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柞蚕业兴盛原因探析

袁越鸿

袁越鸿，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农业地理。

在《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古农书中几乎未涉及柞蚕的记载，直至明末清初柞蚕才大量见于方志中。可见，柞蚕业受重视始于明末清初。关于柞蚕业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历史上柞蚕引种传播的路线①、放养柞蚕的具体操作方法②、并偶有概括性地叙述柞蚕在历史上发展和传播的原因③。故本文通过联系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柞蚕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细致考察柞蚕业在历史上兴衰的原因，并指出技术和需求是影响柞蚕业发展的根本因素。

一、明末以前柞蚕业未兴盛之因

桑蚕与柞蚕均为吐丝之昆虫，所吐之丝皆可制为丝织品，如蚕衣、蚕被、蚕絮等制品，且桑蚕业和柞蚕业均为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产业，故作为同类产品，在对蚕丝制品需求不大的传统农业经济社会中，二者为相互替代的关系，因此可从桑蚕业与柞蚕业的替代关系出发，来分析柞蚕业兴衰的原因；同时，技术在柞蚕业中应用的延迟也是影响明末以前柞蚕业发展的因素。

（一）兴盛的桑蚕业相对压制了柞蚕业的发展

首先，就起源时间而言，桑蚕早于柞蚕，故桑蚕业的发展也早于柞蚕业。在学界关于培育家蚕的时间存在争议，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新石器时代已有家蚕养殖［1］(P3)；二是认为“丝的利用已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三是给出了较为确定的时间界限，即“家蚕形成于殷商时代”［2］(P250)；四是认为“发明养蚕的确切年代无法确定”［3］(P13)，虽暂时无法确定其具体的年代，然可以肯定的是人工养殖家蚕距今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接下来在讨论人们开始利用柞蚕的时间之前，需要明白一个概念，即人们利用柞蚕之利的时间应理解为两方面：一为开始利用野生柞蚕的时间，一为人工放养柞蚕的时间。此处需要讨论的是前者。然在学界关于人们开始利用野生柞蚕的时间亦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尚书·禹贡》中“厥篚檿丝”中的“檿丝”为柞蚕丝。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苏轼，其在出守登州（今山东半岛东部）时，闻该郡有野蚕，注曰：“檿丝出东莱，以织缯，坚韧异常，东莱人谓之山茧”。不过后来有学者认为此说有误，应是苏轼道听途说，未加考证之结果［4］(P245-246)。二是认为目前所发现最早的文字记载，应是西晋崔豹的《古今注》，载“（汉）元帝永光四年，东莱郡（今山东半岛北部）东牟山（牟平县境内东牟山），有野蚕为茧，茧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万余石，民以为蚕絮”［5］(P3a)。而柞蚕的记录，最早出现在西晋郭义恭《广志》，即“有柞蚕，食柞叶，可以做锦”［6］（卷二四《释虫一》，P265）。虽不可能推断出确切的时间，然根据以上历史文献的记载，“柞蚕的被人发现和利用到现在有二千多年的历史”［4］(P245)。故柞蚕的发现和利用时间应晚于桑蚕，因此柞蚕业的发展也应晚于桑蚕业。

