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羊在澳大利亚的引进和传播*

肖璐娜 张 箭

肖璐娜，女，历史学博士，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农史、中西交流比较关系史；张箭，男，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农史、中西交通比较交流关系史。

驯养羊首先出现在中石器时期（前10000—前8000）的亚洲西南美索不达米亚。在伊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家羊遗骸［1］。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低地，羊毛动物的养殖是其居民的主要活动，但其驯化可能是由宗教因素而非经济动机驱动的［2］(P574)。青铜时代（前2300—前600），具有类似于现代品种的绵羊遍及西亚地区。随后，绵羊通过贸易从亚洲被引入到北非和北欧。羊毛生产一直是澳大利亚农业发展的命脉，畜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国内学术界对澳大利亚现代绵羊品种、生产收益方面研究较多，但较少涉及绵羊在澳大利亚的早期引进和羊毛业的发展概况①。汤逸人的《澳大利亚的绵羊业》、叶胜年的《澳大利亚科技文化史：农业、医学》中部分内容可资参考，但内容略显陈旧②。有鉴于此，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讨论绵羊在澳大利亚的引进传播、培育改良及羊毛业、羊肉业的发展历程。

一、澳大利亚早期绵羊的引进

1787年，英国首批船队经过南非时，从南非好望角引进了一批牲畜，包括若干只南非胖尾羊。沃特金·坦奇(Watkin Tench)在其《植物湾远征 亲 历 记》（A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Botany Bay）一书中描述道：“从好望角带上船的、准备在我们前去殖民地圈养的活牲畜有2头公牛、3头母牛、3匹马、44只绵羊、32只公猪，此外还有山羊及大量的各种家禽。”［3］(P34)当时带入的羊群主要是为了食用，殖民地定居者对羊肉比对羊毛更感兴趣。1788年5月，带上岸的羊群只剩下1只公羊和28只其他种类绵羊，但它们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参与到澳大利亚早期羊群的建立培育中。坦奇在其1790年11月的日记中记录道：当时殖民地农业的中心——帕拉马塔马罗斯希尔的政府农场中并没有羊（或牛、马）。1791年，更多的羊被进口到新南威尔士，以备食物供应。澳大利亚政府企图将引进的公羊同此前带入的母羊交配，繁殖新羊。为了节约运输成本，澳大利亚政府一直计划从开普敦或澳大利亚北部国家购买引进牲畜，而不是从英国带入。但尽管如此，一开始还是损失很大，如1793年，澳大利亚政府组织从加尔各答引进一批大型绵羊，其中有一半以上死于航行途中［4］(PP431-443)。后来引进的绵羊主要有两种：好望角本地的胖尾羊和南亚的孟加拉品种。总而言之，在1791—1801年间，记录在案的约有300只绵羊抵达新南威尔士［4］(P431-443)。到1801年，殖民地的羊群总数已增加到7000余只。

二、麦克阿瑟及美利奴羊毛的发现

澳大利亚羊毛业的先驱是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麦克阿瑟和其妻子（伊丽莎白）于1790年抵达殖民地，并担任新南威尔士军团上校。1793年，澳大利亚政府将帕拉马塔附近的100英亩土地授予他。菲利普总督于1792年12月离开悉尼前，将澳大利亚政府饲养的绵羊作为礼物分发给早期定居者，大多数定居者要么将其宰杀，要么将其出售给新南威尔士军官。约瑟夫·弗沃克斯（Joseph Foveaux）上校购买下了大部分绵羊。麦克阿瑟没有购置，直到1794年7月他都没有一只绵羊，而这时定居点已有500多只绵羊，其中400只属于私人所有［5］(P29)。麦克阿瑟购买了尼皮恩（Nepean）上校在离开殖民地前转卖的孟加拉羊（30只母羊），之后他又从一艘船上购买了3只爱尔兰羊，经过几年的繁殖培育，1796年8月15日他向约翰·亨特（John Hunter）总督汇报他饲养的羊群总量达到198只。1796年，亨特总督派遣海军军官亨利·沃特豪斯（Henry Waterhouse）和威廉姆·坎特（William Kent）前往南非再次采购牛羊，在返回途中引进了26只原产于西班牙的美利奴羊。该羊具有厚重、精细的羊毛，非常适合编织成制造服装用的细纤维［6］(P103)。当沃特豪斯于1800年离开殖民地时，他将自己的1只公羊和5只母羊也出售给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将这些绵羊按品种分组喂养，但这些绵羊已和农场上其他品种杂交，并非百分之百纯种。当时的麦克阿瑟并没有看到羊毛的未来。事实上，他对羊感兴趣仅因其可以制造出美味的羊肉。正如伊丽莎白于1798年9月所写的那样：“我们共饲养了约1000只绵羊，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奢侈到为吃羊肉宰杀绵羊的程度。明年，麦克阿瑟先生告诉我，我们可能会这样做。”［7］(PP98-99)

