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公益性释放研究
——基于成都D文艺演出团体的调查

王才道， 李 然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引 言

中国传统民间社会中，文艺演出团体历史悠久，各种“戏班”比比皆是。如宋代民间演艺市场不仅有固定的文艺演出团体“乐妓”，还有流动的文艺演出团体被称为“路岐人”[1]。传统文艺演出市场主要在城镇，是特殊群体才能享受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现代社会中的文艺演出团体逐渐从特殊群体走向基层大众，使得特殊群体的文化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基层文艺演出需求也不断增加。据成都文化产业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在文化生活中最喜欢轻松愉快的文艺演出[2]，但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源短缺、文化生活内容单调、文化服务供需偏离、农民自办文化活动能力不足或参与缺位等不足[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4]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是“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产“精神粮食”的基地，也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民间组织。文艺演出团体在走向乡村，传播大众文化之际，也成为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创造性转换。为鼓励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发展，文化部在《“十三五”时期繁荣群众文艺发展规划》中明确要求“扶持和引导群众自办文化活动”，“鼓励和引导各类业余文艺社团、乡村剧团、文化类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群众文艺工作”[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在繁荣兴盛农村文化中明确指出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本土人才，引导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文化建设，活跃繁荣农村文化市场，丰富农村文化业态”[6]。因而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有良好的时代发展前景和政策环境。

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是基层重要的文化服务组织，目前，学界对于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艺演出团体需要政策支持和行业管理。如于浩彤认为，乡村文艺演出行业政策体系初步完善、行业政策的目标与内容基本明确、但是在政策和支持力度上还存在不足[7]。江鹏等认为，营业性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成为县以下文化市场管理机构的一个重要课题[8]。二是市场化的文艺演出团体是将来的发展趋势。如史圣立认为，传统的计划演出正在向市场演出转变，商业演出取代计划演出成为整个演出活动的主要部类[9]。沈跃春等提出，乡村演艺业是最具有再开发和产品衍生潜力的原创型文化产业[10]。三是文艺演出团体应重视文化建设功能。如鲍庆提出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是创新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演出服务进乡村工作的基础，具有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的标准化、均等化的功能[11]。

已有相关研究对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发展趋势、文化建设功能、外部支持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中可以看出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是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兼具经济性与公益性的文艺组织。但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背景下，营利性的文艺团体的公益性如何释放？以何种途径怎样有效参与到文化公益事业之中？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乡村文艺演出团体自身的长远发展，而且更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基于此，本文以成都市D文艺演出团体为分析案例，立足于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文化属性，试图探讨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文化公益性的实现路径和主要表现形式，并诠释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公益性的释放及其自身发展困境，最后提出可资实施的有用化解决策略。

一、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公益性释放的途径

所谓文化公益性，朱田园，郁梦旦认为“公益”即社会公众的福祉，为他人服务，不赚经济利润的代名词[12]。而韩沛锟认为公益是指个人或组织基于价值观来实现公共利益的志愿行动，将公益文化界定为一切利他行为背后的价值观、理念和行为规范[13]。除了对公益和公益文化的讨论，也有学者认为功利性与公益性可以同时存在，如姚瑶认为公益性盈利团体的特殊性在于将营利与公益混合于同一商业组织中[14]。基于众多学者的讨论，笔者认为：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文化公益性是相对于其盈利性而存在的一种客观属性，其公益性是以文艺演出为载体，并以公共文化的形态呈现，提供文化服务，最终达到提高社会公众福祉，实现公共利益，让更多人参与文化活动的行动范式。

成都市D演艺团在成都大邑2014年注册成功，获得经营许可，现有包括灯光、音响、台架、路影等在内的完整舞台设备三套，固定从业演员5名以上。主要经营范围为承接大中小型婚庆、寿庆、乔迁、满月、开业、奠基、立生碑、周年纪念、白事追思晚会、乐队演出、现场伴奏等文艺内容，此外利用寒暑假举办音乐进修班，对音乐爱好者进行乐理、乐器、唱歌、舞蹈等培训，现已顺利毕业三期学员，包括老年学员、中年学员和少年学员共计80多名。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追求社会效应，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乡村文化事业，D演艺团的主要活动范围从2015年开始由城市转向乡村，现以四川省苍溪县为核心，辐射广元、巴中、绵阳、南充等地。三年以来，成都D演艺团累计为乡村家庭举办婚礼和文艺演出30多场，寿庆8场，累计邀请各类社会演员共300多人次，其中包括川剧演员、灯戏演员、杂技演员等非物质文化代表性项目演员，参与其他团体的乡村文艺演出共600多场次，此外，参与乡村小学六一儿童节、送文化下乡活动、乡村联欢晚会等公共服务活动的策划、演出、指导，共7场次。在乡村文艺演出行业建立了自己的信誉，与当地其他部分文艺演出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引领了当地乡村文艺演出的潮流。

