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严复的乡土情结与乡土信仰
——以阳岐尚书祖庙的倡修为例

杨和平 鲁长安 王优杰

一、初议尚书祖庙

社庙是社区和村庄的门户，村庙是社区神崇拜活动的场所，是传统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1]福州市郊区盖山乡阳岐村崎角山麓，有一座规模宏伟的“尚书祖庙”，为一九二〇年严复等人募资筹建。“尚书祖庙”祀奉的是南宋末年抗元名将陈文龙。陈文龙，字君贲，莆田湄洲人，宋咸淳四年以进士第一人登第。官至参知政事（副丞相），兼权知枢密院事。元军入闽后，他以闽广宣抚使领兵转战各地，退守兴化军。元兵直破福州，陈文龙被俘，械送杭州，但他仍威武不屈，后绝食而亡，宋端宗谥忠肃。福州地区人民，先后又建“万寿尚书庙”、“三保尚书庙”、“竹林尚书庙”。但唯“阳岐尚书庙”最早，因此称“尚书祖庙”。《明史·礼志》：“福州祀陈文龙。”《福建通志·坛庙志》：“水部尚书庙，在泗洲左铺，明初建，祀宋陈忠肃文龙。清康熙三十年里人黄煌重建。乾隆二十九年始入祀典，三十四年总督崔应阶给帑谕里人方廷珪募修。” 可见历代对其重视程度之高。

福建民间有：“官船拜尚书，民船拜妈祖”之说。清代尚书公神像曾随册封琉球国官船漂洋过海到过琉球国。从忠君爱国的抗原英烈到道教神仙，陈文龙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转化。程棨《三柳轩杂识》云：“初文龙入太学，累试不及格，太学守土之神岳侯也。一夕梦神请交代，意必老死于太学。既而廷对第一，仕宦日显，前梦不复记矣。及守乡州，又梦神通书，前面日交代，后书至元年月。未几，国亡城陷，俘至杭州，幽于太学之侧。”[2]可见陈文龙为神之说，由来已久。陈文龙由人变为民间崇拜的神开始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灭元统一中国后，曾命中书省派员到各地访求应祀神祗。“凡有功国家惠爱在民者，着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至祭。”朱元璋特别重视抗元英烈陈文龙，建福州府城隍台江万寿尚书庙。明永乐六年（1408年），朝廷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敕封水部尚书三次”；受到闽江下游水上疍民和莆仙一带在省垣从事商贸活动的贾商的崇拜，为了避免闽江洪水殃及庙宇，将原建在阳岐江边“兴化道”旁的庙宇,移至阳岐村“凤鸣山”下新建陈文龙庙。清乾隆四十六年，乾隆皇帝加封陈文龙为镇海王。《续琉球国志略》载：“船遇暴亦然，文武员弁虔叩尚书神像前，乃免于厄。”又据同书载：“尚书陈姓，名文龙，福建兴化人。宋咸淳四年，延对第一，官参知事，知兴化军为贼所执，不屈死。明时显灵，护救海舟，封水部尚书，立庙闽省南关外”。自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始），册封琉球使节例必至庙致祭。乡民尤为敬奉，清叶大庄《写经斋续稿》记载：尚书祖庙“祀宋参政陈文龙，香火甚盛方余少时，每岁上元灯市，神船出巡。西南百余村竞献牲醴，弥月不散”。可以看出，陈文龙不仅满足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道德模范典型从而受到百姓的推崇，也是统治阶级建立的带有神学色彩的政治工具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二、倡修并资修尚书祖庙

