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母题比较

邱 鹄，刘 浩，蔡 宁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49)

一、引言

神话是关于神祇与英雄的传说和故事，是“各民族在上古时代(或原始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1]，是中国和希腊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希腊神话起源于古老的爱琴文明，在《荷马史诗》和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神谱》等记载并在古希腊戏剧、历史著作中等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神话内容丰富，但散见于历代经史子集各类古籍之中，以《山海经》等为典型，碎片化严重，没有形成希腊神话那样完整的体系。英雄传说是神话传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神话中的著名英雄传说有夸父追日、刑天舞干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希腊神话中的典型英雄人物有完成十二项业绩的赫拉克勒斯、寻找金羊毛的伊阿宋、斩杀怪物米诺陶的忒休斯等。

母题是比较神话学的核心概念,是“motif”一词的汉语音译，是“构成神话作品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在传统中独立存在，不断复制。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但通过不同排列组合，可以转换出无数作品，并能组合入其它文学体裁和文化形态之中。”[2]母题作为一个简单却恒定的结构,其本质体现的是民族共同文化心理[3]。学者们对“母题”这一概念的界定仍有争议。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对母题的界定及分类影响广泛，他认为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强调母题是一个最小的情节单位[4]。英国学者洛德·拉格伦将传统英雄的经历划分为22个情节单元，指出英雄的身世具有一个程式化结构模式。中国社科院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教授按照上述思路，认为这样的情节单元可视为母题或母题系列。他将突厥语民族传统的英雄史诗分成出身高贵、神奇诞生、出征并取得胜利、英雄受伤牺牲等30个母题，并将母题系列按照英雄主人公的人生不同阶段归纳为四个组成部分，即：与英雄的出生相对应的母题系列，与英雄的成长(包括征战和婚姻)相对应的母题系列，与英雄的死而复生(或被俘、进入冥界)相对应的母题系列以及与英雄的死亡相对应的母题系列[5]。吕微认同美国学者本·阿莫斯对母题的界定，认为母题不是分解个别故事的整体所得，而是通过对比各种故事，从中发现重复部分所得，即只要民间故事中有重复部分, 那么这个重复的部分就是一个母题[6]。郎樱指出，民间文学中的母题，尤其是比较文学中的母题，往往具备如下几个特点：在不同作品中重复出现，主要母题的构成相当稳定，叙事模式基本一致，程式化特点鲜明突出，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7]。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母题是叙事的基本单位，具有可重复性等重要特征。鉴于此，本文主要关注英雄身世类母题，强调母题作为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存在，着重探讨这类母题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需要明确的是，英雄身世类母题贯穿英雄人物的一生，大多数不是由一个母题构成，而是以母题组合，或母题系列的形式出现[7]。英雄身世类母题属于核心母题，一般不能省略，否则会影响故事的完整性。因此，此类母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已有研究从英雄的业绩、品质和形象等多个角度解析中国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如：郭玲剖析了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德行，指出英雄世代承载着勇力、荣誉及节制的道德品质[8]；左丹弘、王亚光对比中西方神话中的英雄形象并探讨英雄形象存在差异的原因[9]；陈静分析了古希腊神话中英雄驱魔作为神话母题存在的依据[10]。从神话母题的视角将中国和希腊的英雄传说进行对比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以中国和希腊神话传说中克服艰难险阻、建立丰功伟绩的伟大人物为研究对象，借鉴郎樱和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教授对母题系列的归类，选取与英雄身世密切相关的英雄出生、英雄征战及英雄死亡三个核心母题，从英雄身世的三个关键节点对中国和希腊的英雄传说进行探究，梳理不同神话的显著特点和文化蕴意，以期揭示蕴藏于母题之中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二、英雄身世母题比较

神话母题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同时，世界不同区域也存在反映人类共性的同质性神话母题。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创造出各具特色的英雄形象，在迥异的英雄形象背后，英雄出生、征战和死亡等构成了中国和希腊神话共同的母题类属，同时，这些母题在深层意义上也折射出不同民族精神和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

(一)英雄出生

英雄的出生源于超自然的力量，奇特的出生是英雄传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中国神话中，伏羲为其母履大迹而生，是雷神的儿子，炎帝是其母感神龙而生，黄帝是其母感大电光而生，少昊是其母感流星而生，颛顼是其母感瑶光而生，尧是其母感赤龙而生等。这就是中国的感生神话，能使英雄的母亲怀孕的是图腾神物[11]。和中国神话相比，希腊神话产生和形成较晚，但其中的英雄同样大都是神与人相结合的产物，谓之“半神”。这样的英雄举不胜举：赫拉克勒斯和珀尔修斯均为主神宙斯之子，阿喀琉斯是大海女神忒提斯之子，俄耳甫斯是太阳神阿波罗之子。这些半神具有与生俱来的力量、技能或智慧，在众神的帮助之下通过严苛考验，建立卓越功勋。

