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略*

陶 林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来，国内学术界已涌现出一批政治学、哲学、法学的学术成果，但将全球治理语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三者结合起来综合研究的不多。深入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论述其科学内涵和理论特征，总结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历程，对于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 全球化、全球治理与治理失灵

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简单地局限于文本解读研究，应该放在更为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加以系统思考。全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全球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要素包括资本、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跨国流动的客观过程。广义的全球化，则既包括经济的全球化，也包括文化的全球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的一种扩张过程。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全球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全球问题，产生了全球危机，如贫困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疾病、贩毒、全球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等等。这些全球危机与全球问题，如果仅仅依靠一个或少数国家与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得以解决的。因此，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问题呼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一个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的话语。全球治理，要求各个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协作，平等协商，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与经济新秩序，通过合作、对话、协商，共同解决全球问题。

但是1945年二战之后建立的是美苏两极争霸的世界格局，在全球治理中，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实质上后来演变成为美国主导下的单级治理格局。美国称霸世界几十年，在美国的呼吁下、倡导下，建立了联合国、WTO、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治理话语，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出现了全球治理的失灵。治理失灵，也称为治理失败。在公共行政学中，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有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一种是市场，有两种失灵表现，即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将这种理论运用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全球问题发现，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也会出现失灵，即原来的治理秩序、治理理念走向失败。西方价值观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失灵主要表现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治理理念滞后，西方价值观主导下的全球治理观，本质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二是治理规则偏颇，现有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经济治理体系本质上是西方大国主导下的、广大中小国家被动参与的中心—边缘结构，缺乏平等性和公正性；三是单边主义盛行，特朗普上台后，可以说打破了以往国际政治很多的规则，他主张美国优先，退出TPP协定，实现贸易保护主义，推卸大国责任；四是全球治理机构出现空心化，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事件发生，迫切需要全球治理的最重要机构——联合国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但事与愿违，在朝核问题、伊朗问题、欧洲难民问题等很多方面，联合国作用开始式微；五是全球失灵导致的治理赤字增加，包括全球和平安全赤字、全球贫困发展赤字、全球文明冲突治理赤字和全球生态治理赤字等。这一切，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施特雷克所疑虑的，“全球治理失灵的教训，能使世界挺过‘过渡时期’的严冬吗？”[1]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当今世界仍然很不太平，应该说，这种全球治理失灵表现为各种危机，如金融危机、政治动荡、军事冲突、文化的冲突及生态环境的恶化等。

第一是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经济不景气，也影响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这种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全球化时代的最新表现。

第二是政治动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目前和平、发展问题都没有实现，一个也没有解决。一些国家与地区战争频发，政局动荡，政权更替多。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模式、价值观念，但并没有带来国内政治的进步与经济的安荣，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的危机。而且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使政权更加动荡。从发达国家视角看，也出现了西方民主的危机。美国特朗普执政，强调美国优先，实行单边主义，推出各种协定。英国脱欧，给欧盟带来严重消极影响，英国首相引咎辞职。法国马克龙执政，于2018年12月出现了以黄背心为主要代表的街头政治运动，目前动荡局势还在发展，有12.5万人参加，1730多人被捕。

第三是军事冲突。新世纪以来，一些大国扩充军费，购买新式武器，一些国家发生战争、动乱、难民危机。比较典型的是近年来的欧洲难民危机，使得这些战乱国家的危机扩散到欧盟国家，已经严重影响到一些欧洲大城市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四是文化冲突。伴随全球化的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价值观与文化的渗透，也就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面对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一些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兴起。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为网民政治参与的不理智，网络谩骂、网络发泄、网络舆论成为新时期民粹主义的主战场。

