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中国优势观及其价值旨归
——兼论优势认同在新时代社会动员中的作用

王 琼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国优势既是中国崛起的动力源泉，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都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对中国的比较优势进行了提炼总结。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逐渐深化了对中国优势的认识，形成了关于中国优势的系统观点和思想，并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中国优势，为人们切实增强“四个自信”，认清优势、把握优势、利用优势、发挥优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一、 习近平的中国优势观的形成基础

习近平的中国优势观的形成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扎实的实践渊源和独特的家国情怀支撑。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为理论渊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因此，当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并迅速产生广泛影响时，当列宁领导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历史已经用生动实践昭示了一个事实——在那些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需要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形态来调节的阶段。当然，这种因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而产生的新型国家组织形态，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它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来探索，以按照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它仍然要遵循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体现”[1]的思想。因此，从理论上讲，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当无产阶级政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其所追求的必然是社会的普遍利益，也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逐步表达自己所代表利益的现实普遍性，达到激发和凝聚群众磅礴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目的。从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协调社会内部矛盾运动方面，有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根本优势。习近平曾指出，列宁领导创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也会出现曲折，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2]可见，习近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以及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放到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势、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中来认识，从而为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优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以中国崛起的现实为实践渊源。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历经曲折坎坷和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被国际媒体称为“近年来最重要的全球变革”[3]。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基础，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论断。由于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的道路，不同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掠夺式原始积累的崛起道路，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是在同世界各国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取得的，是依靠中国自己的智慧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比较优势也逐渐显现。对此，习近平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曾深情总结道：“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4]56这一论述展现了习近平对中国崛起的要素分析，包含资源要素、文化要素、人口要素和发展模式要素的总结概括。这些要素实际上也是中国优势的重要实践支撑。

第三，以其家国情怀为情感渊源。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时刻胸怀祖国、为国奋斗的情感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体现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在许多重要场合表达了自己的强烈的爱国之情、为国之心、兴国之愿。首先，习近平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他曾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5]2001年10月15日，他在写给父亲习仲勋的生日贺信中，明确表达了向父亲学习的决心，其中就包括学习父亲“热爱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默默的耕耘”的“赤子情怀”的内容，并表示这也“激励着我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6]。这些论述给予了“爱国”之情的高度定位，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爱国情怀的重视。其次，习近平有强烈的国家荣誉感，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中国人是了不起的”，因为“在有史籍记载的多数时间里，中华民族在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7]的观点，也曾明确表示对于中华民族的文艺创造力以及表现出的文化自信的气度，“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豪，也应该为此感到无比自信”[8]的呼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再次，习近平有强烈的为国之心、兴国之愿。在党的十八大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带领新任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他曾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9]作为的“中国梦”首倡者，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已成为习近平鞠躬尽瘁、夙夜在公的动力之源。

二、 习近平的中国优势观的主要内容

(一)根本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习近平历来重视从制度层面认识和把握问题的根本，他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10]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发展所依赖的根本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切实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并在实践中充分证明了自身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相适性与引领性。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历程中已经得到充分论证。那么，在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中国制度优势的根本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体系完善，具有全面保障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是综合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完善的制度体系，它“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11]而真正持久的优势必须扎根中国国情的丰厚土壤，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才能发挥和表现出来，离开了基本国情，优势也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建立的中国模式的制度脉络，不仅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而且经得住实践检验，能够起到维系和保障中国发展、改革和稳定的重要作用。

二是经过实践检验，具有不断发展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不是天生的，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深刻贯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产物。比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打破思想束缚，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解放了生产力和发展了生产力，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这期间，也经历过反复和曲折，但是以实践检验为导向的修订制度思路始终没有变，从而保证了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提升了与现实变化的相适性。一个通过实践能够不断创新并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阶段定位相契合，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及时的制度保障，因此，可以说，发展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长期保持的重要支撑。

三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强大的引领属性。习近平在谈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时曾指出：“这条道路是有优势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12]历史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无疑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经济发展为例，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承认，由于存在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等因素，经济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现象。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有时就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工业化起步较晚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一直十分严峻和复杂，特别当改革和发展面临“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境地时，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成为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当前，在推动科技创新和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的发展已经接近世界前沿，一些重大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靠买、靠借鉴是不可能得到了，而靠市场自发的力量也无法实现，这个时候，也必须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动工业制造不断升级上水平。

