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定位与文士知行的殊途同归
——论初唐屈骚接受

安 敏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相比于两汉六朝与两宋时期，楚辞学在唐代呈现出衰败之感。现存的唐代楚辞研究专著几乎为零，勉强归入的主要有《文选注》中相关的内容。与盛唐、中唐、晚唐相比，初唐的屈骚接受似乎更不值一提。单以唐代的拟骚之作看，初唐仅有杨炯的《幽兰赋》、法琳的《悼屈原赋》这样比较有限的作品，而此后则有李白的《代寄情·楚词体》，刘禹锡的《何卜赋》，李翱的《幽怀赋》，柳宗元的《闵生赋》《吊屈原文》，刘蜕的《吊屈原辞》，李德裕的《沧浪濯缨赋》，皮日休的《九讽系述》《反招魂》《悼贾》，皎然的《吊屈原词》，贯休的《读离骚经》等诸多作品。不过，我们并不能因为反映屈骚接受的相关作品数量少而断言屈骚在初唐时的边缘化。事实上，初唐的屈骚接受情况比较复杂，这背后既体现了初唐文教观念的强化，亦有对屈骚“文”的价值的定位与凸显。

一、初唐经史对屈骚价值的定位

初唐时期，从官方到民间、从君王到臣民，从经书到史书，从初修到改定，从前代史到本朝史的修撰，从注疏到评论，唐人通过共同努力以经史为切入点进行了多方位的文化建设，力图树立摈弃浮华、崇尚雅正、文质兼善的文教观念。《五经正义》与八史的修撰就是这一文化建设的核心成果，它们包含了对屈骚的直接或间接的评述。这些评述分散在《隋书·文学传序》《隋书·经籍志·集部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北齐书·文苑传序》《陈书·文学传论》《春秋左传正义》《毛诗正义》等材料中，对屈骚进行了基本定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梳理史的脉络，肯定屈骚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初唐所修史书多设文学传、文苑传或类文学传，对文学价值进行全面探讨，对文学的功用进行强调，对文学史进行梳理，对文词之美进行肯定。《陈书·文学传序》明确了“自楚、汉以降，辞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弥畅。莫不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大则宪章典谟，裨赞王道，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至于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莫尚乎此”[1]453的文学发展脉络，暗将屈原等划入辞人一脉，认为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学创设之功。《北齐书·文苑传序》肯定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道理，从善于“文学”的子游、子夏开始探究文脉传统，认为“屈、宋所以后尘，卿、云未能辍简。于是辞人才子，波骇云属，振鹓鹭之羽仪，纵雕龙之符采，人谓得玄珠于赤水，策奔电于昆丘，开四照于春华，成万宝于秋实。”[2]601屈原、宋玉被认为是继承了子游子夏善文的优良传统，司马相如、扬雄等继而辛勤创作，展现了出色的文学才能，这就好像是在赤水中发现了黑色明珠，在昆仑山上发现宝马，在春天开启了照耀四方的光华，在秋天收获无数的果实一般。这些辞人才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熠熠生辉。《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肯定了屈原的宏才及文词之华美，“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宏才艳发，有恻隐之美。宋玉南国词人，追逸髻而亚其迹”，亦将“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3]744作为理想文学的重要构成，强调了文学既有化成天下之旨，亦应该有文采华美之姿。而屈骚正是能体现这种华美之姿的重要代表，亦是后世文学发展的传统渊源。

二是强化文的精神，揭示屈骚独抒怀抱、妙发性灵的特色。初唐经书、史书、史论在屈骚的评述上体现出对文之实用精神、实录精神的肯定。

一方面，初唐八史反复强化文学具有实用精神：它能通古今，明天人之际；它事关风俗人伦，可治世经邦。这是文学创作需遵循之集体标准，有着惯常的发展路线，亦是评述屈骚时的根本主旨。但是文学亦有其独特个性——这种实用精神多有创作主体才情的注入，体现出创作主体独特的生命积淀。比方说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4]1729魏徵从“臣”的角度特别谈及了离谗放逐之臣在文的影响下获得的动力与提升。文学史上的屈原、曹植等都可归入其中。他们以文传情达意，抒发愤懑、振奋士气、风骨凛然。文融入了他们的骨血，帮助他们走出人生的阴霾，超越生死的界限，亦带给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魏徵论离谗放逐之臣与文的关联隐约体现了对为文之独特个性的理解与包容，是对文学功用更为全面的概括。姚察亦在《梁书·文学传》中表达了类似观点。“魏文帝称古之文人，鲜能以名节自全。何哉？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易邈等夷，必兴矜露。大则凌慢侯王，小则慠蔑朋党；速忌离讠尤，启自此作。若夫屈、贾之流斥，桓、冯之摈放，岂独一世哉？盖恃才之祸也。”[5]727此段虽然从文人通病的角度认为屈原、贾谊等所遇流斥之境与恃才有密切关联，但亦明确指出为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之表现。而这种表现实为文学有独特价值之所在。