其次，桑树育蚕优于柞树。首先，需要理解“柞蚕”的含义以及与“野蚕”的关系。“柞蚕”即“生柞树上……野蚕中之上品也，凡食槲、栎、青枫纲者，皆其一类”［5］（P39a），“野蚕种类甚多，今之柞蚕其一也。惟他项野蚕饲养者少，而野蚕之名遂专属之柞蚕矣”［5］（P39a-39b）。故“柞蚕”是指食用柞、槲、栎、青枫纲等树木的蚕，并不单指只食用柞树叶之蚕。且“柞蚕”本属于“野蚕”的一种，然相较于其他“野蚕”品质更佳且饲养者多，故可以“野蚕”专称“柞蚕”。在理解“柞蚕”的含义及其与“野蚕”的关系后，可以从两方面证明桑树育蚕优于柞树，即一方面从取材的便捷程度而言，桑树一般种植于桑田，且在房前屋后皆有种植，这主要是因为官府政策倾向以及桑树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结果，如北魏太和九年（485）颁布的均田制规定“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7］（卷一一〇《食货志》，P1664）《孟子·梁惠王上》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故饲养桑蚕便可就近取材，且桑叶供给充足。而相较之下的柞树，一般位于人烟相对稀少的山岭之处，即所谓“舜所耕田，在于山下，山多柞树”［8］（卷九五八《木部七》，P495上栏）。可知，从取材的便捷程度而言，桑树优于柞树。另一方面，柞树育蚕天敌多且柞叶亦易受虫害，特别是在未有人为干预，由其自生自育的时期；而相较之下，桑树育蚕早已为人工培育，故在人为干预下的家蚕养殖几乎不会受天敌的干扰。如据史料载，宋元以前柞蚕之利并未受到重视，史书中大都将其作为祥瑞来记载，即“野蚕不知始于何时……特古人不知收养，听其自生自育，故记载亦绝少。汉唐而后以为瑞应，至宋元而缫丝之利始兴”［5］（P3a）。在任其自生自育的情形下，柞蚕极易受到危害：“狐狸、狼、鼠、鹰、鸱、鸟、雀、蛙、蟆、虫、蚁，无巨细，皆嗜蚕……顾又有人力不得而争者，旱则蚕枯，涝则蚕濡”［5］（P30a）。然不仅柞蚕天敌多，且柞叶亦受虫害，即“薄落之害，或起红虫，或起绑虫，或大头光与金龟子等。更有虹搏蛓类者：如八角红，青杠子，琉璃弹，刮头篦子，发面卷子，皆为柞叶之害。其余有形无名甚多，不能尽举，或谓天数使然，要皆可以人力除之”［9］（P79-80）。故因柞蚕深受天敌所害，柞叶亦受虫害，在人为干预之前，柞蚕之利难兴，更不必言与桑蚕争利。

再次，桑蚕丝质优于柞蚕丝。桑蚕按人为干预因素可分为家桑蚕和山桑蚕。因柞蚕在明末以前自生自育于山林之中，故此处以人为干预少的山桑蚕的蚕丝与柞蚕丝进行对比，更能显示出蚕丝本身的特性。山桑蚕茧白且蚕丝质优，即“桑蚕生桑树上……似家蚕……茧白而暗……其生于山桑上者，丝尤坚韧”［5］（P39b）。且“桑上野蚕丝可制海上青鱼网、内河鱼网及箩底，弦索、胡琴、琵琶之属亦可。其质优而价廉，足充贡赋”［4］（P246）。而相较之下，柞蚕丝稍显逊色，这可从两方面来说明，即一方面从柞蚕丝本身的特性而言，柞蚕丝色暗且不易染色，即“野蚕丝色不甚白，无大用处”［5］（P73b）。且“柞蚕丝一般呈淡褐色，俗称灰丝，不易染色”［10］（P206）。另一方面从柞蚕丝的用途而言，丝粗且仅可为绸，不能织为绫缎，其或为棉絮，或为打缐、纺缐，少有用作他用，即“惟丝粗，不能织为绫缎，仅可织绸”［5］（P16a）；“野蚕丝色不甚白，无大用处，只供被絮或打缐、纺缐亦可”［5］（P73b）；故桑蚕丝质优于柞蚕丝。

（二）技术应用的延迟不利于柞蚕业的发展

影响柞蚕业发展的技术因素主要有二。其一是缫丝技术在柞蚕业中的运用。据史料记载：“野蚕初行时，以为不可缫，皆打缐、纺缐为之，后缫丝织之益佳，则别乎山绸，而名之曰茧绸，其实山绸乃本名也”［5］（P87b）。可知柞蚕丝粗不易缫，故缫丝技术广泛应用于柞蚕业的时间较晚，虽有史料称宋元之时，缫织之利始兴［5］（P3a），然直至宋时柞蚕丝仍以纺缐织绸为主而少缫，即“山东茧绸，宋以来，名始著，其时纺缐为之，弗以缫……今以缫家蚕者缫之，绸精致而价半，而茧绸遂遍被于内地矣”［5］（P91a）。因其应用于柞蚕业的时间较晚，特别是与桑蚕业相比，故在此时期，缫丝技术反而成为了影响柞蚕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其二是人工放养柞蚕技术的影响。人工放养柞蚕技术兴起的时间较晚，在兴起之前大都任柞蚕自生自育于山林之中，据乾隆年间张崧《山蚕谱序》言：“登莱山蚕，盖自古有之，特前此未知饲养之法，任其自生自育于林谷之中，故多收则以为瑞”［11］（卷二五《艺文》，P24a）。故在这一时期，野蚕成茧仍是偶然现象，不能得到发展。直至明中叶以后才开始普遍应用和推广人工放养柞蚕技术，从而使得这一技术成为推动柞蚕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二、明末清初以后柞蚕业全面兴盛之因

