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圣愚形象的传承与嬗变
——以《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为例

苏崇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9)

一、关于圣愚现象

圣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拜占庭帝国，公元988年，俄罗斯从拜占庭引入东正教，圣愚现象也随之出现。“圣愚现象是东方基督教圣徒崇拜的独特形式，继承了拜占庭基督圣徒崇拜的衣钵，但却是俄罗斯宗教生活的一个独特现象”[1]。

17世纪以前，俄国城镇和集市上都会有一类东正教修士出没，这些人无名无姓、疯癫怪异、衣不蔽体，甚至一丝不挂，四处漂泊流浪，食不果腹，风餐露宿；同时嘴里念念有词，说的全是圣经语句和对未来的预知。修士疯癫反常的行为，正契合了东正教现世准则的两方面：自我贬抑与舍弃世俗。教会出于扩大自身权威目的，顺势将这类疯癫修士诠释为“为了耶稣的疯癫”(юродивый ради Христа)——圣愚。修士的解释是，尽管圣愚们奇特乖戾，痴癫怪异，但其特立独行正是通神的方式，能聆听上帝的声音，肩负着传播上帝旨意与拯救众生的重任，引领受苦受难者抵达至高至善的完美境界。信徒相信圣愚有天赐的神力，能够给人预言占卜，驱魔治病，对其进行仪式化的崇拜。教会专门有人为圣愚著书立传，俄国历史卷宗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圣愚名字；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把圣愚作为近侍一起出游；红场上的标志建筑圣瓦西里大教堂就是伊凡雷帝以跟自己交往甚密的圣愚圣瓦西里(Василий Блаженный)的名字命名的。

圣愚文化对于俄罗斯性格也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圣愚的行为规则由五组二律背反的概念构成:智慧——愚蠢，纯洁——污秽，传统——无根，温顺——强横，崇敬——嘲讽”[2]，这些矛盾统一的特性，正好对应着俄罗斯人性格中的非理性、两面性和极端性。圣愚现象对于俄罗斯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影响颇深。

二、俄罗斯传统经典文学的圣愚特征

“圣愚现象作为俄罗斯备受推崇的宗教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了俄国文学，向俄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典型的人物形象和行为模式。圣愚作为人物的原型出现在文学中”[3]。尽管随着彼得一世的宗教改革，宗教开始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彼得大帝不能再容忍民众对圣愚的崇拜，圣愚被剥夺了神圣光环，不再得到官方承认，在俄罗斯逐渐式微直至消亡；但其作为俄罗斯民族的群体记忆被保留下来：对圣愚的关注与留意由俄国十八九世纪文学家们继承下来。杨切夫斯卡娅(К.А. Янчевская)认为，“文学中圣愚现象是由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和文化中对于东正教的精神实质的浓厚的兴趣决定的，圣愚文学的现实意义与该时期文学家们对俄罗斯社会历史现状和今后发展之路的思量息息相关”[4]。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有圣愚特征的角色，圣愚式人物成为俄罗斯文学的经典群像。

(一)宽容博爱

纵观俄国经典文学，能发现诸多圣愚式人物，他们甘愿牺牲自我，同情其他受苦受难的人，以一种超乎常人的仁厚与博爱对待周围的人，哪怕这些人与他们素昧平生，甚至为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许多人物就具有这种大爱。例如，《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和玛丽，《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等。又如小说《罪与罚》中的索尼娅正是作家笔下宽容博爱的圣愚化身。伊万诺夫(В.В. Иванов)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愚角色展现出自己的道德和美学追求。正是借助这些积极的人物，作者得以表达自己最重要的宗教思想”[5]。作家笔下的圣愚角色映射出其本人关于宗教拯救和人自我救赎的深入思考。