从成都D演艺团可以看出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本质仍是一个经济和文化相融合的组织，因其存在方式和运营机制决定了本身具有文化公益性的潜质。而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本身具有文化公益性的潜质是一种民间组织的行为，在继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背景下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产生了国家文化行为。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文化公益性通过原生性公益行为、政府购买、自觉的社会担当等途径得以释放，并通过参与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服务于乡村文化发展，参与文化惠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宣传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形式将文化公益性价值表现出来，有助于乡村文化振兴。

1.原生性公益行为

基层文化消费具有开放性，使得民间文艺社团迸发出原生的公益性，即一家购买，整个社区共享。市场化的乡村文艺演出是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主要活动，且出现在重大场合，而如何看待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文艺活动，可以决定其组织性质。如果只从盈利的角度来看，乡村文艺团体就是一个市场盈利组织；而如果从文化性的角度来看，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也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组织，所以只要有文艺演出活动的开展，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便具有经济性与文化性的双重属性，文化公益性也通过其文化性表现出来。如成都D演艺团在一次年底的乡村婚礼文艺演出活动中，全村村民被婚礼和文艺演出聚集在一起，村长对文艺演出做出公益性的定位：“同志们赶紧凑过来啊，这有可能是我们村今年的最后一场文艺演出了！”村长的这句话传达了两个意思，一方面由于文化服务的不均衡，文艺演出成为乡村中宝贵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偏远乡村对文艺演出这种通俗易懂的文化服务需求很大，另一方面，即便是由个别人付费的文艺演出，在个别人心中是一个经济行为，但对于更多人是一种文化服务的新形式，只需主家购买，整个社区共享文化服务。而在这种礼俗演艺市场中，购买文艺演出服务的主家本身就是求“热闹”，分享快乐或酬谢邻居和客人，也希望得到其他人的关注，也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因此，主家便成为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文化公益性转化的关键，只要乡村文艺演出团体能开展文艺演出，即便是市场化的文艺演出，也能释放出巨大的文化公益性。

2.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公共社会的初步成长，我国政府初步实现了“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转换，其中在公共文化服务的途径上，由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治理转换的关键[15]。当下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保证公共文化服务的进一步均衡化是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要务，但政府的文化服务精力有限，进而使得通过政府向社会乡村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成为一种必然。政府在服务转型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乡村演艺组织具有乡土性强、流动广泛、设备完善等特点有利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开展。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是长期扎根于基层的文化服务组织，在基层文艺演出上拥有成熟的经验，通过政府购买能很快转为公共文化服务。如2016年成都D演艺团在县广电新闻局的主导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参与了“河地乡文化下乡暨八一慰问演出”，参与石门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石门好人表彰暨2016送文化下乡”的文艺汇演。此外还主持和策划当地学校活动，如：“双田小学2017年六一儿童节”、“童年梦、校园梦”艺术展演等校园文艺活动。成都D演艺团在保证经济成本的情况下，尽可能将公共服务活动做的更好，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途径实现其组织的文化公益性。

3.文化自觉的社会担当

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作为一种基层参与市场竞争的文化组织，在跟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不断发展，文化公益是一个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社会责任的表现，对于团体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企业开展公益事业有助于对其他利益的平衡，而达到内部团结和谐，从外部获取信任和美誉，借此还可以提升企业的外部竞争力，同时也是企业积累社会资本的至善途径[16]。乡村团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文化公益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导致这种文化公益意识不断觉醒，乡村团体从自我内部萌生出为社会做贡献的理念。成都D演艺团作为一个年轻的文艺团体，从2015年转移到乡村市场开始，便认识到文化公益性对于自身的重要性。在2016年，组织员工和当地文化精英、经济能人免费为村里举办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2017年又搭建舞台，提供设备举办了“春节联谊晚会”。在转移到乡村市场的几年时间里成都D演艺团还尽量为一些贫困家庭的青壮年提供工作机会，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受到了乡村邻里之间的好评。类似于D演艺团这种由文化自觉导致的主动去承担社会文化振兴的责任，也是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文化公益性实现的一种途径。

