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麦当劳化：回顾与批判

孙 瑜

(台湾清华大学 教育与学习科技学系，台湾 新竹 30014)

1955年4月15日开幕的麦当劳速食连锁餐厅，如今已然成为全球非常有力量的跨国企业。它以“效率”(efficiency)、“可计算性”(calculability)、“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非人性科技的控制”(control through nonhuman technology)四个成功的核心要素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门，甚至镶嵌在其他文化中影响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本文通过回顾韦伯理性化的模式以及麦当劳化的典型，针对麦当劳化理论的主要批判，来警醒大众不要因为麦当劳化带来的诸多好处而忽略了它可能带来的危险，意在促使麦当劳化的“铁牢笼”(iron cage)[1]47往更具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一、 韦伯的科层制与麦当劳化

尽管不同社会存在各式各样的理性类型，而韦伯研究的重点则是现代资本主义，乔治·瑞泽(George Ritzer)在其《社会的麦当劳化》中所讨论的麦当劳化或理性化也相应指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出韦伯称为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理性类型。根据韦伯对形式理性的界定：“形式理性意指，在受到规则、规律以及庞大社会结构的形塑时，行动者通过寻找最理想的方式达成本身所欲求的目标，而并不依赖运气寻找完成目标的最佳方式”[1]44。相较于以往人们通过普遍遵循的价值体系(实质理性)来寻找达成目标的方式，形式理性的行动者被给予极少的选项来完成目标方式的选择，且“每个拥有相同目标的行动者会选择(或是必须选择)相同的理想方式”[1]44。

就韦伯而言，科层制是他理性化的典型，他对科层制的赞扬源于这种典型能够“帮助人们寻找与应用最佳完成目标的手段的机制”[1]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理性化的四个主要面向：“首先，科层制是韦伯认为最有效率的组织机构，需要大量人力以及繁忙文书处理的工作都能够被其处理。其次，在任何层面，科层制都强调量化，成员工作的相关数值是以他表现的好坏来判定的。第三，科层式组织由于已经具备妥善稳固的规范与规则，使得它同时是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运作。最后，人们被科层制强调的以规则、规范以及制度取代个人式的判准所掌控。”[1]44-45

上述理性化的四个主要面向也正是麦当劳模式成功的核心：

“效率”(efficiency)：对于消费者来说，速食模式以最便捷的方式在他们感到饥饿的时候填饱他们的肚子。对于员工来说，他们被管理阶层训练必须依照事先规定的步骤运作来确保高效率。

“可计算性”(calculability)：强调商品的体积和售价以及商品服务提供的时间的量化层面。正向意义代表“很多的东西”或是“快速的运送”，消费者也普遍认为“大就是好”。因而，系统内员工的工作也是强调量化面向胜过质量层面。

“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确保商品与服务的提供在每个区域或每个时间都是相同的，员工也依照可预测的方式工作。

“非人性科技的控制”(control through nonhuman technology)：管理阶层通过采用分隔线、有限的餐点组合、少量的选项以及不舒适的座位，还有车道式的销售窗口，使得顾客做出与他们预期相同的行为——快吃或还未享用便已离开。而员工则被训练按公司规程精确执行有限的事务[1]17-21。

社会的麦当劳化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也非呈现任何新的东西，而是“累积二十世纪产生的一系列理性化产物”[1]，同时，它的出现与许多先驱有关。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大屠杀①与速食餐厅不可相提并论，但瑞泽仍将大屠杀视为麦当劳化的先驱，其理由是：首先，大屠杀是环绕形式理性所组织而成的，依赖理性的典范——科层制。其次，大屠杀也与现代工厂相结合，这与麦当劳化其他的先驱有密切关联[1]51。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用其所创造的“科学化管理”来勾勒完成工作的最佳路径，因此来将工作理性化，这被大多组织采纳并应用于工厂的部分。亨利·福特(Henry Ford)利用“科学化管理”的概念，寄希望以省时、省钱、省能源的高效生产来降低汽车售价，达到最大获利的目的，发明了汽车生产装配线(assembl,y line)，这是“汽车工业科层制”[1]的先驱，也代表了“生产理性化的重要里程碑”[1]。汽车的普及推动了郊区住房与购物中心的兴起，购物中心又与麦当劳连锁店形成完美的互补，这些性质相似且逐渐被理性化的社会部门更进一步推进麦当劳化[1]，换句话说，其他品牌的科层制，科学化管理以及生产装配线这些先驱为速食餐厅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其繁衍的沃土，而速食餐厅则是结合了这些理性化元素，逐渐成为理性化的典型，以一个新的标签——麦当劳化来描述当代社会理性化的过程的绝大部分和层面[1]。因此，麦当劳化的产物与韦伯关于理性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还是相当吻合的。

