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面向东盟国家的交流传播史
——基于全球化流动景观的历时性分析

刘晓慧 樊 荣

国际传播领域对信息流动的研究历史悠久。“流动”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新闻流动的比较研究中。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把全球化浪潮分为五个方面，即族群景观——人，技术景观——技术和物质文化，金融景观——资本，媒体景观——信息与想象，意识形态景观——观念和政治思想。族群景观指的是构成我们这个流动世界的人所构成的图景；技术景观指的是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配置情况；金融景观指的是全球框架下的资本配置和流动；媒体景观指生产和散布资讯的电子化能力；意识形态景观通常指的是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五个方面对应到本文的全球化流动景观依次为：人员的流动、技术的流动、金融的流动、媒介的流动以及观念的流动。本文借鉴阿尔君·阿帕杜莱的全球化理论，从人员、技术、金融、媒介及观念这几个方面考察广西面向东盟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阿帕杜莱指出，当代全球文化的形成过程由于多种力量的作用而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景观，在其中充满了断裂和脱节。断裂与脱节本质上是对景观“流动”的描述，即人员的流动、技术的流动、金融的流动、媒介的流动以及观念的流动。而景观的“流动”需以渠道的打通为前提。因此，本文引入渠道建设作为其中一个研究维度。另外，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媒体景观以电子传播技术和信息扩散能力为基础，本质上，媒体景观是杂糅了意识形态的真实再现。因而本文将媒体与观念融合为一个研究维度进行探讨。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从以下五个维度探讨广西面向东盟的交流与传播：（1）广西对东盟国家的渠道建设。（2）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交流。（3）广西与东盟国家人员交流传播。（4）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技术交流与传播。（5）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媒体交流与观念传播。本文基于对大量文献史料的考察，按照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对广西面向东盟国家的交流传播史进行分期，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

一、广西对东盟国家的渠道建设

广西对东盟国家的渠道建设主要包括陆上通道、海上通道以及空中通道三个方面，另外还有口岸建设、邮路建设及驻地使馆建设等。广西与东盟国家的陆海空渠道建设古已有之，从历史分期上看，陆上、海上渠道起步较早，空中通道较晚。在立体的交通渠道建立以前，渠道建设更多的是针对边境地区而言，基于贸易经商往来打通。1949年以前，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的建设易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时断时续，时关时停。从历史梳理来看，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渠道建设长期以来受限于政治因素，发展并不顺畅。唐代，广西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频繁，交通兴盛，然而到了明清两代，政府时常实施“洋禁”政策导致对外通道频繁受限。1949年以后，广西对东盟国家的区位优势在陆路和海路方面逐步显现，中越通道建设从不受重视转向逐步被重视，1955年中越铁路重新开通成为陆上交通建设的关键节点。随着中越双方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口岸也陆续开放；海上运输则以近海运输为主，航线多集中于广西与越南两地；航空运输业仍未成形，机场设施落后，航线少。2004年东盟博览会顺利召开以后，中越贸易往来不断加大，陆路通道率先发展，中越黄金大通道逐步贯通；而后海上通道也逐渐恢复，远洋运输业起步。2004-2013年这十年间通道建设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航空运输业的起步，广西的机场设施建设与东盟国家的航线同步得到发展，2007年成绩最为瞩目，广西机场管理集团大力拓展国际航线,开通了桂林至曼谷、南宁至新加坡等10条广西连通东盟国家的新航线，这一举措使得当年广西-东盟航线全年旅客吞吐量上涨到11.3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8.6%。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在南宁的领事馆基本都是在2004年以后才相继建立起来的，截至目前，东盟十国共有6个国家在邕设立领事馆。2014年至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广西开始规划打造广西-东盟高速路。海上运输方面也有了新进展，深水港建设与远洋运输业同步开展，其中较大的建设工程有钦州港30万吨级进港支航道、北部湾港码头等项目。航空运输上，围绕建设“国际通道”“战略支点”“重要门户”的战略部署，广西努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航空大通道。2014年广西北部湾航空公司成立以后，南宁连接东盟国家的航线网络布局初现雏形，时至今日，航空运输已然成为广西与东盟国家经贸往来的主要通道。