(二) 核心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从逻辑关系上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制度建立、运行、发展和完善的前提、基础和动力，因此，是制度层面内部诸多要素中最核心的内容。习近平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3]“最大优势”的定量评价与“最本质特征”的定性评价，准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定位，赋予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逻辑合理性与理论重要性，同时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前瞻性作用，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更大胜利的发展规律。

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我们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担负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任务和使命；其他党派是参政党，担负着参政议政的政治责任和使命。这种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历史、国情的成功创造，它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我国协商民主的民主制度优势，有效规避因党派争夺执政权力引起的政治争拗或内耗，最大可能地保持政局稳定和政策连续性；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和保证决策的效度和执行力。

从思想理念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在改革开放时期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指导思想、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等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党建理念，不断强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理论上夯实党的执政基础。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步伐稳健，成果丰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容中，“全面从严治党”、“以人民为中心”等重要思想，明显提升了党的执政境界和执政水平，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更加凸显，领导力更强，从而将更好地发挥引领、推动中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主导作用。

从实践层面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用事实说话，靠引领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来证实自身领导的优势性，另一方面也时刻保持对自身领导优势的高度警觉。近年来，党内存在的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及失之于软的问题、腐败问题、理想信念淡化的问题等，在一点点地蚕食党的领导优势，在这样的形势下，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要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努力做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4]49的时代方略，这也是新时代为全面巩固和强化党的领导而采取的有效举措。

(三) 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多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常常拿民主政治问题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以西方民主模式为唯一模式，以竞争民主为“上帝恩赐”，企图在全世界推而广之，虽然制造混乱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却不知反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我为主，从中国实际出发，经过不断地实践摸索，逐渐形成了适应中国国情的协商民主模式。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这一特殊而重要的场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4]这一理论阐述，明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定位，指出了这一独特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渊源，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认识。而之所以称其独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形式独特。这是与竞争民主相比较而言的。协商民主强调民主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协商不是排斥竞争，而是包容竞争，规避竞争可能引发的民主停摆和问题搁置，更好地发挥民主在推动社会发展，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积极作用。可见，协商民主的本质是协商与竞争的统一，而不是非此即彼、非你即我的对立关系。协商民主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方式包括协商、广泛征求意见、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等。习近平曾指出，通过民主协商可以做到“五个广泛”“五个克服”。其中，“五个广泛”包括：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广泛形成察错和纠错机制，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和治理的机制，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五个克服”包括：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14]。正是“五个广泛”、“五个克服”的内容，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所在。”[14]

二是内容独特。西方竞争民主以解决执政权的归属为主要内容和根本指向，竞争的目的是决定谁来掌握国家的公权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则是以解决国家、社会、执政党的重大发展问题为主要内容和根本指向，这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基本国情。理解协商民主的关键，就是要把它与国家公权力分配之间的联系切断，走出西方民主模式和理念对民主本质的简单化认识的误区，认清民主作为一种人的权利保障方式，应该有多面向的应用空间和表现形式。那些根本围绕执政权的争夺而展开的民主模式，虽然能够直接满足参与者的参与愿望，但却容易忽略在非此即彼的权利表达过程中，必然以损害少数方利益为代价来强化多数方利益，从理论上讲，权利的保障距离实行最大化将始终有一段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竞争和协商相统一的民主模式，才是更有效的。它立足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围绕“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真正体现了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同时，它包括两种重要形式：一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这体现民主的竞争性；二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体现民主的协商性。习近平认为，“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14]

(四) 突出优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特点时，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位。习近平以深邃的洞察力，紧紧抓住中华民族一脉传承的优秀文化特征，将之作为中国优势观的一块重要拼图。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所以突出，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独特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数千年，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接续未断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有着十分稳定的价值核心，有着自成体系的文化脉络，有着广泛而漫长的地缘影响乃至世界影响，有着众多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出优势。

二是融合性。传统文化优势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框架下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还需要不断地创新。其实，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能够发挥出传统文化突出优势的过程本身就是创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大会讲话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文化自信”的理念，其前置定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失去了应有的语境和意义，也失去了坚持的方向。而同样，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突出优势的作用也就很难发挥出来。