(二)抗拒暴政

圣愚的言行方式是对世俗伦理的鄙夷与抛弃,而世俗的代表性标志之一就是至上的皇权。在俄国历史上，只有这些疯癫者，才能发出揭示真相的声音，他们在批判苛政强权、反对违拗人性等方面显现出来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历史上著名的圣愚圣尼古拉(Блаженный Николай)曾将一块生肉拿给伊凡雷帝，伊凡雷帝说自己是基督徒，在斋戒日不吃肉，圣尼古拉反问道：“你不也正在喝人血吗？”他这么说是告诫皇帝不要再滥杀无辜。“圣愚积极的一面在于他们有责骂世界的责任，揭露人间的罪恶，不受社会的礼节约束”[6]。圣愚舍弃了那些困扰人的权力、地位、金钱，可以完全从人的欲望之中脱离开，因而圣愚无畏于讲真理、说真话，这与俄罗斯文学中批判揭露黑暗与不公的创作意图是不谋而合的,是俄罗斯作家创造圣愚人物的重要原因。普希金剧作《鲍里斯·戈杜诺夫》中圣愚尼科尔卡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暴君鲍里斯说：“鲍里斯，鲍里斯，这些路上的小孩欺负我。请把他们处死，像你杀死皇太子一样。”他揭露了鲍里斯的夺权篡位与残忍杀戮。沙皇命令他跪下，尼科尔卡回答说圣母不允许自己向暴君低头。普希金笔下的尼科尔卡正是作品中良知、真理和无畏的代表，也暗含普希金自己对当时暴政君主亚历山大一世的批判。

(三)疯癫与救赎

俄罗斯文学有一种鲜明的使命感:拯救俄罗斯。俄罗斯文学始终站在宗教拯救的立场，力图通过对每一个人的精神救赎来解决俄罗斯的民族危机问题。俄罗斯文学讨论了精神救赎的多种途径，其中包括圣愚式自我牺牲的救赎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就是这样，外表癫痴，内心却是基督化身一般的纯净博爱：他爱的是阿格利娅，但为了拯救娜斯塔西娅却选择与她结婚，哪怕娜斯塔西娅只是利用他，“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展现出梅什金博爱到甘愿舍弃自己幸福、牺牲自我的圣愚救赎者形象。

三、后现代主义作品《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圣愚形象

苏联后期及解体之后，俄罗斯民族的信仰面临着缺失的危机，这时文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们开始了俄罗斯思想的寻根之旅，探求俄罗斯精神新的归宿与寄托。在文学界，随着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蓬勃发展，圣愚文学现象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流行开来，复杂而多样，肩负了当代作家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求索任务。

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Винедикт Ерофеев)的小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Москва-Петушки»)是谈到俄后现代主义文学不能不提的作品。这是“20世纪70—90年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艺术和哲学宣言”[7]。《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作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开山之作，确立了经典的地位。小说中的圣愚式主人公也是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圣愚形象的一个缩影。

主人公韦涅奇卡·叶罗费耶夫(Веничка Ерофеев)是个嗜酒如命的知识分子，刚被国有电缆厂解雇，穿着破旧短裤和散发臭气的袜子，酒气熏天地乘坐火车去往离莫斯科120公里之外的佩图什基：佩图什基是他心中的乌托邦，在那里有一个他朝思暮想的情人。韦涅奇卡在旅途中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不停自说自话，与天使对话，与上帝对话，与车厢旅客酒友高谈阔论，与撒旦交流；到了目的地后，被一群陌生人团团围住，被他们用锥子刺死。小说是以一个醉酒者自白口吻写的，语句显得语无伦次，逻辑混乱，却很好地造就了一个圣愚形象。

(一)《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的传统“圣愚”特征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完美地塑造了韦涅奇卡这一醉鬼形象，从其身上也可以看到许多传统圣愚的特征。

1.无根性

圣愚生而无根，死于无归。他们将拒绝尘世的舒适与幸福，把脱离最亲近的血缘族亲视为一种苦修，摆脱这些世俗之根，从而成为绝对精神的存在。在俄罗斯文学中，家庭往往成为限制人精神和自由的镣铐，因此，不少人物对自由的追求便是让自己成为切断亲属联系纽带的无根者。比如，日瓦戈和罗亭，韦涅奇卡也是如此。《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有这样一段主人公的独白：

我喝了整整一小瓶银铃兰后，坐在那儿哭啊哭个没完。我为什么会哭呢？因为我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她就再也忘不了了。“妈妈。”我说。说完就哭。接着又一句：“妈妈！”——说完，又哭起来。换个比我更蠢的家伙，就会始终这么坐着哭个不停。而我呢？抓起一小瓶丁香就把它喝掉了。您想会怎么样？我眼泪没了，像个疯子一样狂笑不停，而妈妈呢——连她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①本文所引用作品内容均来自《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一书，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著,张冰译.桂林:漓江出版社。