二、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公益性释放的价值体现

乡村文艺演出团体首先是一个文艺组织，然后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文艺组织，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公益性最终还是通过大量的文艺表演释放出来，其公益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在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中，以师徒和家族为核心的组织形式使得成员具有更强的归属感和忠诚度，这是乡村文艺团体稳定性的重要保障，为民间文化的传承提供条件。而在乡村演艺团体中“技多不压身”，当文艺演出作为一项技能充当一种谋生手段时，文化主体掌握的谋生手段越多，越有利于在社会中生存，也使得民间文化传承具有自发性，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人事组织形式有利于民间文化的自发传承。

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文艺演出团体是部分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载体，对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也是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文化公益性的重要价值表现。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不仅是一个文艺演出组织，也是一个文化主体培养组织、文化节目开发与利用组织和文化宣传组织。通过文化主体培养，文化传递载体的搭建，文化节目展演等形式将民间传统歌舞文化、传统戏曲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间接性地进行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如成都D演艺团每场文艺演出都会出现众多传统文化或非物质文化节目，如苍溪灯戏、川剧变脸等传统戏剧；苍溪盘歌、小唢呐等传统音乐；上刀山、杂技、气功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在这些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实践中，D演艺团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生存和培养提供了经济保障，为非物质文化的展演提供了空间和平台，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和创新性的发展。如在一场川剧变脸表演中，为取得良好的演出效果，参与川剧传承的少年儿童被请上舞台，脸谱不仅是原来的传统人物形象，也有现代卡通人物形象；在川剧展演中，旁白的讲解与引导更是增加了观众的兴趣，如经常会有主持人在开演前介绍：“川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它是……”并且加以引导：“快看，马上要变了”，“这又是变的一个啥呢”等话语将川剧以更通俗易懂、更具趣味性的形式传播到乡村。此外川剧演员可以在一天之内获得几百至几千的经济收入，不菲的经济收入不仅可以满足川剧演员的日常生活，维持日常生计，而且川剧演员会将一部分资金用于川剧表演的服装、道具、学习等方面。所以说，乡村文艺演出平台为川剧传承人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展演舞台，宣传平台，直接促进了川剧的保护与传承。

2.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两个基本潜质，一方面是其节目内容和演员具有乡土性。从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节目内容来看，其成员大多来自本地，本地人表演本地喜闻乐见的文化节目，在节目内容上具有乡土性。另一方面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因文艺演出市场具有开放性，其突出特点是活动空间的流动性和服务对象的大众性。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活动范围不是固定在具体某地，而是随着市场的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流动，服务对象不是某一家或某些特殊群体，而是整个区域内的基层大众。这种兼具流动性与大众性的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为深入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提高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作出贡献。

