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
——师陀诗化小说中的诗性母题

卢临节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70)

提到师陀的小说，我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诗化小说”“抒情诗小说”这样的概念。国内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周作人，他将之命名为“抒情诗的小说”，此命名为中国现代诗化小说这一流脉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重要路标。事实证明，诗化小说作为现代文学一个源源不断的支流，取得了很不错的实绩。其代表作家几乎都是现代文学史中的重量级人物，鲁迅、沈从文自不必说，还有名气虽不如他们，却以各自经典作品在文学史占有独特地位的萧红、废名、师陀、冯至等作家。在对诗化小说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特质：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与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1]。诗化小说通体充盈着浓浓诗意，这种诗意早已超越了一般小说中仅用来烘托气氛的抒情氛围，成为一种本体，成为小说所要表达的核心。这才是我们谓之“诗化小说”的根本。

在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落日光》、《里门拾记》和《果园城记》的诸多篇什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自然散发的生命诗意。这种诗意的源头各式各样，它有时来自对一个下人的心理揣摩，像《人下人》中对叉头这个奴才的心理描述，有时来自一段想像性文字，如《过客》中对那位死者身份和他临死之前种种举动的猜测，有时来自一句看似无来头却寓意深远的话，像《巨人》开篇不久写到的那句：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更多时候则是来自对某处静物的充满灵性的书写，这类例子在师陀小说中不胜枚举。诗性这一元素在师陀的小说中，早已不是一个附加于主题之外的形式要素，而是充盈于整个小说的整体，成为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在这一点上，刘西渭先生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讽刺是芦焚先生的第二个特征，一个基本的成分，而诗意是他的第一个特征，一件外在的衣饰[2]。或许在刘西渭看来，诗意对于芦焚(即师陀)的小说来说，重要性还要次于讽刺。

在此，我们暂不讨论讽刺和诗意在师陀小说中到底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而是要对这些诗性的发祥地加以考察。我们发现，“寻找”这一母题贯穿于师陀的多数小说，似乎不经意中已经成为作者表达生命关切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他笔下的众多人物，无论是外表粗鄙、内心却充满炽烈情感的“抓”、还是有着细微恋旧情怀，却在返乡还是不返乡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孟安卿、以及那个年轻时曾经充满青春的热情，到头来却失魂落魄地将性命丢在那片将他抛弃的故土上的“吃闲饭的”二爷，他们都有一种共同情结：那就是不停地“寻找”。“寻找”他们的生命归宿，“寻找”他们的下一个站点，“寻找”那个不再属于他们的世界，“寻找”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理想存在。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寻找”他们所看重的、所向往的、所眷顾的那个世界，尽管到头来，这一切“寻找”所换来的都只是一个失落的梦境。但是无论如何，正是这些永不停息的“寻找”过程本身给他们原本平庸粗鄙的生命注入了无限生机，也呈现给我们一个诗意葱茏的世界。

一

《巨人》这一小说中，名为“抓”的男主人公，年轻时爱上一个女子，结果那女子却成为了他的二嫂，于是他黯然去乡，一去二十年。当别人都已忘掉“抓”这个人的时候，他却默无声息地又回来了。此时的“抓”已经不复当年，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一切美好的东西。可他为什么要回来？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叶落归根，因为他还是“一身的邪精力，充溢着野性的锋芒”；也不是因为在外乡实在混不下去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一定要重返故土的呢？或许下面这段文字给了我们一些答案：

人好就好在会忘上面，哪怕恨死了那地方，隔的日子一久，也就觉得还有点可爱。假如推测得不错，抓也正是犯了这症候。岁月既遣散尽一股躁气，时光的浮尘又暗暗掩住人间的怨怼，胸中的鳞伤，于是田野上的笑声，平原的风光，故人的面貌又在他心头显现，烧起怀恋的火，他想看看故土可还是当年的样子。[3]

对这块曾经迫使他流落异乡的土地依然充满难以言说的感情，才是诱使他重新回来的根本原因。像这样因某种原因离开，继而被故土遗忘，却始终渴望重新回到故土的人还不只“抓”一个，至少还有那位人称“吃闲饭的”二爷。这位令人艳羡的二爷当年为了小事而离家出走，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本以为可以就此放下，却在一片神情恍惚中重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他正骑马奔下丘岗又沿着小河驰骋，那树林、那草径、那老屋、那远景，全都清清楚楚，连他自己的气派心境也都清清楚楚的那样年青，而一闪间，树林下正溜过那姑娘的影子。[4]213