“宋元以来数百年间积累的经验，为清代山蚕养殖奠定了基础。同时放养山蚕无论丘陵山地，只要种植槲柞等树之处皆可放养，不占耕地，故清代发展十分迅速。”［12］（P45）如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在《夜宿蒙阴》一诗中载：“野蚕养就都成茧，村酒沽来不费钱。”而蒙阴即今山东蒙阴，故表明，明末放养柞蚕已成为山东丘陵山地重要的副业［13］（P280）。此外，利用柞蚕丝所制的衣物耐穿不易坏，即“日御之，上者十岁而不败”［5］（P29a）。但除了上述因素是促进柞蚕业在明末清初全面兴盛的原因外，还应考虑其他因素，如技术、市场和政策的倾向等，具体分析如下：

（一）明末广泛兴起并逐渐改进人工放养柞蚕技术

影响柞蚕业发展的技术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缫丝技术的应用；二是人工放养柞蚕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改进。人工放养柞蚕技术在明末广泛应用于柞蚕业，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首先，人工放养柞蚕技术本身是在不断改进的，且其应用也是由产生到不断推广的一个过程，据相关研究可知，这一过程应在明中叶便开始了，直到明末广泛应用［14］（P59-60）。其次，市场对丝及丝织品需求的增加推动了柞蚕业的发展，从而刺激了人工放养柞蚕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最后，官府的重视使得山区民众仰给柞蚕之利。

人工放养柞蚕是一种利用自然条件与人为干预相结合养蚕的技术。人工放养柞蚕的前提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即大量柞树林等栎类树木的存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以及较少的天敌等。就人工放养柞蚕的时间而言，“蚕有春秋二季”［5］（P52a）”，就内容而言，有收种、温种、拾蛾、配对……立幛、守场等，又因春秋二蚕有不同的内容［9］（P5-8）。就过程而言，可以将其分为两部分，一是室内操作，主要包括收种、温种、拾蛾、配对等内容；一是室外操作，主要包括插墩、立幛、进场、守场、挪蚕、摘茧等内容。柞蚕放养方法与培育家蚕方法最不相同之处，是进场和守场。进场即将幛上蚕连枝剪取，挪放进蚕场的树上，而守场即因一切鸟、兽、蛤蟆、虫蚁，皆能伤蚕，故蚕工巡逻看守，窝铺住宿，饮食坐卧，时刻勿离［9］（P5-6）。可知柞蚕在未有人工放养的自生自育时期是难以存活的，因此掌握人工放养柞蚕的技术是影响柞蚕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应注意的是，起初只在有天然柞树林同时又有天然柞蚕存在的地方才能放养柞蚕，据康熙年间的张新修所著《齐雅》载：“山桑，叶大于掌，登莱青兖四府，凡有山谷之处无不种植”［15］（卷八《物产》，P11b-12a）；康熙年间沂州府“各属山中多种树畜蚕，名为蚕场”［16］（卷三三《艺文》，P5b）。但随着柞蚕之利为人所知，人工种植柞树日盛，有柞树等栎类树木而无柞蚕蚕种之处便购买蚕种：“郡守陈君系山东历城人，见此地有青枫纲树，即山东之槲栎树，其叶可饲山蚕，惜民间徒供薪樵之用，乃捐俸遣人至山东买取茧种”［5］（P15b）；而既无柞树又无蚕种之处便购买树种和蚕种：“兹本司筹办经费委员前赴遵义定番一带采买橡子……赴省领回，散之民间……仍由省收买蚕茧，散之民间”［5］（P19b）。可见人为因素已经介入柞蚕放养的各个环节。