二、 对麦当劳化的批判

麦当劳模式借由它的“效率”、“可预测性”、“可计算性”以及“控制”成为横扫社会的现象之一，然而，此现象无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缺陷且酝酿着非理性的因素，而这些非理性因素可能会限制甚至威胁既存的理性系统[1]。以下本文将基于“理性化”理论基础，结合普遍社会现象，对麦当劳化的非理性化和去人性化面向进行评述。

(一) 速食餐厅倡导的非人际化交往

传统的西方社会中，“人际的”(personal)结构是主体，那是一种基于个人与个人间联带的社会结构，但随着西方宗教改革的演进，制欲的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派)认为：人的命运为上帝所决定，被拯救是上帝的恩典(grace)，为上帝所预选(predestinated),也是为人所不能改变的。因此每一个信徒都是孤独地面对上帝。这种教义上的诠释使得新教走上的不是教会社区(church community)，而是一种绝对的个人主义，过去所强调的“兄弟般的爱”(brotherly love)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孤独，而且将“兄弟”视如“他人”。于是这种宗教伦理在现实生活中将人们的关系加以“非人际化”(depersonalization)[2]68。

宗教的“非人际化”进一步扩散助长了其他非宗教面向的非人际化，而当这种非人际化的结构成为社会主导原则时，它所蕴含的是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人类社会因其过度膨胀而陷于“铁的牢笼”的困境。

在麦当劳化的社会中，食物不仅仅作为维持生命的燃料，它也被象征性的文化意义所包围着[3]。Kroker et al.[4]将速食餐厅描绘成一个“去人性化”设计的地方，当他们提及加工产品或加工人群时，他们所能想到的是——不管是在餐厅工作的员工还是用餐的顾客，都会感觉自己是“生产装配线”的一员，这种“生产装配线”的消费模式只是一个加速食物从分泌到排泄的过程。麦当劳作为一种文化偶像，旨在给顾客提供一种安全的、统一化服务标准的家庭氛围，这似乎与麦当劳当初宣传的传统和家庭价值理念背道而驰了。像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以及全球其他知名连锁餐厅，他们的成功最初都聚焦在他们强调的是社会乐趣而不是烹饪乐趣[3]。换言之，食品的展示和消费的仪式化使其成为一个象征性或有意的事情，但速食餐厅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大大改变了这一点，即现如今人们趋向于外出用餐[3]。而麦当劳的多数用餐者不用堂食,它的目标是保证十分钟的饮食体验[5],流水线的生产和消费操作为的是让顾客尽可能快地进出餐厅。这样的速食餐厅体验无疑对人类的互动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从而降低了生活质量。

在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城市，他们提供速食远比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早几百年，然而他们并没有瑞泽所描述的这种不良影响[3]。早期速食餐厅的模式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的咖啡馆，他们不仅仅是消费咖啡、茶和香烟的场所，他们也是不同社会阶层跨越阻碍自由交流的舞台。人们可以通过和陌生人交谈学会社会生活的礼仪[3]。现如今，食物的商品化、产业化在某种程度将妇女从采买和花时间准备食物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们也不必花大量时间在用餐这件事情上；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用餐时间的减少，消除了一种从中世纪欧洲延用下来的仪式——人们通过这种仪式习得社交技能。由于这种消费模式不利于谈话和社交互动，因此它几乎不会是优质家庭社交体验或社区体验的选择[3]。此外，速食餐厅的蔓延也在潜移默化地更改着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往家庭烹饪的高营养价值的新鲜食材，如今逐渐被高度密封的、冷藏的食品所取代[3]。虽然麦当劳公司极力辩护自己的产品构成了整体均衡饮食的一部分，这类食物因盐、糖和脂肪过度饱和而产生高胆固醇和可疑营养素，被标签为垃圾食物。此外，世界健康组织的顾问Michael Crawford(迈克尔·克劳福德)教授证实到:麦当劳鼓励使用与癌症和心脏疾病密切相关的食物[6]。然而，人们在高度理性化的社会高效工作和生活的同时，往往忽略了速食餐厅模式所产生出来的食物给其身体所带来的危害，麦当劳自身在其宣传为人们提供“快乐假象”的广告中也不会提及到这一点。

