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之欺 象征之囿 实在之伤
——对《长日留痕》主体建构的拉康式解读 *

柯 智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长日留痕》是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重要作品，小说讲述了20世纪中期英国男管家史蒂文斯在达林顿府工作二三十年后，接受新主人法拉戴先生的建议，驱车周游英格兰西部乡村的六天旅行。

从作家石黑一雄惯于采用的回溯性叙事来看，人类亦真亦幻、充满复杂和吊诡的精神世界一直是他关怀的对象。目前已有的研究已注意到《长日留痕》叙事中的主体建构问题，主要围绕主体建构的作用来讨论，如袁小明[1]阐述“经历”对“认知”的影响，探讨史蒂文森如何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汪丽[2]揭示主人公的记忆对历史与当下的反思和重构的双重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为充分理解主人公的精神困境，我们更需要了解主体存在的结构性因素和主体的生存秩序，即是什么因素在结构和运作着主体建构。拉康的三界论相对于揭示主体真理这一任务而言，具有“发生论意义上的考古学功能”[3]。基于此，本文拟以拉康的“三界”框架为基础，探讨小说主人公主体建构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解读作者对主体建构和社会制度建设的追寻与关怀。

一、想象之欺

在想象界，主体对“镜像”形成自我认同,抵达并拥有一个完整的自体知觉，形成“理想自我”。然而，破碎的自体感和想象的自主性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导致自体与自我变得混淆。

(一)被误认的“理想自我”

在想象的自我建构中，史蒂文森遭遇的先行性诱导来自于同是英国管家的父亲。史蒂文森在文中多次论及父亲的影响，认为他是“‘与其地位相称的尊严’的典范”[4]。尽管这位父亲的身份更像是职业导师，但其称颂的价值观已深入史蒂文森的自我，使史蒂文森被一个名为“杰出”和“尊严”的自我形象捕获，并由此获得掌控的错觉。

在文中，史蒂文森对“杰出”和“尊严”的解释是“绝不为外部事件所动摇，不论那外部事件多么让人兴奋，使人惊恐，或是令人烦恼”[5]。为进一步向读者勾勒出理想自我，史蒂文森谈及最多的是父亲喜欢重复的一个故事：一位男管家随同主人旅居印度，在某天下午，这位男管家在餐桌下碰到老虎后遇事不惊，在轻声请示主人之后，隐秘地枪杀了老虎，此后晚餐如常进行。此外，他还通过另外两个事例说明父亲的“杰出”：一是父亲面对客人对自己的侮辱面不改色，而面对别人对主人的侮辱却义正言辞地拒绝；二是父亲在服侍因错误的军事行动导致自己儿子牺牲的军人时从未表现出愤怒。从三个事例的互文意义看，父亲的愤怒和烦恼等同于那只餐桌下的老虎，餐桌下的“老虎”应当被枪杀，个人的“兴奋”、“惊恐”与“烦恼”则应被扼杀。让史蒂文森引以为傲的理想自我，名为“杰出”和“尊严”，实为对个人情感的否认，对个体欲望的压抑以及对个人空间的否定。

(二)异化

为维持“理想自我”的统一性与一致性，一旦遭遇到破碎和异化的经验，史蒂文森的自我便通过回避、否定、拒绝，自我欺骗等方式进行争斗。

游走于“会客厅”“肯顿小姐的房间”和“父亲的房间”，史蒂文森的自我充满扭曲的矛盾与争斗，无法直视自体的情感欲望，也无法接受他人的情感投射。史蒂文森为了“杰出”和“尊严”变得过度克制，偏执乖戾；在亲情方面，面对需要照顾的父亲，史蒂文森在“会客厅”和“父亲的房间”之间选择了前者。在爱情方面，史蒂文森否认自体对情感的渴望，肯顿小姐离开前最后一次试探其感情，然而，史蒂文森仍在“会客厅”和“肯顿小姐的房间”之间选择了前者。

二、象征之囿

在象征秩序中，拉康提出“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结构”[6]。与想象界类似，主体在象征符号和主体建构之间再次经历异化。

(一)被规训的“自我理想”