《五经正义》的总编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中亦说：“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6]261“无为而自发”正是说诗歌为作者自然而然之抒发，是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畅怀抒愤”亦是指诗人外感于物事，内激荡于心胸，不吐不快，自然诉诸笔端，形成文字。唯有如此，诗人压抑之情才能得到排解，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舒畅和心灵上的轻松。孔颖达的“抒愤说”是对屈原、司马迁“发愤”精神的继承，是对温柔敦厚诗教的突破，也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古代诗歌功能论。孔颖达在政治伦理因素之外，从抒情功能方面来进一步探讨了诗歌创作与诗人经历的关系，无疑是一种进步，亦给屈骚的接受奠定了文论基础。这其间所体现出的包容性与个性化既是初唐文论的闪光之处，也是唐代文学流光溢彩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刘知几评价屈骚“不虚美，不隐恶”，正是实录精神的体现。在《史通·载文》中他指出“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侧称良直者矣。”[7]114此段说明为了实现文之远大之用，必须于文中亦贯彻史之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特质。实录方能见真，方能真正别善恶进而化成天下，从根本上实现文学的功用。这里的“实录”可从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来看。从显性方面说，真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在内容上不虚美不隐恶，在语言形式上不以辞害意，就能尽可能地做到实录。从隐性方面说，言志抒情，真正地情志贯通才能如实地传达创作者的本意。从这两方面来说，屈骚无疑都是可资借鉴的楷模，是值得肯定与继承的。

刘知几以屈原、宋玉为例梳理了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的共通性，《春秋左传正义》亦在区分诸子之立言、史家之立言、文士之立言的基础上说明了立言的共同内涵要求——言得其要和理足可传。《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四年》“其次有立言”《正义》曰：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谊、扬雄、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此三者虽经三代，当不朽腐。[6]1978

解读者充分肯定了屈原、宋玉、贾谊、扬雄的文学价值，认为它们都达到了言得其要和理足可传，将他们与老、庄、荀、孟等诸子与班固为代表的史家并列，以为“皆是立言者也”，“当不腐朽”。《春秋左传正义》的相关解读与刘知几《史通》的相关论述既尊重子、史、文个体的相通性，又明确了子、史、文的独特价值。对屈原、宋玉文章的肯定明确表明初唐经史反对的只是那些过度浮华、完全没有思想价值的作品，而不是真正如屈骚般文质兼善的作品。

综上，初唐经史总体上肯定了屈骚的文学价值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它独抒怀抱、妙发性灵的特色，为初唐的屈骚接受定下了基调，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

二、初唐文士对屈骚接受的矛盾表现

初唐文士对屈骚接受表现在对屈原其人与其作的有意切分、文学创作观念与文学创作实践的高调背离两个方面。

对于屈原其人，初唐文士一方面从道德人格上肯定他忠君爱国的精神。这一倾向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态度有很大关联。他将对屈原的评价放在君臣关系的框架之内，从政治层面给予解读。在《金镜》一文中，他赞扬屈原“孑身而执节，孤直而自毁”[8]50的为臣之道。循着这样的思路，魏徵亦在《论君子小人疏》中将屈原作为君子拳拳之忠的代表，认为正是君王不辨君子与小人，才导致了屈原的沉江和卞和之泣血。杨炯的《幽兰赋》亦赞扬了屈原“步迟迟而适越，心郁郁而怀楚。徒眷恋于君王，敛精神于帝女”[8]847的忠君忧患精神。另一方面，初唐文士也肯定了屈原的文士身份，如杨炯《王勃集序》说：“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罗之迹。文儒于焉异术，词赋所以殊源。”[9]223这是明显地将文与儒、词与赋分而论之，这样的态度既强调了文之教化观，又有意识地将屈骚从经的范畴中摘离出来。这一点与《隋书·经籍志》中“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的说法是一致的。

对于屈原其文，初唐文人在观念上颇有微词。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一篇中大力提倡文章的经世致用本质，对屈原、宋玉、枚乘、沈约、谢脁、徐陵、庾信一批作家进行了痛批，将他们与“淫风”、“骄奢”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文章导致了国家的衰亡动乱。其文曰：

