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个关于“道路自信”的新型解释框架

2021-02-14 09:37赵继龙钟志凌
知与行 2021年6期
关键词:道路自信

赵继龙 钟志凌

[摘 要]道路问题关乎国之根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中国发展的研判为道路自信提供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理论框架:古代中国以跨时空的文明涵养了道路自信的文化根基,是“正”的阶段;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嬗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是“反”的阶段;当代中国崛起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发展的预言,是“合”的阶段。“合”不是复旧,而是对“正”“反”两方面的批判继承。新发展阶段,赓续“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精神意旨,回顾这个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过程,坚持以系统观念为指导,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持续擘画“合”的蓝图,是增强道路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之举。

[关键词]道路自信;中国观;“正反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1)06-0012-07

一、问题的提出

道路问题关乎国之根本,走什么样的道路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站在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高度,将“坚持中国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鉴于此,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深犁经典文本,从多维角度解读中国道路的逻辑机理,已成为增强民族自信的应有之念。

(一)现有研究状况

学界关于“道路自信”生成逻辑的研究业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总体上看,主要有如下观点:其一,“历史合力说”,如祝黄河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世界历史运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价值追求等合力辩证运动的结果”[2]。其二,“逻辑综合说”,即以系统思维辩证看待事物的发生机理,于综合因素中展开研判。如韩喜平教授认为,道路自信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综合,成功的实践铸就了道路自信;[3]赵美玲教授认为,中国道路的自信底气生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源自人民在近代以來历史洪流中的正确选择,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将得到更深的提升。[4]其三,“道路选择说”,保虎教授从历史发生的事实进行客观审视,主张“中国道路自信源自中国道路的正确选择”[5]。这些观点紧扣历史事实,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但在以下三个方面,却鲜有力量实现突围:第一,理论线索的固化。学者们对于道路自信的阐述科学、详实,但在串联论点时却走向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单一化路径。事实上,道路自信的论证并非仅此一条思路,从不同维度展开科学分析更能增强研究的生命力。第二,研究视野的拘囿。当前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研究肇始于鸦片战争,即以中国近代史为开端。然而,宏观的历史思维应该也必然要将中国古代文明纳入研究视角,在跨越时空的探索中还原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而增强研究的系统性。第三,研究材料的遮蔽。学者们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历史记载或国内专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史为据,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同时也造成了材料的“茧房化”。因此,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打破定式,寻求新型视角,为道路自信的诠释添注新向度、新思考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亟待审思的重要问题。

(二)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研究视角

深耕经典文本,以高屋建瓴的洞察力还原历史现实,从典籍中汲取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6]所以对道路自信的研究,需要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积极介入。即从“马克思恩格斯视角”审视中国的文明进程,以“变局中的局外人”身份展开科学探赜。从历史真相出发,在《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中国记事》《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等专题文章以及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多部著作、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古代中国文明、近代中国遭遇以及未来中国的发展均有深刻的论述,其中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包括关于中国的政治构架、经济特征、民众状态、社会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殖民主义、新闻报刊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判断。以此作为素材,实际上是为“道路自信”的研究开辟了一条罅隙,不仅可以加深对“一手材料”的挖掘,更有利于深耕“道路自信”的历史基因,为其出场增设新的维度。

(三)“正—反—合”逻辑理论

“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7],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逻辑进路被称为“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正题”会衍生出它的反面——“反题”,并且二者形成“对立”,后而通过否定之否定的环节,进入到“统”的阶段,即“合题”。理解“正—反—合”的钥匙在于“对立面”和“否定性”两个关键。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指出:“事情本身已经是质和量之自在的统一……它们在存在之普遍范围内组成差异,从而使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对立面;长存的基质以这种方式首先在自身那里具有存在无限性之规定。”[8]407在《精神现象学》里,“否定性”意味着一种中介形式,使作为纯粹同一性和普遍性的自在状态进入一种自为状态,推动事物走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也必然在“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当代中国”这个“过程的集合体”中曲折前进,实现对“正—反—合”逻辑的践行与超越,从而进入不断完善的“自为状态”。