然而这是怎样艰难的回乡之旅呵。就连那个最忠实的仆人山虬也几乎没有认出这个出走多年的主子，而他年轻时曾深爱过的叫青姐儿的女子早已化作黄土，余下的就只有眼前这片曾经留下他生命足迹的荒芜故土。然而他依然视眼前这一切为珍宝，他多么热爱这里的土地和天空啊。但现实给了他最沉痛的一击，他的侄子为了防止他回来抢夺遗产，竟生生将其撵出家门，于是在斜谷乱石间，他永远和这片故土连在了一起……

这些被故土遗忘或贱视的人们为什么至死都不能放下这一切？因为他们需要寻找精神上的皈依，寻找一块安放他们灵魂和肉身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故土。故土是他们历经一生苦难之后寻找到的最终和唯一归宿，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维护。然而故乡早已不是他们心中的故乡，他们也早已被故乡所放逐。他们毕其一生所追寻的只能是在一种理想生命状态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故乡。这一切使得他们原本普通的现世生活激荡出动人诗意，进而迸射出奇异的光彩。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就是脚下这片散发着氤氲气息的诗意大地。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只有在此种意义上理解他们对故土的这份迷恋，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为何出走多年以后还要重返故土的这种决心。正如梁鸿所说，他们面临的是“故乡”和“异乡”的双重失落，这决定了他们只能“在途中”，只能永远地行走，没有归宿[5]。

二

在师陀小说中，还有一类人特别醒目：他们身上带着一股流浪汉气质，血管里流淌不安分的血，他们的一生注定是和不断寻找下一个站点连在一起的，这类人我们谓之过客。

《一片土》的主人公有最典型的过客性格。他，一个不愁吃、不愁穿，脑袋又是出色聪明的人，可他偏偏不满足，不仅不满足，而且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满心里再也没有安宁。于是他独自上路了，他要去寻找灵魂的安宁土。他一路跋涉，风尘仆仆，经历了很多世事，也问过了很多人，然而始终不曾找到他想到的灵魂安宁土。直到有一天，他抵达了一个圣境：静寂占领了向晚的菜园，只听见毛屋顶上咕咕的鸽声，吹过皂荚树梢的低微的风声[4]259。这里还有俊俏的菜园家的姑娘，一切都显得那么和平安宁。他停下来了，心想这里一定就是他想要找的安宁土了。然而住下来后他却发现：每天的日子除了望着白云飘过天空，谛听鸽子在那里咕咕叫，就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发现了。更可悲的是，那个曾“使一肚子漂亮字眼个个害羞”的姑娘，也因为每天看来看去，一天天变得丑起来。终于，他重新拿了行囊，提了行杖，一声不响起程去了。

这里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主题：永远“寻找”——在路上。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终点，每一个所谓的终点都只能是下一个必得抛弃和超越的新起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片土》是对鲁迅先生《过客》的一个续写：虽然这两个过客所要“寻找”的终极目标不同，但至少他们的血脉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对现实生活保持着高度警觉，并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寻求自我超越的现代人。

还有一种“寻找”在路上的人。这种人像孟安卿一样，因了某种莫名的冲动，回到那个依旧那么熟识的故土。一切在时间的照拂下，似乎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他也暗自庆幸，一切都还没有失去。然而现实的刀锋很快将这一美好愿景切割得鲜血淋漓。当他向一个曾经熟悉的卖纸烟的人打听一个叫孟安卿的人时，那人的回答让他从幻想的云层一下子跌落到现实的地面：不，不认识。他说他根本不相信有这个人，他以为只是爱开玩笑的捏造来骗人的传说。本来对重返故地充满渴望的孟安卿，就这样灰头土脸地收拾行囊回他住的旅馆里去了。正如某论者所说，故乡对返乡游子的遗忘是另一种铭心的痛苦[6]。经历一番痛苦思索后的孟安卿一下子变得清醒起来，他没有停下来，而是奔向他的下一个目标：火车在等候他，一切旅馆同按月出租的房子都在等候他。

从孟安卿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人为了追求所谓理想不得不从一个站点不断向另一个站点开拔的人生宿命。小说最后作者诚心诚意告诉你：你不妨顺从你的志愿尽量往远处跑，当死来的时候，你倒下去任凭人家收拾；但记住一件，千万不要重返你先前出发的那个站头[7]546。永远“寻找”——在路上，或许就是作者忠告我们这段话的意思吧。

如他笔下的“跋涉者”一样，师陀也是一位永远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倦游”人，他既不可能回到乡村，也无法完全融入城市，这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边缘”或“两栖”状态已经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宿命，他只能终其一生在文学的世界里找寻心灵的返乡之途[8]。永远在路上，“寻找”下一个站点。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命题，却给了师陀最好的发掘诗意的空间。这其实也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诗性母题。只有深刻领略了这种绝望的人，才能在那些无望而执着的身影中找到心灵的默契，才能读懂他们行走故事背后的无尽诗意。

