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视角下“林译小说”的叙事建构主体性研究

汪 琳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林纾是我国翻译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在翻译方面更是名扬远播。他虽未出国门一步，不懂外文，却成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1]，对国人和我国的近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林纾和“林译小说”向来成为学界研究的重镇之一。有的学者着眼于林译本语言层面的研究，有的学者着眼于林译的副文本研究，有的学者着眼于林译本背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特定历史语境下译者在译作中做出的各种增删改编等现象，对译者的政治动机和目标的日益关注。笔者尝试运用Mona Baker 的叙事建构理论，考察林纾在晚清“救亡启蒙”和中西文化交错的叙事语境下，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通过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用、标示式建构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的策略在译文中建构新叙事，从社会现实和变革、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方面去影响叙事，实现其启蒙思想，救国保种的政治目的。

一、叙事学和译者的叙事建构主体性

Mona Baker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一文中，结合社会学和交际理论中的概念，阐释了翻译与政治、权利和冲突的复杂关系，并探索了翻译参与社会叙事过程的方式。不同于叙事学或语言学关注叙述文本中叙述方式、结构模式的实现，Baker所说叙事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故事，是公共的和个体的故事，包括所有体裁和模式。Baker还指出叙事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现实，也可以参与建构社会现实。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绝对“客观”地观察叙事，因为“人们‘内嵌’于各种叙事之中，叙事是人们理解、体验和参与社会现实、形成社会身份的基本方式”[2]。

Baker合理利用Somers & Gibson 所提出的叙事的四大核心特征，即时间性、关联性、因果情节设置，以及选择性采用，揭示了各种叙事策略在现实语境中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基于这些叙事的核心特征，Baker采用建构这一广义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积极地斡旋策略，通过这种策略，人们有意识地参与对现实的建构”[3]161。Baker指出：“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翻译本身都可被看作是一种建构”[3]161，突出强调翻译作为叙事，起着建构现实而不仅仅是反映现实的作用。译者可以通过重新协调这些叙事特征，实现其在目标语境中建构和重新建构叙事的目的。他们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可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选择一定的叙事立场和观点，通过框架重置的方式，“采用各种建构策略，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强化或者弱化他们参与传达的某些内容”[3]159。具体来说，Baker提出译者可以通过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用、标示式建构和人物事件的再定位的策略来强化、削弱或修改源语文本中叙事，从而参与到建构目的语社会现实中。

Baker对译者参与叙事建构策略的阐释，充分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意识，也赋予了他们“再叙事”主体性和能动性，即“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4]。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这种主观能动性表现为译者作为叙事建构的主体和叙事传播的中介，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翻译任务，进行简单的语言转码活动。受个人叙事经验、译入语社会集体叙事和公共叙事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译者在引入新叙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被引入叙事与目标语叙事进行调节，要么调节对方的叙事使之适应目标语原有的叙事，要么调节目标语的叙事使之适应对方的叙事。正如黄海军指出：“在某种特定的文化语境下，译者往往通过故意的、有意识的选择行为、组装行为、构造行为、编造行为，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伪造行为，拒绝某些信息、伪造和制造密码来参与叙事传播的过程”[5]。可以说，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叙事建构的全过程，无论是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文文本的解读，还是对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总会根据自己的叙事立场，在对原文叙事的颠覆和妥协中，采用各种叙事建构策略凸显或弱化原文本中的叙事。

二、“林译小说”叙事建构中的主体性

晚清的中国早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内忧外患不断加剧，国人的忧患意识不断增强。一方面，始于“士”这一阶层的“救亡启蒙”的主流叙述，影响到公共叙述，最终演变成整个民族的文化叙述[6]。另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引入，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也受到巨大冲击。为此，林纾总会有意无意地在原文和译文叙事的范围内发起干预，对已形成的叙事进行修饰或重新阐释，使原叙事更加凸显或隐蔽，参与目的语社会的叙事建构。下文将结合林纾译本的选择、译笔的使用及译文主题和内容，从时空建构、标示建构、文本素材选择性采用及重新定位人物事件的叙事策略几方面，进一步阐释林纾在面对西方叙事的冲击时，如何发挥叙事建构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到建构晚清的社会现实中。

