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农学会报》传播的蚕业科技

郭建新

郭建新，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农业历史文献。

民国时期是中国蚕桑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西方蚕桑科技大量传入，促进了中国近代蚕桑学的快速发展。在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中，期刊是最为有效、便捷的载体。民国农学期刊是民国期刊在农学领域发挥作用的缩影，与西方农学的引入和本土农业科技的传播密不可分。作为传播综合性农学学术成果的权威媒介，《中华农学会报》把握学术潮流，刊发了大量有关蚕桑丝研究的文章，记录并见证了中华农学会人探索学术实践、利用蚕桑救国的历史。

目前，学术界以《中华农学会报》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仅有刘玉芹的《〈中华农学会报〉(1919—1948)西方农学译介考》（《上海翻译》2017年第1期）一文。刘亚龙的硕士论文《中华农学会对桑蚕技术的改良与推广（1917-1937）》中，作者在论述中华农学会对蚕丝技术的改良和推广时，引用了《中华农学会报》中的相关文章。可以说，专门对《中华农学会报》中刊载的蚕业科技内容进行探讨的学术成果暂付阙如。本文通过对《中华农学会报》中以蚕桑丝为主题的文章加以整理、统计和分析，考察《中华农学会报》传播的蚕业科技信息，希冀为世人理解近代蚕桑科技在中国的传播提供帮助。

一、《中华农学会报》蚕业科技文章载文量

据统计，《中华农学会报》中刊载的蚕业科技文章共126篇，占全部收录文章的6.08%，内容包括育蚕科技（制种、育蚕、蚕病防治）、蚕业通论、茧丝生产、栽桑科技及蚕业资讯五个部分。各部分的文章数量及所占比例如下表所示：

表1 《中华农学会报》蚕桑科技文章类别表

表1中显示，育蚕科技方面的文章数量最多，共计51篇，占比40.48%，其中制种、育蚕、蚕病防治方面的文章数量分别是22篇、22篇、7篇，分别占比17.46%、17.46%、5.56%；篇数位居其次的是蚕业通论性质的文章，为24篇，占比19.05%；茧丝生产的21篇，占比16.67%；栽桑科技的7篇，占比5.55%；蚕业资讯的23篇，占比18.25%。

二、《中华农学会报》传播的蚕业科技信息

（一）育蚕科技

1.制种

在蚕种制造、选种及保种方面：1926年，顾青虹《制种法之研究》在吸收袋制种法、框制种法、盒制种法以及改良会制种法优点的基础上，发明新式制种法，该法具有淘汰晚产卵、便于贮藏等优点。胡鸿均摘录的《蚕儿之雌雄鉴别上又一新发见》指出：雌蚕常有前腺及后腺之二对生殖盤，雄蚕则有时亦发现有后腺之存在，为保证蚕种质量提供了新的方法。1927年，田中博士在仲恺农工学校做公开演讲时，介绍了蚕种冷藏简法，包括风穴法、冰库及雪围、亚摩尼亚冷藏机、冷藏浸酸种，解决了蚕种只能限时饲育的难题。1936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孙本忠通过做蚕卵选种试验，证实了“选茧层量率大之蚁区，即选卵长长，卵阔阔，及卵面积大者之蚁区”［1］（P113）做法的正确性。

在蚕种孵化方面：胡鸿均在《蚕种之人工孵化论》中，详细介绍了人工孵化法中的盐酸孵化法及其处理，包括普通浸酸法、普通浸酸种之一时冷藏法、冷藏浸酸法、浸酸冷藏法、冷藏浸酸冷藏法、随时浸酸法。之后，胡鸿均译介《蚕卵人工孵化之原理（预报）》，介绍蚕卵人工孵化原理。桂应祥和杨邦杰作《蚕卵浸温水法之研究》，就广东本地多化性之轮月品种、二化性之大造品种及本地与外来品种之杂种做试验，详细研究了蚕卵浸温水法。