三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只愿意活在过去，或者说，他们永远相信：失去的才是最好的。然而，时光，这一天地间最无情的推手，总是让那些最美好的记忆褪变成最尴尬的现实，让人们在无可奈何的叹息中拾起过去的丝丝缕缕，然后寂然退场。这便是“果园城”这座梦幻小城带给我们的启迪。

果园城这座小城，用师陀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小城。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9]。正因为如此，果园城的一切才具有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诗学蕴味。在品味其中的每一个细节，洞悉里面的每一个人物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其实不是位于中国某块版图的具体地域，而是装在每个人心灵里的世界，一个永远寻找不回来的世界。

《果园城》这篇小说，将我们带进一个时光仿佛终结的空间，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保持了先前的样子：那座阅尽人间无数盛衰传说而依然能够置身事外的塔、那三五成群坐在自家门前，说着永远也说不完的话的女人、那和善可亲主动帮你把邮资垫上的邮差先生、还有那个永远像水洗过一样的孟林太太家的庭院。然而，时光毕竟是流失到那些看不见的缝隙里去了。小说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切记录在我和孟林太太及她的女儿——那依旧长长的像一根杨枝，依旧走着习惯的细步，而模样和神情却早已失却先前光彩的素姑的相遇上。《桃红》则进一步讲述了静止的时间是如何杀死一个少女的青春的。孟林太太家的老女素姑，一个原本像春天一样温柔的，有着长长杨枝一样身姿的女孩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给自己绣着嫁衣。她身后是成箱的各式各样足以穿到五十九岁做老祖母时的嫁衣，在她身上，一个少女的青春韶华却被时光吞噬得一干二净。在那样可怕的生命空耗中，素姑成了时光雕塑中最失败的那一类。两篇小说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声调告诉我们：无论人们多么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依旧是他曾经熟悉的那个世界，时间却不会给他驻足停留的机会，那个失去的世界永远寻找不回来。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在果园城的其它地方悄悄上演。爱情这一美丽字眼，曾让世间多少男女为之迷狂，为之沉醉。然而，时间照样可以举起它的利斧，将这一切化作青烟。《一吻》中的虎头鱼和大刘姐的故事称得上经典。年轻时做锡匠的虎头鱼和对面摆摊儿的女孩子，也就是大刘姐算得上是情投意合，对此他们心照不宣。那一天，坏小子虎头鱼找机会戏弄了大刘姐，于是两个人就着机会扭打在一起，互相揪着、笑着、骂着，虎头鱼忽然搂住她亲了个嘴，于是大刘姐羞得满面通红，赶紧回家躲起来了。时间在这一刻是多么美丽啊。两个如此年轻漂亮的年轻人，倘若就此成就一段姻缘，该是多么令人艳羡。然而事实却是，因了这一事件，大刘姐的母亲，那个衙役的寡妇，为了不让自己最后一点资本丧失，赶紧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衙门的师爷做了姨太太。于是，小说出现了这样可笑而悲哀的一幕，多年后改行做了洋车夫的虎头鱼拉着已经认不出的阔太大刘姐在这座曾经见证他们爱情的故地重游。他们主顾二人之间有一茬没一茬地叙说着关于这座旧城的陈年旧事，直到最后，虎头鱼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另一只手里也塞满了钱，塞满了铜板和钞票。只是他永远都不知道，刚才他拉着的那个阔太，就是他在荒唐年纪曾经爱过的大刘姐了。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然而时间改变了这一切：它让曾经红艳的爱情凋零得七零八落；它让昔日的恋人彼此暌隔。

除去青春和爱情，人们更加看重的或许还是生命。然而生命之花的凋零，同样由不得人们一厢情愿的美好祈愿。《期待》让我们在无法挽回的生命之殇中再次重温了失去的永远无法寻找回来的生命感伤。在小说《阿嚏》的结尾作者以无限的怅惘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们正是这样不住的找着这种旧梦，破碎的冷落的同时又是甜蜜的旧梦，在我们心里，每一次回想都是一朵花，一种香味，云和阳光织成的短歌。我们自然早已猜到昔日的楼阁业已成一片残砖碎瓦，坟墓业已平掉，树林业已伐去，我们栽的小树业已饱山羊的饿肠，到处是惆怅、悲哀和各种空虚，但是我们仍旧忍不住要到处寻找……[7]518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自然联想起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相似情怀。当年普鲁斯特借品尝“小玛德莱娜”点心的滋味回到了当年的贡布雷，而今师陀在果园城中苦苦寻觅那个业已丢失的世界，那些只能在记忆里封存下来的过去的影子。他之所以要不停地“寻找”，只是因为那些依稀存在的影子中寄托了师陀和他笔下那些人物最美好的人生纪念——他们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早已不再拥有的甜蜜旧梦。在失去的世界中寻找精神慰藉，这是回忆这种诗学机制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在诗化小说中屡屡遇见的主题。师陀的果园城世界，正如沈从文的边城小镇、废名的黄梅县城、萧红的呼兰河小城一样，它们都已不再是地图上某个具体真实的地域名称，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向度，作为回忆的基点，将现实的和想象的两个世界交织地呈现在一起，它们提供给读者的是具有人类精神共性的诗性空间。