虽不清楚麦克阿瑟到底是何时产生坚信西班牙羊必定在澳大利亚羊毛业上发挥作用这一想法，但他表现出对羊毛的非凡洞察力，着实让人钦佩。这体现在他很快认识到殖民地需出口一些使用较少劳力、能承担长途费用且国际市场需求量大的原料，而优质羊毛就是其中一种［8］(P57)。欧洲羊毛市场需求量大，优质羊毛价格更是昂贵，因其便于运输，故海陆运输费用相对便宜，且不用担心羊毛在远航途中腐烂变质。此外，绵羊养殖还不需过多劳力。牧民一旦越过东部高地，大面积的草原林地就可用于放牧牲畜，2个牧羊人在没有围栏或人造水的情况下都能放牧1200只羊［9］(P255)。牧民仅需用少量的资金来购买羊群和土地就可获得丰厚利润。和麦克阿瑟同时代的金总督和牧师塞缪尔·马斯登（Samuel Marsden）也在创建澳大利亚羊毛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快，牧民就去英国检验他们的羊毛质量。1800年，开普敦和孟加拉羊产的粗毛样品因评测结果为“价值不大”被驳回，并称孟加拉母羊的羊毛“只适合和砂浆混合，用于在殖民地中建造房屋”［7］(P52)。但麦克阿瑟饲养的羊群产的一些羊毛样品却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金总督也将从麦克阿瑟饲养的绵羊身上收集到的8捆羊毛样品送到班克斯爵士那里评估市价，同时让羊毛分类员莱科克（Lacocke）负责评估分类。莱科克于1802年9月向班克斯汇报：其中3袋羊毛很有价值，其他羊毛过于毛茸和粗糙。麦克阿瑟也提到：“英格兰一些最为杰出的羊毛制造商偶然看到了我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些羊毛标本，颇为震惊，然后他们找到了我，并专门询问我是如何饲养绵羊的。”［5］(P30)在接下来的2年里，他留在英国成为殖民地精羊毛业的倡导者，并积极向英国的枢密院、财政部、毛纺制造商及任何他认为对事业有帮助的人提交羊毛样品。此外，他还建议英政府鼓励在殖民地繁殖细毛羊，以解决英国的经济负担。他于1803年7月26日向霍巴特勋爵（Lord Hobart）办公室发表了《新南威尔士优质羊毛品种改良与进展声明》：

从新南威尔士州带来的羊毛样品引起了英国主要制造商的特别关注。我根据多年的养殖经验发现新南威尔士州的气候特别适合细毛羊的繁殖生长;而且，从这个地区拥有的广阔无垠牧场来看，用比雇佣牧羊人少得多的费用在几年内完全可能养大数百万有价值的动物。我的羊毛样品已被王国中最好的羊毛测评官检查过，他们认为它具有优于任何西班牙羊毛的柔软性。［8］(PP68-71)［7］(PP100-101)