1.时空建构下的叙事主体性

时空建构是指“选择一个文本，将其置于另一个时空语境中，新的语境将使该文本的叙事更加凸显，并引导读者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叙事联系起来。”[3]170考虑“文本或话语的含义和解释空间从来都是由它所处的时空语境决定的”[3]170，译者在将翻译文本引入目的语时空语境时，既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审美需要和文学规范等，也要顺应当时社会公共叙事的需要。晚清时期，“救亡启蒙”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叙事。为此，林纾往往会选择符合晚清社会主流叙事需要的文本，以凸显自己的叙事立场。

首先，从翻译文本的体裁来看，林纾翻译的多是小说。究其原因，庚子国难后，梁启超等爱国志士认识到小说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是开明智、新民德、鼓民力的思想利器。于是，他们将“救国保种”的主张寄托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已经予以重视的小说上，发起了“小说界革命”，“赋予小说神圣而沉重的历史使命与政治责任，确立了以小说‘改造国民性’的信念”[7]。怀揣着救国保种，振兴中华的理想和抱负，林纾主动投入到这场文学救国的运动中，前后翻译了180多部西洋小说，希望自己的译作起到改良社会，激励人心的作用。林纾从事小说译介活动实质上是其“参与社会、改造文化、经世济民的实业活动”[8]37，充分反映了其积极顺应当时社会文学救国叙事需要的主动性。

其次，从翻译文本的题材来看，林纾翻译了爱情类、政治类、冒险类等多种类型的西洋小说。就爱情类小说而言，如果说其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寄托了更多的个人情感，排解丧妻之痛，那么后续一些爱情小说的翻译则会结合当时社会爱国、革命的叙事需要。如翻译《不如归》时，有意淡化小说的爱情主题，凸显战争主题，并以“爱国”置换“爱情”，在爱情小说中挖掘爱国主题。在翻译不少言情类小说之后，林纾还直言其“行将摘取壮侠之传，足以振吾国民尚武精神者”[9]135。可见，他十分重视将译介小说同反对外敌、自强独立结合起来，以顺应晚清爱国、革命、尚武的叙事主题，突出“救国启蒙”的叙事需要。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正值美国实行排华政策，许多曾为开垦美国西部作出贡献的华人在美受到歧视，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林纾选择翻译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增加当时翻译叙事的可信度和接受度，激发国人奋起抗争，保国保种的勇气。此外，林纾还会选择一些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的政治类、冒险类、尚武类、军事类小说，如《撒克逊劫后英雄》《鲁滨逊漂流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等，通过赞颂或展示小说主人公面对困难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精神和反抗精神，激励国人变革社会，免于受劫被奴役的命运。这些翻译文本的选择都是林纾出于“救亡启蒙”的叙事需要，也体现了其借助译本中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启蒙国民参与到晚清社会主流叙事建构中的主观性和能动性。

2.标示建构下的叙事主体性

Baker认为小说、学术著作和电影等作品的标题“一般不构成有争议的对立体系之组成部分，但在翻译过程中却同样可以用来有效建构或重新建构叙事”[3]197-198。这意味着译介文学作品的标题在参与建构目的语境叙事中的积极作用。从这一思想出发，译者可以通过标示式建构的方式对译本标题加以调整，以重新建构出与当前主流叙事相一致的叙事。林纾为了突出自身的叙事需要，往往在译名的翻译上做文章，通过建构新标题来凸显新叙事中的主题思想。

一方面，为了增强当下小说翻译叙事的吸引力和接受度，林纾多在译文的书名中添加了我国传统文学中书名常用的尾词“遗事”“录”“述”“传”“志”等，如《迦茵小传》《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等。这迎合了传统文学叙事的规范，有利于为晚清读者构建出他们所熟悉的阅读对象，使读者看见书名就能大致了解小说叙述的人或事，避免在书名上给晚清读者设下障碍。以《大卫·科波菲尔》为例，原作以人物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林纾将其改译为《块肉余生述》。其中“块肉”指遗腹子，“余生”表示我的一生，再加上“述”字，既有利于指出小说主人公的身份，也赋予小说真实感。另一方面，受我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林纾会将蕴含中国伦理观念的“忠”、“孝”等文字嵌入到译本的标题中，如他将Montezuma’s Daughter(《蒙特祖马的女儿》)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Old Curiosity Shop(《老古玩店》)译成《孝女耐儿传》，Dr. Johnson and His Father(《约翰逊博士和其父》)译为《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通过在标题中添加“忠”和“孝”，林纾将记录个人经历的叙事重新建构成与中国传统伦理规范相呼应的叙事，更容易引起晚清读者的情感共鸣，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而且在标题中使用读者熟悉的词汇能够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为读者营造熟悉的阅读体验。

