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述评《吕氏春秋》再探

俞林波

(济南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022)

一、记述吕书信息，意义十分重大

司马迁首次记述了《吕氏春秋》一书的基本信息。《史记·吕不韦列传》曰：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1]

在西汉前期反秦的氛围之下，学者只能偷偷研习《吕氏春秋》，极容易造成一种后果：在《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被暗暗地利用转化之后，《吕氏春秋》一书消失了。历史上有诸多这样的例子，很多书的内容被吸收进一部新书之后原书消失了，检索古籍目录易见。

司马迁记述了《吕氏春秋》一书的内容结构，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字数二十余万言。即使《吕氏春秋》很不幸地在西汉前中期亡佚，我们也可以依据司马迁的记述知晓《吕氏春秋》一书的框架结构。故司马迁对《吕氏春秋》一书基本信息的记述，十分重要。

至东汉高诱之时，所言《吕氏春秋》一书基本信息又有所变化。高诱《吕氏春秋序》曰：“不韦乃集儒书[2]，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各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3]

(一)正文字数——“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各十余万言”一辨

司马迁记述《吕氏春秋》正文字数二十余万言，如果司马迁所言准确的话，那么今天所传《吕氏春秋》的正文字数当有诸多散佚。今天所传《吕氏春秋》正文字数仅十余万言，较司马迁所言近散佚小半。

《吕氏春秋》正文的字数，现存最早的《吕氏春秋》版本、元至正六年(1346)刊刻的嘉兴路儒学刻本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各十余万言”。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考证曰：

此文原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各十余万言”，考《训解》为高氏注《吕氏春秋》之名，此述《纪》、《览》、《论》，中间不当涉及《训解》，盖后人以为吕书字数十余万、高注字数十七万余，宜兼计之，故先增“训解”二字，后改“合”字为“各”，以足其数，其妄改痕迹可推知矣。《御览》引正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月令》孔《疏》亦谓“著为《十二月纪》合十余万言”，今据删正。[4]

许维遹校勘“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各十余万言”一句，改作“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许维遹此论，广为接受，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皆从之。我们认为此说十分可疑，不足采信。

许维遹认为高诱在此记述《吕氏春秋》本身，不涉及“训解”，“训解”二字误衍，故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皆删除“训解”二字，并改“各”为“合”。许维遹将“训解”理解为注家对原文的训解，故认为“训解”误衍。“训解”二字误衍，则高诱所言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各十余万言”，即《吕氏春秋》正文总字数为三十余万言。

“训解”还可以理解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各自皆有训解某种理论的作用。“训”的这一含义早在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就得到了运用。对此，牟钟鉴先生有考辨，我们认为很有道理，抄录于下：

《淮南子》全书除《要略》外，二十篇之篇目皆有“训”字，如《原道训》、《俶真训》，等等。清姚范疑“训”字非淮南原书篇名所固有，乃高诱自名其注解而加上去的。此说不足取。注家向来没有在原书篇名上擅自增字而又不予说明者。同是高诱，注《吕氏春秋》即无此举。“训”乃训解之义，指各篇皆有训解某种理论的作用，不能理解成注家对各篇的训解，应为原书固有，最后一篇《要略》乃全书篇目提要，故无“训”字。[5]

《淮南子》全书除了具有自序性质的《要略》外，所有篇目皆有“训”字。此“训”字乃《淮南子》原书固有，非注家所加。“训”的含义是指各篇皆有训解某种理论的作用。高诱《吕氏春秋序》所谓“不韦乃集儒士，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的“训解”正是此义。

这样，“训解”非衍文，高诱此言可以断句为：“不韦乃集儒士，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各十余万言。”即《吕氏春秋》正文总字数为三十余万言。

《文选·报任少卿书》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句，唐李善注曰：

《史记》曰：吕不韦，大贾人也。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正立为王，尊不韦为相国，号仲父。当是时，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齐有孟尝，皆下士喜宾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于天下。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为《八览》《十二纪》，三十余万言，以为备天下之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与千金。[6]

