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馆阁曝书

韩青

关键词：宋代;曝书宴;图书保护

摘 要：宋代館阁曝书时间有一定的科学性，北宋时期定于五月至八月，南宋时期基本在五月至七月间。宋代馆阁曝书时会择定一天举行宴会，参与人员品阶名望较高，与会人员有极大的荣誉感。由于具有较大的政治文化意义，宋代馆阁曝书宴虽时有停办，但基本连续不辍，凸显了宋代右文的国家政策，宋代馆阁曝书宴是其典型代表。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0）11-0128-05

曝书是古代图书保护的手段之一，目前针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曝书的时间、方法等方面，对曝书活动的其他内容涉及不多，如针对宋代曝书活动中的宴会等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论述，仅有的几篇讨论曝书宴的文章主要勾勒描述了曝书宴会的基本形式和内容，对其曝书时间变化的原因、曝书宴的特点和持续不间断举办的原因等并未做深入分析和总结。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曝书活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曝书宴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丰富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参考。

1 宋代馆阁曝书时间的合理性

曝书即我国古代对所藏图籍文墨进行暴晒，为杀虫、防霉变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宋代馆藏图籍丰富，如果保存不当，就会面临腐烂、蠹败等问题，严重影响翰墨典籍的阅读和观赏。叶梦得曾指出：“昭文库壁间有敝箧，置书数十册，蠹烂几不可读。”[1]为了对馆藏图籍进行妥善管理和储存，宋代朝廷对图书典籍的保存保护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尽量避免书籍、图画等文化产品的蠹烂腐败、毁坏破损等现象出现。

馆阁是宋代较为正式的国家藏书机构。宋代的中央官方藏书包括以太清楼、各殿阁为主的皇室藏书和称之为馆阁的中央政府藏书，以及以国子监、舍人院等为代表的中央其他机关藏书，三者构成了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中央官方藏书系统。三馆与秘阁作为中央专门的藏书机构，以史馆藏书为主，除史书外，还藏有经部、子部、集部图书，所藏图书最多、最全。秘阁是特藏机构，馆藏大致包括原藏三馆中的真本（经过校定的定本）书籍，书画真迹，有关天文、占候、谶纬方术之书，御制、御集、诗赋等图书。馆阁实际上包括秘阁与三馆，三馆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宋初承袭前朝旧制，太宗太平兴国中期，“更命于左升龙门里，旧车辂院地改作，置集贤书于东庑，昭文书于西庑，史馆书于南庑”，将三馆共处一院，称为崇文院。端拱年间，“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三馆与秘阁合二为一，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2]，设于崇文院。馆阁即成为宋朝正式的国家藏书机构，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神宗时期改革官制，“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祕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祕阁经籍图书”[3]，三馆、秘阁并入秘书省。从元丰改制到整个南宋时期，秘书省一直都是国家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机构，只是延续旧俗依然称为馆阁[4]。笔者所讨论的宋代曝书及宴会，即是指馆阁曝书及曝书宴。

宋代馆阁曝书时间亦是承袭前代，北宋时大概是五月至八月，“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暴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5]，“五月秘府始暴书，一日江君来约予”[6];南宋时略有改变，始自五月终至七月，如“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秘书郎张阐言：‘本省年例，入夏暴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从之”[7]。从北宋到南宋，曝书时间从三个月减少到两个月，曝书时间的微小变化，体现出宋代曝书时间的选择朝着科学性和合理性方向发展。但是，仅从两宋的曝书时间还看不出这一变化，如果考察元明清时期的馆阁曝书时间，或许就可以发现这一特点。

