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古寨堡防御体系的历史分期和价值体现

颜泽林

主持人语：“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自唐代袁郊《甘泽谣》以降，三生石传说经宋元明清四朝僧俗作家的演绎，不胫而走遍天下，成为佛教因果轮回的著名公案，亦为红尘中人重情守义、生命永恒、缘定三生的不朽典故。陈曲博士考察三生石传说的语言叙事、景观叙事、行为叙事之间的互文与互动，建构了万州当地的实践记忆体系，以此论证“民间文学就是民间文学生活”的基础命題。傅国群老师主持的国家级项目频出成果，本期再推以巫溪五句子歌为研究主题的《生活歌唱与地方社会生活逻辑》，为学界注入清新气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箕裘不坠，薪尽火传，学术之统也。

摘  要：万州古代修筑寨堡的历史久远。作为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万州，“上束巴蜀，下扼夔巫”，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寨堡防御体系成为影响区域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万州古寨堡、碉楼和崖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对于研究乡土建筑的演变、发展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作为万州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对推动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万州;寨堡防御;历史时期;价值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20）06-0001-10

万州地处四川盆地东缘，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幅员3 457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本文着重探讨万州古代建筑中以寨（城）堡、碉楼、崖居为形式存在的防御体系。根据学术界的普遍认识，古人倾力构筑寨堡、碉洞，目的是凭借专属的建筑形式，防范侵扰和躲避战乱，获得自身安全，即《晋书》所记“中垒将军徐嵩、屯骑校尉胡空各聚众五千，据险筑堡以自固”[1]卷一一五《苻登传》。作为以防御为第一要素的古寨堡聚落，是特定时期依据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建成的，同时具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和空间拓展性。寨堡、碉楼与崖居，是构成万州古代寨堡防御体系的主要元素，沟、梁、垭口则是相应的辅助元素。寨，古人或作砦，《辞海》释为防卫用的木栅，引申为军营;堡，土筑的小城，泛指军事上的防御建筑;碉楼，又称箭楼，俗称楼子，有的地方也叫炮楼，多用砖、石、混凝土等材料筑成;崖居，即崖壁上的住所，有的地方称洞寨，民间俗称蛮子洞。它们都是古代乃至近现代为了加强所属区域的军事防御以防匪防盗的建筑形式，由地方衙署、乡绅或乡民在辖区内的高山峻岭、重要隘口、崖壁间，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地理条件和特点，进行建造，从而形成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寨堡聚落或建筑物。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云：“自寨堡之议行，民尽倚险结寨，平原之中亦挖濠作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据守。”[2]卷十一《策略》375

万州位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上束巴蜀，下扼夔巫”[3]1，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以军事为主的寨堡建筑就开始出现在区境内。据清同治《万县志》著录，万州境内的寨堡、碉洞等达447处[4]卷十六《地理志·寨堡碉洞》234-243;又据民国《万县志》不完全统计，寨堡、碉洞增至564处[5]卷一《舆地志·阨塞》。今万州境内仍存留着清至民国年间规模不等的防御寨堡群，环绕分布，层层拱卫，成为研究三峡军事文化的重要物证。

一、万州古代寨堡防御体系的历史分期

万州修筑寨堡的历史久远，依据文献史料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可以将万州古寨堡防御体系分为四个重要时期，以及在不同时期衍生的比较突出的阶段。

（一）蜀汉三国时期

这是万州古寨堡形成的雏形时期。蜀汉章武六年（221），昭烈帝刘备愤恨东吴偷袭荆州杀死关羽，亲率4万官兵，从成都出发，讨伐东吴[6]卷三十二《先主传》。相传途经万州天成山（今天生城）时，曾屯兵其上，天生城因此成为万州最早的军寨。元初王师能《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碑文载：“万在江北，城号天生，昔昭烈上经蜀汉，下窥三峡，于此乎插剑，盖荆蜀之要会也。”[7]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云：“朐?县，（巴东郡）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东阳、下瞿数滩，山有大小石城势。”[8]卷一《巴志》其大小石城指的就是今云阳磐石城、万州天生城。说明自三国两晋以来，万州已是三峡地区的军事要地。