唐朝李善注《文选》堪称精善，李善引用《史记》曰“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为《八览》《十二纪》，三十余万言”，即所引用的《史记》版本作“三十余万言”。这与高诱所言“三十余万言”一致。

两汉的三十余万言，何以成为现存的十余万言？因为《吕氏春秋》有亡佚。高诱《吕氏春秋序》曰：“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犹虑传义失其本真。”在东汉的时候，高诱已经看到有“脱误”的版本，开始散佚。

现存《吕氏春秋》“脱文”明显者：《八览》之中有七览皆是每览八篇，唯独《有始览》七篇，缺一篇；《序意》一篇，篇幅短小，且内容多有不相关者，脱误明显；《审分览》中《不二》一篇仅165字，其余各篇平均800字左右，脱文明显。清代校雠名家卢文弨曾校勘《吕氏春秋》，对此脱文颇有考辨，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曰：

《玉海》云：“书目，是书凡百六十篇。”今书篇数与书目同。然《序意》旧不入数，则尚少一篇。此书分篇极为整齐，《十二纪》，《纪》各五篇；《六论》，《论》各六篇；《八览》，《览》当各八篇，今第一《览》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纪之义，乃末忽载豫让一事，与《序意》不类。且旧校云“一作‘廉孝’”，与此篇更无涉，即豫让亦难专有其名。因疑《序意》之后半篇俄空焉，别有所谓“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简脱，后人遂强相附合，并《序意》为一篇，以补总数之缺。然《序意》篇首无“六曰”二字，后人于目中专辄加之，以求合其数，而不知其迹有难掩也。[7]

毕沅校正《吕氏春秋》，卢文弨参与其中。毕校本《不二》篇增补“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十一字，卢文弨曰：

此下疑所脱尚多，引此十人，必不如是而止，应有断制语。前《安死》篇“故反以相非”一段[8]，颇似此处文。又此下段亦必别有发端语，而今无从考补矣。[9]

另外，《察贤》《原乱》篇幅也很短小，脱文明显。此其脱文明显者，至于隐晦者，诸多篇目皆有，前人校勘《吕氏春秋》多有考辨，此不赘述。

《吕氏春秋》佚文，前人多有辑佚，例如1937年蒋维乔等《吕氏春秋汇校》就已经开始辑《吕氏春秋》佚文[10]，后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皆有辑佚。

(二)吕书卷数——吕书有二十六卷本、二十卷本、三十六卷本三种版本

《史记》曰“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即分览、论、纪三部分，三部分共二十六小辑，最早记载“二十六”之数。

现存最早著录吕书篇卷的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此后绝少有人承认另外还有别种卷数的版本存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古籍目录有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卷者：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杂家类[1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子部杂家类[12]，清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子杂类[13]。钱曾《述古堂藏书目》乃是钱曾藏书目录，著录“《吕氏春秋》，高诱注，二十卷，二本”，即钱曾藏有二十卷本《吕氏春秋》，共有二本。这个二十卷本，南宋、元、明、清，还在流传，清朝钱曾有收藏。

古籍目录尚有著录《吕氏春秋》三十六卷者：梁庾仲容《子抄》[14]，北宋《崇文总目》杂家类[15]，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杂家类[16]。《史记·吕不韦列传》有唐司马贞索隐曰：“八览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也。六论者，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也。十二纪者，记十二月也，其书有孟春等纪，二十余万言，三十余卷也。”[17]此亦作“三十余卷”。可见南朝、北宋、唐朝、南宋皆有人见过三十六卷本。

(三)览纪顺序——原书八览在前，十二纪在后

八览、十二纪，孰前孰后？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述的顺序是八览、六论、十二纪，而序言性质的《序意》一篇紧随《十二纪》之末，古书之序言多在全书之末，故《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谓“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的顺序，当不是司马迁随口妄言。然而，今天流传的版本变成了高诱所谓十二纪、八览、六论的顺序。