基于此,本文尝试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直接论述为基点,以“正—反—合”理论和辩证否定观为脉络,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生成机理。

二、逻辑阐释:道路自信的“正—反—合”三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视域下的“正—反—合”逻辑有其特定内涵,它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机械套用,而是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当代中国的文明历程均纳入视野,在“正题”“反题”“合题”三个阶段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辩证否定过程。

(一)“正题”阶段:古代中国文明对道路自信的涵养

“正题”(thesis)是“正—反—合”理论的起始环节,即“事物出现与在场”的第一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9]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关注到了这个东方大国的独特文明。

从奥皮茨、托马西乌斯开始,德国学界就有研读中国哲学的传统。黑格尔曾对中国道家思想中的“无”产生过浓厚兴趣。马克思指出:“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同书报的关系与中国人的直线——八卦——同思维的关系完全一样。书报检查官的八卦是出版物的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是整个内容的典型的灵魂。”[10]马克思已经了解到,八卦的阳爻(-)与阴爻(--)是对中国哲学中阴阳辩证法的初步体现,这与黑格尔的“两极相联”规律具有相通之处。可见中国哲学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并不晚近,已经内嵌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朴素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耦合,为道路自信添入了辩证法因子。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中国科技的问世与传播以更深层次的向度突破了地域限制,推动了经济解放;同时推动了教育公平,加速了基督教修道院特权垄断的崩溃,促进了精神解放;以强大的武力和传播力震慑封建阶级,攻破了牢固的阶级堡垒,推动了政治解放。从“全球化”的视域出发,这些伟大成果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和近现代化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跨越空间的实践维度中涵养了中国的伟大贡献、道路自信。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以中国哲学和“三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文明淬炼出了优秀的文化基因,但是它却没有因此长成“正常的文明小孩”,反而是“早熟的文明小孩”的典型。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以及宗法至上的政权制度:一方面,滥觞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中国自给自足、隔离保守的状态,使得中国在封建社会末期“底气不支、活力不足”;另一方面,矗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曾一度支撑起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构架,但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与资本主义的扩张,其国家构建走向式微,官僚政治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殃及了国家建构的真实性,并且严重拘囿了中国人思想活动的开放性,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里,官僚政治所投射的思想崇拜成为限制文明生长的牢笼。这与古代中國孕育的璀璨的文明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不匹配,故而被经典作家称为“早熟的文明小孩”,也正是因为这种经济结构和政治构架上的失衡,致使道路自信进入“正—反—合”的第二环节——“反题”阶段。

(二)“反题”阶段:近代中国的“三层转变”与对道路自信的初步认同

“反题”(antithesis)是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公式的第二阶段:事物于第一阶段进行不断的量变,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则向其对立面转变,从而发生质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近代中国不仅仅是西方列强与剥削者麇集的场地,在一定意义上,它以“三层转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唤醒了民众的觉醒意识,成为树立道路自信的必经环节。

第一层转变是从鸦片的“麻醉作用”到“惊醒作用”。在这场海盗式的掠夺中,西方列强不仅向中国人民强制兜售鸦片,摧残其生理健康和精神斗志,还对清廷的官员加以贿赂,以“洋枪大炮”和“精神麻醉”两件武器捣毁了旧社会的封建统治。与此同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靠“家长制权威”维系的封建专制开始动摇,撬动了民众思想意识的觉醒,中国人民“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思维被打破——恩格斯分析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12]709由此可知,鸦片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转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英国侵华的“罪恶媒介”,它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消沉国民意志,是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标志,鸦片战争作为一场掠夺性战争,更是中国人民的记忆痛点;但是另一方面,鸦片也是惊醒中华民族的警钟,它促进民众开始反思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上的沉疴垢弊及改变当时社会状况的解决方案,为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启了道路。