麦克阿瑟在声明中预言：美利奴羊数量每2年半就会增加一倍，20年内，数量将会翻倍到足以生产大量的优质羊毛。这引起了伦敦商人的兴趣，也引起了英政府的重视。1804年，贸易及涉外移民枢密院皇家委员会得出结论：“在新南威尔士州很有可能生产出适合制造细布的优质羊毛。”［10］(P56)1804年8月15日，英国温莎（Windsor）附近举行了一场乔治三世国王主持的西班牙羊群拍卖会，麦克阿瑟从那里买了7只公羊和3只母羊。当他抵达澳大利亚时，仅幸存4只公羊和1只母羊［5］(P32)。由于欧洲潮湿多雨，从英国或荷兰引进的绵羊不适宜澳大利亚炎热气候，后经麦克阿瑟反复杂交实验之后，培育出了能适应澳大利亚气候的良种美利奴羊，并将其推广。与此同时，金总督为满足市场对羊毛的迫切需求，在帕拉马塔建立了一家编织毛毯和粗布的工厂。麦克阿瑟等人开始发展羊毛业。“朗姆酒暴乱”③之后，1809年麦克阿瑟被召回英国受审，在此期间，他在英国考察了当地的羊毛市场，为其回殖民地进一步发展羊毛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18世纪末，麦克阿瑟一行人在悉尼周边的帕拉马塔农场开始繁殖美利奴羊，大大吸引了其他军官和定居者，刺激了自由移民的增加，为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居民人口的增加，对土地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长，但由于大分水岭的阻隔，人们对内陆地区一无所知。拉克伦·麦夸里（Claren Macquarie）总督继位后积极鼓励人们开展内陆勘探活动。19世纪初，牛羊等大型牲畜数量稳步增加，人们被迫再次尝试寻找新牧场。经过探险家的多年努力，勘探了大面积的内陆地区（南至维多利亚、北至昆士兰莫顿湾）［11］(P46)，打通了东南部的主要河流，为此后大规模的移民及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澳大利亚畜牧时代由此揭开。1819年，213名自由移民人均拥有900多英亩土地，但仅有60英亩用于农业耕种，其他的都用于牲畜放牧［12］(P3)。

一开始，这些定居者对羊毛并不感兴趣，他们饲养大量绵羊仅因出售羊肉带来的高额利润。1802年，麦克阿瑟带了一些羊毛标本到英国，得到了纺织商的大加赞赏，澳洲羊毛就此进入了英国市场。其实，麦克阿瑟此次成功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容易，他曾抱怨过：“我引入美利奴羊的试验尝试仍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几乎无人理睬，因为很少有定居者愿意花精力去改善他们的羊群质量。”［12］(P3)这是因为新南威尔士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为政府或私人牧场主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肉类需求市场，此时运送羊毛到英国，耗时长，费用又高，再加上贸易的波动及德国萨克森羊毛的强有力竞争，英国对澳洲羊毛的市场需求并不稳定。但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澳洲羊毛业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在麦克阿瑟的领导下，许多自由移民者、刑满释放犯及政府军官都加入了19世纪上半叶的羊毛热潮中。1813年后，绵羊养殖扩展到澳大利亚西部山区。1820年，澳大利亚的羊群总数已达到12万余只。19世纪20年代末，美利奴羊毛在新南威尔士州成为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

综上所述，笔者总结出澳大利亚羊毛业兴起发展的诱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除了适宜美利奴羊生长的自然环境外，澳大利亚政府及私人多次从不同国家，如南非、德国、法国等引进优质美利奴羊品种，重视杂交培育。

第二，澳洲大陆凶猛的食肉动物较少，羊群较为安全，羊群数量增长迅速。

第三，拿破仑战争导致西班牙羊毛业衰落。欧洲羊毛供需之间差距急剧增大。没有西班牙的竞争，新南威尔士牧民可获得更高的羊毛市场价格。

第四，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也正好与蓝山广阔牧场开放相吻合。1813年，蓝山贯通，探险家们开辟了西部平原，同时发现了大量肥沃的放牧地。

第五，1815年以后，英国的毛纺织业进一步发展，对羊毛需求量不断增加，而英国羊毛几乎全部从国外进口。拿破仑战争爆发使得西班牙羊毛产业遭到破坏。此时澳大利亚优质羊毛的出现，深受宗主国的喜欢。

三、羊毛业的发展及美利奴羊的改良培育

1807年，麦克阿瑟的第一捆羊毛被送到英国，卖出了每磅10先令4便士的好价钱。1813年，麦克阿瑟的首批批量羊毛被送到英国，马斯登和其他新南威尔士养羊者也开始向英国运送越来越多的羊毛。虽早期统计数据并不完整，但可以肯定的是，1821—1823年间，每年销往英国的羊毛达到80吨以上［10］(P57)，新南威尔士州的羊毛出口量更是占其总量的四分之三左右。此时的新南威尔士羊毛虽已被英国市场所接受，但仍有大量育种改良工作尚待完成，这在1827年麦克阿瑟送往伦敦的60捆羊毛样本中多少可以看出［7］(P116)。其中的一个优质羊毛包售价为每磅124便士，但60捆的均价为每磅37便士，有些羊毛包甚至低至每磅24便士。彼得·坎宁安（Peter Cunningham）在1827年指出：麦克阿瑟的母羊一般很少产下2只羊，且品种越优良，母羊体型越小，羊毛越轻［13］(P263)。当时麦克阿瑟的美利奴羊剪下的羊毛重约2至2.5磅，母羊羊毛更是很少超过1.5磅，但此时的撒克逊美利奴羊产毛量已达到3磅或更多。当1834年麦克阿瑟去世时，澳大利亚羊群中也仅有少数纯种美利奴羊，其中的一些所谓的良种羊也在经过至少8次以上杂交后，变成孟加拉杂交品种［5］(P16，35)。19世纪50年代，类似的缺陷越发显而易见：