在蚕种改良方面：蚕种是蚕丝生产的首要生产资料，中国近代的蚕桑改良即始于蚕种改良。中国采用母蛾镜检的办法识别无毒蚕种和饲育改良种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华农学会报》大量刊登学者们对蚕种改良问题的认识。首先是金陵大学蚕科助教万国鼎在《蚕种考》中介绍了世界各地的主要蚕种，认为：“天下不乏可用之物，采择改良，惟在人为。”［2］（P21）田中义磨在广州中山大学所做的演讲《蚕种改良——用科学的来研究》中，提出一代杂种、数代杂种以及改变环境等科学改良蚕种的方法；在苏州浒墅关女子蚕校做的演讲《蚕种改良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从“一代杂种的普及”“选种家的资格”以及“饲育时期的延长”三个方面为中国蚕业的改良提意见。夏振铎在《蚕之品种改良问题》中认为，品种改良的目标应为：体质强健，饲养容易；食桑量少，饲育日数短；收茧量多；茧质优良。除此以外，还提出了一代杂种法、固定杂种法、系统分离法、突然变异之利用等改良方法。姜伯明在其读书札记《蚕儿遗传问题》中系统解释了蚕儿遗传的概念。张娴的《与田中博士谈品种改良问题》记录了田中博士与浒墅关女蚕校主任邵申培围绕蚕品种改良的讨论。进入20世纪30年代，涉及蚕种遗传方面的研究文章显著增多。1930年，杨邦杰《关于我国蚕种改良的几个急切问题之商榷》系统探讨了当时中国蚕种改良的几个急切问题，如蚕种必要改良之理由、品种改良实例等，并将品种改良方法分为先天改良法和后天改良法。其中，先天改良法包括纯系分离法、杂交法、突然变异之利用法、一代杂种之利用法；后天改良法则通过改良饲料和境遇进行。桂应祥等人的《广东特异蚕卵之形态与遗传学的研究》，介绍各项性状相互杂交后的遗传规律，充实了蚕的遗传学理论和实验材料。相关文章还有《关于广东蚕种之改良应用遗传学的法则而得之二三结果》《自二化蚕淘汰出一化蚕》《单性生殖蚕之遗传学的解析》《单性生殖蚕之细胞学的解析》。

在制种技术推广方面：1921年，杜以芬提出奖励框制蚕种的办法：“一、制造框制蚕种之户，自行建筑合蚕室，经营之始，得呈报各该管县公署，准予备案；二、春夏秋蚕每届制种完毕，呈报县署，经县署派员视察无异，转呈实业厅给奖；三、春蚕种制造在二千张以上，夏秋蚕种在一千张以上，每张给奖洋一角……”［3］（P79）。1929年，黄履健翻译《意大利颁布蚕种制造及贩卖条例》，为中国颁布类似的条例提供了参考。

2.育蚕

在蚕的生长发育方面：1921年姜伯明通过做蚕儿趋温性试验，提出“小蚕对于温热感应之敏锐，关系之密切。而吾人饲育小蚕，蚕室内诸般设备，若蚕架之排列、火缸之按置、蚕匾之插放等等，似允有商榷更革改良之必要”［4］（P60）。李振立摘译的《应用X光线于蚕业之新问题》一文，记录蚕种经X光线放射后的有益效果，倡议中国展开此方面的研究。曹吴柏翻译的《光线及温度对于家蚕几种性状之影响》，详细论述光线和温度对家蚕某种性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蚕在各生长期中对光线和温度的不同感应。桂应祥和杨邦杰发表的《家蚕之品种，性，体量与成熟速度之关系》一文，从遗传学角度探讨本地品种、外来品种以及它们的杂交种的雌雄蚕体重、茧层量与成熟迟早的规律，对当时本地种的改良以及一代杂种、三元杂种、四元杂种的推广普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探求杀虫药剂与蚕生理之间的关系，郑耕泉等人将撒了石油乳剂的桑叶饲育蚕，得出的试验结果表明“经过一二日后，待其臭气发散，然后给与之，对于蚕儿之生理及蚕体重茧质等，均无何种劣变”［5］（P93）；又将经过巴豆乳剂撒布的桑叶喂蚕，结果表明“颇属危险，即经一昼夜者亦绝对不能饲育蚕儿”［6］（P36）。