（二）南宋抗元时期

这是古代万州由官方主持修建寨堡防御的重要时期，天生城成为南宋巴蜀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宋时期，蒙古部落崛起，于嘉定十一年（1218）、宝庆三年（1227）、端平元年（1234）吞灭西辽、西夏和金国，成为北方最强大的蒙古帝国。随后分三路进攻南宋，其中一路攻打四川，企图沿江东下直取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宋室深知四川是其赖以生存的钱粮支柱，力图保全[9]。淳祐二年（1242）授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抗衡蒙军。余玠采纳播州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余玠推而广之，“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也”[10]卷四一六《余玠传》，并以重庆为大本营，钓鱼城为山城防御之首，如臂使指，相互联络;以山为城，修城筑寨，利用城寨易守难攻的特点，抗击蒙军铁骑，收到奇效。1259年，蒙哥汗在攻打钓鱼城时，被宋军流矢射中而亡，这是宋军利用寨堡作为防御取得的重大胜利，改变了当时世界的军事格局。而万州天生城正处于联系和拱卫重庆、夔州（今重庆奉节县）两地的中介地位，作为三峡地区防御蒙古军而多次修筑的主要寨堡，在宋蒙战争史上有着重要影响[11]。

（三）明末至清嘉庆、咸丰时期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急剧动荡时期，也是万州大规模修筑寨堡、碉楼、崖居的主要时期。

第一阶段：明末清初。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由三峡入川，连克大宁（今重庆巫溪县）、大昌（今重庆巫山县大昌镇）、巫山、夔州等府县[12]。二月，张献忠进占万州，从李家河、分水场向梁山进袭[13]66。清初“夔东十三家”（又称“西山十三家”）抵御清军，也活动在三峡地区，其中谭弘据守天生城[13]69-70。“夔东十三家”继承了李自成时代大顺军的优良传统，坚守民族气节，与清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以自己的生命去实践民族大义。从顺治二年（1645）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十三家”二十年如一日，战斗于三峡，生息于三峡，辉煌于三峡，颠覆于三峡，表现出浓烈的“三峡情结”[14]。这一时期的防御，除了利用既有的城寨外，也新筑了一些寨堡，数量不多，旧县志上记载较少。

第二阶段：清嘉庆年间，掀起了巴蜀地区及万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修筑寨堡的高潮。嘉庆元年（1796），张正漠、聂杰人、王聪儿（齐王氏）等白莲教徒在湖北起事，巴蜀及其他地区纷纷响应，曾走万县三正、大周至云阳[13]70，引起了清廷的恐慌。清军运用常规战术进行围剿，但由于白莲教流动性大，“楚攻急则溃入秦豫，秦攻急则溃入蜀豫，蜀攻急则溃入秦楚，豫攻急则溃入楚秦”[2]卷十三《平定教匪总论》417，收效甚微。清将明亮、德楞泰根据白莲教“行不必裹服，住不籍棚帐，党羽不待征调，蹂躏于数千里”的特点，提出《筹令乡民筑堡御贼疏》[15]。四川合州知州龚景瀚也在《坚壁清野议》中，提出“为今之计，必行坚壁清野之法：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壮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16]卷二十一《武功志》。清廷吸纳他们的建议，又采取襄阳梁有谷的“筑堡团策”，诏令大规模修筑寨堡。一时间川渝地区寨堡盛行，在当时为乡民自保和剿灭白莲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階段：清咸丰至同治年间。咸丰九年（1859）四月，蓝大顺（蓝朝鼎）、蓝二顺（蓝朝柱）等在云南大关县牛皮寨聚集起义，于同治元年（1862）进入万县邵家、余家、武陵、瀼渡等地[13]80，境内战事紧张，万州再次掀起修寨筑堡凿洞的高潮。同治《万县志》载：“川楚教匪之乱，蜀以坚壁清野制之而定，此古人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之善法也。万县多山，旧有寨洞，滇匪入蜀，民益即岩为寨，就岭为堡，绝壁洞之，广坪碉之，交错盘距，远近相望，不可胜计……藉使智者联寨为一，坚壁清野，而分扼贼攻;贼攻一寨，则一寨固守，众寨截其归路;彼进不得战，退不可据，野无所掠，不走则成禽耳。”[4]卷十六《地理志·寨堡碉洞》234在朝廷倡导下，各地官绅富户人家相继修筑寨堡以据守，藉以保一方安宁。