元代馆阁曝书时间与南宋相同，在五月至七月，“至元十五年五月十一日，秘书监照得：本监应有书画图籍等物，须要依时正官监视，仔细点检曝晒”[8]，“至元四年秋七月曝书于庭”[9]。明代馆阁曝书时间改在六七月间，“每岁三伏日如宋朝曝书”[10]。“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晒暴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则每岁故事焉。”[11]天启年间，明司礼监大臧经厂“六月六日，奏请晒晾”[12]。清代馆阁曝书时间又有了大的变化，分别在春夏秋三个季节晾晒，“秘阁曝书，以每年三月六日，自康熙壬寅始也”[13]，“凡春秋曝书则董率而经理之”[14]，“《四库全书》告成，初定以五六月，仿宋代秘书省仲夏曝书之制，后改定三、六、九月”[15]。

综上所述，宋代至清代，曝书时间的变化体现出政府对图书晾晒有了更科学合理的安排。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曝书法进行了详细论说：“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日曝书，令书色日暍。热卷，生虫弥速，阴雨润气，尤须避之，慎书如此，则数百年矣。”[16]贾思勰所述的曝书时间基本在入夏与处暑之间，南宋时期基本参照这一时间表，之后的元明时期，也因循此例。

到了清代，仲夏日曝书的理念有所动摇。“夏日阳光强烈，书曝晒后，纸易碎裂，不耐久藏，且时多暴风雨，有卒不得收拾之虞;秋季多阴雨，潮湿气盛故易袭入书内。清明节后气候干燥，阳光暖和，曝书最为适宜，立夏后渐潮湿，即不宜晒书矣”[17]，这是民间晒书的经验总结，因此，清代官方的晒书活动，一般也定在三月、六月、九月，分三次完成。三月大概就是清明前后;六月当在三伏前后;九月北方进入秋季，气候晴朗，适宜图书晾晒。清代，随着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南北方的晒书时间又有了更详细的区分，有主张定于秋季晒晾者，如“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直炎熏，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非隔宿不退，若竟收放橱内，书热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也”[18];也有主张在梅雨之前晾晒的，如“藏书于未梅雨之前，晒极爆，俟冷定，入笈中，以纸糊门外及小缝，另不使通风，盖蒸气自出而入也”[19]。南北各地根据图书纸张的质地及环境气候特点，制订了不同的晒书时间表。

目前，已发现的史料对南宋曝书时间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没有更多記载，因此，从清代图书曝晒时间根据地域不同的变化看，宋代馆阁曝书时间在南宋时有所调整，应当是根据地域环境和气候条件做出的比较科学合理的改变，这一原因主要是南宋政权中心移于杭州，南方的气候特点使曝书时间更适合在五月至七月之间。根据气候条件和地域环境，清代在制订曝书时间方面的认识更全面，记载也更详细，为研究者了解南宋馆阁曝书时间的改变提供了参考。元代曝书时间没有根据都城所在地的气候环境变化而改变是因循南宋旧例，还是有其他原因，则需另文探讨。

2 宋代馆阁曝书宴的特点

宋代不论是民间曝书还是馆阁曝书，曝书者都会在曝书时翻阅浏览，如叶梦得所言，“今岁出曝之，阅两旬才毕，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览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观者数十卷，命门生等从旁读之，不觉至日昃”[20]。在馆阁曝书期间，皇帝会选择某一天招集臣僚聚集起来一同观赏，一日三餐，均由国家出钱招待。“皇朝故事，以七月七日为晒书节，三省六部以下，各赐缗钱开筵宴，为晒书会。”[21]“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宴设锡予，率循故事”，这种宴设逐渐形成惯例，即宋代的曝书宴。宋代馆阁曝书宴自太宗朝开始到南宋灭亡一直延续，其发展变化随时代发展呈现出不同特点。