在蚕的生殖遗传方面：温敬甫《欧洲蚕类单性生殖与早生》通过试验，证实了蚕类的早生与单性生殖有密切关系。伍祖方在《家蚕去势之研究》中探讨了家蚕去势对产茧的影响。孙本忠所做的家蚕双杂交试验，证实双杂交制种方法在蚕种制造方面具有重要功效。桂应祥、杨邦杰的《关于广东蚕之二三特殊系统》，分别从蚕卵、蚕儿、蛹、蚕蛾、遗传现象等方面描述了赤色蚕、黑色蚕以及广东油蚕的特点。王干治摘录的《对于家蚕雌之交叉之预备实验》，介绍了以X光线和高温刺激雌蚕的实验，得出：在以其蛹照射20分钟之X光线，而与普通蚕白血反交之的第一区，雌蚕有起交叉的可能。王干治摘录的《蚕之染色体异常》，介绍了由过剩破片染色体所生锖斑的遗传。在蚕的化性研究方面，彭曾沂的《蚕之感光催青与化性变化之关系》一文，介绍了日本木暮技师的光线与蚕之化性变化的关系的理论。之后，桂应祥等人在长期的试验中，得出“多化性蚕化性依外界与饲育室内的温、湿度及光线，尤其温度之逆变而左右者也”［7］（P62）。

在蚕的饲育方面：盛泽生《养蚕指导述略》介绍了从通风到卖茧的一系列养蚕注意事项。周汝沆的《北省民房对于养蚕之利弊及其改良》以农民经济为前提，针对北方民房的特点，提出改造为蚕室的措施：宜添设通气孔、宜多开窗牖、宜平其地面等。温敬甫《桑枝饲育改良术及其利益》创造出桑枝饲育改良术，该法有节省劳力、用叶以及保持蚕体卫生的功效。黄履健《意大利Vittoria Fioruzzi机械养蚕法之内容》从栽桑计划、育蚕法等几个方面介绍了F氏具有工业化特征的机械养蚕法。张毓骅的《蚕种人工孵化之原理与实际》，介绍了人工孵化法的历史、人工孵化施行法的大要、各种人工孵化法的批判以及人工孵化法的理论。相关文章还有《参观法兰西养蚕及制种日记》《金陵大学蚕桑系历年进行概况》《浙江省立原蚕种制造场春蚕成绩表》。

3.蚕病防治

在对蚕病病理的探讨方面：夏振铎译述的《论家蚕后天之免疫》指出，家蚕血液中的喰菌细胞是其免疫主体，这一发现有助于对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在《家蚕Bombyx Mori L.之致死因子》一文中，夏振铎指出：“致死因子系一种遗传因子，由某种不明之生理障害，使含有个体遭死。致死原因，如经路充分判明时，则应表示为某病之感受性，或某形态，或对生理障害之因子，从来既知致死因子之大部，均属伴体的特征，故容易发见，于事实上不伴体特征之致死因子亦夥，在果蝇中，曾被发见矣。”［8］（P147）郑庚的《以氧气试验蚕之死亡率》介绍了氧气与蚕死亡率关系的试验。

在蚕病的预防措施方面：文章内容主要集中于白殭病、蠁蛆、微粒子病以及脓蚕病的防治研究。贺康《蚕儿白殭病之预防及其抵抗法之实验》运用通行欧洲的硫磺蒸汽法抵抗白殭病，通过试验证明该法不仅对蚕体生理无害，且有益于丝腺。若蚕室已遭受白僵病的侵害，为避免遗留细菌的传染，提倡在下期蚕事的前两星期对蚕室消毒。胡卓在《蠁蛆之害及其预防法》中，讲述了多化性蠁蛆和一化性蠁蛆的预防方法。曹诒孙《我国土蚕种之微粒子病毒》为明了中国土种的微粒子病被害状态起见，委托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农情报告员，征集各地土种，施行检毒，之后对土种蚕蛾的毒率作出了估计。黄履健的《法国Paillot氏之脓蚕病论》节译法国Paillot氏对脓蚕病论的研究结果，对作为遗传病的脓病进行了探讨。

（二）蚕业通论

1.对全国蚕业情况的研究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蚕丝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强转弱，甚至被后起的日本赶超，这引起了有识之士对蚕丝业的关注。中华农学会对蚕业状况的认知，首先是从梳理蚕业的发展历史开始的。1921年，万国鼎本着“欲知未来，先观以往”的态度，考察中外典籍，撰述《蚕业史》一文，追溯了中国蚕业的发源时间和地点，蚕业在历代的兴衰变迁以及蚕丝在国外的传播史，是中国最早系统梳理蚕业发展历史的文章。之后，蚕桑学家不断著文论述已陷入困境的蚕丝业，呼唤人们对蚕丝业的重视。徐方干在《民国十六年蚕丝业之状况》一文中论述了1927年间中国蚕丝的国内生产状况、对外贸易状况、人造丝的输入数量，针对中国输入人造丝急增的现象提出了担忧：“若不急起直追，努力改良，恐将来世界丝市场中，无吾国华丝之立足地矣；今者纽约丝之交易所，有不列吾华丝于拍板部中之举，生丝贸易前途，危险实甚”［9］（P103）。葛敬中在《过去一年间之中国蚕丝界》一文中，总结了中国蚕丝界在1930年间的变化，比如春秋改良蚕种的风行、新式丝厂的创设。