《史记·吕不韦列传》是八览、六论、十二纪的顺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是八览、六论、十二纪的顺序，这绝不是偶然巧合所能解释得了的。《八览》在最前面，司马迁称《吕氏春秋》为《吕览》顺理成章，理由充分。所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吕览》的名字，当不仅仅是为了行文的对仗整饬而随便做的简称。

《十二纪》的位置被提前，当与两汉学术的发展紧密相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谏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一统汉朝天下，出现了一代之学术——经学。同样是董仲舒将阴阳五行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糅合，来改造儒家思想，天人感应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直至谶纬思想风行一时。《吕氏春秋》之中《十二纪·纪首》探讨的就是天人感应思想支配下天时与政治的和谐问题，被当时人认为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特别受到重视，故被提前至于全书之首。至于东汉末年，高诱见到的版本已经是十二纪、八览、六论的顺序。

尹仲容《吕氏春秋校释·再版序》曰：“按《史记·吕不韦传》，不韦使其客，人著所闻，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号曰《吕氏春秋》。是其书以《八览》为首，与今《十二纪》《八览》《六论》之次序不同。考古人著书，自序皆在书末。本书《序意》本《吕氏春秋》之自序也，正在《季冬纪》之末，则《十二纪》固当在《八览》《六论》之后矣。际兹本书再版，因为更定其篇次，以复二千一百九十七年前之旧云。”[18]尹仲容《吕氏春秋校释》则恢复了《八览》《六论》《十二纪》的顺序。

二、比肩先贤经典，肯定价值地位

(一)序列《春秋》，统序纯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19]

孔子痛感王道之不存，编次《春秋》，制义法，备王道，浃人事，以恢复王道礼制。《春秋》文约义重，微言大义，后人作注，而有《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号称“《春秋》三传”。《春秋》地位重要，六艺之中，《春秋》乃孔子所作，地位自然不同。西汉经学博士愈加推崇，自汉武帝起，《春秋公羊传》更是朝、野之显学，号称“为儒者宗”的董仲舒就是当时春秋公羊学的大师。

在司马迁的眼中，《春秋》的地位十分崇高。《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20]司马迁认为《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拨乱反正，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春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司马迁曰：“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司马迁指出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乃是“上观尚古，删拾《春秋》”而成，认为《吕氏春秋》接续孔子《春秋》，统序纯正。

司马迁此说影响深远。冯友兰先生《吕氏春秋集释序》曰：

此书不名“吕子”，而名曰《吕氏春秋》，盖文信侯本自以其书为史也。《史记》谓吕不韦以其书“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亦以为吕不韦以其书为史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以《吕氏春秋》与《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并列，是史公亦以此书为史也。以此书为史，则其所纪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片言支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也。[21]

冯友兰以为吕不韦、司马迁有意将《吕氏春秋》作为史书，观司马迁将《吕氏春秋》归为孔子《春秋》系列，司马迁似又有意将吕书看作经书[22]，推崇《吕氏春秋》具有很高的地位。冯友兰谓吕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其实，《吕氏春秋》既是子部之要籍，又是史家之宝库。

(二)并列经典，贤圣为作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23]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亦有此段文字，之前又有“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一句。[24]司马迁认为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都是为人称道的倜傥非常之人，而《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兵法》《吕氏春秋》《韩非子》《诗》皆是这些“贤圣”之人所作。

司马迁将《吕氏春秋》与这些先秦经典相并列，足见他对吕书的推崇。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司马迁记述《吕氏春秋》正文总字数二十余万言(李善引作三十余万言)、高诱所言三十余万言，当有所据，不可草率改之。