母亲是每个人日思夜想的最亲的人，韦涅奇卡一杯酒就足以把母亲名字忘到九霄云外，这样一个无牵无挂，处变不惊的圣愚形象，让人想起了《马太福音》中基督当着众人的面对其母亲呼道：“我与你有何相干，妇人。”因为耶稣是为赦免世人罪孽而化为肉身的救世主，众生平等，他的母亲也应该是普通的世人，他是以天主的姿态与母亲断绝了亲属关系，这同圣愚的无亲无故、无牵无挂相契合。

2.流浪

圣愚另外一个特征是流浪。圣愚的状态就是流浪和居无定所，俄罗斯经典文学中流浪也是一个常见的要素。罗杰克和乌里在《旅行文化：旅行和理论》中指出，“人、文化与文化产物永远处在交通流动之中，不同人在各种文化之间交流，而文化及其产物也不断移动、交流、旅行、融合”[8]。正是旅行和迁徙带给作者灵感，笔下人物浪迹天涯才能认识更多的人物，才能发生更多跌宕起伏的情节，才能更加丰富角色的内蕴。许多经典作品中的漂泊角色都与作家自身的漂泊经历有关：普希金从小就没有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孤独与饱经心酸让他塑造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样的漂泊者；屠格涅夫后半生都在异国他乡度过，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为人们塑造了一个流浪者形象——罗亭；《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也是整日各处游荡，无所事事，这与莱蒙托夫本人长期被流放的经历不无关系。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窥探到作家自身经历的点点滴滴。

韦涅奇卡前往佩图什基的旅途，也恰似圣愚的流浪和朝圣之旅，这同样与作者叶罗费耶夫本人的经历密不可分: 他生于遥远的西伯利亚，在孤儿院长大，直到30岁仍独身；尽管年轻时因为出众的语言天赋被莫斯科大学录取，但由于思想问题中途辍学，一生混迹社会底层，足迹曾遍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直至俄罗斯的北极地区。颠沛流离之苦也让作者对于流浪者有更多感同身受的接触和理解，其笔下的韦涅奇卡身上映照出俄罗斯历史上那些蹒跚远行的流浪圣愚的身影。

3.苦修

圣愚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彻底弃绝，包括财富、家庭、政治地位等等，甚至用来遮羞的服饰也舍弃掉，他们自愿承担人间一切苦难，认为只有在肉身接受折磨与惩戒时，灵魂才能更为纯粹，只有痛苦才能使人领悟到与上帝的联系。苦难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基本元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伟大的人民就像野兽一样成长，千年期间一直经受着巨大的痛苦，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都未必能忍受这些痛苦，但我们的人民会在这些痛苦中更加坚强，更加紧密团结。人们懂得自己的基督，因为他们在许多世纪里经历了许多痛苦，从过去一直到今天，在这种痛苦里他们始终能听到上帝的声音”[9]。

俄罗斯文学中看到的是人民面对苦难时的痛苦、隐忍和精神完善，人正是在历经磨难后才能得到灵魂的升华，这与圣愚经受饥寒交迫、身心折磨和遭遇世俗偏见后才能得到修为是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罪与罚》就有这样的体现：拉斯科尼科夫杀死了老太婆，经历了漫长的惶恐、困惑与痛苦的煎熬，在如此地狱般的精神煎熬之后，选择自首，与索尼娅一起走上自我惩罚之路——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同时也是赎罪与解脱之旅。

而《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的韦涅奇卡也同样如此，在生活中可以说是一个倒霉蛋：处处受人排挤，遭人冷眼，“底下的人把我当做工贼、走狗，上面的人则认为我是一个脑子不正常的怪物。社会底层对我不待见，上流社会谈起我便不能不失笑”；在商店里被店员误认为是来捣蛋的酒鬼被连人带箱子一起扔到马路上；韦涅奇卡把生产进度表替换成饮酒进度的个人图表因而遭到了免职，仅仅当了五个星期工程队突击队长就成了失业者；文中许多人对他的称呼和评价都是“孬种”“傻瓜”“话痨”“疯子”；下车之后突然遭到一群人的追杀与毒打，莫名其妙被人用锥子刺中喉咙而丧命。这一路上他还伴随着宿醉的恶心不适与无休止的呕吐的煎熬，抱着可以马上到达自己朝思暮想情人所在的鸟语花香的圣地佩图什基的幻想，而甘愿忍受这一切，佩图什基就是他的期待，他的终极追求，他的伊甸园似的彼岸世界。这些都是对传统文学的圣愚受苦受难的历程的摹写和改编。