人们经常重复说，1842年前从范迪门地或悉尼地区带到菲利普港的绵羊绝大多数是美利奴品种，它构成了菲利普港优质羊群的雏型。但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它们都是美利奴羊种，那大部分也是最劣质的美利奴，也有可能是孟加拉种的杂交品种，它们在新南威尔士州和范迪门地的草地上成倍地增长。［10］(P58)

第二代澳大利亚美利奴羊育种者主要是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绵羊饲养家，虽他们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过多赞誉，但他们拥有比第一代先驱者质量更为上乘的绵羊。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使欧洲大陆和澳新地区的牲畜贸易来往变得更加便利，在此阶段，澳大利亚进口了多达5000只美利奴羊［5］(P41)，主要来自德国和英格兰，其中撒克逊美利奴羊质量最为上乘。美利奴育种的第二阶段，重点是培育改良撒克逊细羊毛。但麦克阿瑟家并没有参与到撒克逊羊的繁殖实验中，他们坚持认为卡姆登羊（Camden sheep）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撒克逊羊出产的羊毛质量更优、价格也被普遍接受，渐渐地，撒克逊羊抢占了麦克阿瑟美利奴羊市场。同时，麦克阿瑟的绵羊大小和羊毛质量也在不断下降，梅西·C指出：

麦克阿瑟家是羊毛产业的重要先驱，但他们不是优秀的绵羊饲养者，因为他们以牺牲绵羊的其他重要遗传特征为代价而过分关注羊毛细度。与早期定居者的粗毛混合羊群相比，麦克阿瑟家绵羊因其优良的细羊毛而闻名，但无法与最近培育开发的澳大利亚美利奴羊品种相竞争。［14］(PP76-77)

另一个值得称赞的改良培育是瑞福利纳（Riverina）的佩平羊种。随着养羊业不断向西北部干旱平原发展，所产羊毛也变得干燥多土、质量大不如从前。19世纪50年代，瑞福利纳旺格内拉社区的一位名叫乔治·郝·佩平（George Hall Peppin）的养羊者意识到干旱平原需要一种体型较大、长着长毛的绵羊品种［6］(P105)。于是，佩平兄弟就改良培育了一群体型硕大、羊毛中等细度的绵羊。因他们留下的史料记载较少，故很少有人知道该品种是如何培育改良的。1866年底，他们几乎购买了世界上所有优质美利奴羊品种［14］(P225)。他们改良培育的成功关键在于结合以下三点要素：第一，兰布莱羊（Rambouillets）和其他法国绵羊品种的大体格和长羊毛；第二，优质美利奴品种细羊毛的柔软度；第三，德国内格雷蒂（Negrettis）羊毛的高覆盖率。毫无疑问，像莱斯特（Leicester）这样的英国长毛羊也为澳大利亚美利奴羊的进化培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佩平羊及同时代在瑞福利纳繁殖培育的绵羊品种成为了澳大利亚典型的美利奴羊。因此，在19世纪末，新南威尔士州近四分之三的绵羊都能够剪产精梳羊毛［15］(P4)。与此同时，南澳大利亚更是开发培育了适应半干旱牧场气候的大型强毛羊品种。德里克·特赖布（Derek Tribe）和利奈特·皮尔（Lynette Peel）称，19世纪50到80年代澳大利亚畜牧业最大的技术创新可能就是培育出适应不同区域环境的不同种类的高产美利奴羊［10］(P59)。