民国初年，阳岐村出了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官严复。阳岐人严复曾深受陈文龙影响，在外也牵挂着故乡的“尚书庙”。史载，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回里养疴，十七日便到“尚书庙”行香，又据严复《民国八年（1919年）日记》载：“1月13日，阳岐尚书公生日，到庙行香”。另据《重建尚书祖庙募缘启事》：“尚书公庙为阳岐通乡所讬庇。吾草草归来，家仅中赀，心以为破损如是，实为通乡大耻，故特草启捐赀，提倡修整”。[3]“1月17日，为‘尚书庙’作启募缘”这次回乡，严复虽然是重病在身，但他还是坚定地要重建并慷慨捐资二千元，他在给严璩的信里说：“尚书庙捐款已兑千三百元，所余七百，亦不亟亟，从容筹画。”[4]在他的影响下，他的族侄严家井也捐资一千元，当时福建省的督军李厚基，也捐献三千元。一九一九年六月，“尚书祖庙”董事会的负责人严廉番来信对严复说：“城台乡绅未计，会缘前后约有二万元”。[5]严复离闽北上后仍非常关注“尚书庙”的建设进程。他经常写信给在福州的三儿严琥查问这件事说：“阳歧庙工进行复何如？甚欲闻之。”[6]当时“尚书庙”因故延工，他听了十分生气，马上给严琥写信：“前云八月动工，乃今已重九矣更有何辞延宕耶？其所以延宕之故，到底隐情如何，几可查明告我。此事关吾名誉甚重，儿方在闽乃不能助汝父监督耶？”[7]他甚至要把所捐的钱收回去。“尚书庙”就这样在严复的催促下动工了。一九二〇年一月七日，“尚书庙”上梁大吉，这天严复在北京总统顾问任内，他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很认真地在《日记》里写：“本日，阳岐尚书庙上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严复又回国避冬，定居在域内郎官巷，但也经常到阳岐来，督促“尚书庙”的工程。他对长子严璩说：“现每日均有百余人作工，盼望明春将正殿正前门修竣，则吾辈亦可暂告息肩矣……，者番幸吾归来。大家率作兴事。增其气势，不然并此且不可得也。”[8]第二年的七月三日，已经蹙酷难当，严复行将到鼓山避暑。但他还关心普“尚书庙”，便同次女严璆一起到阳岐。“在老屋里隔宿，次早往看尚书庙工程。”[9]那时，庙工自正殿一直，十完七八，只是前面庙埕尚未铺石，右边統官、半用的是旧料。他估计说；“收合余资。庙工除左边所谓行乐厅外，固可一律完工也。”于是他才放心到鼓山去。即使在鼓山也还多次叫严琥回阳歧促“收东庙工”严复除了积极组织和督促建设“尚书庙”外，还亲自为“尚书庙”写了庙额大匾：“尚书祖庙”，正楷颜书，至今犹在。并亲自为该庙写了几副对联，一副是：“入我门来总须扣心纳手细检生平黑籍，莫言神远任汝穷好极巧难購头上青天。信土严复沐书敬。”第二副是：“十万家饭美鱼香催神之赐，百余乡风清魔伏为民所依。”[10]另一副是：“依然麦浪松涛漉酒重檐梓里貌，饶有黄焦丹荔迎神长守故乡风。”庙宇建成之后，他不时前往祭拜、上香，甚至在庙中以扶乩方式求药治病。在日记之中也可以看到连多他以易经卦来算命的记载。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六），严复在日记中记有“服罗真人符三道。翰周、又槃黄昏来”。服下了“罗真人”所开三道丹符。对他而言，扶乩与卜卦都是能够帮助人们进入“不可思议”之境界的管道。他在日记中写道；“阳崎尚书公生日，到庙行香”、“琥（按严复之子）将赴阳崎请丹”。严复还在得到药方之后，写了《阳岐尚书庙扶乩》、《有罗真人者降》、《示余以丹药疗疾》、《赋呈四绝》四首七言绝句，以抒其情，诗曰：“①老来悲阅意如何，坊里维摩示疾多。多谢灵丹远相畀，与留衰照但河。②多生倚业别难尽，每时神明起内。敢望刀圭分九轻，他年插翼作苏眈。乱来十日见周圈。③权利纷争事总非，天公应惜炎黄尽，何日人间有六飞。④天水亡来六百年,精灵犹得接前贤。而今庙貌重新了，帐里英风总肃然。[11]