(二)《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圣愚的新特性

除上述这些传统的圣愚特点，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的当代圣愚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形式和内涵。

1.圣愚成为主角，与作者同名

传统经典文学中圣愚角色通常是一个脸谱化的角色人物，作家们有意突出其宗教的虔诚性、现实中的窘迫挣扎和内心的恬静升华、对于暴戾苛政的针砭，以及对于下层人民的关怀救赎，一般是作为一个次要角色，与主角有交集和联系，可以是一个精神或宗教层面的坐标。例如，在托尔斯泰的《童年》中，圣愚格里沙就是个次要人物，托尔斯泰细致描写了主人公幼年时在晚上观察格里沙夜晚的祷告的情景，为其成为小说主人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重要引路人埋下伏笔。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圣愚角色一跃升为主角，这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创作风格的怪诞与不合逻辑之风与圣愚在说话做事上的反常与异类风格高度契合，主角戴上圣愚的面具，他们的怪异言行最能淋漓尽致展现后现代主义文学打破常规、返璞归真的宗旨,“圣愚能将严肃的道德说教和自由游戏完美结合，使作家避免了主观道德评价，从传统‘导师’角色转向客观叙事者，实现了真正的零度写作”[10]。许多后现代作品都把圣愚作为文本主角、叙事者与中心，这是后现代主义作家在语言手段和创作视角上的另辟蹊径。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主人公与作家本人同姓(叶罗费耶夫)，但却不是作者自传体小说，作者既想让读者在阅读时具有强烈的代入感、亲近感，也有意避免这个角色成为自己的化身，淡化读者的第一印象，竭力让角色独立出现在作品中。用间离效果将观众隔离，获得情节的陌生化和抽象化处理，引起观众的阅读停顿，引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引出作者的批判。这种现象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也是非常常见的，“这种文字游戏有两个目的：保证作者的安全性和给读者更广阔的解读空间：作品需要多元化解读，作者不应该成为意义垄断的主体”[11]。在用同名人物拉近与读者之间距离的同时，又保持客观性与中立性，将评价主人公是非好坏的权力放交于读者。

2.圣愚肖像的增补

如果说经典文学创作之中圣愚的特质绝大多数来源于使徒行传和圣经传说的描写，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学就是因地制宜，对圣愚特征进行增补再加工，注入新元素。沙罗夫《圣女》中的维拉除了圣愚特质，还有浪荡的属性；萨杜尔《奇异的村姑》中的村姑还有无穷的魔力，科罗廖夫《残舌人》中的圣愚形象木木从外表看就是一个畸形人……后现代主义作家不仅将圣愚形象局限于经典文学与圣经读本，他们紧贴时代赋予其的标签，展现一种时代性与迫切性，反映了近当代俄罗斯的人文风貌和思想风潮。而《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主人公韦涅奇卡就是“酒”与“圣愚”的统一体“醉酒的圣愚”，酒与醉成为作家解构与颠覆官方意识形态与宗教绝对权威的工具。

在作家笔下，酒成为俄罗斯所有男人女人赖以为生的必需品，全书提到酒的种类多达十几种，劝酒、饮酒、醉酒都是书中反复出现的情景。酒相当于他们的一种媒介，人们借助酒进入一种狂欢式的生活，那里没有日常生活的等级和禁令，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不分高低贵贱，处处充满狂欢节般的笑声，用酗酒、醉酒来离析崇高与权威。不仅韦涅奇卡这一趟火车之旅从上车到下车都是不停地喝酒，车厢中乘客的谈话也是三句不离酒，甚至在他们口中所有人都酗酒：果戈里、契科夫、席勒的创作都是离不开酒的，赫尔芩只有借着酒劲才敢领导民粹运动。在小说里只有酒才能满足人们空虚的精神生活，才能把沉重的包袱扔掉，享受暂时的解脱；但同时酒又是一切坏事的导火索，甚至主人公因为醉酒最后居然稀里糊涂地与佩图什基背道而驰，烂醉如泥后阴差阳错坐回了莫斯科，并招致死亡。毫无疑问，韦涅奇卡这一当代醉酒圣愚的死，不仅仅归咎于酒，更多的是社会和群体对他的冷酷无情，让他在生活中心灰意冷。酒能让他获得片刻的欢愉，却拯救不了他颓败的命运。