（四）清末至民国时期

这是万州寨堡、碉楼、崖居修筑的补充时期。当时军阀混战，社会更加动荡，土匪横行，乡绅、民众为了防战乱、防土匪，第三次掀起修寨筑堡的高潮。多数是在原有寨堡的基础上进行补筑，也有一些增筑，作为辖区内最重要的防御手段。

二、万州古代寨堡防御体系的类型及建造特点

根据史志记载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万州区现有的寨堡、碉楼、崖居遗存，按建筑形式可分为以寨（城）堡建筑或寨（城）堡组合聚落的寨堡类、以独立碉楼或碉楼组合的碉楼类、以洞室崖居或岩隙崖居的崖居类、寨（城）堡与碉楼组合类、崖居与碉楼组合类5种类型。

（一）寨堡类及其建造特征

以寨（城）堡为主的建筑，依山就势，根据自然山形进行构筑，多数选址在地形比较险峻的山顶或山包上，利用山形将寨墙合围而成。这种民居建筑防御性强，是作为屯兵据守或藉以自保的主要依托。寨（城）堡的建造特征，一是地理位置的选择，一般建立在独立的山体上，大都地势险要，山顶临绝壁，一面为通寨（城）石路，凭恃山高陡险、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抵御匪患侵扰。二是建筑材料的选择，基本上就地取材，寨城墙体用山顶或周边开采并经打制成比较规整的条石进行砌筑，一般长1～2米，高0.4米左右，宽0.4～0.45米。三是修建形式的选择，多因势而建，择险筑寨，利用天然山体进行构造，其闭合形状与山势相同，寨墙环绕山体而建，局部地方借助悬崖峭壁形成天然的寨（城）墙。整个寨（城）堡由寨（城）墙、寨（城）门或卡门合围而成，寨门类似城门，因而有的寨也称为城。寨墙高3～8米不等，上有墙垛、射击孔、瞭望窗等。部分寨（城）外或者交通要道上还设有卡门，作为寨（城）的第一道防御，也起到观察外部情况的作用。寨门一般高2米，宽1.5～2米，面积较大的寨（城），寨（城）门也较多，寨（城）内有比较齐全的生活设施，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也有田地、水井、水塘等，足以容纳较多人员居住。万州现存最具寨堡防御特点的是天生城，又称石成山、天城山、天城寨，民间俗称天子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曰：“石成山，在州西五里，四面垂崖峭壁，惟东南隅可径而登。”[17]卷一七七《夔州府路·万州》同治《万县志》载：“天城山，在县西五里，四面峭立如堵，惟西北一径可登。一名天生城，相传汉昭烈曾驻兵于此，即《华阳国志》所云小石城山也。其上有元至正十三年总管王师能《天城石壁记》云：‘万在江北，城号天生，昔昭烈上控蜀汉，下窥三峡，于此乎插剑，盖荆蜀之要会也。《纪胜》云：‘天城山，三面峻壁，惟山后长延一脊，容径尺许，累石为门。俗亦谓之天子城，以昭烈名也。”[4]卷四《地理志·山川》178“天城寨，山势雄奇，高数百丈，绝壁凌空，四围无隙，有如劖削。岩间有吕师愈创修、吕师夔重修碑记。近凿塘四口，并下修再成，以利汲水，可容千余家。天城、椅城、万户（斛）三寨，皆近城名寨，为县西南保障”[4]卷十六《地理志·寨堡碉洞》238。2017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天生城进行考古勘探、发掘，结合现存寨城遗迹，探明天生城共有东、南、西、北4道城门及南北城门的卡门，城墙从前城门延至后城门，自南至北依山势，至东建中城门，西边悬崖成为天然屏障，形成山高险陡、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藉此优势筑造山顶内城，面积17万平方米;东（中）城门下的两道一字城墙和长约100米的外城墙构成天生城的外城，鹅公包的北外城构成天生城的瓮城，整个防御体系丝丝入扣，有条不紊，足以抵御蒙古铁骑的持久攻伐。城上3个南宋采石场和2个清代采石场遗迹，表明当时是就地采石取材筑城筑寨。这类寨（城）堡遗存还有万州太白街道办事处永宁寨、高梁镇椅子城、沙河街道办事处万户城（今称万斛城）。“椅城寨，山势雄峻，高数百丈，广数千丈，峭绝三面，一面砌石为城。其山再袭，因修下层环卫之，可容数千家。寨西有峰特立，锐如锥颖。嘉庆三年教匪将攻椅城寨，适带兵官白某至，树帜峰尖，贼见即退，后遂呼为‘插旗山”[4]卷十六《地理志·寨堡碉洞》237。万户城寨，“山势雄伟，高如椅城，周围将十里，巉岩峭壁，间砌石墙。中有数百石谷田，塘三十余口，可容万家”[4]卷十六《地理志·寨堡碉洞》238。此外还有李河镇骑龙寨、柱山乡顺天寨、太安镇牟家寨、分水镇煌兴寨等。何其芳幼年对修筑至安寨（今称包家寨）有清晰的记忆：“看到石匠们用凿子把那些顽强的岩石，打成整齐的长石条。”[18]8“寨子的后面都是悬崖峻壁，前面是石头城墙，城墙下面四五尺宽的甬道也是石头铺成的，开门只见石头。”[18]9这些记忆伴随何其芳成长，从万县到北平，从学生到诗人，历久弥坚，终生不灭。

