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地区馆藏宋金铭文镜特点研究

李 力，杨 芳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铜镜是青铜器的一种，在古人日常生活中具有多重功能，既是照面修容的用具，也是精美的工艺品，亦是宗教法器，也可作为明器陪葬等。经过汉唐的繁荣发展，铜镜在宋金时期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特征：第一，注重实用性。汉唐铜镜合金比例为高锡低铅，宋镜则改为低锡高铅，因而韧性较好，延长了使用年限。北宋后期开始，宋镜镜背纹饰趋简，素面铭文镜广泛流行。第二，形制多样。除延续唐代铜镜的圆形、葵形和菱形等形制外，宋镜出现了带柄镜、钟形、鼎形、桃形、炉形和长方形等新形制。第三，商标字号铭镜的大量出现是宋镜的又一重要特征，表明宋代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竞争的加剧。甘肃地区现有馆藏宋金铜镜200余面，种类多样，其中铭文镜占据重要地位。之所以选择湖州镜、检验刻记镜和纪年镜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其一，这三类铜镜是宋金铭文镜的典型镜种，可作为重要窗口研究当时铜镜的相关制度；其二，这些铜镜在甘肃馆藏宋金铜镜中出现频率较高，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数量基础。此外，同类铜镜相互之间亦可作对比验证。因此，拟对甘肃馆藏铭文镜的铭文作以梳理分析，并探讨当时铜镜的生产、流通和销售制度，呈现宋金时期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一、甘肃地区馆藏宋金铭文铜镜分类

甘肃地区馆藏宋金铭文铜镜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湖州镜，二是官府检验刻记镜，三是纪年镜。

（一）湖州镜

宋代湖州是著名的铜镜铸造中心，湖州镜在宋金铜镜发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当时的湖州店铺林立，汇聚了大量能工巧匠。湖州镜大多素面无纹饰，铭文刻在镜背的矩形框内。因其品质优良、产量丰富，广泛销往全国各地。至今，从巴山蜀水至漠北草原，均有湖州镜出土。[1]甘肃地区馆藏湖州镜共九面，大多素面无纹，所以按形制分类如下：

1.菱形

（1）宋，天水市麦积区博物馆藏，桥钮，直径14.1cm，重350g，厚0.6cm，菱花边。

（2）宋，成县博物馆藏，双凤纹，桥钮，内区由线纹刻制而成。

（3）宋，兰州市博物馆藏，八瓣菱形，桥钮，素缘。

（4）南宋，天水市麦积区博物馆藏，菱形带柄委角镜。

2.葵形

（1）南宋，天水市麦积区博物馆藏，石家镜。

（2）宋，陇西县博物馆藏，八瓣葵形，鼻钮。

3.正方形

（1）宋，清水县博物馆藏（清水县苏屲墓出土），小钮，直径15cm，外缘有凸框。

4.梅花形

（1）宋，武威市博物馆藏，梅花镜，钮残，直径11.5cm，窄缘。

5.其他

（1）宋，天水市博物馆藏，湖州镜。

由上可知，甘肃馆藏9面湖州镜的形制主要是菱形和葵形，带柄形、方形和梅花形相对较少，尤其是梅花形，在宋代铜镜形制中较为罕见，但唯独不见圆形——这一铜镜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制。钮制主要为桥钮，桥钮、圆钮和半球钮是宋镜的常见钮制，鼻钮在甘肃馆藏宋镜中占比不高。宋代铜镜的镜钮一般都比较小，镜身也较汉唐铜镜薄。上述几枚湖州镜的直径在11～15cm之间，算是中等铜镜。馆藏地点涉及现今的天水市、陇南市、兰州市、定西市和武威市，以天水市为多，可能与当时秦州的部分地区属南宋政府管辖有关。“石家”是湖州最具规模的私家铸镜商号，其铸造的铜镜为现今存世量最多且发现范围最广的商号铭文镜。[2]在这9面湖州镜里有7面是石家镜，占比高达77%以上，可见当时石家镜广受欢迎。