四

有执意在过去中寻求安慰的人，也有坚持在现实中寻找理想自我的人。在师陀的小说中，这类人的生活比起那些安于世俗、随波逐流的人来说更加不易。因为自身的执着，他们性格中具有更多反抗现实的因子，因而也更不易见容于环境。他们或者在自我的放逐中逐渐沉沦，或者在与众人的对抗之后猝然倒下，或者被无奈的现实所屈服。对于这样的人生，师陀显然不是以一种纯粹的理想化方式来呈现。相反，正因为意识到现实对理想的压抑和改造的强大力量，他不能不写出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失落和难免失败的结局。然而比起那些从来没有为所谓的理想去奋斗，也没有尝试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人来说，他们悲壮而失败的人生仍然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味的诗意。

号称“安乐公”的孟季卿，年轻时是个非常热诚的人，他身上有一种力量，如同十二月的阳光一样吸引人。他是赛场上最能让人兴奋的啦啦队员，也是有名的划船手。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人们，他是这个世界上顶幸福的人。然而他不结婚，他的兄弟们分家后，把那些本来分给他的财产分别“照应”了。他的年龄慢慢大了，原来簇拥身边的人都各自散去。他变了。他原来的笑声是有力而充实的，现在却变得空虚，他原本健壮有力的身体，现在却只能挺着肚子费劲地摇曳，他原本总是无忧无虑的，现在却老是茫然地望着空中，仿佛满腹心思。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做起了名副其实的“安乐公”，戏园子里长期保留着最好的位置给他。有一天他笑着对他的朋友说：生成会流泪的人该多幸福，你想想，要是泪跟泉水一样……就这样，他睡熟了，就再也没有醒来。《颜料盒》中的油三妹也是个生性快乐的人。这个美丽的少女从师范学校毕了业就在果园城里得到了小学教员的位置。但她在少女中似乎应该是个例外。因为她不像其它女孩子一样，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把自己给嫁了，不管幸福还是不幸福。而她依然快乐地自己一个人生活着。就这样又过了几年，油三妹已经二十三岁了。她身边的人都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来打量她，就连她的家人也跟她闹起别扭来。悲剧慢慢地找上这个人。在这个最快乐的油三妹身上，人们期待着某种不幸的发生。在一次大醉并发狂似的唱歌之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油三妹变得哀愁了。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快乐，她不说话、不笑、不哭、也不叫喊，只是不动地向上面望着。贺文龙曾是一只渴望在天空翱翔的鹰。

他像很多怀抱梦想的年青人一样，憧憬着他的未来，希望成为一个作家。可他只是一个每个月拿二十至多是二十五元薪水的小学教员。他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家中，还要继续他那永远没有尽头的成堆的课卷，作文，大小字，总之，是他死后也不会作完的工作。更令他苦笑的是，孩子一个接一个地降临了。直到有一天，他那忘在背后很久的文稿在“小贺”的手中成了涂抹乱画的底稿，那写着“被毁伤的鹰呵……你生成的野物……”的句子上有一只大眼的雄鸡赫然在目。

这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走，只为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到自己位置的人，同样是师陀小说中“寻找”这一诗性母题的主人公。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保留了一些追梦者的性格，尽管这些梦想到最后都被现实无一例外地拦截掉了。然而正是在这样痛苦的寻找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者身上所焕发的勃勃生机，也看到了他们在现实与理想的人生夹击中，挣脱了种种羁押和束缚之后依然迸发出那么倔强的生命之光。

在《落日光》小说集的题记中，师陀写过这样一段话：听着那从静寂中来的声音，我想起：休息了，人要休息他一日的勤劳，大地也要休息它一日的勤劳。落日在田野上布满了和平，我感到说不出的温柔，心里便宁静下来[10]。这段文字本是用来说明他为什么选择“落日光”一词作为书名的。然而我们从中感知的却远不止于这些。在师陀的诗化小说中，经常散发出一股近乎大地般沉静的诗意，这种诗意并非他刻意所营造，也绝非这个世界与身俱来的天然属性，而是源于师陀对现实生活所抱持的诗性态度，源于他对这个世界诗性意义的追寻。在其诗化小说中，“寻找”这一母题已经超越了形而下的真实，更多成为一种形上追求，一种对自我生命进行深度叩问的精神向度。或许，世界的诗性与否并不在于世界本身，而在于观照者是否懂得以一种诗性的眼光去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