在认清中国蚕丝业衰落现状的同时，有识之士纷纷探讨拯救蚕丝业的方法。这些方法中既有对应用蚕丝新技术的提倡，又有创办各类蚕桑机构的建议，也有改革蚕业制度方略的制订。1927年4月，受中华农学会邀请来华指导的田中义磨博士就中国的蚕丝业改良提出了四个意见：“第一，希望蚕丝业之根本的调查；第二，希望政府对蚕丝业应订定相当的法律；第三，希望有养蚕组合及联合会；第四，各商家对养蚕的改良设施，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10］吴廓民在分析了中国蚕业的起源、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将来的趋势后，认为欲振兴蚕业，应该坚持“实用农蚕化以发挥已往之特长，改良蚕丝工业化以适应现在之环境， 顺应消费商业化以应付将来之趋势”［11］（P36-37）的方针。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蔓延，生丝消费锐减，各国蚕丝业陷入困境。加之天灾和混战的影响以及日丝倾销和人造丝的冲击等不利因素，中国蚕丝业受害尤其惨重。面对险象环生的蚕丝界，学者们深刻分析中国蚕丝业衰落的原因，纷纷提出建议。在这些建议中，中华农学会会员多提倡以国家行政力量控制全国的蚕丝业生产，例如：顾青虹从解决蚕丝业自身的缺点出发，提出“统一蚕业行政；注重学术研究；直接减低丝茧之生产费；提倡蚕业合作社；统一蚕之品种；提倡蚕丝直接贸易”［12］（P33-36）的救济方案；许璇认为：“欲救济蚕丝业，宜就栽桑制种养蚕制丝及生丝贸易各方面，统筹全局，以确定一整个之根本计划，循序进行”［13］（P106）；蒋同庆在《蚕业统制论》中提出发展蚕业应实行统制，包括制种业的统制、制丝业的统制和养蚕业的统制；洪道南认为“改良蚕种和丝厂；改革贸易；注重内销；提倡蚕丝之副业”［14］（P63-66）是复兴中国蚕丝业的根本方策。以上建议为国民政府实施全国蚕丝统制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除此之外，王益滔提倡合作制丝，“一方指导合作员之养蚕，一方收受合作员之茧以制丝，依茧质而分类。烘干分贮，再视行市之涨跌，分期以制丝，则在贩卖上自属有利”［15］（P15），认为此法既可收统制政策之利，又可避免统制政策的缺点。以上文章发表的时间与国民政府逐步在全国实施蚕丝统制政策的时间相吻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文章发挥了实际效用。

2.对地方蚕业的研究

在对全国蚕业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地方，切实为地方蚕业把脉问诊，积极讨论蚕丝业救济的办法。《中华农学会报》中关于地方蚕业情况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的蚕业重心区域：江苏、浙江、广东。

在江苏，20世纪20年代蚕业发展最兴盛的无锡地区蚕病流行、蚕茧不良，盛泽生分析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收蚕太迟，采茧太早，饲养不得其法。又以茧行不尽识茧，蚕户无由进取，而其依然自留蚕种，或且为易于饲养，将春夏种相交，此二者皆足使蚕种逐年退化。”［16］（P1）于是，盛泽生提出了改革的办法：养蚕、制种分业；加强蚕种防护；设立模范原蚕种制造所。事实证明，此法充分考虑到了蚕户、丝厂的利益，是增进无锡蚕丝业发展的有效方法。《金陵大学农林科蚕业进行记》记载了金陵大学农林科自创办以来在桑种搜集、桑苗繁殖、桑园扩充、桑树栽培试验等方面取得的成就。1930年代，乡村复兴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蚕桑业作为农村经济中最基本的支柱产业尤其受到重视。无锡县农业推广所的周承澍整理了1929年—1934年间育蚕指导所填写的《乡村蚕户状况调查表》，从蚕户的人口、职业、房屋、桑园等多个方面加以分析，得出：“改善桑树的栽培，使叶量增加，实为无锡蚕业目前最主要的问题”［17］（P79-80），该文为蚕业界人士开展救济无锡蚕丝的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地资料。

