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及其理论精髓

2020-12-23 04:57李贤利郭彦华姜海宏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20年6期
关键词:生成逻辑营商环境

李贤利 郭彦华 姜海宏

摘   要:习近平关于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立论深刻,生动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现代与未来的辩证统一,具有充分的生成逻辑;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营商环境的精神实质、时代意义、目标任务、推进措施、技术路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加强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营商环境;生成逻辑;理论精髓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20.06.010

文章编号:1009-6922(2020)06-42-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相继阐述了“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等精辟论断,陆续发表了“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优化营商环境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是我們党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

一、习近平关于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则上赞成废除关税保护的有关论述,是习近平关于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的思想指南

1.征收进口关税是一国聚集力量,实现国内贸易自由的手段。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先是通过远洋航海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并通过随之而来的暴力殖民和战争殖民开拓了贸易路线、增加了贸易伙伴、扩大了销售市场、形成了世界市场;随后又借助国际市场,倾销具有绝对价格优势的廉价商品,“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多地骗取那些与自己通商的民族的现钱”[1],造成了其他国家黄金白银等国民财富的流出。一些国家于是纷纷采用保护关税的方法,扶持本国产业资本,防止财富和现金外流。“保护关税制度在十七世纪产生的时期是这样,在十九世纪的许多年代里,仍然是这样。”[2]414

2.实行关税保护容易磨蚀本国生产部门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能力。保护关税制度“得到的却仅仅是繁荣时期所带来的那些利益中极微小的一部分”[3]621,原因在于它破坏了各种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容易损害本国产业产品的世界市场竞争能力:一是容易导致受庇护的生产部门受到保护的产品任何时候也不能在国外市场上出售[4],丧失了进一步扩大世界工业市场的竞争机遇;二是容易导致受庇护的生产部门无法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进行扩大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那末在中立的市场上它就更经不起外国的竞争了”[3]620;三是容易导致那些与被庇护产业密切相关的出口型工业企业场主在国内市场上面临原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压力,“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3]568。

3.废除保护关税有利于创造“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2]416自由贸易丝毫遮盖不了“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5]457的罪恶本质,丝毫改变不了“工人得到的工资都不会多于他维持起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5]68残酷现实,丝毫逆转不了“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5]457的发展趋势,终究会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波及到或影响到更多国家或地区,从而加剧世界劳动人民的贫困。深处绝境的工人阶级逐步觉醒,认识到“除了彻底改造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的经济制度以外,没有别的出路”[2]430。正是从加速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马克思首次提出了“废除保护关税就是社会主义”[6]的论断,在今天对于我们认识营商环境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苏联共产党人渐次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和营商环境理论与实践的曲折历程,是习近平关于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的历史借鉴

1.列宁积极探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营商环境。一是分析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7]167,“没有外国资本参与我国经济的发展,要迅速恢复经济是不可能的”[8];强调在一个国民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破产农民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7]167。二是阐释发展外贸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强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既然无法打败国际资本,也必须同国际资本建立稳固的经济关系,发展外贸、掌握外贸、引导外贸。三是论证实施“租让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强调租让制既不会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也不会破坏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既不危险,也不可怕。

2.斯大林倾心打造社会主义平行市场营商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斯大林为对抗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主导推出了“莫洛托夫计划”,组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打造了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体制之上的、平行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暴露出诸多致命弊端:一是产品生产缺乏自主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谁生产,基本由苏联一手操控;二是产品买卖缺乏开放性,交易方式基本依赖以物换物或使用“转账卢布”这种账面货币进行结算,导致许多国家缺乏现金流发展世界贸易;三是产品出口缺乏竞争力,主要在阵营内部统一调配、自产自销,很难打入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四是产品作价缺乏公平性,只考虑兄弟国家感情和产品需求数量,不考虑市场价格和物品价值,侵害了部分成员国的利益,最终导致经济合作破裂。

