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未引《文心雕龙》探赜

徐言斌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昭明文选》所选编的文章“事必据典，言必雅正”，以至于到了唐代文人不解其意，给后世的学者带来了困扰。为了更好地阅读与研究，很多文人开始为之作注，注本繁多，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而在这些注本中，以李注考辨详细、征引繁复而影响最大。骆鸿凯在《文选学·源流》中评价李注：“奄有众家之长，独擅千古，流传千古，光景常新。”[1]37其评价可谓精确。作为重要的注本，李注征引的旧注和书目，经史子集都有所涵盖，并包含大量单篇作品。关于《文选》李善注的研究长盛不衰，许多学者也对李注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李注征引了大量典籍，故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对李注的引文、引专书进行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对李注引集部书目的研究依然较少。《〈文选〉李善注引先唐别集述论》[2]《〈文选〉李善注引别集研究》[3]分别对李注所引集部书目作了相关梳理，但对李注所引的一些集部下具有早期文学批评性质著作的研究相对薄弱。因南朝齐梁时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概念，早期《文心雕龙》等优秀的诗文评类著作都归于集部之下。在研究李善所引集部书过程中，发现李注征引了大量集部之下的作品，却没有征引同属集部下的《文心雕龙》一书，这一现象显然值得我们重视。就李注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界尚未对此问题关注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故不揣浅陋，试对《文心雕龙》产生后的流传接受情况及李注因何未参引《文心雕龙》一书进行探析。

一、《文选》李善注引唐前文学批评的概况与问题

在李注所引集部下总集类的书目中，许多总集都带有早期文学批评的性质。李注引用了总集下的《文章流别集》《翰林论》的内容，却没有引用后来体系完备的《文心雕龙》，其中显然有内在原因。所以对李注征引总集的分析与唐前《文心雕龙》接受情况的探究，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

（一）《文选》李善注引唐前总集及文学批评的概况

李注引用的总集共七部，分别为：《楚辞》、挚虞《文章流别集》、刘义庆《集林》、李充《翰林论》、江邃的《文释》、昭明太子《古今诗苑英华》《歌录集》。关于李注所引用的总集数目，仍存在些许争论，但《文章流别集》《集林》《古今诗苑英华》《翰林论》《文释》等书目已成为学界共识①关于李善注引集部书的统计，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做法：一种是以汪师韩、沈家本为代表的，把李善注中引用的单篇文章的数量与别集书名的数量并列一起计算。孙钦善、王宁、刘奉文都是如此做法。另一种是以王书才为代表，把李善注中引用的单篇作品归入到它相对应的作者名下，作为一种书目统计，即把有别集的作者的所有作品都归为一种书目。。

《晋书·挚虞传》：“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4]1427可知，《文章流别集》成书晚于《文章志》。《隋志·总集》：“《文章流别集》四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挚虞撰。”[5]1082因此，我们认为《文章流别集》当有《文章志》《文章流别论》各2卷。李善注引《文章流别集》共5条，其中4条都为题下注。此外，李注还引用挚虞《尚书令箴》《征士胡昭赞》2篇，《决疑要注》《三辅决录注》2部。

1.文章录曰：璩字休琏，博学好属文，明帝时历官散骑侍郎。曹爽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卷二十一·诗乙·咏史·应璩《百一诗》）[6]1015

2.挚虞文章志曰：刘表子，官至乐安太守，着诗赋颂六篇。（卷二十三·诗丙·哀伤·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6]1093

3.《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卷九·纪行·班彪《北征赋》）[6]425

4.《流别论》曰：发洛至陈留，述所经历也。（卷九·纪行·班昭《东征赋》）[6]425

5.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疏略，而注又称愚以为疑，非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卷十五·志中·张衡《思玄赋》）[6]651

《集林》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全书已亡佚，李注共引《集林》1条题下注，1条作者注，分别为说明题目中所包含人物的生平、作者生平及评价。

6.刘义庆集林曰：嵇熹，字公穆，举秀才。（卷二十三·赠答二·嵇叔夜《赠秀才入军五首》）[6]1127

7.集林曰：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着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卷五十三·论三·李康《运命论》）[6]2259

梁昭明太子撰《古今诗苑英华》，共十九卷，[5]1084新、旧《唐书》为二十卷。李善注引1条，为题下注。

8.古今诗英华题云：晋王康琚，然爵里未详也。（卷二十二诗乙·反招隐·王康琚《反招隐诗》）[6]1030

因当时总集编撰所具有的特点，所以《隋书·经籍志》下著录了许多早期文学批评著作。如《翰林论》由李充编撰，今已亡佚。李注共征引3条，2条为题下注，1条为随文注。李充的《翰林论》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类似，都阐述了早期学者对于文学的观念和看法，是一部集作品与批评于一体的总集。