作为秦王嬴政敌手编著的《吕氏春秋》，能度过秦“焚书”的劫难，其中当有诸多艰辛，或许那时已有少许脱文。西汉反秦的氛围、西汉暗引吕书的做法很容易导致《吕氏春秋》的散佚。司马迁所见版本字数尚多，有二十余万言或三十余万言。至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之时，所见《吕氏春秋》的版本是二十六卷，后被班固抄录进入《汉书·艺文志》，不提字数几何。至东汉高诱注解《吕氏春秋》之时，虽有“脱误”，但仍有三十余万言。

在官府著录的二十六卷本流传的同时，民间尚有二十卷本、三十六卷本在流传。二十卷本，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皆有著录，清钱曾有过收藏。三十六卷本，南朝梁庾仲容见到并将其著录入《子抄》，北宋官员见到并将其著录入《崇文总目》，直至南宋陈振孙见到将其著录入《直斋书录解题》。此后三十六卷本不见著录，亡佚了。

官修史书影响巨大，故官修史书《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著录为二十六卷，所以后世往往认为《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述古堂藏书目》著录二十卷、《子抄》《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三十六卷为错误。于是，二十卷本、三十六卷本再无人提及，二十六卷本一统天下，成为现存《吕氏春秋》的样子。

在司马迁、高诱言及《吕氏春秋》字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再无人关注吕书的字数。也可以说，《吕氏春秋》的字数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直至民国时期，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1935年出版)，校勘“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各十余万言”一句，《吕氏春秋》的字数首次成为一个问题。

许维遹立足于现存的版本正文字数十余万言寻求证据来证明原始的《吕氏春秋》正文的字数亦为十余万言。这显然存在可疑之处。许维遹用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宋李昉《太平御览》的引文，来证明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高诱《吕氏春秋序》所言为错误，即用唐宋人见到的《吕氏春秋》版本的样子，来证明秦汉人见到的《吕氏春秋》版本亦如之。这十分站不住脚。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1935年出版，距离高诱已经约1700年[25]，此时，散佚后的《吕氏春秋》正文字数仅剩十余万言。于是，许维遹大胆地、理直气壮地修改高诱的序文，并得到一些人的认可。许维遹这样的做法即认定1700年前的《吕氏春秋》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并无二致。既然《汉书·艺文志》著录各书今天已十不存一[26]，亡佚殆尽，那么为什么《吕氏春秋》就不能有散佚呢？

司马迁修史“不虚美、不隐恶”，被认为是“实录”。同时司马迁本着还吕不韦和《吕氏春秋》应有价值和地位的心情，绝不会肆意妄言。司马迁对《吕氏春秋》基本信息的记述和评价，意义非凡。

注释：

[1][19][20][23]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046，647，4003，4006页。

[2] “书”，梁玉绳《吕子校补》曰当作“士”(梁玉绳：《吕子校补》，见《周秦诸子斠注十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清白士集本，2007年)，是。

[3] 吕不韦：《吕氏春秋》，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4][7][21]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2，709，1页。

[5]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0页。

[6][24] [南朝梁]萧统，《文选》([清]胡克家刻本)，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81，580页。

[8] “前”，原作“后”，非。

[9] 毕 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91页。

[10] 蒋维乔、杨宽、沈延国等：《吕氏春秋汇校》，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第661页。

[11] 晁公武：(衢本)《郡斋读书志》，光绪甲申长沙王氏刊藏本。

[12] 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45页。

[13] 钱 曾：《述古堂藏书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4页。

[14] 高似孙：《子略·子略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60页。

[15] 王尧臣：《崇文总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1页。

[16] 毕 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28页。

[17] 司马迁：《史记》，《乾隆御览四库全书荟要》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18] 尹仲容：《吕氏春秋校释》，台北：台湾书屋，1958年，第2页。

[22] 经、史、子、集，是后人的分法，司马迁时代并无这种说法。后人对司马迁做如此的描述，不过是叙述的便利罢了。

[25] 齐思和《〈战国策〉注者高诱事迹考》推测高诱卒于魏明帝时期(204-239)(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53页)，可信。

[26]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