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人”与创造性劳动理念新探

石超 周敏

[摘 要]创造性劳动理念与“真正的人”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互为表里，且居于核心地位。创造性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真正的人”是通过创造性劳动实现全面发展的人。人类经由制造并使用工具改造自然与自身的生产实践，使自身成为有别于自然之兽的存在，但这并不能使人脱离受物支配的两种物役性——受自然之物支配的自然物役性与受经济社会束缚的经济物役性。在此境况下，人虽区别于自然之兽，但也仍未跳出“劳动动物”的窠臼。究其原因，就在于物役性支配下的劳动是一种违背人的自由本性而不得不从事的苦役，由于其缺乏纯粹的创造性，故而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劳动理念，可看作对“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倡导之理论回应。

[关键词]一般性劳动;物役性;创造性劳动;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1）06-0019-07

近年來，“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1]44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只有“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才能“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1]44尽管中华民族自古便不缺少辛勤、诚实和创造性的劳动理念，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待劳动教育不免出现了懈怠、误解和轻视的现象。进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轻视劳动，迷恋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神话。面对这些不良风气，重新审视并践行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的理论就显得格外必要。

总体来讲，创造性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人类与动物还未分离之时，人类与动物的活动有着相同的本质，即为生存而活动。当人类开始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制造并使用工具改造自然与自身的活动（即一般性劳动）之时，人类便使自己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并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进而据此一步步丰富了属于人类的社会形态，使其趋向于一个意义世界。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随着机器应用的普及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类生产的物质资料越多，却反而越使自己受其所造之物的奴役。而受资本和物的奴役的人并没有实现劳动的解放，与只会本能作为的自然之兽相比，人们此时最多只能算是脱离了低级动物行列的高级动物而已。换言之，此时的人类只是会劳动的动物，亦即所谓“劳动动物”，与“真正的人”相差甚远。而“真正的人”则是不断地认识、改造和创造世界并推动其自身实现全面发展的一种特殊存在，其实质是人的自由自觉地不断展开和全面实现，此时的劳动形态才是创造性劳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劳动动物”与“真正的人”的概念，均不可作常识的理解，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均有特定且抽象的理论内涵。尤其是“劳动动物”一词，绝不包含任何贬义的情感色彩，更不是对现实生活中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劳动者的不尊重，这一用法仅是对处于物役性之下的人类这种动物的整体实存状态的客观呈现，换言之，作为一种动物，人类与其他自然之兽的最本质区别，即在于人类是一种“劳动动物”。同样道理，“真正的人”的概念在本文的语境之中，只是对应着“真正的人的历史”，或者更简单地说，对应着马克思主义为我们预见的共产主义实现以后的历史，而处于“真正的人的历史”的“史前时期”的我们不是“真正的人”的论断，并不是说我们不是人，只是说作为“劳动动物”的人，在“史前时期”还没有完全从受外力支配的异化劳动状态进入完全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状态而已。以下我们将从动物、“劳动动物”及“真正的人”这三个方面对以上观点进行更为详细的阐发。

一、使用工具的一般性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分

在人类与动物还未分离之时，二者共同生活于自然之中，人作为生命存在物，与动物一样，拥有共同的维持生命存在这一基本需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人类还衍生出了更多、更加复杂，且不是自然界的简单馈赠就能满足的需要。相应地，人类便开始以有意识、有目的地制造并使用工具的方式，让自然界为人类自身的目标和需求服务，从而逐步实现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合规律性地支配自然界的目的。而与人类同样在自然界中生存的动物则不能将自己从自然界中区分出来，只会简单地利用外部世界，通过其自身的客观存在来引起自然界中的改变。[2]559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活动，但“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3]96，因为动物只能生产它自身及其幼崽直接需求的东西，而人类则能够利用自然界的任何事物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3]96换言之，动物生产的产品直接与其肉体相联系，而人类则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待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这种运用自如的技能便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也是人类所特有的属性，“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96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甫一生成即渗透于一切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中”[4]，制造并使用工具改造自然与自身的活动，不仅将人类个体从自然界区分出来，成为有别于动物的存在，而且还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成立的前提。马克思曾指出，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仅是长在每个人的身上，并且是通过人的活动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人才能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愈加复杂的活动，亦才能提出和实现愈加高远的目标，“劳动本身一代又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5]516马克思还曾说过：“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131。人类在通过劳动使自己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之后，建立了人类社会，在这一进程之中人类进行着满足自身需求的实践活动。除了渔猎和畜牧之外，经过人们的探索，人类社会出现了农业，继农业之后，又形成了手工业和商业，在此基础上，艺术、宗教、科学随之产生，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也从简单的人类部落逐步发展成为民族和国家。人类一步步地创造出了属于人类自己的历史，即便是不同的种族与民族，尽管人类活动的进程不尽相同，但总起来说，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历史，即世界历史，不外乎是通过各个种族和民族的人们进行的劳动所产生的。