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8]1829

此段将屈原和宋玉的创作看作是后世淫靡文风的根源，从枚乘、司马相如的承继到魏文帝、宋武帝的推崇提倡，从沈、谢当道的齐梁之风到徐、庾盛行的周陈之际，似乎是因为学习屈宋而造成了一代不如一代的创作实际。王勃将屈骚的价值仅仅理解为辞藻的华美，有意淡化了它们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将后世对屈骚的片面接受归咎于屈骚本身，无疑是有失偏颇的。与王勃有类似看法的初唐文人还有卢照邻。他在《驸马都尉乔君集序》中也说：“……屈平、宋玉，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8]1691明确指出屈原、宋玉的辞赋仅仅是雕琢词句的伎俩，于礼乐教化之大道不但没有裨益，而且影响甚坏，破坏力极大。以文辞著称的卢藏用亦言：“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8]1061认为此前由孔子奠定的诗书传统得以使文章数千年而粲然可观，只是到了屈宋为代表的“骚人”肇始才使得风雅之道殆尽，这亦是将后世浮奢文风的过错归源于屈宋。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文士虽然在文学观念上对屈骚持质疑态度，但在实际创作中广泛接受了屈骚影响：王勃从观念上对屈原进行了痛批，但在实际创作中却对屈骚进行了诸多的学习借鉴。他的《采莲赋》写道：“餐素实兮吸绛芳，荷为衣兮芰为裳”、“感芳草之及时，惧修名之或丧”、“状飞虬之蜿蜿，若惊鸿之弈弈”[8]1804-1805……这些句子从立意到句式都有明显的仿屈骚的特点。卢照邻虽然也对屈骚进行了批评，但《旧唐书·卢照邻传》评价他有“骚人之风”[10]5000，他曾自言有向屈骚学习的行动，如《全唐诗》收录的《狱中学骚体》一诗。他对屈骚的学习甚至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在《释疾文序》中他明言屈原“发愤为作”的内在精神对自己有很大影响。在“蘼芜叶兮紫兰香，欲往从之川无梁，日云暮兮涕沾裳。松有萝兮桂有枝，有美一人兮君不知。气欲绝而何为”、“木叶落兮长年悲，红颜谢兮鬓如丝，王孙来兮何迟迟？思公子兮涕涟洏”[8]1701等创作中，他从立意到文辞都明显接受了屈骚香草美人传统的影响。与王勃、卢照邻齐名的杨炯亦曾向屈骚学习，作《幽兰赋》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之情。“少奉过庭之训，长趋克己之方。弋志书林，咀风骚于七略”[8]2004的骆宾王诗歌中也化用了很多楚辞的语言，如“讵假沧浪上，将濯楚臣缨”[11]831、“芳杜湘君曲，幽兰楚客词”[11]842等等，颇受屈原的影响。比“初唐四杰”稍晚的陈子昂被称作“屈、阮之嗣音，杜陵之先导”[12]97，他的《感遇·兰若生春夏》学习屈骚比兴的手法，反映自己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感伤。更值得注意的是，陈子昂的《修竹篇序》从理论上大力倡导风骨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寄兴，他尤为推崇的建安和正始诗人如曹植、阮籍等都深受楚辞影响。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王勃、卢照邻等对屈原进行的批判主要停留在观念层面，并不能完整如实地反映他们对屈骚的态度，亦不能代表初唐文学思想的主流，更不能囊括初唐文学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事实上，这种批评是在纠正齐梁绮艳文风的动机下所产生的极端言论。虽然初唐文士对屈骚的接受相对而言并不是特别广泛深入，但是初唐经史对屈原作品的赞美并非初唐的个例，而是带有强化文质兼善的时代印记。相较而言，由于《五经正义》和初唐史书的官修身份和其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角色功能，也使得它们在解读中具有很强包容性，这样就比王勃等文士的个人表达更为客观。

事实上，文质并不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对屈原的作品也是赞赏有加的。他在《答崔立之书》中将屈原赞为“古之豪杰”，在《进学解》中他要求学生既要学习《六经》，亦要学习庄骚。

将初唐经史与文士对屈骚的认识进行整体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它们表现出如何复杂的状态，最终都呈现出殊途同归的特点。

三、初唐屈骚接受的殊途同归

初唐史家、文士在对待屈骚的态度上虽然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状态，但实际都是为了涤荡浮艳文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强化文学崇教义之本，重德义之质，立雅正之观的目标，构造出他们心中的文学“理想国”。

《周书·王褒庾信传》所记：“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3]744-745可看作是对这一理想境界的描摹。此段论述相当全面地总结了对文的内核与外表的看法与要求：

(1)文章之本——本乎情性；

(2)文章之内在精神——以气为主，以文传意；

(3)文章之成——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

(4)文章之标准——调尚远，旨尚深，理贵当，辞欲巧；

(5)文章之境界——和而能壮，丽而能典。

这样的论断体现了初唐史臣对文学问题全面深入的思考。在此段论述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特别强调了虽然诗赋、奏议、铭诔、书论形式不同，特色不一，但是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那就是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这气与意当然也是有要求的。那就是后面提到的《六经》之思想、屈、宋、卿、云之文采，格调要宏远，旨意要深厚，道理要精当，文辞要精巧。在文的构架中，气是起支撑作用的，是贯穿在文章中的精神气质。“气”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管子和孟子赋予它道义的精神，《管子·内业》说“浩然和平，以为气渊”。孟子形容它：“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13]57曹丕将它引入文学的范畴，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14]720。初唐文人在批判纤弱文风之时又赋予它阳刚的时代特质，杨炯说“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说“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1]896。