二、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交流

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边境小额贸易与官方对外贸易。广西边境的边民互市早在宋代就已出现。中越两国是邻邦，小买小卖自古有之，宋王朝曾鼓励边民进行贸易，设“博易场”以促进边贸发展。官方对外贸易同样由来已久，在古代广西的官方对外贸易受国家调控，情况时好时坏，如隋唐时期，朝廷鼓励外商来华贸易，甚至为此开凿运河，以建立防城港与越南之间的交通捷径，但到了明清两代，政府都曾实施过“海禁”，其中以清代最为严苛，对外贸易也因此常受影响。1949-2003年，广西边境贸易逐步规范化，边境小额贸易取代边民互市成为主流。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据中越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边境贸易议定书，广西开展对越南边境小额贸易、地方国营贸易和口岸国营贸易；官方对外贸易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广西对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和发展，东盟国家相继加入到与广西的贸易往来当中，这也使得广西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额在各计划时期呈稳步增长态势，这一时期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往来仍是主导。2004-2013年这十年间，广西的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整体呈上涨趋势，2006年开始进出口贸易额出现跳跃式增长，2013年边境小额贸易突破100亿大关。同时，广西对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东盟国家的总贸易额连年攀升，对外经贸迅猛发展。随着东盟博览会的顺利召开，东盟已然成为广西最大对外贸易伙伴，所有东盟国家中，越南自始至终都是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广西与越南的贸易总额甚至超过了广西与其他东盟9国的贸易总额。2014年以后，“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了更多东盟国家加入到与广西的经贸往来当中，广西与东盟的双边贸易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15年广西与东盟进出口总额开始出现大幅跳跃，与2014年相比，增长了近1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50%。2016年则更为明显，比2015年翻了6倍之多。越南始终是广西第一大贸易国，2017年广西与越南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甚至一度超过广西与东盟贸易总额的2/3。2018年，广西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2061.49亿元人民币，占广西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广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合作潜力持续释放，东盟连续18年保持广西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三、广西与东盟国家人员交流传播

广西与东盟的人员往来几乎涵盖了整个东盟国家，这种人员的流动主要还是建立在贸易往来的基础之上。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官方层面和民间层面。官方层面多以政治、经济往来为主，民间层面的往来则更多是基于经商的需求。从历时性梳理上看，1949年以前，官方层面的人员往来围绕越南展开，以政治往来为主线；相较而言，民间层面的人员往来更为丰富多样，主要以外出经商和务工为主，另外古代政权动荡，中越边境战火不断，时常有难民迁徙出国，这些难民多为反抗朝廷的叛乱者和逃兵。此外，广西少数民族也有向外迁徙的经历，如区内的壮族、苗族等，过去时常因战争或自然灾害向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迁徙。由此可见，广西与东盟国家的人民，尤其是邻国越南，自古便有了“民心相通”的基础。到了1949-2003年，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官方往来由单一向多边转变，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到访广西，频繁到访的同时也带来了政治互信与经贸往来的利好局面。民间往来则表现为一“出”一“入”。“出”表现在出国团聚和继承遗产上。历史上，不少广西人把家人留在国内自己出国谋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拼，经济上有了一定积蓄后，一部分人在当地成家或将国内的家人接到国外团聚，有的人随着年岁的增长，力不从心，需要国内亲人出国继承财产或协助经营事业；“入”则表现为来桂留学。据统计，1953年起广西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到1985年，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就有289名，其中就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留学生。另外，外国实习生来广西培训也是一大特色。1959年至1985年间，广西就先后为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4国培训了714名技术员或技术工人。2004-2013年，随着东盟博览会的顺利召开，广西与东盟十国的官方人员往来进入新的时期，不仅在往来批次、人数上逐年上涨，原本与广西往来甚少或几乎没有往来的国家也纷纷派出访问团体出访广西；民间层面上有“出”有“入”，人员往来集中于侨务、文化交流、旅游、留学生四个方面，其中侨务往来除侨民往来以外，还包含公派教师出国这一项，东盟博览会召开以后，广西公派赴东盟国家展开华文教育的教师连年增加。2014年以后，东盟十国的官方人员保持高密度来访，广西外派官员出访批次逐年增多。2016年广西外事工作策略适时调整，务实推进广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广西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出访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专程出访的东盟国家有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目前，广西积极拓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渠道和新布局。