第二层转变是从“天朝幻想的自欺”到“愤怒的烈火”。清政府“坐井观天”式的治国手段催生了统治者自欺式的幻想:“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12]716这种自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在民族历史迈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这无疑是落后的做法;二是腐败现象的滋长,马克思恩格斯犀利地切中了清政府的要害:“它(中国)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12]734也正是这两项致命的政治错误,给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封建统治江河日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也开始出现,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它不仅会动摇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大厦,甚至会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12]705从“幻想自欺”到“愤怒烈火”,中国人民走向了捍卫民族尊严、保卫国家主权的自发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大众开始涤荡落后思想、谋求民族生机,为日后的道路自信建立了初步认同。

第三层转变是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由自发转为自觉。陈旭麓先生就曾将甲午中日战争视作中华民族觉醒的重要分野:“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13]以资本扩张和追逐利润为核心目标的西方列强为了扩大牟利范围,对中华民族施行了惨无人道的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比、意、奥、西、丹、瑞等14国先后在上海、厦门、广州、天津、汉口、重庆等多地开辟通商口岸和公共租界;在中国境内实施了谋杀行为、灭绝行为、奴役行为、酷刑、性攻击行为、迫害行为以及种族隔离罪等11项犯罪行为;对圆明园进行罪恶洗劫……列强在经济上的扩张以及在军事上的侵略产生了三个直接性后果:其一,“外部侵略”和“内部核爆”的二元悲剧致使中华民族陷入历史困境,经济凋敝、政治腐朽连同文化蒙尘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相继发生,中国大地成为剥削者麇集的现场;其二,带来了新的生产力,由于英国在此事件中再次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迫使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被动地迈向了“世界历史”的征程;其三,新兴思想的传入催生了革命民主因素,“摧毁旧制度,建立新世界”的民主主张成为主流意识,从经济层面来说,太平天国在一定意义上对整个地主阶级产生了经济勒迫,部分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从政治层面而言,太平天国运动对整个封建制度发起挑战,加速了旧有体制的瓦解。在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中国民众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华民族的独立意识、反抗精神、变革思想由此滋生,成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前奏。

(三)“合题”阶段:当代中国崛起对道路自信的提升

“逻辑发展过程的最末一个阶段,同时又表明其自身为真正的最初。”[8]406在这里,“最末的阶段”是对“最初”的深化和拓展,即由“自在”走向“自为”。所以,“合”(Synthesis)是既包纳“正”又包纳了“反”所创造出来的新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2]712“最古老的帝国”澄明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即以中国哲学和“三大发明”为代表的“正题”阶段,但与此同时,“古老”一词应作双面理解,一方面,它代表了中国古代文明深厚的底蕴;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古代中国在封建王朝末期所表征的落后性。璀璨的历史文明与封建体制下的小农经济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正是这种不平衡,促使“反”的因素逐渐发挥作用,即“垂死挣扎”的阶段,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列强入侵、割地赔款、社会动乱等一系列历史性悲剧正是对“反”的真实诠释,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开始觉醒,一系列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为第三阶段“合”(“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创立了条件。但理解“合”的阶段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合”不是“正”与“反”的机械叠加,而是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的结合。“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14]道路自信的生成,亦是通过“正”与“反”两方面的融结,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走向“合”的阶段的。正是因为近代的苦难经历,使得中国在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发展之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广泛同世界各国加强联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合”。

其二,“合”不是历史轮回式的复旧,而是批判继承与革故鼎新的融结。回顾近现代历史,在革命向建设的转变中,中国实现了由“革命政治”向“常态政治”的转化,在建设向改革的过渡中,中国又不断赋予“常态政治”以开放性、民主性,实现了国家建构与民主转型的成功着陆。新时代背景下,努力推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批判继承中弘扬道路自信则是实现中国梦的应为之举。