在明确柞蚕放养技术的具体内容之后，需要进一步剖析这一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改进对柞蚕业的发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就柞蚕放养技术的具体内容而言，如“守场”使柞蚕免受大量天敌的威胁，相对地保障了柞蚕的稳定产出。然最能证明放养技术于柞蚕业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的，应是柞蚕茧及丝的产量变化。在柞蚕自生自育的时候，虽偶有“野蚕成茧”的现象，如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山西“天宝五载九月，文水县野蚕成茧。”［17］（卷一六二《祥异》，P31b）但这仅属偶然状况，并不是稳定的、经常性的结果。而在明末以后尤其是在清代，柞蚕产出大且相对稳定，如清《诸城县乡土志》载：“山丝，陆运昌邑，每岁销行四十六万个。”［18］（卷二《商务》，P30a）此外通过光绪年间的对外贸易量也可获知其产量虽有波动，然在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且产量甚大，如表1所示。

表1 清光绪元年至二十六年野蚕丝出口表

虽明末以后柞蚕丝产量的增长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与未掌握人工放养柞蚕技术的时期相比，明末以后产量的增长确有人工放养柞蚕技术应用的影响，而且如前所述，这一技术应是关键性因素。且可以说，正是由于掌握并改进了人工放养柞蚕技术，才使得柞蚕养殖在清代时得到全国性的推广。

（二）清中叶时市场对柞蚕丝和茧绸的需求旺盛

清中叶时，柞蚕逐渐由山东半岛引种至全国各地，使得其产量大增［10］（P207-209）。就其表现而言，柞蚕丝和茧绸成为外贸中的大宗，而其成为商品大宗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在外贸中占据顺差的优势地位。据史料记载“泰西④古无蚕种，凡丝皆仰给于中国，故通商之始，丝之出口日旺……野蚕之兴较晚，然在西北一带已为商货出产大宗”［5］（P105a）。故因中外通商时，欧、美各国不产蚕丝，因此丝及丝织品单向销往国外，起初应以桑蚕丝为主，之后柞蚕丝日益占据外贸中的重要部分。同时光绪元年至二十六年的野蚕丝出口表（表1）和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六年的茧绸出口表（见次页表2）亦是证明柞蚕丝及茧绸成为大宗商品的直接证据。

同时也应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柞蚕丝和茧绸成为对外贸易中的大宗商品不仅是产量的增加，亦是需求旺盛的结果。在关于丝及丝织品的对外贸易早期，应主要以出口桑蚕丝及其丝织品为主，之后柞蚕丝及其丝织品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据史料载“法人首仿中国，法聘中国蚕师，教以种桑育蚕，不数年，延及意大利、西班牙等，从此各国皆产丝，而中国蚕利遂为所夺……闻泰西各国亦以家蚕饲养易致病，不如野蚕之繁盛”［5］（P105a）。故应是家蚕易受病而出丝不旺，然因市场对丝及丝织品的需求旺盛，导致作为同类型商品的柞蚕在国内逐渐推广，并在对外贸易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亦由于茧绸的用途渐广并受到欧、美国家的重视，如据史料载“通商后，泰西人以为轻气球用，争购之。近年登莱所出之绸，其幅面较宽，销路益广，至有运往澳大利亚者”［5］（P91a）。正是由于对柞蚕丝及其丝织品需求的旺盛，使人工放养柞蚕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全国性的推广，而柞蚕业的推广又进一步提高了柞蚕丝及其丝织品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故究其根本应是需求旺盛的原因。这在王元綎的自叙中可得证实，即“乃近年所出之丝，除出口外，并不足供本地之需，遂越太湖往无锡，购买粗丝搀杂之，以为纬……野蚕之丝……未始不足以补家蚕之缺”［5］（P3a）。