9.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卷二十一·诗乙·百一·应璩《百一诗》）[6]1015

10.李充翰林论曰：杨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义。（卷四十八·符命·扬雄《剧秦美新》）[6]2148

11.“品物类生，何有何无”一句李善注为：“李尤（当为‘充’）《翰林论》曰：木氏《海赋》，壮则壮矣，然首尾负揭，状若文章，亦将由未成而然也。”（卷十二·赋己·江海·木华《海赋》）[6]552

《隋书·经籍志》中没有留存关于《文释》的资料，而在《旧唐书·经籍志》中，《文释》十卷被放在总集里。李善注征引《文释》内容2条。

12.江遽文释曰：瓠巴，齐人也。（卷十八·音乐下·马季长《长笛赋》）[6]820

13.江邃文释云：管子曰：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今检管子近亡数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邃见之。（卷二十八·乐府下·陆士衡《乐府十七首·猛虎行》）[6]1293

虽说李善在注释时大量引用早期的文献资料，但引用集部的文章多用于解释题目中的人物、地点、源流。以此为线索，李注引总集虽不多，但唐前总集的编撰已经普遍流行，可方便作者注书以减少翻阅之劳。

在李善所征引的总集书目中，像《文章流别集》《翰林论》等许多著作不但收录了大量作家作品，而且具有早期文学批评的性质，可以视为早期文学批评著作。李善共征引了挚虞的《文章流别集》5条、《翰林论》3条，可见李善在注书过程中是见过并征引了大量的早期集部著作。《文章流别集》与《翰林论》都成书于晋，《文心雕龙》则成书于齐梁时期，虽然都是早期的文学批评著作，后出的《文心雕龙》所阐述的文学观念更加系统与深入。而李善对后者却没有直接征引，显然有其内在原因，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二）《文选》李善注引唐前文学批评的思考

通过对李注引总集的梳理可知，早期文人对于总集的认识尚不清晰。李注引集部著作的内容也多作解题之用。《隋唐文选学研究》曾对李注引集部文字的特点做过两点总结：一是除了不同作者的同名篇章外，李善引集部文字皆称篇名，而不称作者。二是李善所引集部文字，《文选》没有收录的篇章，则称其作者、篇名。[7]87

唐初人们对于总集的认识尚不清晰。文章评论之作，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隋书·经籍志》都归为总集类，因此《隋书·经籍志》是合《七录》文集录中的总集部、杂文部二类而成。从严格意义上讲，《文释》和《翰林论》并不属于总集之列。《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诗类著作部和赋类著作部，其中既有新的作品，也有对前人作品的注解。

对李注引总集类书目的梳理可以得出，李注引总集有以下特点：其一，李注引用书名时常常省略作者。《文选》李善注引总集书目一般称作者加书名，即李充《翰林论》、江邃《文释》、刘义庆《集林》、挚虞《文章志》。不知作者的称书名，如《歌录》。在前文已经提到的情况下，也可称书名，如《集林》。《古今诗苑英华》则免去作者，简称书名。张衡《南都赋》题下注，挚虞曰：“南阳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6]150李善注引文称作者，未指明出处，不知是承上文或是其他。其二，李善注引总集内容是用来解题的，阐释说明题目包含的名词、人物、时地、源流等。如引《歌录》内容几乎都是用来说明题目源流及其音乐类型的。

李善注引总集内容不多，但却给我们留下一个线索。为方便注书、减少翻阅查找之辛劳，注者会利用工具书。这也说明总集的编纂、流传在文学作品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注对《文章流别集》《翰林论》两者都有征引，《文心雕龙》亦归于《隋书·经籍志》总集类下，李注则只字未引。如果李善认为文章评论之作不过文人饭后谈资不具征引价值，却为何征引了《文章流别集》与《翰林论》？如果李善认为诗文品评之作对注释有参引价值，那更加系统完善的《文心雕龙》为何没有征引？这种情况下，探讨这一问题就需要关注《文心雕龙》的早期流传和接受情况。

二、《文心雕龙》的早期接受与李注探析

《文心雕龙》自成书即在当时产生了影响，其独到的文学观念逐渐成为文坛共识，拓展了士人关于文学研究的领域，在唐代士人群体中广为流传。李善必然看到过《文心雕龙》一书，但其是否作为征引注解《文选》的参考书目，则需要综合考虑。