3.去神圣化和去经典化，讽刺性加强

传统圣愚对上帝是无比虔诚的，无论他们的举止多么不得体，多么放荡不羁，他们永远是最忠实的信徒；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上帝都能成为当代圣愚揶揄讽刺的对象。小说中韦涅奇卡具备能直接同上帝、天使、撒旦对话的能力，但他却在烂醉中邀请上帝与他同饮，语气充满了轻浮与不敬，他与同乘乘客的聊天内容往往是将《圣经》与市井街头骂人话和荤段子杂糅在一起，让宗教的神圣性和崇高性全然无存。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特征：破坏那些既定的教条，为神圣化、仪式化的事物进行脱冕，还原文学的本质属性，引领读者扪心自问，找寻自己的心之所往。

再者就是后现代文学中讽刺戏谑的加强。小说主人公韦涅奇卡极尽调侃之能事，在时而大醉、时而酒醒的情况下，将俄罗斯的经典作品进行戏仿和改编，以觥筹交错和喃喃自语的方式将它们进行脱冕解构。书中模仿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典话语：“人的一生只有一次，他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那就是不要在配方上犯错误。”这是后现代主义中常见的互文性手法，“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大量引用文本。其目的在于打破权威和经典，或者重塑诠释经典和神圣……作家引用文本包括世界经典作品的语句、苏联时期作品中的情节或人物，甚至民间用语，在艺术手法上运用暗示、隐喻、寓意、联想、巧合、列举、跳跃等手段，创造出一个特殊文化语义场”[12]。叶罗费耶夫以醉汉的口吻揶揄官方宣扬的主流思想，打破了固定呆板的主体意识形态，将严肃性与崇高性进行降格和世俗化，解构经典与权威，为圣愚形象染上了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

4.作家对圣愚角色态度的转变

正如前文所讲，圣愚的蔑视权力、追求永恒真理与拯救苍生，与俄罗斯作家的那种天生使命感不谋而合。19世纪文学中的圣愚形象大都受到作家青睐和肯定：普希金刻绘圣愚人物是其对于暴政的控诉和对人人自由平等的追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圣愚式人物是作家本人宗教精神的寄托；托尔斯泰笔下的圣愚角色反映的是其对博爱救世的苦苦思索。圣愚身上展现出的不畏强权、忍辱负重、仁爱深邃为文学家所称道，他们的癫头癫脑与粗俗无礼等消极特征都被轻描淡写或者直接理解为高度的虔诚与纯粹。

但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圣愚形象却没有被作家们褒扬，有时甚至沦为嘲讽的对象。韦涅奇卡深夜被人钉死在路上，这样的死法讽刺性模仿了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对于他的死，上帝保持沉默，天使们在嘲笑，认为他是罪有应得：因为之前他说和做了太多对上帝亵渎不敬的事，他的死就是缘于违背天意，被上帝判了死刑。“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且永远也不会醒来了。”作者以一种轻描淡写的独白口吻让小说戛然而止，读者甚至感受不到死亡的沉重和哀伤情绪，甚至可能还为一个满口胡诌、口若悬河的醉鬼终于闭上嘴而感到轻松。

四、结语

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不再拘泥于主导意识的桎梏，试图通过自己的笔墨把俄罗斯文学文化回归到其本来的面目：本真的内容，多元化的思想，圣愚成为其创作的着力点。圣愚现象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俄罗斯民族心智与性格影响极深；文学深受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历来就有吸纳引入宗教中圣愚情节和人物角色圣愚化的传统。圣愚角色的背后是当代作家对于俄罗斯民族新的思索，隐藏着其对俄罗斯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精神世界的诸多思考。《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韦涅奇卡这样一个醉酒疯癫的新圣愚形象，寄予了作者的心声：在苏联大厦将倾之际，对尖锐社会历史问题的剖析与反思，对人性的回归的呼吁与期盼，对俄罗斯民族前途命运的发问与探寻。圣愚书写毫无疑问是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学和俄罗斯社会民族转型期精神实质的完美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