在浙江，1919年浙江蚕业学校校长朱显邦等人呈请浙江实业厅施行《改良扩充浙省蚕业计划书》，分为“改良蚕种以培其本，广植桑园以固其基，改良饲法以丰其收成，精制丝品以全其利益”［18］（P2）四大纲，内容共计13条，包括省城设立蚕务总局，各县办理蚕业传习所等，为浙江的蚕业改进提供了详细措施。1927年发表的《浙江桑蚕茧丝绸业最近调查》一文，是对浙江20世纪20年代蚕丝业发展状况所做的总结，该文围绕桑、蚕、茧、丝、绸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为关心蚕丝业发展的人士提供了详实的参考资料。

在广东，在应对20世纪30年代蚕业危机的过程中，一场由政府倡导的蚕丝复兴运动逐渐展开。广州仲恺农工学校的桂应祥和杨邦杰长期致力于蚕的实验和调查，在广东蚕之起源、广东蚕业之发达史、本地蚕之长处及短处、本地之气候与养蚕业等方面颇有研究，认为：“在第一，五，六造三大养蚕期，以饲育外来之优良品种与本地品种（大造或轮月）之一代，杂种在第二，三，四造，则饲育体质，最强健之本地种，相互间之交杂种，为最合理想。”［19］（P21）在广东蚕业的改良方面，桂、杨二人又合力写出《改良广东蚕业之管见》，从学理技术和行政两方面锐意谋划：在蚕品种改良方面，应用遗传学理论的纯系分离法和杂交法选育良种；在桑之改良方面，主张蚕桑兼业；在蚕病之预防与驱除方面，注重蚕室蚕具的消毒；在促进蚕丝业之改良进步方面，提出了蚕业取缔、召集与蚕业有关系之技术者会议等方法。广东蚕丝改良局的廖崇真在《广东蚕丝业复兴之途》一文中，认为蚕丝在粤省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于是在借鉴日本丝业改进方法的基础上，为复兴广东蚕丝业提出了方法，包括：选制优良蚕种；建设新式缫丝厂；推广国外贸易；增加国内消费；举办蚕丝业低利借贷；普及蚕丝教育。

3.其他

林侠农在《四季栽桑与四季养蚕之经验》中讲述了作者二十余年中在多地的栽桑养蚕经验。《日本蚕业调查录》是郑蓉镜于1927年所做的调查文章，作者感慨于中国蚕业陷入困境，决心赴日考察，后将静冈、爱知、长野三县的蚕丝业状况加以详细记录，为国人发展近代蚕业提供了借鉴。赵良璧的《在山东省立蚕丝劝业场半载之经过》详细介绍了山东省立蚕丝劝业场制丝部六司的工作。

（三）茧丝生产

1.蚕茧生产技术

在干茧生产技术方面：顾青虹《干茧及贮藏法》对从杀蛹到贮藏的一系列环节进行了系统总结：杀蛹方法上，介绍了日晒法、盐浥法、蒸杀法、燥杀法、蒸燥杀法；在干茧方法上，叙述了自然干茧法和人工干茧法；在贮藏干茧的方法上，提出要“防护感受干湿”、“预防霉菌之寄生法”以及“防御虫鼠害”。《中华农学会报》还对不同蚕品种的茧层量和茧层率予以关注。1934年，中央农业实验所搜集优良土种、江浙推广种和日本推广种，对茧层量和茧层率进行调查，得出结论：“优良土种远胜于普通土种，其偶差在一〇〇比一以上，故全国蚕种之改良，不容或缓；而土种中固亦不乏有优良之性质者之存在也。以优良土种与江浙之推广种相比较，则互有短长，于此可以证明吾国之蚕种改良，固非无希望也。至于以优良土种与日本推广种相比，则稍逊焉，吾人倘加以改良，则当有一日与彼邦佳良品种相并前进也。”［20］（P160）同年，浙江大学农学院胡瑜对浙江省各蚕种制造场以及萧山杭县临安等县的原原种、原种、普通种的茧层量和茧层率展开调查，发表《浙江省二十三年度春各蚕种制造场暨萧山杭县临安等县原蚕种普通种茧层量及茧层率调查》。