（一）《文心雕龙》诞生之初的流传与接受

《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末年，成书之初并不为时流所称。《梁书·刘勰传》云：“昭明太子爱文学，深爱接之。”[8]711由于当时书籍流播主要依靠抄本，所以其流传的速度不会很快。昭明太子十分爱好文学，刘勰曾任东宫通事舍人，萧统对其十分赏识。但萧统对刘勰的赏识，是否因为《文心雕龙》，还是说对其编撰《文选》有影响，因为文献资料匮乏已难厘清。

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下》里所论文体与文学理念与《文心雕龙·指瑕》篇所云，两者文字无大出入。《文心雕龙》一书沈约经眼后“深爱接之”“大重”。其后流传中梁元帝得其所论，于《金楼子》中节录一二以至二者所论相似，亦未可知。总之，《文心雕龙》的一些文论观念在梁代流传开来，已然播于众人之口，成了文坛共识；虽没有过直接的思想交流或交锋，但间接的文论声音已然形成，刘勰也已成为文论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样不管认同与立异，交流或交锋，《文心雕龙》在梁代的回响已然产生。任昉《宣德皇后令》一首与《文心雕龙·原道》篇所写内容两相对照，都谈及对人格与动植之美的赞扬，无论二者是否有因袭关系，都可以看作时人在这些方面的共识。《梁书·张率传》载梁武帝于《敕张率》中认为司马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文心雕龙·神思》篇云：“相如含笔而腐毫，枚皋应诏而成。”[9]496

颜之推入隋之后，《颜氏家训》成书，《文心雕龙·宗经》篇先言“宗经”自然发端在前，而《颜氏家训·文章》篇说“夫文章者，原出《六经》”云云，两者虽有差异，但大致相同。《颜氏家训·文章》篇所论的文人人格道德也与《文心雕龙·程器》篇基本一致。同时《颜氏家训·文章》与《文心雕龙・附会》篇都将文学诸要素比拟为人身内外构造与精神世界。颜之推曾事梁元帝，那么其与刘勰文论颇有缘分之处也就好理解了。《梁书·文学传下》与《文心雕龙·程器》篇都列举文人的种种劣迹，行文思路相同。两篇文章开头都先言古今文人很少有名节自全者，然后以屈、贾等为例，虽然对其态度不同，但思路一致。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所言“声脱之丽”意在赞扬，而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则认为这离文章之本越来越远，是文弊的表现。

不难看出，《文心雕龙》成书之初，其影响辐射已经十分广泛并且在当时的文人圈内引起了很大反响。《文心雕龙》一书所阐述的精妙文论观点促进了当时士人的思考，这些早期的文论观念提升了这一时期的文论水准，其独到之处也为后世继承并流传下来。

（二）《文心雕龙》在唐初的流传与接受

唐初文学是在融合南北朝文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文心雕龙》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对南朝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艺术经验做了认真总结，又提倡“征圣”“宗经”，已有将南北文风进行融合的倾向。一方面，唐初君臣充分吸收隋及南朝灭亡的教训，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看重。文人推崇雅正，反对淫靡，对文学的不良影响十分警觉，《文心雕龙》标举雅正的文学观正是用来矫正绮靡文风的锐器。另一方面，唐初文学在艺术构思、风格、声律、比兴等技巧方面都继承了六朝文学艺术的创作成就，而《文心雕龙》对这些艺术经验也有深刻的总结。

唐初大量编修史书，在此过程中需要探讨史书体例，而《文心雕龙·史传》篇于此有精妙的见解，唐代史学家许多相关论述都来源于《文心雕龙》的思想。[10]8刘知几《史通》对《文心雕龙》评价甚高，认为其阐述的史学思想十分高妙。唐代也是一个诗的国度，《文心雕龙》所阐述的文学技巧在唐初备受重视，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上官仪《论对属》《六对》中所论就暗合《文心雕龙·丽辞》篇。唐太宗很重视《文心雕龙》，《荐举贤能诏》中对刘勰大加推举，视为人伦楷模。其用意就是为了振兴儒学，确立文学领域的审美价值标准。[11]316由于唐太宗的尊崇，《文心雕龙》的地位自然上升，其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房玄龄《晋书·艺术传》序曾引用《文心雕龙·辨骚》篇“真虽存矣，伪亦凭焉”。[4]2467姚思廉《梁书·文学下》与几乎同时结撰的李延寿《南史·文学传》中都有关于刘勰的叙述，而其所论也都突出《文心雕龙》的“论古今文体”。唐初群臣急于革新文风，去除齐梁文学的绮靡。时代关注如此，唐初文坛从《文心雕龙》中汲取理论滋养显然就好理解了。