四、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技术交流与传播

阿帕杜莱认为技术的流动既不是靠经济的规模，也不是靠政治控制或市场的合理性，而靠日益复杂的资金流间的关系，靠政治的可能性和高技术公认的可获得性来驱动的。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技术交流从建国以后开始，这种技术交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建立在一种政治结盟基础上的单向流动。1949-2003年，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技术交流与传播更多的是体现在技术援助上，或者说是广西对东盟国家的单向技术输出。1978年以前，广西对外技术援助主要集中在越南，表现为对外国实习生的技术培训。伴随着改革开放技术“走出去”的步伐，广西与东盟国家技术交流与往来的范围逐步扩大。在这期间，除了官方企业外，地方企业也展现出雄厚的技术实力，承包过不少东盟国家的项目工程。进入到90年代，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技术交流除了技术援助与支持外，还体现在项目承建上，据相关记录，1999年广西签订的对外承包工程合同就有19项。项目承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的对外项目承建，二是地方企业的对外项目承包。广西对外承建项目多以路桥、房屋等土建施工及技术改造为主，早期承建工程分布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在越南的项目是最多的。2003年的对外承包工程中，以越南的工程最大，其中湄公河运输和防洪MD2公路修建工程承包合同总额为2251万美元,两项橡胶生产建设项目合同总额266万美元。2004年以后，广西对东盟国家的技术援助与项目承包持续进行，以农业合作项目为主，如2004年与柬埔寨开展了农村家用沼气示范项目；2009年，自治区农业厅组团赴越南广宁省参加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越南广宁省农业及农村发展厅厅长第一次联席会议，双方签署稻飞虱和稻纵卷叶螟监测合作、优质水稻品种推广合作、水果生产技术交流及贸易合作、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合作建设等多个合作文件。4月,又与文莱工业与初级资源部签署《文莱工业与初级资源部农业局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会谈纪要》,达成合作实施水稻高产示范项目的共识。另外，随着东盟博览会的召开，针对东盟开办的研修班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广西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官员与技术人员，服务广西，服务东盟。纵观历史，广西的技术输出体现出广西在科技创新领域仍领先于不少东盟国家，这与中国一贯奉行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治国之道相符。广西对东盟国家的技术输出也展现了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领头羊”角色，同时又提升了广西在东盟国家的整体形象，为构建“一带一路”良好的发展环境夯实了基础。

五、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媒体交流与观念传播

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mediascape是全球化流动场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这种所谓的“媒介图景”（媒体景观）是以电子传播技术和信息扩散能力为基础的。本质上，这种媒体景观是杂糅了意识形态的真实再现。广西对东盟国家媒体景观的构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的转变，其背后的驱动力一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改变，二是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替。这部分的研究涉及对外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对外传播策略与框架两个层面。

广西对东盟国家媒介渠道的建设起步较晚。1980年以前，广西没有专门针对东盟国家的媒体渠道，更谈不上面向东盟国家的传播策略。20世纪80年代以前，广西的外宣工作基本由国家统一调配。当时国家级通讯社承担了广西大部分外宣任务，其中新华通讯社广西分社和中国新闻社广西分社是广西的外宣主力。1980-2003年，广西对东盟的媒体渠道建设提上日程，开始铺设对外广播电视渠道，1982年筹建的广西对外广播电台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2000年后，伴随着东盟博览会的前期筹备工作，广西的外宣渠道建设有了新突破，一方面广西在8个边境县(市)开展边境广播电视建设大会战，建成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站。 另一方面纸媒建设也取得了新进展。其一是打通了《广西日报》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并在2003年组建“东盟报道部”。其二是针对与广西往来最为密切的邻国越南，开辟并扩大新的纸媒传播渠道《荷花》杂志。这一时期，广西对东盟国家的外宣策略并未成形，主要依靠的是广播电视渠道的外宣策略。2004-2013年，随着东盟博览会的筹备与召开，广西对东盟国家的媒体建设全面铺开，并加强媒体渠道建设深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在对东盟国家宣传工作中均发挥出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广西日报》于2004年创办“对接东盟”专版。十余年来，在充分宣传广西优势的同时，不遗余力地介绍东盟各国的观念和需求，进行双向沟通。2007年《广西日报》开通电子版，“对接东盟”专版实现了网上与平面媒体同步传播。广西日报社通过开展与东盟媒体的合作与交流，来扩大其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如广西日报社与新加坡、越南等国多家报社建立联系，其中就包括越南的《广宁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大报，并积极开展报社间的各种互访活动、签订相关合作协议。2009年10月23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广西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国内首个区域性国际广播频率——广西北部湾之声。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电视台开播了国际频道。在硬件条件上，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较之过去广西电视台的东盟栏目有了更为快捷和专业的传播平台。对外传播策略也随着东盟博览会的召开有所调整：面向东盟，以服务经济为主线，兼顾文化交流。2014年以后，广西持续扩大对东盟国家媒体渠道建设深度和广度。广西进一步推动外宣期刊《荷花》（中越文）杂志的本土化发展。广西电视台扩大卫星频道和国际频道在东盟国家落地入网覆盖，加强与东盟国家广播电视节目交流、制作和互播。广西外宣部门扩大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北部湾之声、广西电视台卫星频道和国际频道在东盟国家落地入网覆盖。对外传播策略上调整为以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抓手，坚持服务经济导向。