食物，作为一种社会代码，标志着麦当劳化模式在社会的扩散，其强调统一、高效、安全而忽视了人们作为社会个体在这一模式中的互动和交流，以及将人们长期食用该模式体系下产生的食物的危害隐藏起来。就某种程度来看，这是人们幸福感减弱的根源之一。相比那种多页菜单提供给消费者依自己复杂喜好和品味的主体性服务，在麦当劳速食餐厅，人们只能在有限的菜单上做一个选择，整个麦当劳用餐体验迫使人们进入了一个预先设定的同一性和同质化的社会模式[3]。这也正是其被人们批评的一点：麦当劳是大众同质性、同一性和标准化的典范，它消除了个体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种理性系统的去人性化的体现。

(二) 科技带来的文化复制与同质化

现代科技原先是针对某种“实质理性”而发，或许是为了好奇，或许是为了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或许是为了要对自然界有所了解，进而希望能控制它、利用它，或许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物质条件，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2]。然而西方“理性化”的扩张意味着“实质理性”的没落，这种不论目的正当与否而只考虑如何达到特定目的的理性模式致使科技只能“保证手段上的正确，却不能反省或批判其追求的目标”。就此而言，科技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感，反而把人类社会变成一个“铁的牢笼”。

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使用是当代科技的一项显著成果，它的出现使得世界各地的人能够通过文化生产相互联结和沟通，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从本土关系中解放出来，通过网络传送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同时，每个人都将接触到更多样式的文化产品[3]。这无疑也是一种文化生产呈现全球化的过程。先前那些被王子或国王建立的宫廷文化,以及被受教育的中产阶级支持的中产阶级文化，如剧院、音乐、阅读社团的标准，大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竞争。换句话说，精英文化正面向着日益增长的无所不含的大众文化：一种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满足大众偏好的娱乐文化在逐渐形成[3]。从这点来看，无论是个体的还是政府的或是其他组织机构的文化，都将置于一个共同的消费市场进行角逐。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似乎瑞泽[5]所提及的“效率”、“可预测性”、“可计算性”以及“控制”这四项麦当劳成功的核心要素，在生产、呈现、传递文化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即文化理性或文化标准。众所周知，《侏罗纪公园》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它的成功还带动了一系列和恐龙相关的衍生产品T恤，玩偶的热销，让整个世界在一段时间内似乎都由恐龙组成。而现如今，当我们想看这么一部全球大片的时候，不需要特意为此飞到美国，我们所在城市的影院就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并且电影院在兜售影票的同时，也配搭各种和影片相关的公仔、水杯、抱枕等文化产品的售卖。同样，剧院的演出也是如此，不管你在纽约、新加坡、香港还是上海看剧,服装、道具、舞台、灯光、曲目都会是一样的体验。这种文化标准是从最广泛和多样化的大众销售文化产品的逻辑中得来的，产品制造商在连续生产中不断模仿和复制成功产品的标准化效果，就能达到麦当劳模式所谓“可预测性”的成功[3]。这也正是麦当劳速食餐厅所倡导的策略——确保向整个世界提供的商品与服务都是相同的[1]。

这是一个合理化过程的非理性效应，原本以追求真理、创造福祉为目的而产生的科技，却一再地为邪恶的目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服务。科技不但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更是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文化后果[2]。在这个麦当劳化的时代，文化作为相互理解的媒介功能在逐渐消失，文化交流越来越少，基于对美丽、真实、美好的理解，而越来越多地作为全球文化市场中文化产品的消费。再者，地区的或国家的主流文化从社会的核心转向边缘，并逐渐被大众的娱乐文化所取代[3]。文化制造者只是在不断复制成功的文化产品，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文化创新，只能说是旧文化不断被同样标准的新文化替代的过程。因此，我们也可以称这一现象在文化中的扩散为文化的麦当劳化[5]。

