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规矩与古代度制之检证
——矩系尺度为例

陈连洛

（山西煤炭地质115勘查院，山西大同 037003）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我国已相传几千年了。那“方圆规矩”者何所指呢？合而言之（“句索其旨”），当为告诫用语“做事守规矩”；若分而考之（“字求其训”——朱熹）则是各有本义“矩为度之本”。

诸如此类认知的正确与否是需要检验的。而检验的标准，现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古时是墨子的“三表法”，即“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张岱年称之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行之有成”）。用今人的话也可以说是“有理、有据、有证”。强调用实践检验。西方苏格拉底认为“灵魂是凭借理性而不是感觉，去认识事物的本质”[1]；笛卡尔也说“检验认识的标准是理性，而不是权威”[2]，强调理性当属哲学。谭立群《何谓哲学》“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恩格斯所说的仍然适用“全部哲学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3]。

1 古史研究遵从“二重证据法”

郭沫若、李学勤均推崇王国维于1925年创立的文献学与考古学“二重证据法”，“把典籍的记载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古史研究道路，决定了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4]。而“二重证据法”和“三表检验”是一致的。

1.1 文献学证据

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序曰：“度量权衡为百物制度之本，不知度量权衡即不可与言百物制度……自来律吕家精研于此者，代不乏人，即在日本亦颇有考论者”[5]。文献学证据极为丰富。

1.1.1 工具书

(1)《辞源》、《汉语大词典》及台湾《中文大辞典》等书中有矩尺、曲尺、鲁班尺、部尺、营造尺、纵黍尺（即古之“矩”）词条：尺长32 cm。以及古律尺、律尺等词条，分别为营造尺的九寸（九寸尺，长28.8 cm）及八寸一分（八寸尺长25.92 cm），加上黄钟为律尺九寸，即成古量尺（黄钟长23.328 cm为七寸尺）。《辞源》中“律尺”条，纵黍尺∶斜黍尺∶横黍尺=1∶0.9∶0.81。

（2）《辞源》古律尺条：“古以黄钟为度量衡的标准”。

（3）《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历代度制表，各种尺度：大∶小=1∶0.9∶0.81∶0.729，小∶大=1∶1.1111∶1.2346∶1.3717。

（4）《汉语大字典》里：旧营造库平制1800尺为一里，合公制0.576 km（合尺长32 cm）（此当为华里）。

（5）《康熙字典》：尺：蔡邕独断曰“夏十寸为尺，殷九寸为尺，周八寸为尺”。

1.1.2 子书

（1）《管子·轻重戊》：“伏羲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明法解：“故以尺寸量长短，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卑弱贫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

（2）清·孙星衍《孔子集语》卷十·论政九引《大戴礼·四代》子曰“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夫规矩、准绳、钧衡，此昔者先王之所以为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远。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6]。卷三·五性，引《说苑杂言》孔子曰：“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卷四·六艺上引《尚书大传》孔子曰“故曰圣之与圣也，犹规之相周，矩之相袭也”。卷六·主德引《新序杂事五》孔子曰：“圣人虽生异世，相袭若规矩”[6]。

（3）《淮南子·时则训》：“矩之为度也，肃而不悖，刚而不愦……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矩正不失，百诛乃服”。

《淮南子·主术训》：“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行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

1.1.3 经书

（1）《礼记·深衣》：“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礼记·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2）《左传·昭四》：“度不可改”。

（3）《尔雅·释诂》：“典籍、法则、刑范、矩庸、戛职秩，常也。柯宪刑范、辟律矩则，法也”。

（4）《孟子·离娄上》：“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5）《章太炎·诸子略说》引《周髀算经》释矩字云：“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7]。

（6）《黄帝内经·离合真邪论篇》：“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黄帝内经·九针论篇》：“夫圣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黄钟数焉”[8]。