三是致用性。优秀传统文化是解决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的一把重要钥匙。一方面，它是凝聚人心和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就是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结合的产物，笔者对有些学者认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西合璧”价值理念的集合体的观点不敢苟同，对三个层次的价值观内容分别对应“马”、“西”、“中”的分类标准也不能认同。笔者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间节点，应该包含近代以来文化创造的成果，应该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文化发生的质变成果，因此，从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渗透到中国文化理念中的“民主”、“自由”、“法治”等内容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内生部分，其本质内容与西方文化中的理念是不同的，在实践上更有区别。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够发挥统一思想，重塑道德标准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抓手。民族特色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自我定位的绝对抓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有着突出的优势，是塑造中国新形象的基因特征。

(五) 重要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我国是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民族团结，多元一体，是我国人员结构的显著特点。习近平将这一特点视为国家的重要优势，不仅是对民族问题重视的体现，也是对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2015年9月30日，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15]

一方面，各民族多元一体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我国从建国以来长期致力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形成了目前稳定的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大融合现状，这是宝贵财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族团结。良好的民族关系极大地凝聚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力量，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保证了中国发展稳定的大局。

另一方面，各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首先，各民族的自我发展需求是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的一部分。习近平在阐述中国梦的伟大复兴目标时明确提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人民的梦，各民族的梦想本身就是中国梦的一部分。每个民族追求梦想的渴望汇聚在一起，就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其次，各民族的独特文化和鲜明特点，是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展现自我的靓丽符号。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优势，就是体现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丰富性与包容性上，各民族的文化和特色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对外形象”，成为向世界展示民族风采，赢得全世界各民族尊重的重要基础，从而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助力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升与发展。

三、 习近平的中国优势观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习近平的中国优势观在新时代社会动员中具有如下社会功用：

首先，它为人们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优势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关于中国优势的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所积累和形成的优势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展现了对中国现实与发展历程的深刻认知，体现了对中国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能力，内容系统、层次清晰、定位准确。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唱衰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中国崩溃论”的论调一直存在，许多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士以己为中心，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横加指责，对中国的文化传播交流活动进行抵制，对中国的民族关系进行挑拨，这些论调和声音也影响到了部分国内人群，成为引发思想认识混乱的潜在危险因素。习近平之所以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中国优势，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反击唱衰中国的论调，把中国优势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讲清楚、说明白，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廓清噪音。因此，虽然各个优势的阐述没有集中呈现，但对每个优势的定位进行归纳汇总后即可发现，根本、最大、独特等的层次定位是十分清晰的，这也反映了习近平对于中国优势的认识和把握是整体性的，全面性的。认清这一点，有利于人们在认识和把握中国优势时张扬理性，避免盲目性，纠正对中国国情与发展前景的“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的两种错误认识观，为关心和关注中国的人们正确认识中国提供了正确的指引。

其次，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了直接的逻辑基础。把自信建立在对自身优势的认知上，这是树立和践行“四个自信”应有的逻辑思维。正是因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优势，制度自信才有坚实底气；正是因为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突出优势，文化自信才能展示亮丽底色；只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优势，道路自信才能避免盲目；而中国优势观的整体内容，又为理论自信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土壤。“人民有信心，国家才有未来，国家才有力量。”[16]它准确地抓住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为中国人民树立“四个自信”提供了直接的逻辑基础。

最后，它为动员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伟大梦想,“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17]。而支撑中国梦这一伟大梦想的实现,完成历史使命，则需要依靠和发挥中国的优势。“中国优势”不仅是面向中国共产党人讲的，也是面向中国人民讲的，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优势，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也是中国人民必须跟进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优势，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不断强化党的领导优势，发挥党的领导优势，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4]49，真正把领导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优势，必须坚定不移遵守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探索和完善制度体系，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发展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凝聚更大力量，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必须坚定不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发挥“以文化人”的教育功能；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来之不易的各民族大团结，促进各民族发展进步，共同铸就长久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

总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国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面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既充满信心，又如履薄冰”，其中，充满信心的原因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团结”四个方面[18]，而这四个方面，均与中国优势的核心内容密切相关。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国优势，切实树立中国优势观，只有这样，砥砺奋进才能充满信心，直面挑战，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