第五是生态危机。当前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加重，臭氧层空洞严重，物种的灭绝，水源、能源的危机，这些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迫切需要加快加强国家之间、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协作治理与应对。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与理论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一) 习近平多次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强调、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基于全球治理的需要。习近平强调，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联系更为紧密，“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针对全球化形势复杂变化提出的，2015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从三方面分析了原因：一是“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相交织，主要经济体走势和政策取向继续分化，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突出”；二是地缘政治因素更加突出，局部动荡此起彼伏；三是“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南北差距依然很大。”[3]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2015年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作了系统的阐述，中国将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内涵包括：“(1)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2)营造公道正义、共享共建的安全格局；(3)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4)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5)构筑崇尚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4]。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建的目标是明确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5]习近平同志曾在2015年3月的博鳌论坛亚洲论坛中的讲话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要求的四个方面，之后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发展，深化为五个坚持：一要“坚持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二要“坚持以对话解决国际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四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五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5]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与措施。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项原则，一是“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二是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三是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五是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的一个外交战略目标和理念，也是一个具体的实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提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五年来，取得了很多伟大的成就。中国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与中国周边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还积极支持联合国的改革，提供中国力所能及的对外援助，积极努力主动地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在不同的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都是构建人类命运体的生动具体实践。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特征包括多方面，如继承性、创新性、时代性等，但其中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实践性、人类性和民族性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与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习近平针对新世纪新时代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提出的。习近平指出，“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产生了大量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课题。”[7]从全球范围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美国特朗普执政之后，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出现新变化，中美贸易战正在延续。局部地区冲突频发，全球性的问题如气候、粮食、能源、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民族主义抬头。复杂的形势下，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全球各国人民努力倡导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体现了这一时代问题的中国回应、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性。马克思在梳理人类历史的发展历史中，提出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思想。真正的共同体，是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体现了中国的立场，而且也体现了全人类的立场，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为全人类的命运共生共存。这种价值立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创新。这也是对西方比较流行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扬弃与超越，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国家命运与整个地球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高瞻远瞩，充分体现了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话语权。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族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为基础，以中国人哲学智慧理解世界，充分诠释人类社会发展趋势。”[8]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来源，如和、共、利、善的思想。“和”，即“和合”的思想，强调“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注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同国家可以和谐相处。“共”，也是中国传统生存的智慧。中国古代素有“德不孤，必有邦”“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等说法，习近平强调共荣、共建、共商的理念，正是对这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运用与发展。至于“利”，中国古人一直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兼相爱，交相利”。习近平强调欢迎世界其他国家搭中国的经济快车，中国梦与世界各个国家的梦是相通的。善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水文化的思想。善也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境界。习近平强调中国是和平的狮子，中国不走“国强必霸”和对外扩张的道路，“我们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的福祉。”[9]总之，习近平提出与世界人民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性与中国智慧。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全球治理背景下西方治理话语失灵的境况下出场的，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强调，“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望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10]他多次强调，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全球安全与和平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坚持共同、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2017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强调，“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全球伙伴关系建设，主动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1]政治上，相互尊重，相互协商，抛除冷战思维，对话而不对抗，不搞霸权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安全上，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应对一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

第二，全球贫困与发展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理念，推进经济全球化，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繁荣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实行一带一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允许和欢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搭乘中国经济的快车，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合作共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不景气，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为维护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充当了引擎，2013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0%，位居世界第一位，2017年达到34.6%，为美国的2倍。改革开放四十年，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正如2018年11月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讲话中强调的，推进全球经济发展“不是中国的独唱，而是各国的大合唱”。

第三，全球文明冲突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开放包容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交流。建设一个开放、包容、多样性的世界，一个丰富多彩的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可以交流、和谐共处的世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从历史发展来看，不同文明之间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可以共同进步。从历史上看，希腊曾经学习埃及，罗马曾经学习希腊，阿拉伯又参照过罗马帝国。唐朝时日本曾经学习过中国，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又曾经学习过日本和美国。只要坚持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就不存在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第四，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地球村。生态上，坚持环境友好，共同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积极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