三、严复的乡土观念和宗教意识

（一）乡土观念的民风教化

严复重修尚书庙可以看出他对地方神的推崇及其朴素的乡土观念，他在《原富》按语中说道：“且彼所谓教者，非止于孟子所云修其孝悌忠信，抑训诲诱掖，使不知者知，不能者能而已也。今西国所谓教者，其文曰鲁黎礼整（即religion，今译宗教），考其故训，盖犹释氏皈依之义矣。”[12]严复认为西方的宗教是劝说人们相信鬼神，从而皈依“国教”，与西方主流倡导的国家教（基督教）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地方神崇拜为主的宗教格局。

（二）乡土意识的精神指向

严复是认为灵魂或称精神是不灭的，从其孜孜以求的倡修尚书庙也可看出。“则由是而有研究物情、深求理数之人，夫如是谓之学术家；又由是而有笃信主宰，谓世间一切皆有神权，即至生民，其身虽亡，必有魂魄，以为长存之精气者，如是谓之宗教家”，[13]这也为古代的祭祀制度提供了依据。严复对精神世界有着笃志的向往和坚守，“他从赫胥黎的‘不可知论者’开始，进一步以佛教‘不可思议’的概念来理解科学以外的世界，这样的知识观使他至晚年接受‘灵魂不死’的观念、鬼神的存在，并肯定灵学研究在探讨未知世界的价值”[14]。严复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仅受到其妻王夫人的影响。王夫人是虔诚的佛教徒，两人感情深厚，1921年严复悼念王夫人时手抄《金刚经》，熟读《老子》、《庄子》等道家典籍。严复在点评老子时，肯定老子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以无形无相的“道”为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在严复看来，道的内涵是兼容中西并超越经验世界的：“吾生最贵之一物亦名逻各斯。此如佛氏所举之阿德门，基督教所称之灵魂，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皆此物也。”[15]对他来说,超越科学解释的范畴称之为不可思议， 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道”。他说：将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视为“迷信”是错误的，哲学大师赫胥黎与斯宾塞将此领域称为，他则叫做“agnostic”。在《天演论》《论十：佛法》的案语对“不可思议”进行了说明：“不可思议”四字，乃佛书最为精微之语。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他如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至于物理之不可思议，则如宇如宙。宇者，太虚也；庄子谓之有实而无夫处。”[16]综上所述，严复受到道家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与佛教“不可思议”观念的影响，对未知世界和人类的精神世界始终葆有美好的期许。

