史学。

到20世纪上半叶及至当代，民族叙事转向革命话语和现代化话语，但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历史撰述中的民族叙事主要表达了建立一个与西方平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在提出这一诉求的过程中，对创伤性过去的记忆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成为民族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对历史学家而言，历史撰述的当下性亦即现实主义原则才是推动民族叙事展开的最重要动力。民族叙事所表现出的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无疑与中国史学中的“经世致用”传统一脉相承。所以，即便在全球化的当下，民族叙事依然活跃在历史学家的撰述中，并指向亟待实践的现实问题，即中国不仅有能力参与全球事务，而且能够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为全球化提供新的活力。

因此，中国当前的全球史撰述无法脱离民族叙事的价值与意义，甚至有可能内在于民族叙事的框架内。这一在西方全球史撰述中看似悖论的问题，却在中国的全球史话语中找到了现实基础与合理性。詹明信在论及第三世界文学时曾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应被当作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来阅读，即使那些看上去关乎个体的和充斥着个人欲望的文本，也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展现了第三世界文化和社会所遭受的冲击。詹明信对于第三世界文本的解读或许有些类型化，也存在着将第三世界文本的多样性化约为单一模式的风险，但他的第三世界文本对“个人故事和个人经验的讲述，最终必然包含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讲述”的论断，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第三世界文本中挥之不去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结。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分析和理解中国全球史撰述中的民族叙事。

在建构一种替代性的全球史模式时，中国的历史学家首先注意到了全球史的西方起源和西方特征，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试图提出一种融合了地方经验的全球史，以修正当前对于全球史的普遍理解。这种替代性的全球史既体现了全球史的多元性，也为民族叙事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中国的历史学家看来，全球史是多样化的，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原因就在于，每个民族特有的历史和记忆遗产决定了全球史不会只有一种模式，这一点也构成了于沛“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的基础。于沛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因而会对历史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是通过自己的历史记忆传递下来，而这一历史记忆建立在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搜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始终未曾中断。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对全球史的认识，就要从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视角出发。

与于沛通过回溯民族历史记忆而将全球史纳入民族叙事不同的是，钱乘旦是通过强调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而将包括全球史在内的世界史研究与民族叙事建立起联系的。钱乘旦首先指出历史研究的两种不同目的：一是了解过去，满足人们对过去的求知欲，即探求历史的真实；二是寻找历史在当下的意义，或者说借鉴过去为现实所用。在他看来，研究本国的历史，这两个目的都要达到。但研究世界史，主要是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研究世界史，其兴趣点、理解角度以及获得的感悟，都与外国人研究他本国的历史有着很大差异。对中国人来说，研究世界的历史借鉴意义和训诫意义要大于对历史细节的探索。

钱乘旦在这里显然对历史或者过去作出了两种区分：一种属于纯粹的学术研究领域，以探询细节、真相、客观性为目的；一种是服务于现实的领域，为当下提供经验、范例、借鉴和训诫。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主要被放在了第二个领域，其最终目的是服务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现实需要。钱乘旦对历史研究之功能的划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奥克肖特对过去所作的划分。在《经验及其模式》中，奥克肖特将过去分为“历史的过去”（historical past）和“实用的过去”（practical past）。所谓“历史的过去”是指“真实发生之事”，是历史学家要研究和考察的历史实在。它主要存在于学术研究之中，代表着中立性与客观性，只要历史学家细致耐心，足够幸运，就能够探知过去的真实面目。“实用的过去”则与“历史的过去”截然不同，它来自于人们过去的实践经验，经常被用于论证当下和未来行动的有效性，更多地存在于记忆、信仰、神话和情感之中。“实用的过去”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真实性，而在于它与当下的联系，在于它给予当下的指导，或者简单来说，它对于当下的用处。

比较奥克肖特对过去所作的区分可以看出，钱乘旦对历史研究作出的两个层次的划分，目的亦旨在发掘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的“实用”内涵或实践性，进而发挥其提供镜鉴、指导现在、期待未来等功用，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新的历史资源。这样一来，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便有了一种明确的指向性，其目的不是超越或背离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而是要与中国的历史形成有机结合，并将一种中国可资借鉴的全球性历史经验运用于自身的现实发展中。民族叙事因而不但不会在中国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中被淡化，反而会借助这种对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的新的理解，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重新彰显其主体性和当代价值。当然，这里的民族叙事并非自我中心主义的，而是一种更加开放的和更具包容性的民族价值观念的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在全球史的潮流中重申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性，并不是民族主义史学的膨胀，而是对民族主义史学的警惕。因为，追溯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并且与当下民族主义意识紧密相关的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来源，对之予以反思和清理，反而会对民族主义史学形成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史的语境中书写民族国家的历史，会让人们看到“国家”或“民族”这样的概念在历史上的变迁，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的认同的连续性，从而历史和辩证地看待这些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避免对之作出超历史的评判和解构。