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与专业公益性文艺演出团体在服务性质上具有相似性，都是以文艺演出的形式提供文化服务，服务对象以乡村百姓为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可以缓解政府乡村基层文化建设压力，增加基层群众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机会，尽力维持城乡文化资源的平衡。文化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主体，发展文化事业是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17]。所以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增强文化自信都离不开文化事业的发展，而我国文化事业在乡村基础设施和经费保障、文化活动及效能、文化资源和人才保障等方面都显示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进程中，逐渐引入市场机制，进一步扩大文化产品供给的主体，增加文化产品供给数量是解决困境的有效手段[18]。另一方面基层群众，尤其是乡村群众既没有时间和精力自己组织文艺活动也没有多余资金购买文艺演出节目，导致基层百姓文化诉求得不到充分保障，基层文化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是自发成立的文艺组织，有效的将民间文艺资源和人才聚集在一起，同时将民间资本集中在文化建设上，成为解决文化事业基础设施和资金保障困境的重要补充。如成都D演艺团现拥有包括舞台、灯光、音响等完整文艺演出设备三套；文艺演出团体的演员大部分是专业演员，其专业性集中表现在演员以文艺演出为职业，吸引来自其它地方的职业特长演员，在一定区域的乡镇进行文艺演出。因此通过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有效的参与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之中，缓解了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专业人才等基层文化建设方面的压力。此外，传统公益性的“文化下乡”缺乏“他者”视角，导致有时文化资源会错位，致使好的初衷没有获得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没有从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思考文化的传播，文化传递形式有待改进。基于此困境有学者提出“农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是指从文化主体的实践、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传统内部生长出来的文化属性[19]，即是从基层群众的角度来开展文化活动。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来自于基层，一方面，文艺节目的题材源于基层，文艺团体长期活跃在基层，比“自上而下”文艺团体更懂基层的文化需要；另一方面，现在乡村文艺团体是以市场化、个性化的服务来开展文化活动，针对不同顾主从文艺团队和文艺节目都具有可选择性，可以减少文化资源的错位。成都D演艺团收到顾主文艺服务需求后，团长会主动与顾主商谈文艺演出事项。不同场合，顾主也会提出不同节目要求，如：有的需要精品歌曲，有的需要具有教育意义的小品，有的需要热闹的氛围。百姓自己定制节目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的文化，我做主”，提高了百姓参与度，破解了“自上而下”文化服务遭冷遇的困境，为有效保障文化服务提供了可借鉴的策略，实现了传播技术上的创新。

3.充当基层先进文化传播的媒介

文艺演出消费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文化消费，因在礼俗演艺空间中文艺演出具有制造氛围的作用，部分条件稍好的个人也会因婚丧嫁娶、生辰寿诞等人生礼仪的需要而购买文艺演出服务。所以礼俗演艺市场是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重要生存空间、文化传播空间和展示空间，而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是强化伦理道德教化和先进文化宣传的重要媒介。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团体在广大农村地区迅速兴起，并很快成为改造当地社会与农民意识的重要载体[20]，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文艺演出活动除了可以看作一个文化保护的重要空间外，还可以当作是一种传播媒介，传播主体把文艺节目作为媒介来宣传先进文化，成为乡村之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之一。宣传就是将观点、见解、“三观”、政策、产品等各种需要让目标受众知道的信息，通过各种媒介工具传播给受众[21]。先进文化的宣传需要借助媒介才能实现，乡村文艺团体的演出具有灵活性、乡村文艺团体的演出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乡村文艺团体的演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22]。其特性决定了其媒介价值的特性，以文艺作品为媒介进行宣传，就是以含蓄、艺术和精神享受的形式宣传，更能让受众潜移默化地接纳并产生精神共鸣。成都D演艺团为体现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和孝文化，在为老人祝寿的文艺演出中就编排有《百变儿媳》，儿媳因老人的存款有无而产生态度的转换，讽刺了不孝行为，教育了大众；在当今扶贫攻坚的背景下，创作出《懒汉》这个极具时代性的文艺节目，批判了人性的贪婪与懒惰，赞扬了勤劳致富的良好品质，同时也展现出扶贫攻坚在基层的困境。不仅丰富了文艺演出节目的文化内涵，更有利于彰显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作为一种文化媒介的积极价值，释放其文化公益性，促进正能量的传播，为提高农民文化素养、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文艺节目不光有娱乐性，也有教育性，可以充当基层先进文化传播的媒介。

三、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公益性释放的困境与建议

1.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公益性释放的困境

乡村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因环境差异、地域范围广、人口分散等原因，也是文化建设最薄弱的区域。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以文化媒介、融资平台、文化载体等形式，将民间文化、社会艺人、民间资本等组织起来，使得文化公益性具有传播开去的可能，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在乡村基层文化的组织和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在释放文化公益性的同时也存在文化公益性释放的困境。