在象征界，主体象征性认同完成的关键在于主体对象征秩序的确认。提起达林顿勋爵，史蒂文森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提及“正义”“道德”与“绅士”，表面上，史蒂文森在言说自己对主人的忠诚与仰慕，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忠诚和仰慕所捕获和支配的主体。作为被认同的对象，达林顿勋爵通过规训让史蒂文森认识并服从于父亲功能、父法或父之名，不仅要求“怎么做”，还要求“不准怎么做”。首先，勋爵认为自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从事的事业“无上荣光”，并将这种荣誉感缝合到史蒂文森身上，让其相信从事的是“相当大反响”的工作(怎么做)，而这意味着“不允许去冒可避免的危险”(不准怎么做)；其次，达林顿认为，“民主是适合某种过去时代的东西”，只有以达林顿勋爵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贵族才具有无上的权威，是正义的化身和道德的代表。这意味着普通民众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精英阶级(怎么做)，没能力、也无权参与政事(不准怎么做)。

在达林顿勋爵的规训下，史蒂文森的主体在象征秩序中获得某种身份性的存在，形成“自我理想”。史蒂文森的职业观名为忠诚，实为愚忠与盲从，称“整个世界就像是一个轮子，围绕这些豪宅旋转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寻找途径以接近这个中心。”在这里，隐喻着资产阶级权利机构的“豪宅”，成为隐喻着象征结构的“整个世界” 的中心。正如拉康指出，“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7]。 史蒂文森的“自我理想”是以达林顿勋爵为代表的帝国时代资产阶级贵族的理想，是他者的理想，是他者欲望的欲望。

(二)异化

由于“自我理想”构建于他者场域，主体的存在总有一部分无法被象征秩序所接纳所实现，因此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异化。

“自我理想”首先带来的是“不可能性”。“不可能性”，就是“主体在他者场域的认同不可能完整”[8]。 尽管史蒂文森甘心接受象征秩序的切割，但这并不代表其主体能够完全认同勋爵那些具有“训诫”意义的象征符号。谈及达林顿勋爵解雇两位犹太女仆的事件，史蒂文森表面上积极维护主人形象，称是“偶然的事件”，也用同样的训诫劝导肯顿小姐，“有诸多事情都不是你我的位置能够理解清楚”；然而，一个无法被训诫同化的无意识主体在后文也得到体现：他向肯顿小姐承认，“那样做并不正确，而且也不公平。那整个事件曾引起我极大的忧虑。”

其次，“自我理想”带来的是 “剩余”。所谓剩余，就是那个“被切割掉的东西，被掩藏在无意识结构中无法被象征化的东西，那个时常出现在梦境中口误、玩笑、症状中引发主体的创伤性回想的东西”[9]。史蒂文森那些充满矛盾的“口误”，均显现出无意识层面被训诫切割的“剩余”。而这些“剩余”，恰恰是“忠诚”的对立面，即史蒂文森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爱情的渴望。在文中一开始，史蒂文森便信誓旦旦称“他(勋爵)本质上是位完完全全的绅士，亦是我今天深感自豪曾将我服务的最佳年华为之贡献的人”。 然而，在多赛特郡，面对勤务兵有关达林顿勋爵的问询，史蒂文森却闪烁其词，并故意和勋爵保持距离，称 “这位美国绅士从达林顿家族手中买下了那幢房子”。

而“剩余”也同样出现在有关肯顿小姐的叙述中。为迎合达林顿勋爵有关“成就”和“忠诚”的训诫，他表面上为了工作无法开启自己的情感生活，实则对肯顿小姐依依不舍。在旅游出发地，史蒂文森一直称自己所爱之人为“肯顿小姐”，而在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却称之为“贝尔夫人”。一开始他冠冕堂皇地称要找回肯顿小姐的原因是为了解决工作问题，在旅途尽头我们却目睹了一个在肯顿小姐离去后落魄孤单的背影。这让我们既为他的虚伪偏执感到愤恨，又为他的人生悲剧感到同情。

三、实在之伤

实在界是“抵抗象征化的事物，处在主体性与象征性中心的创伤性内核”[10]。 从精神分析角度看，创伤具有“延宕性”。正如弗洛伊德所强调，“受压抑的情绪起源于熟悉的环境，复现的片刻即是移置的片刻”[11]。