三、余论:坚持以系统观念审视历史,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由上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为“道路自信”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框架,回顾这个渐进、改进的历史过程,即会发现,树立大历史观,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全局,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工具和工作方法,其理论核心与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合力论”肯綮相关,即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单纯一种力量促成的,而是多种力量共同施力、多维拔节、综合因素的结果,进而强调系统思维、大局观念的重要性。作为一种科学指引,系统观念是我们党把握世界变化大势,明晰中国发展经纬并进行整体性研判的重要武器,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中国发展论述中蕴含的治国智慧。“早熟的文明小孩”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到了古代中国哲学和科技发明,并高度肯定了其价值。所以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辩证眼光读懂中国古代文明,坚决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阉割,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灿烂的文化与保守的经济之间造成的失衡正是中华民族发展式微的重要原因。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的论述,无不体现出“整体洞见”“系统考察”的智慧,一个真正健康发展的社会,不仅要解决经济落后、政治腐朽的病症,还要解决民众思想固化等问题,只有这样,车马炮才能各展其长,一盘棋才能大局分明。因此,将社会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不断促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则又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以史为鉴,新发展阶段,务必吸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坚持以系统观念破解发展难题。

一要将前瞻性思考和脚踏实地的行动相结合。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之所以客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将中国定位在世界历史坐标系之中,以全球眼光进行科学对比、研判,极致地体现了两位伟人的政治远见。以此为鉴,在新发展阶段,我们同样需要立足国情,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系统内瞄准我国发展之经纬,在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前瞻后望、左顾右盼中,对我国的发展实况作出科学研判,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引领,久久为功,不懈奋斗,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推进。

二要坚持治本和治标相结合。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近代中国病症之“本”在于经济基础的滞后,因此两位经典作家深刻分析了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认为中国必须要对生产力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抓住世界大势徐图发展。无可置否,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都是其基本矛盾,但是结合今天中国的发展实况,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新变化、新动向,它不仅仅要求提高生产力,更要追求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要着力破除资本弊病,卸除GDP主义的“紧箍咒”,综合考虑发展的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等系统性要素,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将“生产力发展”之“本”与“各经济要素”之“标”相结合,为协同发展作好铺垫。

三要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未来中国,不仅要实现经济复苏、政治转向,一改旧中国被剥削、被奴役的屈辱史,还应对世界文明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标志。立足于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善于提炼传统文化中的标识性概念,主动设置议题,展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魅力,以优秀传统滋养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掌握国际舆论斗争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也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增强社会各项资源的协同性与系统性,激浊扬清,多维拔节,使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全體人民。

四要辯证理解“传统道路”与“世界道路”的关系。21世纪的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应以历史思维为指导,辩证理解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道路”与中国的“传统道路”,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消弭中西方之间的思维逻辑和文化价值观鸿沟,破除“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认知陷阱,要善于甄别“欧洲中心主义”带来的普世价值宣传,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裹挟,减少因战略思维差异导致的沟通错位。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努力打造反映我国现实并能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表述,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敢于在国际舞台主动设置议题,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话语,从而增强道路自信,为世界文明进程贡献中国力量。

综上,以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为视域,中国的道路自信经历了“正—反—合”的辩证过程,中国古代文明的涵养以及近代遭遇的塑造使得当代中国的道路自信走向了“合”的阶段,“合”不是对“正”的复旧,而是对“正”“反”两方面的批判继承。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全国人民更应紧紧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总结“正”“反”两个阶段的历史经验,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伟力和“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耐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持续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幅“合”的蓝图。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8.

[2] 祝黄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内在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6):7-13.

[3] 韩喜平,王思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生成逻辑[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0(4):1-8.

[4] 赵美玲,曹哲.建党百年来中国道路的生成逻辑及自信底气[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29-34.

[5] 保虎.走自己的路:建党百年中国道路自信的生成逻辑及提升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3):27-43.

[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7]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77.

[8] 黑格尔.逻辑学[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6.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7.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8.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53.

[1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责任编辑:杜 娟〕

猜你喜欢
道路自信
基于道路自信的中国梦实现路径研究
如何增强政治认同和道路自信
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性与普遍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依据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逻辑意蕴
转型经济视阈下中国模式的范式重建与解构
探索并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之路
党员干部坚定道路自信的认知度与信心指数分析
中国道路的多维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