中国神话中的英雄多为感生神话人物，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都是人神结合的产物，表现各异，但本质相同，即：英雄的奇特出生暗示了英雄和普通人的不同，英雄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他们的超人之处。他们被当作是神的后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神圣的祖先，他(英雄)的超人智慧、才能和力量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说明”[12]。维柯也指出：“英雄们都相信自己是来源于天神的，因为他们既然相信一切事物都是由神造的或做的，他们就自信是天帝约夫的子孙……他们因此就相信他们的英雄体制就具有一种自然高贵性，凭这种高贵性，他们就成了人类的君主，他们就向另一批人夸耀自己的这种自然高贵性。”[13]英雄与神祇密不可分，有的时候，英雄即神，叶名指出，“禹、契、弃以及许多类似的农业文化的伟大创造者和英雄，在早期大多被作为神来崇拜，只是到了原始意识逐步消退，历史化的浪潮已经席卷整个神话世界之际，他们的人世英雄的性格(首先是伟大的祖先而后被推崇为无与伦比的发明创造者)才日益显著。”[14]不难看出，在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中，英雄的出生都凸显了英雄与神祇的密切关系，从中可以看到神话在发展过程中与历史的互渗。中国的感生神话蕴含了华夏民族天人合一的观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反映了自然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心理和意识。希腊神话更多地强调古老的传统与英雄祖先起源，神话赋予英雄神之后裔的特异起源，而统治者以英雄后裔的身份来昭示统治地位的合理性，并以同一血统观念增强民族群体的认同感。

(二)英雄征战

丰功伟绩是成为英雄的先决条件，是检验英雄的试金石，本质上是古代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集中表现，体现了人类战胜自然的强烈欲望和顽强意志。英雄是人类杰出人物的代表，他们在远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以征服者的形象横空出世，以超常的意志和智慧面对困难和灾难并将之压倒。中国神话中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英雄传说不胜枚举。以《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载的后羿射日为例，“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

希腊神话中同样有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众多英雄以非凡的勇气和顽强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创造辉煌业绩的故事。赫拉克勒斯完成十二件常人所不能为的任务：扼死雄狮，斩杀九头蛇怪，生擒金角铜蹄的牝鹿，活捉为害人畜的野猪，清扫积粪如山的牛圈，驱赶湖上的猛禽，驯服疯狂的公牛，制服吃人的烈马，夺取亚马逊女王的腰带，牵回巨人的牛群，智取金苹果，从冥府带走地狱三头犬。伊阿宋夺取金羊毛，俄狄浦斯智胜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忒修斯独闯克里特岛，为民除害杀死米诺陶，奥德修斯远渡重洋，九死一生，最终回到故土和妻子团聚并夺回王位等。

英雄征战这一母题类属反映了原始先民改造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奋斗精神。在远古时期，许多困难是寻常人力所不能克服的，帮助人类战胜困难的通常是神或者具有超常本领的神化的英雄，他们都具有常人所不能比拟的力量和智慧，身负重任，斩杀各种猛兽怪物，改善恶劣的生存环境。坎贝尔认为，尽管神话中的英雄冒险经历各不相同，但英雄冒险的标准道路是“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神奇的领域中，和各种难以置信的有威力的超自然体相遭遇，并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英雄完成那神秘的冒险，带着能够为他的同类造福的力量归来。”[15]叶舒宪也指出，英雄所征服的妖怪数量不等，形貌各异，“但从神话思维的象征意义上看，诛妖杀怪这一情节的功能是完全等质的。”[16]英雄在除暴安良、兴利除弊的同时，也成就了自我。英雄的业绩实际上就是叙说英雄用有限的生命抗拒命运中的艰难险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