2.丝织技术

在茧丝品质方面：沈九如的《丝素并丝胶中无机成分的研究》通过对第二化秋蚕茧进行试验，得出丝素与丝胶中所含无机成分大同而小异。夏道湘搜集中外人士关于蚕丝理化学的研究成果分别作文，在《蚕丝比重》中认为：“绢丝之比重固因种类之不同而生差异，即同一种类中亦复因化学的处理器机的作用而生差异”［21］（P40）；在《蚕丝对于热之性质》中指出：“蚕丝在主要织物纤维中比热最大，保温价亦大，确为不良导体之织物纤维也。然因纤维之粗细缠绕之方法如何而生差异。”［22］（P58）

在生丝制造方面：学者多从宏观角度出发，探讨了改进生丝制造业的路径。盛泽生在《经营丝厂之地点问题》中认为，营建丝厂应考虑到风俗、原料、女工、交通等因素。胡载之在《改良华丝生产法之商榷》中，就蚕丝生产改良提出了对策，包括：改良蚕种；改良加工，减低生产费；纠正国人投机幸进之自绝心理。杜以芬根据中国资本不足的国情，主张“利用人工，归本科学，提倡小规模之制丝业”［23］（P77）， 因此建议在全国发展木制、大籰、直缫式丝车的小制丝业。陶平叔的《筹设纺丝工厂计划书》从资本及锭数、地亩及厂屋等多个方面分述纺丝工厂的筹设办法。沈如九在《无锡应创办绢丝坊绩工厂》中倡议无锡制丝业界创办绢丝纺织工厂。赵良璧在《我国丝厂经营法之根本改造》中从经营法、工厂之设立、缫丝职工、事务管理、原料茧之齐集以及资本等方面详细介绍了组合制丝的方法。还有个别学者围绕蚕茧进行了科学实验，例如朱新予通过用浮煮、半沈煮A、半沈煮B、沈煮四种煮茧方法，从制丝工程、生丝量、色泽、强力及伸度几个方面对春蚕茧和秋蚕茧进行比较（《各种煮茧法比较》）；孙本忠和曹吴柏应用生物统计学的方法，对茧质上与丝量上性质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试验，包括干茧茧层率与缫折之相关、茧层量与丝量之相关、茧层量与丝长之相关等（《几种茧质上与丝量上之相关试验》）。

在生丝检验方面：沈九如的《生丝肉眼检查法》从生丝肉眼检查室、色泽检查、丝质检查、整理检查、束装检查、生丝纤度、生丝等级分类法以及生丝肉眼检查的等级分类法八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生丝肉眼检查法，并附述了生丝与人造丝的肉眼鉴别法。钱天鹤在《论生丝检查所之功用及其职务》一文中，梳理了生丝检查所与蚕业的关系以及中国生丝检查所成立的历史，最后参考美国检丝公会的检查事项提出了生丝检查所的职务：品质之检查、品量之检查、练减检查、绸料检查、颣节之检查、黏附力之检查。

在茧丝贸易方面：在全国茧丝贸易不景气的情况下，围绕着怎样才能使中国的茧丝贸易走出困境，学者们针对具体问题因地制宜提出策略。夏道湘的《蚕茧买卖问题之商榷》在论述鲜茧、干茧的买卖问题之后，提出“制丝家直接从养蚕家购入干茧，令养蚕制丝双方受干茧买卖之利”［24］（P47）的意见，建议在蚕茧的生产地设立特种干燥保管机关。廖崇真《最近粤丝销印激增之研究》对自1931年起运销印度粤丝数量激增的现象加以研究，分析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欧美丝价低落在成本之下；原有丝场绝望急谋出路；存丝堆积力求削价推销。在指出印销激增的利弊后，提出发展粤丝对印度贸易的六个方案：调查印度消费生丝情形；研究粤丝永远供给印度消费办法；设法在印度举行粤丝宣传运动；派员赴印度联络各印度消费者；设立一印度丝市通讯机关；请求政府协助粤丝对印度贸易发展。在《复兴粤丝贸易的几个方案》中，廖又从改良生产技术、改善贸易组织、增进推销效率三个方面，为粤丝贸易的复兴提出周密的方案。