表2 清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六年茧绸出口表

（三）明末清初柞蚕业的经济价值受到官府的重视

据上述研究可知，明末清初以后柞蚕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并成为对外贸易中的大宗出口，故柞蚕业日益受到官府的重视。然其受到官府重视的根本原因在于保利、抵制洋货、保证对外贸易中的顺差优势，即“自中外通商，洋货之进口者，岁以亿万万计，策富国者，思所以塞漏卮而保利源，亦惟有推广出口货物，以冀互相抵制而已。登莱之有野蚕，其利与家蚕等”［5］（P88a）。故柞蚕业经济价值的突显既是官府重视柞蚕业的原因又是官府重视的结果。除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亦影响了官府对柞蚕业发展的重视：一是官府可从柞蚕丝及茧绸的出口中提取税银。如在光绪元年至二十六年间对出口的野蚕丝收取税银每石二两五钱［5］（P90a-90b）；而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出口的茧绸税银是每石四两五钱［5］（P92b）。二 是 在全国推广放养柞蚕是利国利民之事。

柞蚕业受到官府重视的表现可分为以下几点：一是官府在全国推广柞蚕养殖。据学者的相关研究可知，明末清初以后，特别是清中叶以后，柞蚕的养殖在全国得到了推广，其传播路线主要有“从山东半岛引种到辽河以东地区；传播到贵州高原；传入云南；柞蚕业在陕西省的兴起始于明代，然其在陕西省全境的推广则是在清时期，以及推广到广东、山西、河北、湖北、安徽等省”［10］（P207-209）。二是蚕书的刊行。据史料载：“乾隆九年三月奉旨，勒行山东将山东养蚕成法纂刊，送陕本部院，初莅陕省，即已发司刊刻，分发通省”［5］（P13b）。三是劝民从之。为了使民放养柞蚕，地方官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如购买橡子、蚕茧散之于民，并聘请蚕师教民育蚕之法等。然因种植橡树以及放养柞蚕等耗时费力，故为进一步促进民众积极性，政府于放养柞蚕之事不税于民，如史料载“但见目前之纷扰，是未得橡树之利先受橡树之累，民将畏避之不暇，其何能踊跃从事以兴此美利耶？……橡本无税，蚕亦无税，故云永不税”［5］（P17a-17b）。正是由于官府的重视，使得柞蚕之利在全国广兴。然亦是由于柞蚕业经济价值的突显，才使得其受到官府的重视，故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柞蚕之利全面兴盛于明末清初，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末以前柞蚕业未兴盛的原因，有兴盛的桑蚕业相对压制了柞蚕业的发展以及技术应用的延迟不利于柞蚕业的发展。这在明末以前为不利的因素，但随着缫丝和人工放养柞蚕技术的应用和改进、柞蚕丝及茧绸成为对外贸易中的大宗商品以及官府重视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不利因素逐渐得到改变。就柞蚕业整个历史发展阶段而言，影响其发展的根本因素应是技术和需求。因为正是技术的应用和改进使得柞蚕之利突显，引起官府的重视和推广，并成为对外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同理，明末以前因为桑蚕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人们对丝及丝织品的需求，而明末清初由于对外贸易的兴起，使得市场对丝及丝织品的需求增大，而家蚕又易患病导致出丝不旺，故作为补充和替代作用的柞蚕业在此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注释：

①古开弼的《我国柞蚕业发展史考略》（《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张芳、王思明主编的《中国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85-287页）；丁德超的《试论清至民国中国柞蚕业的传播与分布》（《农业考古》2013年第3期）等，对历史上柞蚕引种传播的路线进行了考察。

②谭解放的《柞蚕放养技术要点》（《北方蚕业》2000年第1期）；孙勇、左贵峰的《柞蚕放养“七宜”》（《新农业》2020年第17期）；刘宝毓、丛福君等的《自然柞林养蚕技术探讨》（《北方蚕业》2015年第4期）；姜义仁、秦利的《秋柞蚕放养技术》（《中国蚕业》2014年第2期）等，对放养柞蚕的具体操作方法进行了梳理分析。

③张芳、王思明主编的《中国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285页）；闵宗殿主编的《中国农业通史（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80页）；章楷的《我国近代柞蚕业发展史探析》（《蚕业科学》1991年第4期）；许檀的《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等，概括性地叙述了柞蚕在历史上发展和传播的原因。

④泰西，旧泛指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参见：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的《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