（二）检验刻记镜

赵宋王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既有河清海晏的和平时期，亦有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宋朝与同时期并存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不时会出现战争的碰撞。因而，宋辽夏金对兵器的需求量都很大，作为兵器制作材料之一的铜就显得尤为重要。为避免民间“熔钱铸器”行为愈演愈烈，这一时期的“铜禁”政策非常严格，在宋金铜镜上经常可以看见官府的画押记号，政府以此对铜资源进行统筹管理。官府检验刻记镜种类较多，此处按纹饰进行分类，概况如下：

1.花卉纹

（1）交枝牡丹镜：宋，平凉市博物馆藏，圆形，小圆钮，素宽平缘。

（2）缠枝牡丹镜：宋，泾川县博物馆藏，亚字形，半环形钮，宽带缘。

（3）灵台官五镜：宋，泾川县博物馆藏，圆形，半球钮，宽平缘。

（4）灵台官五镜：宋，灵台县博物馆藏，圆形，花瓣钮座，素缘。

（5）缠枝牡丹镜：金，灵台县博物馆藏，八出葵形，桥钮，连珠纹钮座。

（6）连钱锦纹镜：金，庆阳市博物馆藏，圆形，弓钮，直径16.3cm，重412g，厚0.3cm，素缘。

2.人物故事纹

（1）月宫故事镜：宋，平凉市博物馆藏，八瓣菱形，半球钮，窄面高凸。

（2）陕西东路卧牛镜：宋，正宁县博物馆藏，圆形，直径12.5cm，厚0.4cm，素缘。

3.八卦镜

（1）青龙八卦镜：宋，平凉市博物馆藏，方形，半球钮。

4.其他

（1）湖州镜：宋，天水市麦积区博物馆藏，菱形，桥钮，直径14.1cm，重350g，厚0.6cm。

（2）仿汉镜：宋，灵台县博物馆藏，圆形长直柄镜，半球钮，十二连珠纹钮座。

（3）德顺州镜：金，庆阳市博物馆藏，八出葵形，小弓钮，素缘。

甘肃馆藏宋金时期带有官府刻记的铜镜共计12面，宋朝9面，金朝3面。形制较为多样，有圆形、菱形、葵形、亚字形和圆形带柄镜。钮制有小圆钮、半球钮、半环形钮、弓钮和桥钮，其中半球钮居多。钮座有单线方框钮座、花瓣钮座和十二连珠纹钮座。从已知的3面铜镜数据推测，直径约在12.5～16.3cm之间，属中等铜镜。边缘有窄缘和宽缘之分，宽平缘居多，且无纹饰的边缘较多。纹饰上，花卉纹有4面，均为牡丹纹；素面铭文镜2面；卧牛铜镜、连钱锦纹镜和仿汉镜各1面。官府刻记和画押基本錾刻在镜缘上。刻记类型大致分为三种：一是“地名＋（机构名）＋验讫官＋花押”；二是“（地名）＋官＋数字”；三是“地名＋铸镜官”。馆藏地点涉及平凉市、庆阳市和天水市，其中平凉市馆藏5面，庆阳市3面。

（三）纪年镜

甘肃地区馆藏纪年镜均为金镜，且年代都属于金章宗年间，“明昌”“承安”分别是章宗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年号。这种标注明确的纪年镜省去了断代的麻烦和不确定性，给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有助于我们对金代铜镜铸造、管理流通制度的认识和研究。