随着标题的相应微调，译者也可以通过使用词汇、用语或短语来识别人物、地点、群体、事件以及叙事中的其他关键元素，使读者对当前叙事产生反应。林纾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会对其译作中的相关词汇、短语及内容做相应的调整和修改，以配合新标题的叙事立场，实现其重新构建与当前主流叙事相一致的叙事目的。林纾在《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中“添加‘孝’字，把小小童子‘出百死奔赴’改写成完全出于“孝”的力量”[8]97。其也会把正常的人类情感，如亲子之爱、宗教教义等都“改造”成中国儒家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忠”“孝”“仁爱”。林纾之所以在译文中构建出符合当时社会伦理规范的叙事，是为了使译文更易为晚清读者接受，从而更好地发挥小说在国人中的教化功能。无论是对译文标题，还是对叙事中标示性词语的加工和改造，都体现了林纾发挥叙事重构的主体意识，凸显了其叙事立场。

3.文本素材选择性采用下的叙事主体性

文本素材的选用是指通过省略或添加的方式来抑制、强调或者铺陈原文中隐含的叙事。一般来说，“阐释一个连贯的叙事，不可避免地会选择经历中的一些元素，排斥另一些元素”[3]110。而且在一些时代气息格外强烈的文本中，译者经常对素材的某些内容进行适当的增补、省略或改写，以“选择性挪用”的方式建立起作品与主流叙事的关联。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对原文本内容的保留、删减或改写都充分展示了译者的参与建构叙事的主体性。

晚清时期，“救亡启蒙”成为社会公共叙事的主流。为了突出这一叙事主题，林纾往往根据自己叙事立场的需要，通过对翻译文本的某些叙事内容进行删除、添加和改写，强调或者抑制源文本的某些叙事，以凸显启蒙思想、救亡图存的叙事立场。以《黑奴吁天录》为例，原作的宗教色彩浓郁，包含了很多关于宗教教义和故事内容的叙述，如小说很多章节的开头都引用了《圣经》中的引文或宗教诗歌，小说还详细描述了汤姆如何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从中获取或给予他人精神慰藉和力量等。林纾竭力遏制和弱化原文本中反对奴隶制，并同时宣扬基督教义的叙事主题，并解释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去其原文稍繁琐者”[10]2，从而引导读者偏离原作的叙事立场，搭建与当时社会主流叙事相契合的再叙事。同时，为了凸显自己的爱国、革命叙事立场，林纾又借黑奴乔治之口，增加了爱国保种的叙述，一再强调家国意识，抒发其救国保种的思想情怀。如此一来，林纾将一部反对奴隶制且带有宗教色彩的小说变成一部激励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救亡图强的爱国小说，更有利于激发晚清国人反抗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林纾时不时地添加、删减，甚至改写原文叙事的某些方面，“是由于其已内嵌于叙事之中，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去宣传和传播叙事的策略”[5]，充分展现了其借“小说小道”参与当时社会叙事建构的主体性。

除了迎合当时社会“救亡启蒙”主流叙事的需要，林纾还会考虑中国传统伦理叙事的规范。中国长期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男尊女卑、男女之间发乎情，止乎礼的思想在晚清社会依然根深蒂固，这与西方男女平等、男女之情的思想大相径庭。因此，林纾在引入西方文学作品时，受个人主体意识的影响及当时社会背景下读者的接受度，对原文叙事进行一定程度的删减和改写，增加男性优越意识和维护男性尊严的叙事，使其更容易被目标读者所接受。如《黑奴吁天录》中爱密柳和丈夫说话时的平等语气被改写为女性在丈夫面前的谦卑恭顺，海留初见女奴意里赛时，色眯眯地对其上下打量的大段描写被“上下周彻，尤商贾之家觑得美货焉者”[10]4概之；再如《迦茵小传》中有损男性权威的细节被删减或改写，迦茵与亨利恋人间的举止亲昵也被弱化[11]。这样的改写迎合了男尊女卑、男女间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伦理叙事需要，使译文更贴近目标读者的期待。也很好地诠释了其在译文中重新建构符合中国传统儒家道德规范的叙事主体性。