3.勃列日涅夫极力改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营商环境。赫鲁晓夫主政后,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同一切国家开展“互利的经济合作和贸易”[9],传达出改善对外营商环境的信号,但没有采取实质行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要求社会主义生产和贸易要充分考虑世界市场的需求和潜力,呼吁取消国际贸易歧视和一切人为设置的不平等障碍,并先后同意大利合作建立了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同奥地利等国合作铺设了苏联通往西欧的天然气管道,参与了法国冶金综合体建设工作,同日本进行着了广泛贸易,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开展了实业互利合作,与美国开展了经济、技术、科学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在外经外贸上取得了很大成绩。

4.戈尔巴乔夫改造社会主义封闭隔绝的营商环境。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过渡到市场和加入世界经济面”[10]的营商环境改造思路。一是猛烈抨击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环境,认为教条化、神圣化的国营经济是苏联产生经济危机的制度障碍,强调集权化、僵硬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苏联经济复兴革新。二是积极营造非公经济自由活动环境,把国家财产根据不同情况转让或出售给合作社、股份公司、外国商行或者个人,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活动自由;吸收私人和外国资本,促进苏联经济同世界经济的有机结合。

(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坚持收回协定关税、坚定追求独立平等营商环境的砥砺奋斗,是习近平关于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的思想底蕴

1.收回协定关税、建立独立自主的营商环境,是早期共产党人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主张。陈独秀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干涉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人的死命”;强调“海关自主与否,的确是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第一重要关键”[11];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斗争,废止协定关税、取消列强在华的特权。瞿秋白认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总要求就是“收回一切租界,收回海关管理权,废除协定关税的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废止外人在华得自由设立工厂等等的特权”[12]。邓中夏发出了“欲救中国,必先收回关税主权”[13]的呐喊,号召一切爱国人士联合起来,襄助民主革命。

2.保护民族工业商业、建立自由流通的营商环境,是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身要求。1922年,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的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改正协定关税制”的奋斗目标。1923年,《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提出了“实行保护税则”的政治主张。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制定了《工商业登记规则》《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关税条例》等政策,保证商业自由,调剂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抗战时期,党中央承诺“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14]。解放战争时期,中央采取了“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15],放手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私营经济。

3.取缔资本主义工商业、建立整齐划一的国营工商环境,是共产党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努力方向。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6]2“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16]11“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16]8等内容,成为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营商环境建设的行动纲领。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宣布“收回了中国在关税政策方面的独立主权及管理海关事业的自主权”[16]101,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羸弱的不平等营商环境。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对外实行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经外贸政策,对内实行产品统购统销,并坚持开展私商代替工作,处于相对隔绝的营商环境中。“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四人帮”给私人经营戴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给个体商贩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给引进外国技术挂上“崇洋媚外”的名头,经济发展几乎与世隔绝,营商环境几近僵化封闭。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人持续放开搞活,不断优化投资、贸易、市场环境的接力探索,是习近平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的直接理论来源

1.邓小平同志主张放开搞活,改善营商困境。一是向农民下放权力。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17]180。“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7]242二是向企业下放权力。实施政企分开,减少省、部和国家计委的层层审批,扩大厂矿企业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引进技术和使用人才方面的自主权;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允许一部分企业和工人通过辛勤努力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好一些。三是向地方下放权力。搞活对内开放,给予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更多的经济计划、财政金融、外经外贸等方面的自主权。搞活对外开放,给予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较多的土地、税收、出入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17]165

2.江泽民同志主张对接世贸规则,改善投资环境。一是健全完善涉外经济贸易法律法规,正确引导监管外商投资活动,综合考虑外商投资经营利益,保护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投资法律环境。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开放步伐,强化交通、能源、通信建设,缓解交通、能源紧张的局面,不断改善投资硬件环境。三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全面管理,提高人员素质,不断完善投资技术环境。四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适应国际经贸运行的机制;赋予有条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以外贸自营权,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完善投资政策环境。