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强调全球史中的民族叙事，并非要确立一种对抗的姿态，而是去重新思考全球史和民族国家历史在当下的意义；或者不如说，同时将“民族”和“全球”这样蕴含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概念语境化，认识到它们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而不应被限制在单一的时间和空间单元里。民族叙事的存在也表明，全球史只有重新“地方化”，融入各种地方脉络，融合各种地方话语，才能真正发挥其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潜能。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才有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与可能。

然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种理论又来自何处？到目前为止，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还只是处在“构想”阶段，尚未达到可以启发具体研究的“理论”高度。而理论的缺席，不仅不利于构建这样一种全球史，也使得具体的研究更像是西方全球史的翻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只是在拿中国的历史套用西方的经验，存在着理论与事实之间的脱节。当然，理论的缺乏不仅是中国全球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史学所面临的问题。

历史撰述中理论的缺失，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与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为了重塑中国的历史性和国民性，而主动选择西方理论，放弃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有着密切联系。晚清以来，对中国史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两种西方理论当属科学主义和进化论，它们成为中国历史学家建构新史学或现代史学的基本内核。梁启超曾指出，缺乏科学精神和客观的研究态度，正是中国史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国维也多次强调史学和科学的关系，指出科学知识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他尤其认为中国史学的尚古之风，乃是缺乏科学知识所致。至于进化论，则更是颠覆了中国历史学家的传统观念，导致他们的历史认识论发生了剧烈变化。一个明显例子是，对历史上人和事的评判，不再以道德亦即具体的善恶和人文关怀为标准，而是看人和事能否顺应进化之大势。章太炎就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再是基于道德主义的赞扬或批评，而是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的未来发展。正是在接受并认可这些从西方历史经验中归纳而来的“公例”“公理”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不再具有特殊性，转而认同西方历史的普遍性，甚至西方理论的普遍价值。

如果说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学家以“新史学”之名揭开了用西方理论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序幕的话，那么及至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后，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国际化便被再次提上日程。这一时期，诸如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年鉴派史学、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全球史等西方理论和史学方法论被大量引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领域，甚至撰述风格。客观而言，西方理论的持续引入有其合理性，也确实推动了中国史学的更新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史学日益陷入一种理论缺失的困境。其结果很可能是，中国的史学研究要么是用中国的史料阐发西方的理论，要么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不过，正如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比发达国家更有优势一样，中国作为理论生产的后发国家，或许比西方国家更有在理论上作出突破的意愿。当然，理论的突破最终必须落实到史学实践上。在尚未建构一种成熟的理论之前，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不失为一个恰当而明智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史学实践，不断更新和发展当前和未来的史学研究，新的理论才有可能出现。

在进行中国的全球史实践时，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不是单纯地突出中国在全球史中的重要性，也不是在全球史中多增加中国的内容，而是在坚持不同国家、地区、文明之间联系与互动的基础上，强调一种去中心的全球史。去中心并不是否认某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处于全球中心位置这一事实。去中心强调的是这些中心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地位并非孤立地形成，而是全球互动的结果。去中心还意味着在全球史撰述中，对任何一种中心主义叙事的摒弃，即不能只以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来解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与现实。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人们在抨击某种中心主义时，往往又不自觉地跳入到另外一种中心主义之中。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可能会成为制约全球史研究的一个瓶颈。

考虑到目前尚未建立一种描述人类全球性过去的理论，中国学者在进行全球史实践时，可能并不必然一开始就从全球入手。相反，中国的历史学家应当首先着眼于本国的历史，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对于世界和全球的新认识。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首先，要看到“中国”——不论是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以及与周边地区的交错融汇之中。其次，将中国置于跨国或全球语境中加以审视，认识到当今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中国的政治疆域辽阔，文化空间宽广，周边不仅有众多国家，更有不同的文明。长期以来，中国正是在与这些国家和文明的互动和比照中形成了自我认知。因此，跳出中国，以一种异域之眼反观中国，进而在一种跨国和跨文化的语境中重建中国对于自身的认知，这种新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前提。

结论

在全球叙事的黄金时代，民族叙事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尤其是在提供一种正向的民族聚合力、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依然发挥着解放的潜能。不过，当下的民族叙事不是要强调民族国家历史的优越性，而是通过展现地方经验的价值，平衡民族国家历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丰富对于全球史的多元理解。同样，当下的民族叙事也不再只是一种对于仇恨、创伤和冲突的记忆，它将因为体现和表达了基于差异和多样性的诉求，而成为达成平等、尊重和共识的重要介质。只有在平等和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才能够真正认识到，全球史的普遍价值在于对长期以来支配着历史研究模式的那些空间概念的超越。

由此，经由民族叙事所带来的特殊性，历史学家可以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实现全球史的普遍性。历史学家有理由认为，不论全球史采用何种表现方式，也不论全球史采取何种立场，其基本的出发点是探求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里，引用和分享刘新成的观点将很有意义：“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