纪年镜主要分为承安镜和明昌镜。

1.承安镜

（1）承安二年镜：金，镇原县博物馆藏，六出葵形，素缘。

（2）承安二年镜：金，平凉市博物馆藏，圆形，桥钮，镜缘凸起。

（3）承安三年镜：金，宁县博物馆藏，圆形，直径9.3cm。

（4）承安三年镜：金，庆阳市博物馆藏，圆形带柄，圆钮，窄素缘。

（5）承安三年镜：金，灵台县博物馆藏，圆形，半球钮，直径13cm，窄沿凸起。

（6）承安三年镜：金，庄浪县博物馆藏，圆形，半球钮，直径9cm，厚0.6cm，窄高缘。

（7）承安四年镜：金，环县博物馆藏，圆形，直径8.6cm，厚0.4cm。

（8）承安四年镜：金，庆阳市博物馆藏，圆形，直径9.3cm，重130g，厚0.5cm，高素缘。

（9）承安四年镜：金，兰州市博物馆藏，圆形，半球钮，窄高缘。

（10）四鼠葡萄镜：金，庆阳市博物馆藏，圆形，圆钮，素缘。

（11）瑞兽镜：金，民勤县博物馆藏，圆形，圆钮，馆藏3面。

2.明昌镜

（1）金，陇东古石刻艺术博物馆藏，圆形，直径9.3cm，重194g，厚0.7cm。

甘肃地区馆藏宋金时期的纪年镜均为金代铜镜，共14面，庆阳市有7面，平凉市和武威市各3面，兰州市1面。纪年镜的形制基本为圆形，圆形带柄镜和葵花镜各1面，可见金代纪年镜采用了最基本的铜镜形制。钮制有圆钮、半球钮、桥钮和半圆钮，圆钮占据多数。铜镜直径在8.6～13cm之间，13cm大小的只有1面，其余均在8.6～9.3cm之间，可推测金代纪年镜的尺寸普遍偏小。就已知的2面铜镜重量来看，纪年镜较为轻薄。铜镜厚度在0.4～0.7cm之间。至于铜镜边缘，以窄素缘为主。纹饰主要是四兽纹，共12面。铭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承安年间的，有承安二年、三年和四年之分；二是明昌年间的。承安镜的铭文内容基本是“承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画押）提控运使高（画押）”。明昌镜的铭文内容为“明昌七年陕西东路转运司官局造监造造官录事马（画押）提控所运”。

二、甘肃地区馆藏宋金铭文镜特点

第一部分已对三类铭文镜的基本情况做了梳理说明，下面论述铜镜的铭文特点，分别从文字特点、句式特点和内容特点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湖州镜

甘肃地区馆藏宋代湖州镜铭文如下：

a.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

b.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赖伏羗城騃讫官；臣。

c.湖州真实家。

d.湖州石家青同镜子。

e.湖州真石家照于记。

1.文字特点

（1）这几面湖州镜的铭文字体多为楷书，书写比较工整。

（2）部分铭文有错别字现象，如将“验讫官”的“验”错写成“騃”，“真石家”的“石”错写成“实”，“真石家照子记”的“子”错写成“于”。为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的名讳，宋代改镜子为照子，当时的很多文献均可印证。宋代铸镜分官方铸镜和私人铸镜，民间很多铸镜师是普通百姓，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因而镜铭中出现错别字是正常现象。[3]

（3）字用有通假和同义替换两种。通假字如“同”通“铜”，“照子”和“镜子”为同义替换。

2.句式特点

甘肃馆藏湖州镜均为石家镜，石家镜是宋代行销全国、广受欢迎的铜镜，在宋代铜镜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湖州镜的体系中，石家镜现存数量最多，出现时间最早，地理位置分布也最为广泛。与其他铭文镜相比，石家镜的流传时间长达一百多年，流行范围覆盖两宋各地疆域，其形制与铭文内容尤其丰富多样。[4]在湖州成百上千的铜镜作坊中，石家镜独占鳌头。石氏家族内部竞争的激烈程度令人惊叹，他们以各自的辈分排行经营镜店，自成一家，[5]石家镜铭文越来越多的修饰语即是最佳例证。

铭文句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湖州石家青同镜子”，定语比较简单，商品广告宣传的意味较淡。第二种是“湖州真石家”“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等，相比第一种，增加了“真”字样，带有宣扬铜镜品质的意图，同时也说明铜镜市场竞争激烈。这里的“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以及其他常见的“湖州真正石家青铜照子”“湖州祖家真石家炼铜镜”等，[4]基本属同类，限定词的增多和石家家族内部的品牌林立，都表明铸镜商家对“仅此一家”以及铜镜市场的热切追求。此外，同类铭文内容上的增添或减省，或许是因铜镜材质或形制大小不同，在刻记上需要做出改变，抑或是铸镜者的疏漏，[6]又或者是铸镜作坊为了寻求新意而做的改变。