但此时的劳动并没有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仅仅是使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而已，人类仍旧时时、处处面临着被异化为“劳动动物”的危险。因为人类在脱离“动物”之后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便是要生产出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全部人类生存与一切历史产生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人类首先且必须要解决的是“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的供给问题”。[6]531几千年来，人类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时每日从事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这也正是一切历史产生和存在的基本条件。[6]531但同时也要看到，这时的劳动并非出自人的创造冲动，而仅仅是一种为了满足生存需求的活动，在其展开的全程之中，都被生存的紧迫性所支配，而无暇进行自由自觉的创造。这时的人们，“在劳动中人尽管也活着，却被抛回了自身”，不得不劳动着的人们只关心他自身的生存，其他什么也不关心，他们完全被囚禁在自身“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也无法让自己“超越或摆脱自身机能的循环运作”[7]82。汉娜·阿伦特甚至径自将处于这一状态下的人称为“劳动动物”在阿伦特看来，人有三种基本活动，即劳动、工作和行动，同时她还认为“劳动与工作只具有辅助性的或者工具性的价值”，二者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人类的生命活动，并且为“行动（政治实践）提供物质条件”，但是二者本身并不具有自主的价值。参见郭为桂.“劳动动物”还是“政治动物”：阿伦特对大众社会的政治批判[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0）：59。可见，阿伦特认为“劳动”概念仅仅相当于不得不从事的为了生计的操劳与苦役，这一理解大致相当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异化劳动”的层次，因此，她所提出的“劳动动物”恰好可以用来指称马克思所形容的已经脱离了动物行列，但仍处于“真正的人”的“史前时期”的人类。，其具体表现则是将劳动仅仅当作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手段。[8]12具体来讲，所有被迫操劳而全然不能从其所操劳的事务中体会创造的乐趣，从事自己都认为是重复乏味的苦役的劳动者，就其存在的样态来说，就仍然停留于“劳动动物”的阶段。

而“真正的人”“创造之人”则是劳动和实践的判断者。他们崇尚创造与发明，能够通过制造的物品与从事的工作来了解自身，因而他们的生活是一种更积极的生活，这样的人恰恰是为了劳动而劳动，因为在这样的属于自己的劳动之中，他们不仅享受着自由创造的快乐，而且还用他们的劳动成果确证着自身的存在与本质。在马克思说的“真正的人”的历史开始前，也就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之前的“史前时期”，我们的人类个体大多数在其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不可避免地处于这样一种“劳动动物”的状态。究其原因，就在于身处“真正的人”的“史前时期”的我们，不得不被两种物役性所笼罩。

二、两种物役性使人异化为不得不劳动的动物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提出了两种物化现象，这两种物化现象对应着两种物役性，即自然物役性和经济物役性。其中自然物役性是指“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换言之，即“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9]24。人作为自然的人，自然性是人的第一属性，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界的中介，首先应当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和活动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从而将自然之物转化为供人类自身所用之物。这种物化是一种人类通过占有自然的物质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简言之，就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在改变自然这个对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生存和生产的目的。但在前工业时代，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因此人的自由本性便不得不屈服于几乎无法撼动的自然伟力，而表现为一种受制于自然物的限制而不得不奔波、操劳的生存样态。而这种物役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将人局限于“劳动动物”的领域的主要原因。