但是，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中英雄建功立业的出发点却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神话中的英雄传说多强调集体意识和奉献精神，重群体而轻个人，如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都是为了大众福祉。中国的神话英雄大都是救民济世的道德典范，为世人敬仰。《韩非子·五蠹》记载：“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在治水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三过家门而不入。神农氏尝遍百草以药治病。这些英雄都被赋予智慧和贤德等特征，注重道德修养，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是至善至美的楷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截然不同，他们个性鲜明，每个英雄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注重实现个人价值，追求个人利益，如：赫拉克勒斯独自一人完成十二件艰巨任务，伊阿宋为了夺回王位而率领众英雄远征夺取金羊毛，阿喀琉斯在他的战俘被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夺走之后就退出战斗，把希腊民族的利益抛在脑后。他们并非完人，有诸多不符合道德规范的缺陷，甚至会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赫拉克勒斯受赫拉嫉妒的影响，时常发作的疯病让他生不如死，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把忠诚的朋友推下城墙，连他的导师喀戎也死在他的箭下。他曾经完全沉浸在温柔乡之中，不思进取，堕落沉迷。阿喀琉斯虽孔武有力、刀枪不入，但也有致命的弱点。他既骁勇善战、光明磊落，但同时性格暴躁、残忍而有报复倾向。随同伊阿宋寻找金羊毛的众多英雄在征途中红杏出墙，在利姆诺斯岛这个只有女人的王国里乐不思蜀。伊阿宋在功成名就之后移情别恋，抛弃曾为他不惜抛国弑兄的美狄亚，已成为负心人的代名词。这些英雄都表现出强烈而又真实的人性，优点和缺点并存，思想感情丰富，性格多样。

两种迥异的英雄形象折射出不同文化的鲜明特质。吴秀莲认为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最大的差异在于伦理性与非伦理性的区别”，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塑造英雄形象时，“希腊崇尚力量，而中国崇尚‘德性’”[17]。希腊神话赞颂英雄的力量或智慧，而中国神话推崇英雄的伟大品德。刘纲纪认为，儒道两家分别是对炎、黄两族文化的承传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炎黄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大公无私、仁爱、智慧、勤劳、顺应自然、发展生产、爱民利民、合和万国等[18]。英雄征战这一母题中所颂扬的尚德品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写照和集中反映，是历史进程和社会观念对神话进行加工后留下的烙印。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征战母题是对个人主义淋漓尽致的表达，凸显个人的利益和需求，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这对后期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人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精神的内在构成要素，其核心内涵就是注重个体的价值、拓展个体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意义[19]。在古希腊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已出现个人主义的萌芽，他们既虔诚地信奉诸神，又认识并重视人的智慧和力量，对他们而言，神就是最健美、最典型的人。古希腊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强调“人是第一重要的”[20]，“或可说古希腊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重视人的智慧和力量[21]。

(三)英雄死亡

英雄是时代的强者，是杰出人物的代表，但英雄与普通人一样，最终的归宿都是死亡。在中国神话中，鲧窃取息壤治水，触怒天帝而被处死，夸父逐日，道渴而死。中国神话中的一些英雄往往被尊奉为神灵，一个原因是统治阶级把劳动人民在神话传说中创造的劳动英雄据为自己的祖宗抬高到九重高天，有的就成了威严赫赫的天神[22]。帝王将相、名门望族在远古神话中寻根问祖，把这些英雄当作他们的始祖以昭示家族历史，证明自己占据统治地位的合理性。赵沛霖指出，黄帝、炎帝、少昊、颛顼等古史传说人物经历了一个“人—神—人”的演变过程：最初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祖先)，后被神化而成为神祇，在神话历史化的过程中又演变或还原为祖先、首领或明君、贤相[23]。吕大吉等指出，“中国先民的远古崇拜有自身的特点，即部落祖先都是英雄祖先，既是血统上的祖先，又是有大功于部落的文化英雄、道德表率和政治领袖，同时还具有超人的神性，因而也被尊敬为神灵。”[11]以羿为例，他被自己的学生所害，但民间怀念这位英雄，托天帝封羿为宗布神，家家祀之。

希腊人相信英雄就是他们最优秀的祖先，“这些英雄起初是理想化的人，后来又成为半人半神。在等级制度中居于奥林匹亚诸神和凡人之间的位置”[24]。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虽有高贵的身世，立下丰功伟业，也不能逃离命运的主宰，结局通常是一个悲剧，令人扼腕。如：赫拉克勒斯在肉身消亡时悲痛而死；阿喀琉斯明知远征特洛伊就会客死他乡，依然参战，最终死于其致命的脚踵；赫克托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家卫国而抗争到底，战死之后其尸体被拖着绕城三周；俄狄浦斯避免神谕的应验而远走他乡，最终还是误杀其父并娶其母，在真相大白后自刺双目；忒休斯为拯救黎民百姓独闯克里特岛迷宫斩杀怪兽，最终却被人从背后推下悬崖而葬身大海；伊阿宋最后也是孤身一人死在阿尔戈战船残骸边。荷马认为英雄在死后与普通人相同，都是要进入冥府，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被尊奉为神祇。英雄的这种悲剧性命运可以视为是对人世间艰难生活的一种折射。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界，人们建构出操控人类命运的诸神并加以顶礼膜拜，祈求神灵庇护，寻求自我安慰。