首先，文艺演出团体生存环境有待改善。

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作为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非遗保护的平台，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织，其生存状况直接影响其文化公益性的发挥。在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发展中产生了自身行业规范不健全、大众文化素养差异、政府文化管理不足与业务指导不平衡不充分等困境。民间文艺演出团体以个体经营形式存在，缺乏行业规范直接导致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竞争激烈，如果没有形成良性竞争，对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将是致命打击。某些文艺演出团体为求生存，相互压价，而降低文艺演出节目品质，甚至互相诋毁，这些都不利于文艺演出团体的整体发展；文化消费者的文化素养差异造成大众对文艺演出欣赏层次不齐，一场文艺演出之后，有的村民表现出对文艺服务的认同；也有一些村民根本不关心文艺演出效果而是注意到这场文艺演出花了“一万多”，文艺表演被当作“炫富”的表现。文化消费者的素质对文艺演出的口碑产生严重影响，不仅影响文化活动效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到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生存。因为政府对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监管或指导不足，导致某些资质不全、能力不足的文艺团体进入文艺演出行业，文艺演出市场混乱。如在成都D演艺团活动的范围内，存在至少十几家的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但拥有正规文艺演出资质的团体很少，团长为寻找客户，大肆降低文艺演出市场价格，邀请一些不具备演员资格的文艺演员参加文艺演出，严重降低文艺演出品质，使得整个地区的文艺演出秩序混乱，不利于其文化公益性的发挥。

其次，文艺演出内容品质有待提升。

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公益性价值大小取决于文艺演出的内容品质的高低，文艺演出内容质量越高，其传播效果就越好，文化公益性就越强。文艺演出内容质量包括文艺节目质量、文艺演员质量、作品原创性等方面。某些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为达到某一效果，在文艺演出节目内容上容易出现与当今文化主题相背离，传递负能量的信息，甚至产生反动倾向，不利于基层文化导向，失去了文化公益价值。文艺演员质量不仅严重影响文艺节目编排的质量，也影响到文艺节目的表演形式。由于基层公共文化活动缺乏，基层群众往往处于单向性接受层次，所以文艺演员的表演直接流向基层群众，低层次文艺演员流入文艺演出行业容易产生低俗、庸俗、媚俗现象。在文艺演出中，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对文艺节目和文艺演员的准入机制把控不严，更强调娱乐性，而忽略了文艺节目的文化教育性。有文艺节目在表演时宣传享乐主义、读书无用论等不符合社会主流文化的思想，也有某些文艺演员穿着暴露、讲“黄色”段子、做暴力动作等。在基本处于单项接受的基层文艺欣赏的群体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简单模仿的现象。所以文艺演出的内容品质也影响着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公益性释放。此外文艺演出内容还表现出作品原创性不强的弱点，原创作品需要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而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往往为节省成本而选择模仿、改编等形式编排节目，原创性作品出现频率低。这些文艺节目质量、文艺演员质量、作品原创性等因素严重影响文化公益性的释放，使得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演出内容有待进一步提升。

再者，文艺演出团体发展方向偏离。

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整体发展理念直接影响着文化公益性的传播，经济性与文化性以一定的结构共同促进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发展，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以相互制约，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文艺演出表现出的功利性越强，越阻碍文化公益性的释放。在社会市场服务的视野下乡村文艺演出团体自含经济功利性与文化公益性两种属性。经济性是文化公益性的基本保证，可以为文化公益性的发挥提供动力，而文化公益性不仅可以反作用于经济性，而且更有利于提升文艺演出团体的社会价值。在良性互动中，两种属性可以保持平衡，经济收入得到保障，且文化公益性将有效发挥。如果在文艺演出团体的实践中过分强调某一属性，功利性与公益性的平衡被打破，功利性增强，将会影响到文化公益性的发挥。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发展更多的是一个自发行为，抗击市场风险能力较弱且与团队发展的策略密切相关，过分强调经济性可能会压缩文化公益性发挥的空间，失去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灵魂，而过分强调文化公益性，缺乏资金资源支持，文化公益性便不具备持久性。当下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发展定位不清晰，功利性过度使其日益偏离文艺组织的定位。如成都D演艺团的文艺演出多与人生习俗等重大事情相结合，所以文艺演出时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下半年，上半年主要进行文化培训，为学生或徒弟授课，在年末各种文艺演出接踵而至，一天之内可以有几场演出，这时文艺演出的功利性与公益性便产生矛盾。而文艺演员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往往采取“赶场”的形式，匆忙的“赶场”严重影响文艺演出的质量，甚至会压缩文艺演出内容，造成文艺演出的文化质量降低，最终也压缩了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文化公益价值。