（7）《鲁班经》（易金木译注）：“营造尺即鲁班尺，以十寸为一尺，系木工尺，本用于营造……即古代所谓的矩，俗称曲尺。……凡遇起造经营，开门高低，长短度量，皆在此上”[9]。“九天玄女尺也称玄女尺，与营造尺类同，为营造尺的九寸长……在做古装门路、门窗时使用，以其尺寸数目不离九。“排线尺图”：图内有排线尺三，分表三种黄钟之长：中者以开元十枚为（古）黄钟，当营造尺八寸一分（“当纵黍八十一”）为八寸尺。下者以货泉九枚为黄钟，误。货泉所用为七寸尺（黄钟之长），径1寸，再加一枚，计十枚为十寸，当八寸尺（律尺）之九寸，方为黄钟。上者以大泉十枚表古黄钟，误。大泉所用尺亦为七寸尺（1寸2分），十枚之长已近九寸尺（1.2346七寸尺）[9]。

1.1.4 史书、专著

（1）《宋史·律四》范镇：“周礼‘璧羡度尺’：长十寸、广八寸，同为之度尺”。

（2）《清史稿·乐一》：“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营造尺八寸一分，当律尺十寸，营造尺七寸二分九厘即律尺九寸，为黄钟之长”。（1∶0.9∶0.81∶0.729）

（3）《清·王筠·说文释例》：“八寸亦尺，十寸亦尺也。十寸之尺固分十寸，八寸之尺亦分十寸也。横黍尺当纵黍尺之八寸一分，而两尺皆为度，初非仅用一尺也”[10]。

（4）《明·朱载堉·律吕精义》：“累黍造尺，依尺造律”。（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引》）《明·朱载堉·律吕精义》：“宝钞尺，墨边外为一尺，名曰今尺。即《唐六典》所谓大尺是也。此系商汤古尺，即今工部营造尺也”[5]。又“今营造尺即唐大尺，以开元钱八分”[5]。

（5）《清·奏章》：“仍纵黍尺之旧，以为制度之本”（“制度”者，造尺也）。

（6）《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秬黍黄钟之说，为度量衡定制之本”。

（7）《王建辉、易学金·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矩，即木工曲尺，俗称鲁班尺。这种尺在我国木工手里，已至少传了3000年了，至今还在用它”[11]。

（8）《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引《苏联·世界通史第三卷》上册15页：“当时（隋）的一顷等于现在的6.14公顷，合一亩为0.921市亩，隋唐亩积相同”[12]。（中亩60平方丈，合614.4 m2，一致，当用营造尺）[13]。

（9）《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引《日知录》云：“一王之兴，不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岂其然乎？”[14]。“清代工部营造尺，即民国后通用之营造尺。《缪阗·度量衡一贯说》云：”乾隆六年校准营造铁尺，实千古极则，盖秬黍子谷中者纵度之，一当其分，十当其寸，百当其尺“[5]。

（10）《宋·沈括·梦溪笔谈·补谈卷二》：“轨广八尺，度皆以周尺，一尺当今七寸三分少强”[14](应0.729)。《辨一·度量衡考》：“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2.53寸），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1.845寸）[15]。

（11）《杨宽·尺考》：《续文献通考》引唐顺之曰：“今钦天监表尺，乃元郭守敬所造，比市尺止得八寸强”[5]。

1.1.5 学术论文

（1）《吴慧·中国度量衡史的几个问题》：“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王国维语）后世营造尺同唐宋尺制实乃承袭关系[15]。

（2）《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鲁班尺或营造尺，其规定的标准，据明韩邦奇、朱载堉以及近人吴承洛的考证，自春秋末鲁班改定之后，根本上没有第二次的改变”[16]。

1.1.6 其他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请国际权度局定做营造尺铂铱原器和镍钢副原器各一（32 cm）。1909年制地方原器分发各省。