但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之时，经济物役性则成为使人异化为“劳动动物”的直接因素，这种物役性是指“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9]176。具体来说，就是产品支配着制造出产品的劳动者，物支配着生产物的劳动主体，已经实现的劳动支配着正在实现的劳动。总而言之，便是“劳动与劳动条件的相互关系被颠倒了”[10]304，其实质则是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及其背后所反映的人与人的关系所奴役。马克思认为这种物役性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独特的现象，这种物化现象也是马克思所要批判和摒弃的，因为资本家正是在经济物役性中通过占有“物”来间接地支配和奴役劳动者。而导致经济物役性的原因，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以机器大生产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现代工业迅速崛起，并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分工确实使劳动者的技巧日益专业化，劳动者在一道工序中长期工作，亦能免除由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时的时间损失，这样既能推动劳动的简化，又能提升劳动的效率，从而使一个劳动者可以完成多个劳动者的工作。但是，这逐渐形成另一个趋势，即劳动者在分工的驱使下，其劳动的内容日益单一化、片面化，而其本身也日益成为一个在劳动成果生产过程中的某个具体环节的单一操作者。这样一来，人就失去了对自己劳动的整体把握，从而不得不被物的生产的经济活动中的某个具体环节所限制，不再是物的主人，而成为被物的生产所奴役的工具。

如此背景之下，劳动成了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方式，它不再是作为人的本质而存在的活动，而成了受压迫而强制性进行的活动。工人在劳动中不再感受到幸福和快乐，他的体力和智力不再自由发挥，因而劳动成了不幸的事，他的肉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和折磨。在资本逻辑下，劳动者的劳动仅仅是为了产品价值的增殖，它们最终被资本家所无偿占有，并且资本家希望借此追求更多的利潤，而无限追求高额利润的结果便导致了工人的劳动产生异化。由此可见，资产者不是把无产者的存在看作人的存在，而是仅仅将之片面化地等价于创造财富的力量。这样一来，人就会越来越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物所驱使和奴役，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特性，即经济物役性，“这里的物役性绝不是指某种外部东西奴役人，而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其实质是一部分人通过占有物从而获得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权力关系！”[11]100具体来说，这种经济物役性力量具有如下三种表现：首先，人的劳动能力发生了物役性畸变，劳动本应是活的、自由的，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成了资本掌控下的力量，用来奴役劳动者，使劳动失去活力与自由。其次，人的劳动产品呈现为物役性。换言之，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物化劳动”[9]450，劳动者通过劳动生产的产品成了资本家手中的财产，劳动者并不能真正将劳动产品化为自身所有。最后，劳动形式、工具和科学技术也表现出物役性特征，“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12]38。技术和劳动工具原本作为劳动中介存在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它们却成为对抗劳动者自身的工具，协作和分工成为资本的发展形式，科学和自然力也成为资本的生产力。[13]201-204

实际上，不仅仅是以工人为代表的劳动者阶级，就连剥削劳动者的阶级，他们也或直接、或间接地，皆因分工而被原本用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具所奴役。包括资本家、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学者等等在内的所有职业，在现实关系中，他们都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物所奴役，他们失去了自由的劳动。“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法学家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2]308-309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这些看似最为“有教养的等级”皆为他们所接受的专门教育所束缚，他们终身从事的一个专业也因此畸形地发展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奴役着他们的身心，哪怕这种专业纯属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2]308-309此种生产方式下的所有人，他们所从事的各行各业并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与只会本能作为的低级动物相比，他们最多只能算是脱离了低级动物行列的高级动物而已。他们仍然是“劳动动物”，与创造之人、“真正的人”相比，仍旧相差甚远。

总之，在自然物役性与经济物役性的条件下，人的劳动并不是出于自由自觉的创造冲动，而是或者仅仅为了满足在自然界中生存所需的最低要求，或者是由于特定的经济社会关系的迫使。一言以蔽，就是为了劳动以外的原因而不得不劳动，并非为了旨在创造的劳动而劳动，在这样的状态下，人被异化为“劳动动物”。

三、为劳动而劳动的自由自觉创生“真正的人”