(三) 官僚制所产生的社会等差

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奠基于理性的计算，因此，它需要一种公共行政与司法体制，其运作是可预测的，如同机器般运作，韦伯将此套模式刻画为官僚制，将其视为近代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理性化中关键要素[7]。官僚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最有效率、最可预计的，也因此是任何一个组织形态在施展权威时“形式上”最理性的手段。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表现如下：

1.官僚制职务的义务，对维护统治机构所需要的经常性工作进行固定分工。

2.同样，对履行这些义务所需的命令权利进行固定的分隔，并通过规则所赋予的各种强制手段来划清固定的界限

3.通过招聘具有普遍规定资质的人员，有计划地对经常且持续履行职务义务和相关的权利事先做好安排[8]278-279。

韦伯科层制的模式注定了这种官僚体制在近代生活里的命定存在，甚至伸展到国家、教育、政党、贸易团体等各式各样的组合中。起初为了高效工作而产生的科层制，如今可能就此决定社会优势与劣势的分配，而经济发展会加速此过程的重新分配。“统治者”为了稳固自身的社会地位，专门化的专业知识就成为获得其权利地位的基础。这对于教育和培训方式的影响则是：大学和其他中等学校的培训方式养成了对于现代官僚制度日益不可缺乏的专业考试制度，通过专业考试获得专利的社会威望，同时可求得“等级的”工资[8]。官职任职资格的先决条件，今天已然演变成教育培训的专利。

谈到教育培训，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学校。瑞泽对大学的描述来源于福特技术追随者提供的泰勒作品或手册，他将大学描绘为一个充斥野蛮的地方，教员和学生不仅是去人性化的也是被宰杀的：“现代大学在许多方面已经变成高度非理性的场所。很多学生和教职员工都被大学内工厂般的氛围所笼罩。他们觉得自己如同机器一样，被官僚机构和电脑所处置，或者也像是家畜在食品加工的平原上四处流窜。换言之，在这种环境设计的场所内接受教育，便成为一个去人性化的经验”[1]244。这种描述性分析通常包括瑞泽对麦当劳化四个特征的简单应用：高等教育部门的“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以及“控制”。很明显，高等教育正在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它通过引入专业考试机制来处理更多学生的入学。这会导致分数膨胀，甚至更多学生将通过考试并获得一个所谓学位的东西。大学排名表反映该体系倾向于定量而不是定性评估，因此可以清楚的计算出来[9]。高等教育也变得可预测，因为内容是标准化的——以统一的模块和一致的学习内容为标准。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的控制首先是通过学术评估制度来建立的，然后通过引入新进教师资格培训体系来控制其专业持续发展，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为了维持标准。

DavidHartley(大卫·哈特利)认为[10]：日益增加的官僚制确实会产生平等的效果，因为它会增加(尽管不一定会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对于韦伯而言，官僚制的权利乃奠基于专业知识的权威。普遍的官僚化如同“牢笼”不仅设法培训与测试真正的“领导者”，并且将其社会公职人员牢牢掌控在手里[7]。因此，处于小职位而想往上爬的人，必须借助教育来实现。如果我们在一切领域里都听到疾声呼吁要求实行有规则的教育进程和专业考试,那么不言而喻，其原因并非是一种骤然觉醒的“教育欲望”，而是争取限制提供职位和垄断职位的愿望，以利于教育专利的持有者，而获得教育专利所需要的教育过程会引起高昂的费用和等待期[3]。据数据显示，年龄15-29岁的年轻人通常花6.5年的时间来进行工作过渡，一年的失业时间，一年半既不学习也不找工作，四年时间花在教育上。他们在消费教育的同时也背负着1.2万英镑的债务(折合1.8万美元)[9]。