（四）寨碉组合类及其建造特征

这种类型的建筑形态，就是寨（城）内除了一定的民居外，还建有碉楼。建造者往往是比较富裕的乡绅，以寨（城）墙作为第一防御手段，又把寨（城）内碉楼既作居住场所，更是重要的防御设施。建造特征是碉楼常常建在寨（城）旁边，也有建在中间的，不但瞭望视野广阔，相互联络方便，更是重要的第二道防御。碉楼比寨（城）墙更坚固，防御作用更好。万州区内现存太安镇司南祠、柱山乡青云寨等。

（五）崖碉组合类及其建造特征

这种类型的建筑特征是以崖居为主，在崖居边修筑碉楼。碉楼未能成为一个独立体，而碉楼的修造是依据崖居的一部分进行砌筑，只有碉楼剖面的一半或者更少。碉楼里面分级而上，砌筑上有瞭望孔、射击孔，底层有进出的石门，碉楼与崖居形成一个整体，崖居供居住，伴生的碉楼作为防御载体。这种崖居与碉楼的组合，防御功能比单纯的崖居更好。典型遗存是甘宁镇大岩崖居，在长约50米的崖居边，砌筑了8层总高20米的碉楼。碉楼内借助崖居洞穴的有利地形，架设木板作为阁楼，加强防御，生活功能与军事功能相得益彰。

三、万州古代寨堡、碉楼、崖居的分布情况

万州古代寨堡、碉楼、崖居究竟有多少？分布状况如何？这需从万州明清时代的行政区划来回答。万县行政区划明代以前无考，明清分里、甲。民国初期沿袭旧制，民国十六年（1927）始分区、乡（镇）。民国《万县志》载：旧制，全县分为三里，曰大周里、三正里、市郭里;里有总甲，分十甲;甲大者两分之，曰：前后某甲、大小某甲……城区则分为四堡……别区为六[5]卷一《舆地志·区分》。据同治《万县志》所载寨堡碉洞、民国《万县志》所记石城卡洞碉垒进行统计，同治五年（1866）全境防御性建筑物、构筑物计450处，其中寨（城）317处，崖居（洞）85处，楼（碉楼）45处，沟1处，梁1处，石1处;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全境防御性建筑物、构筑物、卡门、关隘等计704处，其中寨（城）383处，崖居（洞）97处，楼（碉楼）84处。70年间，寨堡、碉楼、崖居数比同治年间增加了117处。