(一)被“延宕”的精神创伤

从达林顿府到达韦茅斯的六天里，史蒂文森的回忆呈现两条主线，一是对自己私人情感的思考，一是对自己事业意义的思考。这两条主线表面上互相缠绕，实际上互为防御机制，其中的一条主线一旦出现矛盾将要造成创伤，便暂时中断，而另一条主线则被作为“侧面投注”的防御机制取而代之。面对父亲的去世，史蒂文森马上将话题转向“会客厅”，沾沾自喜地讨论 “尊严”与“杰出”；而面对步步紧逼的肯顿小姐，他又开始絮叨“具有全球性重大意义的事件正在楼上发生”[3]。

“创伤是无力感导致的心灵痛苦。”[12]经过六天的旅途见闻，史蒂文森防御机制一步步败退，创伤逐渐在回溯中构成：见识到一群青年在乡村积极推行选举制，他开始反思勋爵的思想谬误、质疑自己狭隘的愚忠观念；在接受泰勒夫妇以及其他莫斯库姆人的帮助后，他开始颠覆自己的偏执和乖戾克制。最后，与肯顿小姐会面的场景将主体的精神创伤推向高潮，属于勋爵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如今肯顿小姐也决意离开他的人生。两条主线的防御功能均遭遇失败，主体被延宕的创伤最终显现。在肝肠寸断的离别后，史蒂文森在海边潸然泪下，他终于卸下“理想自我”的面具，与同为管家的陌生老者推心置腹地交谈，并颠覆了“自我理想”，坦言“误入歧途”“自己犯过了一些错误”。他意识到自己曾经执迷的“自我理想”和“理想自我”已造成难以弥补的人生缺憾。

(二)实在界与主体重建

史蒂文森旅行的出发地达林顿府隐喻着想象界和象征界，在那里主体被捕获在“自我理想”和“理想自我” 中， 无法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而目的地韦茅斯则隐喻着象征界的彼岸—实在界，那里是现实的“剩余”，面对实在的伤痛，史蒂文森主动承担起一个主体的位置。

具有悖论性的是，小说以史蒂文森重返达林顿府为结尾，“我理应满怀期望，在我的主人回来时，我将能够使他满意大吃一惊”，府上的主人是从工作理念到个人风格都与勋爵大相径庭的美国人法拉戴先生。这位主人崇尚的“调侃打趣”后面隐匿着怎样的规训，对史蒂文森的“想象”又将起着如何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然而，这将不是一次精神意义上的“重返”，而是一次全新的“重启”。史蒂文森精神之旅的最大收获，在于其最终直视自身主体建构的真相，认识到想象的欺骗性和象征的束缚性。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把主体将记忆痕迹在新经验中重构是一种“重新登记注册”“一种重新铭写”[13]。

“拉康的三界不但是构成世界的三个界域，也是支配主体的三种秩序，是结构主体三重界面”[14]。从“三界论”视域看，史蒂文森的主体在想象界饱受想象之欺，沉迷于“理想自我”(克制乖戾)；在象征界则遭受“父之名”(帝国时代资产阶级精英政治)的规训，受制于“自我理想”(愚忠的职业伦理)；为应对精神危机，史蒂文森开启一趟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努力挣脱帝国文化的欺骗和规训，直面实在界中的精神创伤，以期重建主体。

作家对处在动荡时代的个人命运进行生动的描绘，而小说的意义更在于通过个人的主体建构来关怀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困境，通过个人的创伤来展现整个人类的精神危机，通过小时代的弊端来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弊病。

针对现代人类精神危机，作者提出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如何建构健康的人格主体。社会中的每个主体都遭受着想象界的欺骗和象征界的规训。如果个体不去辩证地思考，批判地思维，将同样陷入想象之欺和象征之囿，被实在之伤吞噬；另一方面，如何构建健康的社会秩序。只有一个健康和谐运转的社会秩序，一个真正保障个体权利的社会制度，一个切实赋予个体自由和尊严的社会关系，才能构建一方宁静和谐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