教育的等差是社会里最强大的藩篱之一，身份等差的根源所在就是教育等差，我们所有的考试文凭也是而且主要是在检定此一重要的身份特质。在韦伯的定义里，一个社会阶级是类似的阶级地位的组合，他将社会阶级划分为四种：(1)劳动阶级，(2)低层中产阶级(小市民)，(3)无资产但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白领雇员与公务员，他们全以资格层次而排序等级(4)借着拥有资产或高等教育而享有特权的阶级[7]。官僚制要不是被设计来强调组织或社会团体的成员之间的社会等差，就是实际上被这样的等差所产生出来的[7]。官僚制所产生的社会等差无疑也是另一种麦当劳化非理性及去人性的体现。

三、 面对社会麦当劳化的应对策略

人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日益麦当劳化的世界呢？瑞泽将处于麦当劳化世界的人分为三种[1]350-352:

第一，许多人将麦当劳化世界视之为“天鹅绒的牢笼”，对他们来说，麦当劳化所代表的并非一种威胁，而是一个极乐世界。他们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继续光顾速食餐厅和复制这些速食特质后的社会其他部分，甚至积极地寻求将那些崭新尚未理性化的场所，加以麦当劳化。

第二，对许多其他人来说，麦当劳化宛如一个“橡胶牢笼”，它的门栓可被扩展以允许适当工具的逃脱。这类人厌恶许多麦当劳化的面向，但却发现其他面向着实吸引人。他们通常对于改善某些关于麦当劳化的问题抱持兴趣。

第三，第三种类型的人则相信麦当劳化的牢笼是钢铁制成的。他们和马克斯·韦伯一样看来阴暗且悲观，看待未来如同“覆盖着冰雪，黑暗又严峻的极地夜晚”。当中有人对于麦当劳化作最严厉的批判，并有人常常认为现在社会中已经愈来愈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了。

基于上述对麦当劳社会三种不同类型人的描述，接下来的聚焦点还是针对那些将麦当劳视为橡胶和铁牢笼者，试着为其探寻较温和的方式来面对社会的麦当劳化。

如果我们想要探寻去麦当劳化的出路，首先得掌握理性化的内在吊诡，有关“科层制”的问题在此必须加以讨论。科层制被看作现代工业社会里正式组织的一种形态：“科层制讲求分层负责，强调合理客观化程序及结构，注重专业训练的大规模行政组织，就组织管理而言，它是有效的，而且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换句话说，它是西方理性生活方式在组织上的具体呈现，它曾有效率地将各种人力、物力资源动员组织起来以满足特定的需求”[2]138-139。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层组织表现出的工具理性并没有排斥人性的尊严。为何现今麦当劳化的社会却到处充斥着理性的非理性和去人性化。韦伯认为问题出在其手段逐渐具有其自我持续(self-perpetuating)的独立性：“科层制基本上是为实现某些既定目的的手段，原有的目的及意义改变后，其组织仍然存在，或者转而为其他目的服务，或甚至以手段本身作为目的，这种进一步膨胀的结果以及目的与手段的倒置才是问题的所在。问题似乎不在科层制本身，而是其过度发展所造成的“越位”所产生的结果”[2]139。在此过程中，个人不自觉地被纳入了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就像组成大机器的小螺丝钉，深陷于组织对其的控制之中，其自由受到一定的威胁。如何能有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让这种体系既稳定地控制外部环境，又能使人能在其中发挥自主性是我们应该思考与追求的。

针对此问题，韦伯提出了对话的“责任伦理”，其准绳是：人们必须对其行动(可预见的)的结果加以考虑，并立基在反省的层次上[11]。这种伦理既不是对某一特定目的持宗教般的执着，也非只注重手段而将价值摒除，而是对目的与手段作一均衡性的理性思考，实际上也是指在一个理性化的社会中对人的自主与责任的重新肯定[2]。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提出自己的“沟通理论”，希望以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来指导工具理性。其中的“自我反省”是必要的，这种价值倡导的是：人是自主的，但是对自己负责任的[2]。因为非理性的过度膨胀致使这种基本价值的泯灭。而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人性、容许充分理性沟通的社会。