3.内容特点

甘肃馆藏湖州镜的内容，主要是铸镜地点（湖州）＋相当于防伪标识（真）+铸镜单位（石家／石家念二叔）＋铜镜材质（青铜）＋商品名称（照子／镜子）＋记。作为宣传广告来说，既有铸镜地点和铸造者，又有体现铜镜质量和材质的信息，由此可看出宋人的营销意识比较强。不过，相较于其他地区出土的宋代湖州镜，甘肃馆藏湖州镜的铭文内容相对简单。其他地区的湖州镜铭，如“湖州南庙前街西石家念二叔真青铜照子记”[7]“湖州仪凤桥真正石家青铜镜”[8]和“胡州真石念二叔无比炼铜照子”[9]等，定语和修饰词较多。为防止假冒和盗铸的发生，湖州镜铭文中经常可见“真”“真正”“炼铜”等宣传铜镜品质的字样。此外，和有些手工业类似，石家镜有子承父业和家族传承的传统，如铜镜铭文中的“承父”“祖传”和“祖业”等。据学者研究，宋代的湖州属于吴方言区，“二十”的发音为“念”，“念二叔”即为“二十二叔”。这说明湖州石家铸镜强调辈分排行，以此来与石家其他铸镜者区分，同时可以看出石家镜规模宏大、店铺众多。[10]有些湖州石家镜还会标出价格，如“每两一百足”“每两壹佰文”，[4]按重计价，以避免市场的投机取巧行为。

（二）检验刻记镜

甘肃地区馆藏宋金官府检验刻记镜铭文如下：

a.交枝牡丹镜：汧阳县验讫官。

b.陕西东路卧牛镜：陕西东路铸镜所官二。

c.缠枝牡丹镜：合水县验讫官□。

d.灵台官五镜：灵台官五。

e.湖州镜：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赖伏羗城騃讫官；臣。

f.仿汉镜：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官十八。

g.德顺州镜：德顺州司候司验讫官。

h.连钱锦纹镜：验讫官。

i.青龙八卦镜：华平县验官讫。

j.月宫故事镜：共城唐□。

k.缠枝牡丹镜：录事任□。

1.文字特点

铭文字体介于篆书和楷书之间，有些铭文书写很随意，并不规整。有错别字现象，如“验讫官”的“验”错写成“騃”，在前一部分已做了说明。一面青龙八卦镜的铭文为“华平县验官讫”，当为“验讫官”的颠倒，可能系工匠失误。

2.句式特点

官府刻记镜类的铭文格式基本如下：一是“地名＋（机构名）＋验讫官＋花押”，如“汧阳县验讫官”；二是“（地名）＋官＋数字”，如“灵台官五”；三是“地名＋铸镜官”，如“陕西东路铸镜所官”；四是“地名/职官＋姓氏＋□”，如“共城唐□”“录事任□”。其中有1面是宋代仿汉昭明日光镜，为重圈铭文镜。汉代日光镜常见的铭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和“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昭明镜的铭文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由此可见，这面铜镜仿造的是汉代昭明镜和日光镜的常见铭文形式。

3.内容特点

由官府刻记类铜镜的铭文可知，“地名＋验讫官”形式比较常见，验讫官是宋廷设在各地的铜镜检验官员。其中，出现的地名有陕西东路、德顺州、汧阳县、合水县、灵台、华平县、共城和伏羌城等地，不难发现，这些地名涉及路、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从地理位置来看，主要集中在秦凤路和永兴军路，所属州有庆州、渭州、秦州、陇州和泾州，范围比较集中。时代方面，除德顺州一地属于金代，其余均为北宋时期地名。