4.人物事件再定位下的叙事主体性

在叙事过程中，因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和角色不同，以及参与者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不同，译者在参与叙事时都要自觉地有意识地使用合适的语言形式，寻找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语言来传递思想、表达感情。具体表现为译者可以通过灵活运用表示时间、空间、方言、语域、特征词，以及各种识别自我和他人的语言手段来 “精心安排参与者之间的时间和政治/社会关系，积极参与当前叙事乃至上一级叙事的重新建构”[3]202。

晚期时期，随着“言文合一”思潮的发展，裘庭粱提出的“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广为传播。尽管如此，林纾仍然弃白话而选择用文言文翻译西洋小说。究其原因，一方面，林纾自幼饱读经、史、子、集，古文造诣深厚，用文言译介西洋小说游刃有余，往往出现口述者未尽其词，而林纾已书在纸的情况。另一方面，文言文仍是当时的官方语言，又是士大夫阶层熟悉和喜爱的书面语言。在林纾看来，当时翻译小说的读者绝大多数为传统文人和文人士大夫阶层，拟古的语言满足了译文读者对译文语言的期待，从而有助于吸引他们阅读兴趣。此外，士大夫阶层仍然把握着政治话语权，青年知识分子又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助推器，需要借助他们的亲睐来提升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让国人借阅读西方小说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问题，并重新认识到“救亡启蒙”的重要性，最终推动社会变革。因此，林纾定位的目标读者绝不仅仅限于能识字断文的普通百姓，更要将目标读者框定在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林纾通过运用文言文这一语言手段将读者框定在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又通过对定位自己和读者社会关系的重置来增强小说的社会价值和地位。这种语言选择的层级化，进一步参与了对阅读中不同人物的再定位，反映了其积极参与当时社会重新建构的主体性。

此外，林纾还利用包括译序、跋、例言、译余剩语等在内的副文本来改变译文叙事中读者、事件和参与者的关系，译者和文本的关系，参与到晚清社会“救亡启蒙”的叙事中。林纾会告戒当政者或者青年学生，如在《黑奴吁天录》的序和例言中分别说道：“因之华工受虐，或加甚于黑人”[10]2，“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10]3，提醒国人引以殷鉴；又在跋中称赞日本人与美抗争的行为，发出“勇哉，日人也！”的感叹，激励国人奋勇抗争。在《雾中人》的序中，也直言：“敬告诸读吾书之青年挚爱学生，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羡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之盗也”[9]150；在《撒克逊劫后英雄》序中说道：“此书果令黄种人读之，亦足生其畏惕之心”[9]89，进一步引导读者的思想意识，实现其救亡图存的翻译目的。此外，林纾还会在序中将西方的叙事方法与中国的传统叙事作类比，认为“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9]139，并言外国小说“往往于伏线、接务、变调、过脉处，以为大类吾古文家言”[9]88。这种类比虽然有些牵强附会，却能拉近译者与读者、译作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实现其参与建构晚清叙事的目的。

可以说，文言笔法的使用增添了小说中人物对话和情节描写的雅致色彩，满足了士大夫阶层固有的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也缩小了小说与士大夫阶层之间的鸿沟。副文本添加也有利于警醒当政者改良社会，挽救国家于危难。这都反映了其积极参与当时社会重新建构的主体性。

三、结论

林纾作为建构叙事的主体，通过选择合适的译本、运用精彩的译笔及更改译文主题和内容等方面积极参与到当时社会的叙事建构中，强化了晚清“救亡启蒙”的主流叙述需要，实现了其启蒙思想、救国保种翻译目的。林纾的成功告诉我们，译者作为民族文化叙事建构的重要参与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参与目的语社会现实的建构，以彰显其叙事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了适应目的语社会变革的需求，他们可以根据其所扮演的角色、所处的立场、目的语的社会语境及其翻译目的，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叙事策略去影响叙事，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事实证明，叙事学开阔了翻译研究的广阔视野，对翻译在社会文化中的建构作用有很强的解释力，也对译者翻译中的各种删减改编等行为具有较强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