2.1 宋代馆阁曝书宴时有罢废，但仍能断续执行

宋代馆阁曝书宴并非从设立开始就持续不断，而是会因为各种原因停办，但由于皇帝的重视，停办不久仍能继续。宋代馆阁曝书宴始于太宗朝，太宗时“后苑有图书库，皆藏贮图书之府。秘阁每岁因暑伏曝熭，近侍暨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22]。哲宗朝曾一度罢废，元祐四年（1089）五月，秘书省上疏指出：“馆阁久例于曝书月分有饮食聚会，及请召两制已上官，昨因住支公使钱，后来累年废罢。”因此，建议“今后每年许于曝书月分聚食一次，仍乞请尚书、学士、侍郎、待制至两省依太常观乐”[23]。建议恢复曝书月份的饮宴活动，说明哲宗朝曾停办曝书宴会，但原因未知，笔者根据宋代其他几次停办经历，推知了其停办原因。

宋代停办曝书宴主要是“惟大礼年分及有事则免”[24]，其中的有事主要指战争、灾害、国丧等。例如，淳熙十年（1183）朝臣准备曝书宴时，“上方闵雨，避殿降食”，宋若水说：“君父焦劳如此，而臣子相与燕乐，诚有不自安者。”[25]自然灾害使此次曝书宴被迫停办。国丧也是停办曝书宴的原因，如淳熙十五年（1188）七月，“暴书会今岁系在高宗皇帝服制之内”[26]，因而罢宴。皇帝丧事罢宴，臣子丧事也会罢宴，如绍熙四年（1193）“六月十三日，知枢密院事胡晋臣卒于位，朝廷方议卹典未下”，所以，“所有曝书会宴，乞照天圣年间罢社宴故事施行，庶几典礼之行，各当其宜”[27]。战争也是罢宴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南宋初年，因战争频繁，就很少举办曝书宴。除罢宴外，举办时间也并非固定在七月七日，遇到有事冲突，也会调整时间，如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暴书会今岁改用七月九日”，即是因为“七日系朝献日分，侍从、两省官从驾往回，有妨会集”[28]。

2.2 馆阁曝书宴从简单到隆盛

宋代初年的馆阁曝书宴比较简单，如太宗朝曝书宴的记载是“张筵纵观，图典之盛”，形式上比较简单;又如元丰年间三馆、秘阁并入秘书省后，“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29]，这时已经有招待费用了。仁宗时期，由于国力上升，曝书宴略显隆重。史书记载：“是月，召尚书、侍郎、学士、待制、御史中丞、开封尹、殿中监、大司成两省官暨馆职，宴于阁下，陈图书古器纵阅之，题名于榜而去。凡酒醴膳羞之事，有司共之，仍赐钱百缗，以佐其费。”对于图书古器，一个“纵”字说明参与宴饮集会的人观赏得尽情尽意。徽宗时期，由于皇帝本人对图书典籍的热爱，对曝书宴非常重视，“大观元年八月，请于朝，又增赐四百缗。宴日，仍遣中使以御酒、化成殿果子赐在省官，最为盛集，前此未有”[30]。“前此未有”说明此次宴会隆盛之至，费用也从仁宗朝的百缗增至四百缗。

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由于战乱，馆阁图书损毁严重，曝书宴因此停办。绍兴十三年（1143），在高宗皇帝的重视下，曝书宴重开，“系临安府排办，应馆阁并带贴职官皆赴宴”。此后渐趋隆盛，“每岁降钱三百贯付临安府排办”[31]。绍兴二十九年（1159），“岁赐钱一千贯，付本省自行排办”，“三省堂厨送钱二百贯，并品味生料”，高宗朝所办的曝书宴比前朝更隆重。“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堂并后轩、著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早食五品，午会茶菓，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两浙转运司计置碑石，刊预会者名衔。”[32]从记载内容可以看出，与北宋初年相比，南宋曝书宴的观赏项目增多，食物也更加丰盛。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期馆阁曝书宴更加隆重，增加了押宴官主持宴会的环节，如淳熙九年（1182）七月“令秘书丞主席”，淳熙十三年（1186）七月“奉圣旨，令秘书丞主席”，庆元二年（1196）七月“照绍熙四年例，以秘书郎主之”[33]等，说明朝廷更加重视曝书宴。