纵观广西与东盟的媒体交流与观念传播，2004年以前，广西对外传播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也没有形成战略性的对外传播策略，对外传播的渠道不仅少而且狭窄，由于未能得到相关部门足够的重视，当时的外宣工作只是被动式的完成国家布置的外宣任务，处于一种较为缺乏系统的部署和规划的状态。2004年以后，东盟博览会的召开让广西的对外传播工作有了新突破，但这一时期，广西的对外传播工作只重视渠道上的深入，缺乏战略性的、整合性的、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策略的部署，主要表现在外宣对象过于集中，对外传播渠道有深度而无广度等方面，这也导致了广西对东盟国家的传播始终无法铺开。2014年以后，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加大了对东盟国家媒体渠道建设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在长远的、宏观的战略性对外传播策略的制定上做得仍然不足，广西的对外传播如何更好的服务“一带一路”是现在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亟需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六、结语

通过上述各个维度的梳理，可以清晰窥见不同历史时期广西与东盟国家交流传播的状况及特点，历时性梳理不仅是回归历史，对共时性的认知也具有启发意义。阿帕杜莱在《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中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五种景观是断裂与脱节的，这种新的断裂的全球文化层面和经济层面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决定关系，当中存在着深刻的变化，变化的动力来源是五个景观之间持续不断发生的流动和不确定的互动。

从历史分期上看，1949年以前媒体与技术景观并未成形，渠道建设、金融景观和族群景观的裂散作用已初见端倪。1949年以后，技术景观与媒体景观相继加入了全球化流动的浪潮当中，其裂散作用对其他景观开始产生影响。尤其是媒体景观，随着媒介技术的逐步发展，媒体景观在全球化流动场景中的作用开始显现，从个别案例中可以发现媒体制造出的影像促进了人员、金融景观的流动，然而这种影响却十分有限，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媒介渠道与技术的限制；二是对外传播策略没有建立起来。东盟博览会召开以后，广西的对外传播策略调整为媒体建设以服务东盟为导向，同时兼顾文化交流，因此2004年以后，媒体景观对广西与东盟的交流传播起到很大作用，特别是对人员流动、技术流动以及金融流动的影响颇大，渠道建设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太大进展。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渠道建设受到广西政府的重视，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渠道建设有了较大进展。媒体景观对“全球化介入”延续了上一时期的良好势头，这一时期广西除常规的对外媒体渠道建设和媒体合作外，加强影视合作是一大亮点。目前广西对东盟国家交流传播的五大景观呈现如下特点，其一是金融景观居于广西与东盟传播交流的中心；其二是媒体景观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对金融景观和族群景观的影响上。虽然各景观的互动都已展开，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如媒体景观与渠道景观的互动不够充分，广西媒体对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渠道建设的相关报道仅仅停留在新闻报道层面，对如何运用媒体来促进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渠道建设这一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战略传播意识。另外，媒体对技术景观的影像塑造也稍显不足，广西不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就目前来看，这些企业对东盟国家技术输出的渠道主要还是依靠东盟博览会，媒体更多的是对内报道，仅仅依靠展会对外传播广西技术显然是不够的，这也导致广西技术始终没有在东盟国家打响。充分了解和发挥各景观间的互动关系，将有助于整体提升广西与东盟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广西相关部门的决策制定及效果达成提供新的思考维度，这也是今后的研究中重点探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