尽管英雄都是以死亡为结局，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的死亡母题却蕴含着不同的精神信念和价值取向。中国英雄传说有其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更多地折射出一种改造自然的顽强毅力和奋斗精神。如精卫衔着石头草木去填平浩瀚无垠的东海，可谓百折不挠、自强不息。而且，英雄在生命结束之后继以新的生命形式出现。如：鲧死后又生禹，让禹去完成鲧的未竟之业，盘古临死的时候周身千变万化，夸父渴死之后他的手杖化为邓林，刑天在失败之后仍然奋斗不息。这些新的生命形式迸发了更加顽强的生命力，精神不死，战斗不止。从深层次上看，这实际上反映了原始先民对自然循环、生命与死亡的困惑与认识，相信万物有灵而灵魂不死。中国神话中英雄的死亡并不是生命本体的简单终结，而往往是一种形态的转变和升华，他们的精神得以延续乃至发扬光大，在以悲剧结束的同时展现出了光明和希望。张苇杭、胡立耘认为中国神话中的死亡母题具有高蹈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升华的过程“与儒家思想强调人的社会价值和通过个体的完善乃至牺牲而达致社会和谐的精神取向有着一定的契合”，同时也体现了死亡是自然发展的规律，推崇淡泊超然的生死观[25]。

在希腊神话中，死亡作为命中注定的安排也是英雄必然的结局，但蕴藏于死亡母题深处的，绝不是悲观，而是英雄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英雄们崇尚个人荣誉，不仅有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勇敢无畏的开拓进取精神，也充满为理想而献身、视死亡为荣耀的自豪。更重要的是，希腊神话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思想，即英雄甚至奥林匹斯诸神都无法摆脱不可抗拒的命运，连主神宙斯也要受命运三女神的支配。英雄的悲剧命运不是由个人道德因素造成，而是人力无法控制的客观必然性所造成[26]。希腊英雄传说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既凸显了个人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之间的冲突，强调人对命运力量的敬畏和命运的不可抗争性，又褒扬英雄超越自我、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重视人类个体在命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尽管英雄个人难以改变命运安排的结局，但他们至死不屈的精神和挑战命运的勇气使得希腊神话充分显现了人性的光芒。可以看出，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死亡母题和英雄征战母题一样，都表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

三、结语

神话是反映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英雄崇拜是中国和希腊神话的英雄传说中代表性的主题。从神话母题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身世方面大同小异，以他们为主角的英雄传说遵循同样的神话叙事模式，即：英雄的出场(出生奇特)——英雄的征战(为民除害)——英雄的结局(生命终结)，英雄的出生、征战、死亡等是二者共有的母题类属。英雄的神奇诞生是英雄身世系列母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英雄出生后的英雄行为作了铺垫，而且英雄往往以神灵之子降世，强调英雄的高贵身份，为后世王公贵族在神话中寻根问祖提供了依据。英雄神奇诞生母题中的英雄出生类型各有不同，但这种情节单元的寓意非常明确，即出生特异的孩子将成长为具有非凡能力的杰出人物，或斩杀凶猛野兽，或战胜强大对手。当然，由于受到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进程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共有的神话母题表达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不同的民族精神。中国神话强调了英雄在集体之中的社会性，而希腊神话凸显了英雄作为个体的自然性。在英雄征战这个母题中，中国英雄传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尚德精神为显著特征，强调社会责任和集体利益。英雄的“神性”大于“人性”，他们重义轻利，甘愿奉献，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养德修身、立己立人思想。希腊神话推崇个人英雄主义，英雄的个体意识、个人价值占主体地位，英雄并不是一个完人，道德上有瑕疵，个性鲜明，是倡导个性原则、享乐主义的世俗英雄，表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这种肯定人的价值和重视现世生活的思想可以视为近代西方思想文化进程中的主流意识——人文主义的源头。人文主义主张人性、人权，否定神性、神权，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尊严。人文主义思潮从古希腊罗马的萌芽阶段到文艺复兴的兴起阶段、宗教改革的发展阶段，再从启蒙运动到近现代人文主义的多元化发展阶段，对西方社会及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7]。在英雄死亡这一母题中，中国神话中的英雄通过变形与转化创造衍生出新的生命形式，英雄因受神话与历史互渗等因素的影响而大都被尊奉为神灵。英雄死亡母题所蕴含的生死轮回和向死而生的精神力量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胚基，强调精神不朽、舍生取义。希腊神话既展现了命运的强大力量，又凸显了英雄在悲剧命运观的主宰之下不屈不挠的抗争，歌颂英雄突破阻碍的自由意志。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死亡母题深刻展现了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客观命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西方文化中悲剧精神的源头，经过古希腊悲剧艺术的传承和发扬，悲剧精神逐渐成为欧洲乃至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死亡母题所表达的抗争与荣耀也成为西方文化中推崇个性与自由的一个重要思想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