一面平凉市博物馆的铜镜上錾刻有“共城唐□”铭文，“共城”为共城县，属河北路下辖的卫州。《宋史·地理志》载，卫州属防御州，向朝廷上供绢和绵，有一黎阳监，“熙宁七年置，铸铜钱”。[11]2128各路州县置铸钱监，说明此地铜、铁矿产资源丰富且有利可图，[12]553很多地方的钱监兴废比较频繁，往往设了又废，弃了又置。平凉市博物馆的另一面青龙八卦镜，镜缘刻有“华平县验官讫”铭文，此处的“华平县”需要探讨一下。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至宣和五年（1123年），“华亭县”一直为陇右道（陕西路）下辖的仪州或渭州的属县，“平凉府，唐为马监，隶原州，宋为泾原路，升平凉军，金立平凉府，设转运提刑司，大定中改属凤翔路，领平凉、潘原、崇信、华亭、化平五县”。[13]222大定七年（1167年），改安化县为化平县，属平凉府。“元初并潘原县入平凉，化平入华亭”，[14]1429-1430由平凉府统辖。据此可知，北宋时期只存在“华亭县”，金朝才有了化平县，元代初期废化平县并入华亭县。那么就存在两种情况：第一，此镜为金镜，因涉及地名及区划的改动，且“化平”与“华平”读音相近，字形也有类似之处，地方铸镜行业要全面、准确地使用新名称还需一段时间。同时，“华亭”和“化平”均为金朝平凉府的属县，两县设一个检验机构的话，有可能各取县名的一个字，当作检验机构的名称。第二，此镜就是宋镜。镜背的主纹为盘龙戏珠纹和八卦字符，该类纹饰在宋镜中频繁出现，而甘肃地区馆藏的金镜里几乎没有此类纹饰。此外，铸镜师错将“华亭”刻成“华平”也可以理解，二者字形和读音也十分相似。

（三）纪年镜

甘肃地区馆藏金代纪年镜铭文如下：

a.承安三年镜：承安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提控运使高。

b.承安二年镜：承安二年镜子局造。

c.承安四年镜：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提控运使高。

d.瑞兽镜：承安四年上亢日陕西来运司官造事任提控运使高。

e.承安二年镜：承安二年镜子局造。

f.明昌镜：明昌七年陕西东路转运司官局造监造造官录事马提控所运。

1.文字特点

铭文字体均为工整的楷书，该类纪年镜大多为四兽镜，内区四兽绕钮奔走，外区一圈铭文，类似于汉代日光镜、昭明镜等的书写方式；只有一面铜镜是素面，与湖州镜的铭文布局相似，即一矩形框内两竖行文字。个别铜镜存在错别字，如将“上元日”的“元”错写成“亢”，“东运司”的“东”错写成“来”。

2.句式特点

金代纪年类铜镜的铭文格式基本如下：一是“承安□年＋具体日期＋铜镜监管机构＋官营性质＋监造者官职＋姓氏＋官职＋负责人姓氏”，如“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画押），提控运使高（画押）”。二是“承安□年＋铸镜机构＋造”，如“承安二年镜子局造”。三是“明昌七年＋铜镜监察机构＋官营性质＋监造者官职＋姓氏＋官职”，如“明昌七年陕西东路转运司官造，监造造□录事马（画押），提控所运”。

3.内容特点

完整铭文为“承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画押）提控运使高（画押）”。馆藏承安镜纪年包括承安二年（1197年）、承安三年（1198年）和承安四年（1199年），“承安”是金章宗的第二个年号，共使用五年时间。“上元日”即农历正月十五，也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上元日为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日，道教称之为上元节，天官在当天赐福于人间。“陕西东运司”即陕西东路转运司的简写形式。北宋时陕西有六安抚司路，分属永兴军路和秦凤路两转运司路，永兴军路管辖永兴军、鄜延和环庆三安抚司路。金代皇统二年（1142年），改宋之陕西六路为四路，京兆府路、鄜延路位于陕西东部。因此，陕西东路转运司管辖京兆府路和鄜延路的财政。[15]75-76宋代转运司是地方高层政区政府，职责是“掌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之制”；金代转运司没有监察州县之权，也未像宋代转运司那样逐渐渗透到地方行政中去。[12]562但是监察铜镜的铸造，金代转运司还是会起到关键作用。“官造”代表该铜镜是官府铸造而非私人铸镜。监造者的官职为录事，“录事”为吏名，隋朝门下省始置。唐朝的录事执掌本司收受文书、登记以及依条规定文书转发程限等。宋代元丰改制后，门下省录事掌诸房进奏或发放文字，并点检文字，及分掌诸房职事。[16]163据《金史》，“宋朝置于中下州，职同录事参军，掌州院庶务。金、元置于诸路、府，属录事司，掌城市民政，秩正八品”。[17]1314“任”是监造者的姓氏。“提控运使”为提控所转运使的简称，是金朝对总领控制之官吏的尊称，可作为泛指，“高”则是提控转运使的姓氏。总的来说，就是陕西东路转运司统筹监管，任姓录事官负责监造、制作铜镜，高姓提控转运使进行画押。