（四）栽桑科技

桑树历来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中华农学会报》以桑树栽培为主题的文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中桑树栽培技术方面的研究较多。温敬甫试图通过解决鲜桑叶困乏的问题振兴中国的蚕桑业，发明了“温氏殖桑新法”，通过嫁接优良品种发挥桑树最大的功效，为殖桑事业提供了善法（《温氏殖桑新法对于蚕桑业前途之革新》）。黄履健在《Orgya Gonostigma亦能为桑树之害》介绍了Orgya Gonostigma在意大利东北部桑园的为害情况和驱除办法，意在提醒中国的蚕桑专家注意此虫。1921年，殷程在实地调查浙江海宁的长安镇后，将该地的栽桑育苗情况详细记录，写成《长安桑秧调查录》，内容包括苗田面积、桑秧产额、家桑种类、草桑名称、接桑名称等，为外界学习这一桑秧重要产区的栽桑智慧提供了资料。

在栽桑推广方面：杜以芬提出了“铁路运送桑秧，宜改为五等收取运费；铁路凡遇桑秧，宜屏置各货，尽先运送”［25］（P76）的办法。陈嘉猷在《江西蚕桑局植桑计划书》中，从桑种之搜集、品种之选择、桑苗之繁殖、桑园之设施、桑园之扩充、桑树之栽培试验以及调查七个方面阐述了江西蚕桑局的植桑计划。

在桑树品种性状的研究方面：顾青虹在《浙江省桑树品种之研究》一文中，对湖桑系统的桑树品种资源进行整理，提出选拔浙早生1号等七个优良品种。赵鸿基的《桑树树液之研究》综合理化学的现象和生理的现象对桑树树液进行研究，分别测定了桑树的氢伊洪浓度和树液流动变化。

（五）蚕业资讯

《中华农学会报》对国内蚕业组织及其活动的宣传与报道较为集中，文章有：《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进行状况记略》《生丝检验所开幕记》《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之发展》《江苏省立蚕桑模范场演讲会临时简章》《浒墅关大有蚕种场之扩充》《蚕桑改良会派员赴日考察蚕业》《扬州省立蚕桑模范场之近闻》。以上资讯中所提及的蚕桑组织均位于江苏省内，这可能与江苏是全国蚕丝业最发达的地区密切相关。

此外，《中华农学会报》也关注国外蚕桑业的进展，为国人提供了最新的世界蚕业资讯，例如《美国之生丝市场》《意法两国蚕丝业之不振》《意大利之丝织业》等。

三、结语

中国的蚕桑科研事业自20世纪20年代起取得了些许成绩。国联蚕丝专家玛利博士在调查中国蚕丝改良取得的成效之后，高度评价：“过去数年研究及试验工作，进展极速，使人觉得中国人育蚕及种桑事业，在世界上将据相当地位，且可步意、法、日后尘，自成一中国学派。”［26］（P17）《中华农学会报》中发表的中国学者自撰的蚕桑学文章就是众多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的一部分。

《中华农学会报》传播的蚕业科技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知识性信息，包括蚕桑学家所总结的科学理论、观点或发明的技术等；二是蚕业发展的资讯，包括蚕业的动态信息、蚕桑科技进展、政策法规信息等。

《中华农学会报》刊载的以蚕桑丝为主题的文章具有“应用性强”的特点。面对蚕业困境，中国学者从寻求蚕业复兴之策的目标出发，围绕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和出谋划策，因此试验研究的理论文章相对较少。

《中华农学会报》蚕业科技文章涉及到的区域主要是江苏、浙江、广东。原因是：以上三个省份的蚕业均是当地农村经济的支柱，发展水平历来位居国内前列，自近代以来面临的问题最为突出，蚕桑改良的动力也最强，具有典型性。同时，蚕桑科研机构和试验区大量集中于三省，取得了许多具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

此外，近代时期国内外著名的蚕桑学家郑辟疆、孙本忠、夏振铎、顾青虹、赵鸿基、朱新予、田中义磨等都曾在《中华农学会报》发表重要文章，增强了《中华农学会报》内容的权威性，使得《中华农学会报》在民国专业蚕桑报刊创办尚属不多的时期成为传播蚕业科技的重要刊物。

总之，《中华农学会报》在民国林林总总的农业期刊中较早地刊载并传播了大量蚕桑科技，推动了民国蚕业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