19世纪80年代到1906年是澳大利亚引入美利奴羊的最后阶段。19世纪在80年代前，澳大利亚从国外引入的美利奴种羊都是无褶皱的，这种羊所产羊毛精细、净毛率高，但剪毛量低。1880年以后，为了提高剪毛量，养羊者对佛蒙特州的皱纹美利奴羊产生了极大兴趣，当时引入的佛蒙特羊总数甚至超过了1820-1835年引进撒克逊羊和1849-1865年引进兰布莱羊数量之总和［14］(P502)。此后很多人片面地追求高剪毛量，开始对佛蒙特美利奴羊产生了狂热追求。于是油汗大、净毛率低、褶皱多的美利奴羊代替了原先净毛率高、羊毛细、无褶皱的绵羊品种。后经一段时间，该种羊的两个缺点暴露无遗：佛蒙特羊身上深深的褶皱为丽蝇蛆（blow-fly）提供了理想的生存场所；羊毛长度下降、均匀度差、剪毛时容易剪伤且剪毛速度受影响。狂热过去时，佛蒙特羊已遍布高达90%的澳大利亚羊群［5］(P53)。饲养者不得不开始人工繁殖去除羊身上的褶皱，到20世纪70年代，仅在一些绵羊的臀部和尾巴处保留有佛蒙特羊种之褶皱。

19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养羊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蹲地运动”的爆发，许多定居者无视法律，非法蹲在未占领的皇家肥沃土地上。在以后的30年，牧业扩展到悉尼周边、新南威尔士蓝山以外的新开放地及更远地区，如菲利普港和波特兰湾［16］。1840年，5657吨羊毛从殖民地出口到英国。同年又有2万只羊进口到新南威尔士。到1850年年底，澳大利亚的羊群总数已达到1600万只［17］。19世纪50年代，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淘金热”吸引了大量人群，人们为了追求财富放弃他们现有工作，农牧业劳力稀缺现象空前严重。养羊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变化，铁丝网或围栏代替了原牧羊人工作。廉价钢丝的开发是促进澳大利亚内陆防护围栏使用的重要发明之一。1856年获得专利的贝塞麦酸性转炉炼钢法（Bessemer Process）在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P64)。19世纪50-60年代，牧羊围栏主要出现在塔斯马尼亚、维多利亚、里弗赖纳及南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在接下来的20年里，牧场主在澳大利亚东部养羊区投入巨资搭建围栏，如1870年，彼得·韦特（Peter Waite）独自从英国采购了265吨围栏铁丝［18］(P69)。新南威尔士州用20年时间在农村周围搭建了1000万英里的防护铁丝，且驻扎了长度约达50万英里的篱笆桩［10］(P64)。在1850和1890年间，新南威尔士建立了200万英里的围栏［19］(P10)。尽管如此，到1900年底，新南威尔士州仍有超过80万只绵羊需牧羊人牧放看管。即使到1909年，新南威尔士州西部，羊群在夜间也会经常被赶进小块院子里，以防丢失［20］(P25)。