《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清营造尺为320公厘”[5]。

1.2 考古学证据

（1）大同方山永固陵·《魏书》·冯太后传记：“内室南北长二丈”。《大同市志》记：“今实测6.4 m，合32 cm/尺[18]。

（2）《魏书》记：大同北魏平城城墙“周回二十里”。明城墙据《大同府志》记为“周十三里”为其南半城，考证计应为东西3里。现实测东西1760 m（外），去城墙厚度16×2则为1 728 m（576 m×3）[18]；又有杨众度墓“平城南10里”及盖天宝墓“台东南八里”，可为旁证。

（3）刘畅·《北京紫禁城》“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营造尺的长度为320 mm[19]。

（4）徐寒·《中国历史百科全书·文学艺术卷》：天坛圆丘……三层圆台……坛台尺度运用“鸳鸯尺”制度，即直径以长度较小的周尺度量，高度则以营造尺度量。《清史稿》记上成径九丈，二成径十五丈，三成径二十一丈。《礼一》记：“度准古尺，当营造尺八寸一分，又与九九数合”[20]。今经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发展史》记：“实测下成54.7 m，最上层23.5 m”[21]。与八寸尺九丈23.328 m，二十一丈54.43 m一致。

（5）“开元通宝”径小尺一寸，大尺八分。据易金本注《鲁班经》排线尺图，十枚开元钱为纵黍尺的八寸一分，为八寸尺（应25.92 cm）[9]。

“货泉”经一寸，为七寸尺，从排线尺图看，其十枚当开元钱尺之九寸，即八寸尺的九寸[9]。杨宽《尺考》引《钱䘵》云：“货泉按志云径一寸，为今七分余”[5]。

（6）吴慧·《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据罗福熙《传世古尺录》认为：“汉尺之被著录于书者，皆长23.3 cm，（牙尺3支，铜尺1支）。又莽中布之长2寸，为4.66 cm，合尺长23.3 cm[22]。

（7）王光祈·《中国音乐史》：“黄钟长九寸，等于西尺23 cm”[23]。

（8）胡践·《唐代度量衡及里亩制度》：历史博物馆藏始建国律量斗，其量尺合23.3 cm[13]。

（9）宋代开封城：“周50里165步”。据朱士光·《中国八大古都》“周长为29 126 m”，合里长576.7 m[24]。

（10）郑韩故城为“四十五里牛角城”[24]。实测25 700 m，合571 m／里，近于576 m[18]。

（11）汉长安城，《旧唐书》记“汉故城东西十三里”。据西汉长安城考古数据：南墙7 600 m，北墙7 200 m之均数7 400 m，与十三里应长（576 × 13=7 488 m）相一致[24]。

可见，古尺研究须以“二重证据”。但以往的考证恐有如梁方仲之文所言者：“过于偏重实物之测定，却忽略了史籍的系统记载”[16]。亦如胡戟所说：“仅根据存世实物是不能精确地考定唐尺标准长度的”[12]。因非标准件实物是难免有误差的。正如杨宽《尺度考》之说：“周汉上下千载，人间恒用，必多讹替，取巧作伪。意为增损，为人之通病”。“周汉古尺，传世者尚多，皆无款识，无由考证”。并引王国维《宋钜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云“盖由制作麤觕（粗糙），非制度异也”[5]。这里有实物制作的误差，有量取读数的误差，如同一商鞅方升，可见三组测量数据：上海博物馆实测12.5 cm×7 cm×2.3 cm容201.25 cm3，上海测技所精测12.477 4 cm×6.974 2 cm×2.323 cm容202.145 38 cm3，杨宽《尺考》给出的数据是12.474 cm× 6.93 cm× 2.31 cm（按秦汉尺23.1 cm计）。也有推定基准的误差，如学界推定的秦汉尺长23.1 cm者，即按商鞅方升1寸×3寸×5.4寸=16.2寸3次方，及实测数2.323，6.974 2及12.477 4 cm，计寸长分别为2.323，2.324 7，2.310 6，均之为2.319 4≈2.32 cm，据实测尺长应23.2 cm（这与古量尺23.328 cm之标准更近一点）。而若所依据的“标准”其实并不标准（如被杨宽称之为“恐为摹制品”的李淳风所据“晋前尺”之物[5]。和今人推定的23.1 cm之数）那测比计算的结果又怎会正确？即仅据存世实物考定，易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亦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的有些感觉掺进了主观成份，必须经过思维才能了解真情。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却并非日绕地转，而是地球自转所致”[25]。吴慧“实物的搜求和考订是基本方法，但决不是唯一的方法，不能以目前尚未发现相应的实物，而否认历史上曾有某种度量制度的存在[16]。