3.胡锦涛同志主张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营商环境。一是加快政府職能转变,进一步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更好发挥政府协调、指导和服务市场主体职能,突出抓好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各类企业创造统一开放、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二是加快审批制度改革,大力清理、减少投资审批、项目核准,落实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搞好协调服务,加快可研论证,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服务环境。三是完善投资政策,广开引进外资渠道,创新利用外资形式,增强吸收外资能力;兼顾各方切身利益,协调解决非公有制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形成平等、稳定、可预见的政策环境。四是保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国际和区域航空中心地位以及独立关税区地位,让香港继续成为世界公认的“营商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二、习近平关于营商环境重要论述的理论精髓

(一)精神实质

1.營商环境就是商业环境。“营商环境”可以译作“商业环境”,最早散见于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它伴随着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战略部署进入国人视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商业环境问题,2013年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总结提出了“中国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商业环境更加开放和规范”[18]287的科学论断;2015年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同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共同承诺通过组织开展两国高层及专家对话机制“带来商业环境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的改善”[19]。

2.营商环境就是创业环境。世界银行认为,一个相对贫困落后的国家如果能将企业开办时间减少10天,其GDP增长率就会提高0.36%。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创业环境的问题,2012年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就提出了“着力在……改善创业环境上下功夫”[20]92的要求,极大地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力推动了全国中小微私营企业数量从2013年的571.9万家发展到2018年的1526.5万家,增加了954.6万家,增长率166.9%,强力支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2019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的讲话突出强调“营造风清气正的创业环境”。

3.营商环境就是投资环境。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投资环境,提出了“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的重要论述,形象阐述了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多次在公开场合纠正“中国不再需要外资”“外资没用了”的片面认识,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释放了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的善意;做出了“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21]“继续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22]的庄严承诺,描绘了中国投资软环境将更加开放、更加宽松、更加透明的美好预期。

4.营商环境就是贸易环境。进出口贸易通关管理是评价一个国家营商环境的重要测度。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专门设置了“跨境贸易”1个一级指标,下设出口耗时、费用和进口耗时、费用等8个二级指标用于监测国际贸易进出口便利程度。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贸易环境问题,呼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挥政治引领作用”[23],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降低跨境贸易风险与费用,减少合规监管流程与时间,提高贸易服务质量和水平,共同营造团结互信、优势互补、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

(二)时代意义

1.破解经济治理困境的迫切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仍存在不少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生产、制造、贩卖、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谋取暴利的现象大量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操控市场主体作决策、上项目的现象大量存在;市场规则不完善,原则性、选择性、随意性、滞后性的公共政策大量存在。必须下更大决心、用更大力度履行好、发挥好政府经济管理的作用,“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18]63,“努力创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24]。

2.破解改革开放困境的迫切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地方和基层政府主要依靠不合法、不合理的超国民优惠政策吸引生产要素流入,不但破坏了公平的市场规则,导致产业恶性竞争;而且侵蚀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整体营商环境,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过去,中国吸引外资主要靠优惠政策,现在要更多靠改善投资环境。”[21]他提出了“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25]的要求,强调以解决我国营商环境便利度部分指标排名靠后的问题为抓手,“以公平竞争、开放合作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6]。

3.破解国际竞争困境的迫切要求。世界银行的年度“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营商便利度指标排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产品市场监管指标”、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年度《IMD世界竞争力年鉴》的宏观指标排名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能够表明“国内企业监管的状况对经济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27],可以作为监测一个国家总体商业环境优劣和竞争力的代用工具。2013年,我国营商环境便利程度排名第96位,处于全球189个经济体的中间位置;税收、获得电力分居第120位和第119位,处于偏后位置;获得建设许可、开办企业分居第185位和第158位,处于落后位置。为了补短板,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强制度、法规等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28]。

4.破解国际话语困境的迫切要求。近年来,中国频遭世界多个经济体不公平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面对贸易摩擦和争端,习近平同志在许多场合都释放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善意,强调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展示了加强营商环境建设的诚意,主张“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营造高标准国际营商环境”;表达了维护双向自由开放、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的决心,强调了世界“各国都应该努力改进自己的营商环境,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总是粉饰自己、指责他人,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他人、不照自己”[29];传递了共商共建营商环境的真心,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采取共同举措,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30],“共同营造自由、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大环境”[31]。