四、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大的需要长期实施的战略目标，也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工程，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是重要途径。目前一带一路已实施五周年，成就显著。“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1-7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72万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进出口合计4.57万亿元，同比增长11.3%，成为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动力”[12]。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关联，“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持续景气的保障”[13]。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处理好以下四对辩证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战略机遇和风险应对的关系。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经济走出去、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机遇。与此同时，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我们也将面对各种风险，如政治风险(东道国的反华情绪、中国威胁论、政局动荡、战争动乱等)，文化风险(东道国特殊的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感情)，生态风险(投资国的自然资源、气候、生态环境)，社会风险(投资国的雇佣人员、群体性事件)，经济风险(金融危机)，法律风险(贸易壁垒政策、不同国家的外资法律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风险(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难题)，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应积极应对，努力健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包括风险识别、预警机制、政府和企业的应对机制等等②。

第二，要处理好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和国际认同的关系。事实上，在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国际上始终存在不同的声音。有的客观公正，表示热烈欢迎；有的则采取意识形态的视角，认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是搞新殖民主义，新马歇尔计划。这些错误论调实际上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心态。我们需要重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表达方式，学会换位思考，从失语到主动发声，从发声再到听懂，最后达到认同。在话语表达上，应更多柔性化、艺术化处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达到国际上被逐渐认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我们在重视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不仅要重视经济建设、硬件设施建设，更需要重视文化交流和对话，消除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敌对心态和情绪，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顺利进展。需要强调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用中国的主张和倡议完全取代现有的国际话语权,而是“一种包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叙事在内的共同体话语权”[14]。因此,中国在进行构架中国话语权过程中,需要关注并融合其他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叙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15]。

第三，要处理好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辩证关系。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话语、中国方案，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同？我们不能自说自话，而是应该努力行动。在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中，应该处理好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辩证关系。首先，利益共同体是基础也是核心，只有通过实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和实施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达到共赢,才能更好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与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如习近平在2017年6月8日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谈时，强调“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16];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中指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17];在2017年7月5日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时强调，支持两国的企业实现“‘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合作”[18];等等。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主张合作共赢共享，更加难能可贵。其次，责任共同体是纽带，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担负力所能及的责任，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同时面对全球治理失灵，中国提出自己的治理方案，强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个国家应该携手共进，共同承担责任。一带一路倡议不是马歇尔计划，而是主张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让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再次，安全共同体是保障。全球化背景下，难民问题、跨国犯罪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等，已经超出一国范围，演变为全球安全问题，全球安全呼吁全球治理，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国始终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合作不是对抗，共赢不是独占。习近平明确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对话协商、共担责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深化双边和多边协作”，以及“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迎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9]。

第四，要处理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外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简言之，就是要处理好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我们认为国内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发展是基础，另一方面国际事务的处理也要保障和服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应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需要走出去，另一方面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很多地区也面临重大机遇，应该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交流、相关平台建设等，抓住机遇更好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有效统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巨大市场，全面配置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两种重要资源，统筹运用对内引资和对外投资两种重要渠道，同时加强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双向互动”[20]，从而抓住机遇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和区域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需要大力推动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1]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和手段保障，我们应该具有战略眼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好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①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所长肯尼斯·韦恩斯坦认为，美国正在从70年来建立和培养起来的全球领导体制及其联盟结构中退出，这种撤退相对于英国退出欧盟虽然更加渐进和隐性，但后果更为严重。参见Kenneth R.Weinstein,“Brexit Has Nothingon Obama’sGlobalAmexit,”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2630-brexit-has-nothing-on-obama-s-global-amexit,访问时间：2018年4月24日。

② 《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于2018年1月发布。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1个子指标，全面和量化评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战争风险、国有化风险、政党更迭风险、缺乏政府间协议保障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东道国安全审查等主要风险。该评级体系通过提供风险警示，为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提供了参考。风险评级体系包括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对华关系五个维度共41个子指标，涉及57个国家。该评级体系纳入了57个评级国家进入样本，全面覆盖了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占到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3.5%。这57个评级样本中还包括了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中国对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直接投资规模的99.89%。参见《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正式发布，http://www.sohu.com/a/217180132_788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