唐初文学地域特点是北方“重浊”、南方“轻清”，大多文学家都希望突破这种局限，融合南北，像庾信和卢思道将其二者进行互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然在融合的过程中也会有互不相容的情况，故当文人在谈论这些文学热点问题时，《文心雕龙》和《诗品》便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刘勰与钟嵘文学思想的相互配合对南北文风融合发挥了积极效用。《南史》《梁书》为二人立传，包含了对两位文论家的尊重，也是着眼于现实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的接受同李善注《文选》的关联性

在对《文选》李善注引总集类书目情况与《文心雕龙》早期的接受情况作出一番分析后，我们需要探索李善的知识体系与李善注《文选》过程中对《文心雕龙》一书的态度。

李善的学术文字中言及《文心雕龙》的部分少之又少，仅《上〈文选〉注表》中数语有所关联：

窃以道光九野，缛景纬以照临。德载八埏，丽山川以错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义聿宣。协人灵以取则，基化成而自远。故羲绳之前，飞葛天之浩唱；娲簧之后，掞丛云之奥词。步骤分途，星躔殊建。球锺愈畅，舞咏方滋。楚国词人，御兰芬於绝代；汉朝才子，综韖帨於遥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长离北渡，腾雅咏于圭阴；化龙东骛，煽风流于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弥劭。[6]1

《文心雕龙·原道》则曰：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9]1

两段文字都认为文学的产生是对天地、山川、自然万物的摹写而立章生文。根本在于天地间自然万物自成文理之道，源于道等同于源于自然。李氏所论与《文心雕龙·原道》暗合，说明《文心雕龙》所阐述的文学观念为唐人共识，李善对此也有所接受，然认同与立异只是文学观念上的同与不同，并不能作为其未引《文心雕龙》的理由。

《文心雕龙》与挚虞《文章流别集》最初都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下。《文章流别集》全书散佚，现存只有附在后面的《文章流别论》。《文章流别集》既有论，又辑录了大量作家作品，而《文心雕龙》只是阐述文学观念，并未辑录作品。早期文学批评著作并未取得独立地位。而唐宋之后一些诗话、词话、史评著作激增，《新唐书·艺文志》将若干文评、史评著作附于总集类之后，虽未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但时人已开始关注此类著作。《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在总集外，都单列文说类，且将《文心雕龙》列为第一，此后“诗文评类”作品逐渐摆脱总集的附庸而走向独立。《四库提要》集部序亦称“诗文评类晚出”，这些文学批评类作品作为诗文的附庸，主要探讨诗文技法、义理，在古代大多为文人茶余饭后的兴趣之谈。

李善《上〈文选〉注表》谈到自己注释《文选》的情形：“故勉十舍之劳，寄三余之暇。弋钓书部，愿言注辑，合成六十卷。杀青甫就，轻用上闻。享帚自珍，缄石知谬。”[6]1李善自己非常勤奋，辑录书部各种文献，注明原典出处。李善在唐代“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从师承来看，老师曹宪“精诸家文字之书”，作为曹宪的学生，其注书风格也受其影响。作为一位博学广闻、积累深厚的学者，李注所作的工作更多是对文本进行考订与还原，追求客观性。《文心雕龙》中精到的见解对李善或有影响，但李注的出发点同李善个人“不能属辞”“书簏”的特点都表明《文心雕龙》不会成为李注的参引书目。

三、结语

通过对早期文学批评著作的溯流追源并结合李注对其态度的探析，我们可以发现，像《文心雕龙》乃至更早一点的《文章流别论》等早期的文学批评著作，其所阐述的文学观念、审美标准和对一些文章的评价，曾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时流所称、为后世所模仿。许多论及文章本体的观念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唐人对其承袭推举，更多用于文学革新等现实之用。李注虽未直接征引《文心雕龙》，但我们可以从有限的资料中窥得一二。《上〈文选〉注表》与《文心雕龙》的暗合，说明李善对《文心雕龙》的一些观念与评论是相对认可的。李注征引集部之书，主要用于解题、释义。早期文章评论之作虽为诗文之附庸，但其阐述的文学观念却成为时人共识并得以流传。

李注没有征引《文心雕龙》。首先，同李善的注书方式有关。其次，《文心雕龙》中精妙的文学观念虽为唐代文人所接受，但对李注并不具备参引价值。最后，李注所引总集类作品年代较早，不同于《文心雕龙》这种纯粹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往往还收录大量作品。李注引用这些书目而未参引《文心雕龙》是因为这类作品中包含了一些解题性的信息，符合李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