在人成为“真正的人”并创造自己真正的历史之前，人们必须明白何为“真正的人”，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什么时期。马克思在谈及人类的发展时，阐释了三个历史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初的社会形式，在此种形式之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第二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式，此种形式下，人类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第三阶段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4]52马克思将前两个历史性阶段称为“必然王国”，其特点是进行以人的谋生手段为主要导向的物质生产。人不只是自然的人，还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在脱离自然界之后，要进行作为社会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而在这个阶段，人总是被自己所创造的物所奴役，“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主导因素上历史地不合理状况，那就是人类主体在自身的生存活动中受到外在客观力量（必然性）的支配和奴役的物役性现象”[13]245-246，此时人类进行的劳动并不是自由的，其目的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为了生存。因而说“必然王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还是人的生存问题——无论是在自然界中的，还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内部的。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则是“自由王国”，其特点是进行以人类主体的自我发展为主要导向的自由活动。“自由王国”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类主体在自由王国中解除了外在力量的支配，即物役性的支配，由此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二是在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上，人类将物质生产基础扬弃于自身的内部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王国”[13]251。通俗讲，就是与“必然王国”相反，在“自由王国”，物质生产极大丰富，人在充分认识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性后，使自己成为自然与社会的主人。一切生产活动只是为了自身发展，而不再主要是为了生存，劳动和其他一切人类进行的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统治逻辑消失之前，人类社会仍处于马克思所说的“史前时期”，即受外部力量所支配的时期。而在“自由王国”，即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人的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控制，这时的“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5]12，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制度也只能在此时才会真正实现。

作为人类本质属性的劳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不断地认识、改造和创造世界，推动和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其实质就是要不断展开和全面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性。[16]18要驾驭机器，而不是沦为机器、甚至机器的奴隶，这个过程就是劳动的解放。劳动的解放不是帮助劳动者逃避劳动，而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7]443。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在劳动中找到一股支持自己继续劳动的积极力量，并能从中找到乐趣，进而使自身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换言之，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从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与此相适应的是，“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那么，每个人都将因为充分利用这些闲暇时间而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全面而充足的发展。[18]218-219与“劳动动物”截然相反，此时的人类也成为阿伦特所说的另一种人——“创造之人”。“创造之人”无性别之分，他们崇尚创造、热爱发明，能够准确地判断物质劳动和实践活动，还能够通过自己制造的物品与所从事的工作来了解自身的发展，这样的人恰恰是为了劳动而劳动，因为在这样的属于自己的劳动之中，他们不仅享受着自由创造的快乐，而且还用他们的劳动成果确证着自身的本质与存在。此时的劳动不再是仅仅为了生存、生活而劳动，它成了马克思所描述的这样一种行为：个体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個人生命”，因此也就肯定了自己的“个性的特点”[3]38。这说明每个人都能够在劳动的创造中获得个性的发展，不再拘泥于分工下的单一枯燥的重复工作;“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3]38，人们是为了兴趣而劳动，并且能够在劳动中找到人生的乐趣，实现人生的价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样一种能够与个人兴趣高度契合的为劳动而劳动的情况绝非出于一己私利，其在表现为个体的“生活的乐趣”的同时，也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与福祉高度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言，倘若一个人只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和目标而劳动，那么，他可能会成为卓越的诗人、著名的学者、抑或是伟大的哲人，但是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19]7也就是说，仅仅为私利而劳动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达到完美”的“真正的人”，因为这样的劳动仍然是被物所奴役的不得已。只有超越了被奴役和抛却了一己私利而自由自觉劳动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而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真正的人”只能出现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在于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力才能够实现高度发展，人们也才能在充分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摆脱物对人的奴役，进而摆脱非自由自觉劳动的控制，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

总之，“真正的人”将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汇集在一起共同创造财富，他们的生产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的财富也被他人所共同创造和享有。这就是人类作为劳动主体的真正的解放，是有待实现的“真正的人”的解放。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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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康渝生，赵金凤.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唯物史观的生态哲学意蕴[J].学术交流，2020（9）.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 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思想政治传统[M].孫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 张一兵.物役性：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科学性批判话语[J].社会科学战线，1996（3）.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16] 程从柱.劳动教育何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人的发展观的考察[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8.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