再来看明昌镜，完整铭文为“明昌七年陕西东路转运司官局造监造造官录事马（画押）提控所运”。“明昌”是金章宗的第一个年号，此年号共使用七年，“明昌七年”即1196年。后面的铭文与承安镜铭文基本相同，只是细微的差别。监造官姓氏为马。提控转运使进行了略写，没有标明转运使的姓氏，或许是前面比承安镜多了“官局”“造官”等字，镜背位置不够，因而进行了省略。铭文内容大致是这样，由陕西东路转运司负责掌管，监造者为马姓录事官，提控转运使担任签押之职。金代铜资源匮乏，终金一朝铜禁政策严格，不同层级的机构和官员职责明确，以管控铜镜的生产、管理和销售环节，从铭文中可见一斑。

三、铜镜铭文反映的相关问题

宋镜开创了中国铜镜重实用不尚纹饰的先河，像湖州石家这样著名的私营铸镜中心，重视自家铜镜品质的宣扬，而不太关注铜镜的审美及收藏意义。或许担心铜镜上繁杂的纹饰会喧宾夺主，影响消费者对铜镜的实用性及品质的考量。因此，湖州镜在形制上别出心裁，开创了钟形、鼎形、瓶形等新形制，既不至于纹饰过多影响自家铜镜的销售，也不会让素面铭文镜显得过于单调朴素，这可能是圆形湖州镜较为少见的原因。同时，铜镜多样的形制，体现了宋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把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加以创造，既贴近自然，又展现了器物和谐的造型比例。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工艺思想的基石，注重实用、讲求功能是工艺美学的重要前提。[18]20馆藏宋金铭文镜的直径基本在8～16cm之间，这种大小的铜镜刚好适合照容，不至于太小看不清楚，也不会因铜镜过大而找不到重点。今天看来，宋人的制作理念甚是实用。

检验刻记镜和纪年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铜禁”政策下的产物。宋金时期战争频仍，兵器需求量大，各政权对铜资源的掌控异于平常，“铜禁”政策贯穿始终。铜镜是生活必需品，价格按重量计算，每两铜的价格远高于同等质量的铜钱（北宋中晚期到南宋初期，一两铜的成本大致在10～15文之间，若将铜制作成器物如铜镜的话，每两铜的价格高达100～150文，足足增加了10倍，可见私自铸器的背后是颇为可观的利润[19]）。若各级单位监管不力，“熔钱铸器”现象就会经常发生。史料记载已屡见不鲜，“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17]1070景德四年，“上曰：‘民间无铜，皆镕钱为之，此术甚无谓也。’乃下诏禁止，其来自外蕃者不在此限。”[20]513受高额利润驱使，民间私铸铜镜现象严重，朝廷出台“铜禁”政策加以制止：一方面收民间铜器于官府，另一方面对触犯者按情节轻重处以刑罚，但效果不佳。铜禁屡禁不止，“铜荒”和“钱荒”就会愈发严峻。在铜镜上刻记画押，是政府综合考量下向民间妥协的产物。此外，宋政府设置铸鉴局一类的机构，一来官府可以铸造铜镜，二来能够监督管理私人铸镜作坊，铸造的铜镜均需经过官府检验。朝廷监管铜资源使用的同时，从宏观上也把控了整个铜镜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