2.提升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公益性价值的建议

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文化公益性不仅有利于团体本身的发展，提升其社会价值，而且更有利于丰富基层人民的生活、促进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和民间相关非物质文化的发展，因此增强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文化公益性，提升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社会价值是乡村文艺演出团体走得更远的重要条件。

首先需要规范文艺演出的行业秩序。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兼具市场行为与文化行为，规范文艺演出行业必须从文艺团体自身角度和政府监管角度双向进行，来营造良好的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生存环境。从政府监管角度来讲，加强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营业资格监管问题，严格把关文艺演出团体和个人的行业进入标准，清除无营运资质而进行文艺演出的团体和个人，协助各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制定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帮扶和培养一批榜样乡村文化演艺团队，坚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思路[23]。同时建立必要的乡村演艺人员培训机制，对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组织者和演员进行业务培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文艺表演水平，促进文化公益性的更好展现。而作为文艺演出团体本身，也需要不断改进，主动向先进文化靠拢，有序地在当地组织行业协会，加强各行业团体的良性互动，相互学习、借鉴彼此的先进经验，在更广领域深化区域文艺演出行业的共建共享、交流合作。共同为当地文艺演出团体制定行业规范，形成良性竞争关系，自觉维护乡村文艺团体良好的整体文化形象，避免因恶性竞争而影响文化公益性的发挥。

其次，文艺演出内容质量提升上需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相结合。文艺演出的节目不仅要具有娱乐性，而且要具有文化内涵才能够既深受大众喜爱又经久不衰。关于丰富文艺演出节目的文化内涵，避免文艺节目“三俗”现象，一方面可在传统文化中挖掘优秀部分，经过文艺团体的加工，生成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另一方面与时代相结合，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体，文艺演出节目与时代主题相结合也是提升文艺演出节目内涵的重要方式。但文艺演出内容还是要以基层群众为核心，将“想送什么就送什么”变为“群众需要什么就送什么”。此外，为提升文艺演出的效果，还可以扩展文化服务渠道，增加节目互动类的文艺节目，为更多基层群众提供登台演出的机会，一方面可以激发老百姓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成为舞台主角；另一方面从文化节目内容的创作角度来看，让基层群众登上舞台表演自己的节目，是一个让文艺演出内容更加符合基层群众需要，丰富文艺演出内容的策略。

最后，文艺演出团体与国家文化政策环境相融合。乡村文艺演出团体选择何种发展理念对其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积极主动向国家文化政策靠拢，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如从非遗保护视角来看，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对相关歌舞类、乡村器乐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其文化公益性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如果将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与非遗政策相结合不仅有利于拓宽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生存空间，将更有利于其文化公益性的传播。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培训基地、表演舞台、传承制度，对民间文艺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因为文化传习所的建设、文化传承人的培养、文化展演舞台的搭建和文化传承活动的开展与乡村文艺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路径如出一辙，可以相互借鉴。此外将乡村资本引入文化传承事业的发展，也可以大大降低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成本，实现非物质文化的活态传承。

结 语

乡村文艺演出团体具有演出形式的灵活性、节目的乡土性、演出范围的广泛性等特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加大，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乡村文艺演出团体表现出国家文化行为，从积极参与传统文化和相关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宣传先进文化、完善文化传播的形式等方面表现出文化公益性，也证明了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与专业文化公益性的文艺团体一样也具有文化公益性。同时，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以原生性公益行为、政府购买服务、团体发展所激发的文化自觉的社会担当等路径实现其文化公益性。乡村文艺演出的文化节目十分贴近基层生活，文艺演出活动正好弥补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缺乏的现状，使得基层百姓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升，不仅满足基层群众对于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而且具有增加交流机会和促进乡村和谐的功能。所以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推出的文艺演出活动完善了基层公共文化服体系，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基层百姓的生活质量，有助于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艺演出团体与专业公益性文艺团体一样，要坚持以基层老百姓为中心的服务导向，注重挖掘原生地域文化特色和内涵，同时坚持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实现乡村文艺演出团体的价值提升，不断增强乡村文艺演出团体文化公益性，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