尤其工业化大生产后，机器生产取代了大部分人类劳动，标准化、批量化生产，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像机器零件一样被异化，一切流程都是按部就班地重复着，人在工作中泯灭了自我，其丰富的人性和创造力也被该模式抹杀了[12]。近年来，“互联网+”的模式使得工业化大生产背景下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成为可能，国民的消费已经由数量型向品质型转变，供给则必须适应需求的新要求，这也为“工匠精神”的回归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相较于麦当劳模式只追求效率，“工匠精神”更关注品质——工匠们以造物主的身份，从产品的构思设计到制作，都渗透着他们独特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比起在机器大生产中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言，工匠们自身的附加值得到充分发挥，而最终获得的是无比的成就感与满足感[13]。也正是这种以产品或服务为媒介、洞悉客户需求、求实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为更富创意、更具人性的高品质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工匠精神”和麦当劳化也有重合之处。与麦当劳模式一样，“工匠精神”也要求工匠不停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每个产品都被要求具有可复制性，即确保一模一样的质量。

然而，无论是“工匠精神”还是麦当劳模式，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都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化的成熟，大批的翻译、收银员、司机、清洁工，甚至律师、医生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更不用说生产线上的工人；而工业革命的流水线生产以及麦当劳模式下简单重复性的工作最先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12]。对于麦当劳模式的四个理性特征来说，他们都是与创新和想象格格不入的。创新与想象更注重人们内心质的东西，这与麦当劳模式下可计算性特征强调数量是不吻合的，加之创新与想象是不可预测的，也往往不能成为麦当劳化社会可控制的对象，因此，麦当劳化准确的可预测性特征破坏且扼杀了创新与想象。而通过创造性的头脑所完成的复杂的自我工作是人工智能所难以取代的。人工智能所不能模仿的正是人类的创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回溯人类历史，早期的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就认为简单的机械式工作会让人变得麻木，让人的精神世界变得贫瘠，因此他们让奴隶来为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和物质财富，而“公民”则有时间来从事艺术、科学和政治[12]。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人们也逐渐觉察到麦当劳化的社会是不允许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失去了丰富多彩的可能性，而当枯燥乏味的工作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时，人们又将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更加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更能发挥个人能力的、更有成就感和满足感的工作中。同样,“工匠精神”虽然也强调产品的可复制性，并且牺牲产品的多样性，但它精益求精、力求用心服务于社会和他人，其目的也是为人们打造优质且个性化的生活。

四、 结 语

在麦当劳化的社会里，人们被席卷而来的“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以及“控制”所包裹着，人们在面对这种现象时似乎缺乏批判反省的接受。麦当劳化的系统和服务虽然能为平日繁忙的上班族有效地解决餐食，让其准时到达工作地点，并按既定的流程准确无误地完成工作，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难免让具有复杂应对能力的人感到麻木和痛苦。当人工智能承担了这些简单繁重的工作之后，人们将可以利用这些节省出来的时间享受更多非理性化的生活。有时候，人们必须打破这种规则，去创造更多合理且多样的选择，如：和亲朋好友邀约去到乡村农庄自制一顿健康营养的午餐，或是去到野外登山露营，或是通过创客(Maker)社区制作或定制个性化的商品，或是进入类似无界塾②那样的学校，经历不受学科成绩和毕业门槛限制的学习体验。即使麦当劳化变得普及，仍然有能够让你“超越标线的地方”，这需要人们秉持理性沟通的态度(沟通理论)，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对行动的结果深刻反省(责任伦理)，用创新的精神和个性化的态度去面对工作和生活(“工匠精神”)，这样的举措或许能给人们提供“自由的小窗”，让人们发现更多适合于团体间的沟通活动，充分发挥自身丰富的人性和创造力，展现更多人类真正的自由以逃离麦当劳化的阴影或创造更符合后现代的多元生活。

注释:

① 大屠杀：纳粹在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也试着让谋杀工作规律化，整个过程就像是一条生产线。火车把犹太人载往集中营，营内人员则将尸体堆放起来作系统的销毁。因此，英国社会学家奇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现代科层理性的典范视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

② 无界塾：是一所横跨小学、初中、高中的新形态实验教育机构，于2015年由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叶丙成教授创立。“无界塾”的老师们致力于启发潜能，实现以能力为本的差异化教学，把孩子们培养成具备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团队合作与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善良、利他、有影响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