从表1、表2可以看出，不论是同治年间寨堡碉洞的修筑（三正里一甲、五甲未收集），还是民国年间的统计（第六区无碉楼数据），防御建筑（构筑物）数量之多，基本上涵盖了万州当时的辖区全范围，民国年间尤其突出;分布之广，遍及境内主要山梁、隘口。这些寨堡碉洞不但是乡民们躲避匪患、战乱的避难所，整个防御体系以寨（城）为主，沿一些重要的山势而选址修筑，也是对地方衙署、城市安全的防卫。从整体上看，该防御体系以万县城为中心，东有护城寨，南有翠屏寨，西有永宁寨，北有北山石城，向外延伸有天生城、椅子城、狮子寨，一直到罗田镇的大寨城、小寨城，主圈、内圈、外圈层层防卫，形成了星罗棋布的万州古代寨堡防御体系。

四、万州古代寨堡、碉楼、崖居遗存的价值体现

万州区内古代寨堡、碉楼、崖居等防御性建筑，以一种特殊方式记载了万州的历史与文化，保存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作为特殊的地域文化形态和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开发利用价值。

（一）具有典型特色的乡土建筑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1999年4月在墨西哥第十二届大会上通过的《乡土建筑遗产宪章》中，关于识别标准有以下表述：群体共享的建筑方式;一种和环境相呼应的可识别的地方或地区特色;风格、形式与外观的连贯性，或者对传统建筑类型的使用之间的统一;通过非正式途径传承的设计与建造传统工艺;因地制宜对功能和社会的限制所作出的有效反应;对传统建造系统与工艺的有效应用。万州古代寨堡、碉楼、崖居充分体现了《乡土建筑遗产宪章》的诸多识别元素，遗存至今，是最具特色的乡土建筑。

（二）万州文化元素中突出的寨堡文化

万州古代寨堡、碉楼、崖居的分布广，数量大，不同的建筑风格及建造特点，在动荡的社会中形成了万州独具特色的寨堡文化[20]，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军事形势等因素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是研究本辖区乃至三峡地区历史文化最直观的“教科书”，特别是寨堡的选址方式、修筑主体、费用筹集（同治《万县志》记载有“筹防经费”）、总体布局、建筑样式、管理方法、防御功能以及寨堡内的生活状况等方面，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虽然在已逝的岁月里，因种种原因造成一些寨堡、碉楼、崖居被拆毁，但并不影响当今对寨堡文化的关注与探究。

（三）具有不可多得的旅游文化价值

寨堡、碉樓、崖居所在之地，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多数与古代驿道联通，把古道文化和寨堡文化结合起来，加上千姿百态的奇山秀水，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景观。尤其是崖居，往往是旅游、探险人士的理想之地，且能满足都市人亲近自然、返璞归真的心理需求，是万州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

正因为如此，对寨堡、碉楼、崖居的研究，必须从单纯的保护模式，提升到以保护促利用的境界，把寨堡文化融入乡村振兴所关注的核心战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部署和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规划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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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滕新才）

Abstract： Wanzhou has a long history of building fortresses in ancient times. As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Wanzhou has always been of military vital importance for military strategists since ancient times， with "Bashu on its top and Kui Wu on its bottom". The defense system of the fort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gional stability. The forts， watchtowers and cliff dwellings have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s the unique tourist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n Wanzhou， the forts， watchtowers and cliff dwellings are of great valu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and cultural industry.

Keywords： Wanzhou; fortress defense; historical period;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