(三)目标任务

习近平同志先后在不同场合提出了“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等论述,明确了营商环境建设的目标任务。

1.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2018年,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时强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32],明确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目标任务。2019年,他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33],阐明了法治对于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他主张用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平等地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要求立法主动适应深化“放管服”改革发展需要,按照法定程序授权地方先行先试,及时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上升为法律。

2.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2020年,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提出“要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改善营商环境,以开放、服务、创新、高效的发展环境吸引海内外人才和企业安家落户”[34]。一是尊重国际营商惯例,加强同世界各国贸易和投资领域规则标准对接,建立各方普遍接受的营商制度;二是遵守入世承诺,认真履行中外多边和双边经贸协议,通过协商解决同相关国家的贸易争端;三是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3.营造市场化营商环境。加大转变政府职能力度,把工作重点转向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上,“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18]60;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做到负面清单以外的事项由市场主体依法决定,切实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自由地进入除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之外的各类行业、领域、业务。健全公平竞争审管制度,“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35],从源头上防止限制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

(四)推进措施

1.转变政府职能。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用什么方式干的问题,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既要把不该管、不必管的事交给市场和社会,切实从“越位点”退出;又要认真负责地把该政府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坚决把“缺位点”补上,切实提高“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和水平。

2.全面减权放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成熟起来,“有些事不用政府去做,市场机制会自动调节。有些事不用中央政府去做,地方政府会主动做工作。我们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简政放权,更好发挥市场作用”[18]57,尽可能地取消、下放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和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减少和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减轻企业负担,减少政府不必要的监管,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3.加强市场监管。要辩证认识管理与放权,政府放权并不是说什么权力都要下放,“该下放的当然要下放,但该加强的也要加强,有些职能搞得太分散反而形不成合力”[36]53-54。要辩证认识管理与服务,只讲市场监管不讲公共服务固然不对,但只讲公共服务不讲市场管理也不行。“政府该管的不仅要管,而且要切实管好。”[36]54要统筹认识管理与开放,“越是放开、推向市场,越要加强监管,依法依规严格管理和监督”[37]。

4.强化政务服务。“要瞄准最高标准、最高水平,优化政务服务,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38]首先,搞好硬件环境,把“为老百姓服务的场所、便民利民的场所搞得好一点”[39]。其次,搞好软件环境,提高政务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便利化水平,让数据多跑腿。第三,搞好体验环境,“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40],让群众少跑腿。

(五)技术路线

习近平同志主张采用“以点带面”的方法来优化营商环境。

1.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试验田”。先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制度创新,然后再把自贸区试验成果能在其他地区推广的尽快推广,能在全国推广的推广到全国。2014年,国务院在全国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8项可复制的改革试点经验;2015年,国务院在全国复制推广广东、天津、福建以及上海自贸区扩展区域等新一批自贸区改革试点的19项改革创新成果;2017年,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在全国复制推广自由貿易试验区第三批改革试点经验5项;2018年和2019年,国务院又相继在全国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改革试点经验30项、第五批改革试点经验18项。

2.要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28],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样板间”。北京、上海作为2019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典型样本城市,认真贯彻执行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聚焦市场突出问题,对标国际规则,推出大量改革举措,形成了开办企业全程网上办、压缩企业设立登记时间、实行社保用工登记“二合一”、客户用电线上报装、纳税“最多跑一次”等13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并在全国复制推广。

3.鼓励地方改革创新,争做优化营商环境的“排头兵”。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山西考察时曾要求山西省用好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遇,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真正走出一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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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习近平.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EB/OL].(2013-07-22)[2020-08-25].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2280015.

[40]习近平.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  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EB/OL].(2019-10-26)[2020-08-25].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42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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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康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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