二是围绕着精神气质来说，这个文学的理想世界不但不排斥文辞之美，相反还强调文辞要如屈骚般丽巧，力图达到文质相宜的境界，做到五色交辉、八音克谐，符合典正和雅的标准。这番对文学理想国的构造反映了初唐史臣兼容并收的气魄，也规定了初唐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而屈骚接受在这个承前启后的特殊时期，虽未呈现出研究热潮，但却成为了初唐君臣文士重构文学理想的重要介质与有机组成部分，它辞采华美等特点在一片质疑声中亦得到了凸显。

为什么屈骚在文学的理想国中承担了如此重要的使命，却又被有意作为仅以文辞取胜的浮华之作呢？这就要从初唐文坛的实际情况来分析了。如前所述，孔颖达、魏徵、李百药等人在经史的修撰与创作实践中亦着力推行雅正的标准，这为初唐文学发展奠定了基本原则。但是雅正只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原则，再加上此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仍然未能跳出南朝文学的影响，理论构想与实际创作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脱节，这样就使得“复归风雅”之路并不如设想中那般顺畅。尽管虞世南、魏徵、李百药等已经有意识地对诗歌创作进行一些调整，但是这些调整相较而言是比较微弱的，难以起到引领时代文风的作用。在高宗龙朔初年，文坛流行的仍然是以“上官体”为代表的绮艳文风，正如《旧唐书·上官仪传》所言:“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10]2743这样一来，复归风雅的目标难免流于口号形式，直到“初唐四杰”登上历史舞台，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大的转变。明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初唐文士在屈骚接受的问题上所呈现出的矛盾状态了。

其实，何止是“初唐四杰”，初唐史臣在文风革新问题上的态度亦耐人寻味。众所周知，隋朝二帝进行的改革并未完成涤荡文风的任务，但是魏徵仍给予了高度评价：“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彫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辞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4]1730，并认为炀帝的文章雅体并存，“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4]1730。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映，究其原因在于这两次文风改革的目标所向正是齐梁的宫体诗，而改革所持的基本态度正是强化文学经世致用的功能，树立雅正的文学观，这一点从根本上说与魏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在对待齐梁宫体诗上，魏徵们并未体现出通常的全面客观、理解包容的审视态度，而是显示了十分鲜明的批判立场。在笔者看来，这一坚定立场正是初唐以魏徵为代表的史臣拨乱反正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在初唐史书中并非个例。

试再举一例说明。《梁书·庾肩吾传》中收录了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所作的《与湘东王书》，这是萧纲写给弟弟湘东王萧绎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书信中，萧纲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念。一方面他肯定了诗骚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他反对僵化地拟《内则》之篇，摹《酒诰》之志，学《归藏》之语，同《大传》之言；他也反对一味地模拟谢灵运、裴子野等的作品，因为古之才人遣辞用心本就不同，即使谢、裴之流为文也是有得有失的，如裴子野所作虽质朴雅正，但却缺乏文辞之美，所以要有区别地对待。萧纲所论涉及到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他试图解释文学是有其独特风貌的，也强调了语言形式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萧纲此番言论对文学发展是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萧纲创作了大量内容空洞、形式华艳的宫体诗，在他身边出现了一批创作宫体诗的文人，如后世名气很响的庾信，“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自是每王徙镇，肩吾常随府。”[5]690他们对当时的文风影响很大，成为了魏徵们抨击的南朝文学的代表。萧纲的这封书信并未出现在他自己或是弟弟萧绎的传中，而是穿插在庾信的传里，作为庾信文学发展的背景支撑，说明初唐史臣不约而同地将庾信和萧纲看作了一个整体，将他们作为齐梁宫体诗的代表，对庾信的创作并没有有意识地分时段分题材进行细致分析。这样绝对化的处理并不是初唐史臣疏忽或才力有限所致，恐怕还是他们的刻意为之，批判背后正是对文学崇教义之本、重德义之质、立雅正之观的内核的重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初唐屈骚接受的问题，就能厘清那看似矛盾的表现背后的真相了：无论是初唐史臣们将屈骚作为重要的文学传统加以继承，甚或是将其作为文学理想国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是初唐文士们观念上有意“缺失”屈骚的思想情感内涵、创作上有意无意地深受屈骚影响，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引领初唐文学跳出绮艳诗风的影响，开创出文学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