2 矩系尺度的科学性与哲理性

（1）具有科学性。《礼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严复译英·斯宾塞《群学肄言·成章》“今世所称为科学者，非多识博闻之谓，必有其天序物则，而因果可以相求者也”[26]。矩尺系列有末有始，先后明确，当应近“道”。又有天序物则，且可因果相求，是科学的。

（2）合乎哲理性。《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与亚里士多德之通过逻辑分析“在变化的存在中求出不变的本质规律来”[27]，两说相一致。在学术上有汉尺变化范围在23.1～23.5或23.0～23.6 cm之说。黄钟之长即七寸尺（古量尺）长23.328 cm正为“中也者”。误差＜1−1.5%。秦汉量升实测数195～215.6 5 cm3。以古量尺（23.328 cm）所计一升（16.2寸3）的205.658 9 cm3也正处“中也者”。误差＜10 ml＜5%。《逸周书》武顺解曰：“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人道尚中，耳目役（于）心”[28]。

（3）文字旁证。《说文解字》有：“父，矩也，家长，率教者”的以矩比父之说。当指父为人之本，生子孙后代以基因相传；而矩为度之本，出尺型系列，以基准递变。二者义同可比。都是“有家、为长、率而教之者”[29]。

3 国度民风

中华泱泱大国，华夏一统，讲究“一定不易”、“一轨同风”。《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与《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义同。《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师古曰：“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30]。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引明·刘濂·《乐经元义》“度量衡……此帝大一统之政，即天下同轨、同文之意也”[5]。而且，中国人历来有“讲信义、重承诺、守规矩”的为人之道，有“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的言行准则，以及“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为定、说一不二”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常言俚语。如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必须由权威者制定出度量衡的标准，以保证测量数据的统一”[31]。

学界现今所计用的古代尺度、里制常有与上述不合。就阅读所见诸多文章中，北魏的里长就有415.8 m、418.5 m（419.61 m）、442.41 m、435.6 m、455 m、460 m（460.29 m）、503.53 m、532.64 m之多；唐里也有：84 m、94 m、442.5 m、454.2 m、531 m、532.8 m等。其所用里制有：60步=300尺、240步=1 200尺、300步=1 500尺，以及1 800尺一里几种；所用尺度则有23.1、24.185 7（≈24.2）、24.578 4、25.571 7、27.974 1（≈28）、29.494 08（29.5）、29.591 1（29.6）、30.3、31.3、31.8、32 cm等乱象。这岂不是如《楚辞.九叹.思古》所说：“播（舍弃）规矩以背度兮，错权衡而任意？”《王国维集·周秦诸子之名学》云：“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此以正名为治天下之道，与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相同。”因而难免造成：众说纷纭，无所适从；制杂度乱，没有了规矩。“夫得言不可不察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吕览·察传）《魏书·律历志》高闾曰：“书称‘同律度量衡’，论云‘谨权量，审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务，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为首”。古人极重礼乐制度，故以律为首。而“累黍造尺，依尺造律”所成的矩尺（纵黍营造尺）、古律尺、古黄钟（律尺）与黄钟（古量尺），则成了以矩尺为本的十、九、八、七寸，各尺型的矩系尺度，亦当为国家级的度制标准，是“千古极则”的，古来如一的，也当更应是“大一统”的。

总之，古代度制考量，需遵从“二重证据”。华夏历史悠久，虽经众多朝代更迭，但度制以矩系尺度为准，渐趋一统，律定延续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