2.3 曝书宴的参与人员资格呈扩大化趋势

馆阁曝书会的赐宴是一种优待儒臣的制度，“宴设锡予，率循故事”，“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34]，既然是优待，并非所有儒臣都能参加，除“一应馆阁并带贴职官皆赴宴”外[35]，能够受邀参与者通常是地位较高的朝廷重臣，如尚书、学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等[36]。馆阁是“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的机构[37]，因此，能够受邀参加馆阁曝书宴，对于朝臣来说是一种荣誉，正如参加过曝书宴的叶梦得所说，“往承平时，三馆岁曝书，吾每预其间”[38]，着重强调了自己每次都参加。笔者还从参与者的诗文中看出他们的自豪感，如“地富祕真疑海藏，坐倾人物尽仙才。独怜典校来空久，始得今年盛事陪”[39]，这首诗不仅充分说明了参加者都是国家重要的才能之士，还展现了参加者的自豪感。“宝藏发函金作界，仙醪传羽玉为台。已逢天上非常景，更约人间第一材。白首庙堂终乞去，明年此会定应来”[40]，这首诗对曝书宴进行了描述，并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宴觞更盛华林会，坐客咸推大厦才。久事簿书抛翰墨，文林何幸许参陪”[41]，这首诗不仅说明参会人员都是大厦之材，还展现了参加者的自豪感。综上所述，这些诗文说明参加曝书宴在儒臣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盛事、幸事。

宋徽宗崇宁、政和、宣和年间，参加馆阁曝书宴的人员品阶和数量有所变化，政府放宽了对参加人员的身份、地位、名望的限制。这是因为馆阁“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在馆阁任职的人已非昔日的“地望青切之流”，“士大夫不复贵重”，虽然如此，但他们也能参加曝书宴，“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参加曝书宴的人员、品阶、数量呈扩大化趋势，参加者整体素质开始下降，如淳熙五年（1178）六月的曝书宴，预宴者包括侍从、给舍、台谏、正言以上及馆职、前馆职、贴职、寄职等官员四十八人[42]。综上所述，馆阁曝书宴在宋代官方举办的宴会中具有一定的荣誉性和实用性，宋代朝廷逐渐降低了馆阁曝书宴的参与门槛，以给予更多官员优待。

2.4 馆阁曝书宴的排位由以官阶为主向以年龄为主转化

宋代曝书宴的座次是按官阶大小排列的，如“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元丰年间，该情况发生了改变。“元丰中鲁公为中书舍人，叔父文正公为给事中。时青琐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谓馆阁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愿以兄弟为次，遂坐鲁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为荣。”[43]文正公认为馆阁曝书会不是朝廷宴饮，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或年龄大小排座位，“至今馆职序坐，犹以年齿为差，亦燕公流风之所及欤！”此处所说的“流风所及”是一个典故，是指“唐张说为集贤院大学士，尝宴集贤院。故事，官重者先饮，说曰：‘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太宗时修史十九人，长孙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举爵。长安中，与修《珠英》，当时学士亦不以品秩为限。于是引觞同饮，时伏其有体”[44]。南宋“馆中之人往往前日僚友之旧，道义之交，不专以势利高下为心”，臣僚旧友之间“从容谈笑也”[45]。因为臣僚旧友的关系，馆阁曝书宴逐渐由按品阶排坐序转变为以年齿为差排坐序的方式。

3 宋代馆阁曝书宴持续不断的原因

国家层面的曝书活动历代皆有，但宋代在曝书时由朝廷举办宴会，以彰显对儒臣的重视，是宋代馆阁曝书宴的一个典型特点。朝廷非常重视，官员也热衷于参与，并引以为荣，除国丧、战争等原因外，朝廷每年都会举行曝书宴，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