四、严复的乡土信仰及其思想

（一）乡土信仰的社会作用

严复大力重修阳岐尚书庙，正面亲自题“尚书祖庙”四字，其实有争回尚书庙的“祖庙”之意，就像耶稣基于基督教一样，可以说，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已经上升为一种宗教信仰。福州是在鸦片战争后，被辟为通商口岸的福州港的，异国商人和教会传教士的活动使严复从小就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故乡先贤的精神业绩在严复的心灵深处早就播下了爱国为民思想的种子，而严复荣归故里当然也是一种“落叶归根”，且因重修尚书祖庙多次返乡或致信乡里子嗣，也是中国人回馈乡里思想的体现。严复的荣归故里还不止于晚年其人其家的回归，他是带着思想、技术与道德礼教回归的。而且即便在他不在故土的时候，他也是多方牵挂着故里的，并曾赋诗《梦向阳岐山》表达对故土的思念。而严复对于尚书古庙的修建也是一种回归，且是一种对回归的期盼和呼唤，一方面他借此让自己能多方跟故地的亲友沟通联络，一方面也希望借助于古庙的修建吸引更多的乡贤回归故里，这是一种回归精神的传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浓厚的祖先神化观念，这也是很多地方神都是有人进化为神受到崇拜的原因，而严复认为孝道其实就是对祖先的神化崇拜，“孝则中国之真教也。百行皆原于此，远之以事君为忠，迩之以事长为悌，充类至义，至于享帝配天，原始要终，至于没甯存顺。盖读西铭一篇，而知中国真教，捨孝之一言，固无所属矣。”[17]只有“孝”才是中国的“真教”。严复指出中国人祭祖的习俗就是报答祖先，而不是视为偶像：“至孝子享亲一事，春露秋霜，陈衣列俎，乃保本追远之意，所谓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孝之至也，不得以像偶比。”[18]祖先与后代通过这种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就容括了后代的道德责任与孝道义务，爱因斯坦曾指出，宗教“所留下来的就是培养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源泉”[19]阳岐尚书庙所祀奉的陈文龙就是一位高度浓缩的道德模范代表，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义不容辞，“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衷天地知”，英勇献身，具有鲜明的道德功能。严复也肯定了宗教的道德功能对人的深远影响：“宗教为物，其关于陶铸风俗者，常至深远。”他将宗教信仰中的这种乡土信仰置于很高的地位，充分肯定了其社会功能。将其对社会的作用与道德、法律相提并论。乡土信仰与道德、法律一样，是任何社会都不可一日所无者：“道德一也，宗教二也，法律三也。是三物者，皆生民结合社会后所不可一日无者。”[20]可见宗教与道德并不冲突，反而可以通过信仰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达到道德准则规范的境界。陈文龙保家卫国的爱国思想与严复救亡图存是一脉相承的，都对后人有引领作用。更进一步，信仰的道德约束性也体现在它的惩戒功能，神自被创造的那一刻就带有惩罚制度，可以介入世人的生活，就像陈文龙，一方面他作为“水部尚书”能够保障出海人民的安全，另一方面作为城隍掌管一方生死簿，掌控着生死。人民出于对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惧，因此也就愿意遵守规范化的礼仪，不敢违背，即“教之所言，着为科律，谓凡此皆至德要道，必不可叛者。”[21]

（二）乡土信仰引领秩序构建

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尚书庙在严复募资修建之前，在历史上还经历了五次重修：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九年（1804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咸丰九年（1859年）、光绪十年（1884年），可见陈文龙信仰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经久不衰。严复就指出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缘宗教于初级国家，实有极密切关系。且征诸历史，往往独用宗教之力，即能造立国家。”在国家成立之初，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的神力在证明自己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故一事之称恶，以违背教律者居多，以其致害于人伦者常寡。其论群法也，必依其宗教之律令，以褒贬其制度云为焉，至于即事为衡，决以斯民乐利所由之增损进退者，真落落乎不多见也。”[22]这种带有宗教外壳的统治受到统治者有意的推崇，《周易》中就有提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统治者使百姓能够服从自己的权威，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凝聚力，巩固统治。严复认为宗教有利于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其所由害，以不知群演未深之日，得宗教而后教化尊，民有守死善道之心，而群之合乃大固。”[23]在历史事迹和神话传说的影响之下，陈文龙在福建民间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作为南宋末年的英雄自然受到官方的重视。明王朝统一天下后，作为以身殉国的汉人陈文龙恰好满足了统治阶层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建立有助于扶持自己统治的神学结构。朱元璋在陈文龙生前官邸原址（福州府城隍台江）修建了万寿尚书庙，并说“朕置城隍，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可见民间信仰的社会政治功能。

五、结语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讲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24]这个根就是我们存在的前提，就是祖先。祖先不仅具有寻根的功能，更能庇佑其子孙。对祖先的崇拜，马克斯·韦伯将之称为“俗世宗教”——是一种对祖灵神力的信仰和崇拜。从严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重修阳岐尚书庙，可以看出严复对乡土信仰的推崇。严复重修阳岐尚书庙并亲自题名“尚书祖庙”这一行为，可以理解为其“认祖归宗”的价值倾向，这种对祖先的认同崇拜也是宗教的表现形式，但主要还是乡土信仰的表现。同时，严复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为其思想注入了活力，将中国乡土信仰与西方基督教比较之后融会贯通，对于我们当下理解乡土文化，特别是乡土文化的文化自信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