3.1 对馆阁曝书宴的重视，是国家重视文化的體现

宋代举办馆阁曝书宴是国家给予文人的一种特别待遇，参加人员的品阶、名望较高，南宋举办的馆阁曝书宴设置了专门的主持环节，除食物非常丰盛外，皇帝还会赠送给参加人员一些礼品，如“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两浙转运司计置碑石，刊预会者名衔”[46]。此外，参会官员不仅可尽情观览国家收藏的典籍图画，还可“题名于榜而去”。这种设计体现了宋朝“性好文治”的治国理念，展现了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对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必定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2 馆阁曝书宴中的御书展示，是宣扬皇帝个人威仪和文化的方式

宋代皇帝书法形成一个专有名称，即“御书”。御书被称为“宸翰”，“宸”是指北方最尊贵的方位，也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御书政治是宋代皇权政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太宗皇帝有以御书示臣子的习惯，“奎文宸翰必以宣示，新异之物必以燕赏，制作必令歌颂”[47]，在馆阁曝书宴上皇帝亲笔御书，可以“使天下后世咸知皇帝陛下典学稽古，迪文右贤，艺并千道，能润色洪业，不废故事”。通过这种形式，“则渥恩出于非常，旧典振于已坠，皆不失太宗皇帝本意”，“丰功盛烈，醲化懿纲，巍乎与淳化比隆矣”[48]，这是宋人周麟之在馆阁曝书宴中观赏御书时的感受，非常准确地说明了御书具有缔造皇权威仪的政治宣传意义。从曝书宴上臣子们对皇帝御书的仰视和赞美也可以看出这种皇权威仪的宣传效果，如“御本曾看锦帕舒，醉惊飞阁上凌虚”[49]“三元初识皇文袐，八法争看御墨鲜”[50]“香罗剪帕金描凤，红字排方玉作签。身到蓬山瞻御墨，眼惊奎宿射珠帘”[51]。宋代馆阁曝书宴不仅以另外一种形式为臣子们提供了一次观赏御书的机会，还充分展现了皇帝的文才修养，进而塑造了皇帝文武之材的形象，体现了宋代以文治国的国家治理理念。

3.3 曝书宴是皇帝与臣僚沟通的渠道

宋代的宴饮活动是君臣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52]。宴会也是一种朝廷礼仪，“君臣之际体统虽严，然而接以仁义，摄以威仪，实有宾主之道焉”[53]。宴饮活动以宣扬仁义为手段，体现了君臣之间的情谊。馆阁曝书宴是宋代帝王给予馆阁文臣的高规格礼遇，受到馆阁文人的推崇和欢迎，他们声称此为“盛世年年事，新篇莫厌供”[54]，帝王的御书翰墨连接着君臣之间的情谊，增强了君臣之间的情感。

4 结语

宋自立国到灭亡，国家对藏书事宜一直颇为用心，史载：“自是而后，迄于终祚，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垒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虽其间鈲裂大道，疣赘圣谟，幽怪恍惚，繁琐支离，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郑各趣，譬之万派归海，四渎可分，繁星丽天，五纬可识，求约于博，则有要存焉。”[55]南宋后期，“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即使是在这样困顿的情况下，君主与朝臣们“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动成卷帙，垒而数之”，对图书典籍的收藏与管理也未曾有丝毫懈怠。可见，宋代从皇帝到臣子都非常重视图书文化事业，是宋代国家藏书丰富的主要原因，国家在对馆阁所藏图籍进行妥善保管、夏日进行曝晒以防虫蠹和霉变的同时，借馆阁曝晒图籍之机举行宴饮活动，体现了国家对文人和文化事业的重视。馆阁曝书宴参加人员的品阶名望及其兴废变化规律，既受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又与帝王的个人志趣密切相关。宋代馆阁曝书宴呈稳定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帝王意志支配下国家文治事业的发展轨迹，因此，宋代馆阁曝书宴既是凸显皇权的重要举措，也是彰显文治兴国之意的一种方式，其兴废沿革之表象背后隐藏着深层的政治意义，需要研究者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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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孙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