四、羊肉的生产与消费

从一种国家食物的分配和消费可以看出包括国家结构在内的诸多方面。例如，英国传统文化强调含有红肉（包括羊肉）的菜肴对国家“强大”至关重要［21］(P106)。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描述了肉的力量如何代表“食物本身的概念”，指出肉在构成正餐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22］(P21)。羊肉在其生产制造过程中，逐渐被归纳为澳大利亚当地食品。殖民报纸如悉尼公报和新南威尔士广告报，于1803年报道这些当地食物为早期殖民者的生存寄托［21］(P106)。羊虽随“第一舰队”被运往澳大利亚，但直到1796年麦克阿瑟进口第一批美利奴羊，绵羊才真正在澳大利亚立足。羊毛虽支撑着刚起步的殖民地发展壮大，但羊肉才是真正让早期定居者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存活下来的生活必需品［23］(P5)。布鲁斯·欣德马什（Bruce Hindmarsh）认为直到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囚犯长寿的原因是他们生活在以食物为中心的高压惩戒系统中，以羊肉为主的口粮被抵作工资。考古学家多米尼克·斯蒂尔（Dominic Steele）认为：“从商店分发食物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主要社会控制手段之一。”［24］(PP172-173)每周六澳大利亚政府都会定期从中央商店向囚犯分发口粮，周一向士兵军官发放。史料还显示，军官通过控制消费品和酒的进口来增加他们的个人财富和政治权力，从而操纵和垄断当地市场［25］(P68)。因此，从早期殖民开始，羊肉就与权力联系在一起，食品控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生产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人们开始养羊以补充口粮，在殖民地时期的头20年里，羊肉比羊毛更值钱。母羊因能杂交繁殖变得更有价值。早期的羊肉主要是由美利奴羊以外的品种提供，但随着羊种的培育壮大，美利奴羊发展成为既可生产羊毛，又可提供羊肉的优质羊种［21］(P109)。1830年起，消费模式开始固定，政治辩论、广告招聘和社会活动都可用口粮支付。如前所述，口粮通常是由10磅面粉、10磅羊肉、2磅糖、四分之一磅茶和盐组成［26］(P29)。在早期定居的第一个世纪里，澳大利亚人大多是依靠这些口粮存活下来的。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的羊肉都来自放牧羊群，羊肉生产是羊毛业的副业。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提供市场保障和羊肉定价来间接补贴畜牧业。1792年，澳大利亚早期殖民者肉的标准配给量为2.5磅，到了19世纪30年代，上升到了10磅［21］(P110)。杰弗里·塞尔（Geoffrey Serle）描述了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淘金热”时代居民的生活情况：“矿工的日常饮食……通常是羊肉、泡菜和红茶，周日还有葡萄干布丁，以外的其他东西都是难得的奢侈品。”［21］(P111)通常，热水煮干羊可获得用于制造蜡烛和肥皂的动物油脂。牧场主弗雷德里克·埃布斯沃思（Frederick Ebsworth）用羊腿制作油脂和火腿来盈利。但在炼油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浪费现象，这刺激了企业家塞泽尔·埃利奥特（Sizar Elliot）尝试将多余的肉用罐头装起来。他于1846年在悉尼建立了一家罐头厂，还加工罐装蔬菜、汤和炖菜［27］。虽然他为此赢得了许多奖项，但公众对罐装肉类产品的接受度并不高，觉得它们“难看……（让人）没有食欲、较为干燥和油腻”。4年半后，埃利奥特放弃了罐头厂，投身于淘金事业中。早期的罐头制造商、酿酒师，都没有意识到微生物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直到1868年，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发现细菌可能会破坏食物，甚至引发疾病。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存储肉类的成本降低到足以使出口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当时几乎每年澳大利亚出口约5443吨的腌制牛羊肉［28］(P68)。之后，随着冷藏技术的出现，1879年，澳大利亚运往伦敦的冷冻羊售价为澳大利亚当地市场的3倍。1880年，冷藏船装载40吨羊肉运往伦敦，标志了澳大利亚羊肉业的发展。在此后的16年内，澳大利亚成功地向英国运送了165万只冷冻羊，1901-1906年间，数量更是增加了50%［29］(P161-163)。在19世纪末，英国农民意识到一岁左右的羊羔肉利润更高，故澳大利亚牧场主改变生产方向，出口迅速扩大。牧场整治、品种杂交和过磷酸石灰的使用也大大提高了澳大利亚羊羔肉产量。结果，羔羊数量迅速增加，价格也相应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它的价格只比羊肉贵50%。羊羔产区呈弧线状从昆士兰的达令展开，一直到南澳大利亚的爱尔半岛［6］(P111)。

五、小结

众所周知，养羊业一直在澳大利亚畜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早期因澳大利亚国内优越的放牧环境、英国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及牧场主、牧民们的辛勤付出等因素，澳大利亚养羊业得到大跃进式的发展。在整个19世纪，除了五六十年代黄金出口海外以外，畜牧业是澳大利亚实际出口收入的主要贡献行业。19世纪30年代前，渔业是澳大利亚初期出口收入的主要支柱产业。之后羊毛业飞速发展，并在19世纪30年代末羊毛出口量赶超渔业，成为当时第一大出口行业。到1850年，羊毛出口占澳大利亚所有出口产品的90%以上，成为促进澳大利亚19世纪经济繁荣增长的重要原因。澳大利亚成功地挤进世界养羊大国行列，也为此后享誉海内外的“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之称奠定了基础。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羊肉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羊肉已从殖民初期的生存寄托转变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文化表现，是英国工人阶级日常饮食和囚犯口粮的自然延伸。

注释：

①徐佳、肖海峰《中国与澳大利亚羊毛生产成本收益比较分析》，载《世界农业》2018年第10期，第110-116页；刘唱《澳大利亚培育出蓝色绵羊》，载《农村实用技术与信息》2000年第10期，第46页；特纳《澳大利亚绵羊育种研究》，载《国外畜牧科技资料》1975年第3期，第2-24页。

②汤逸人《澳大利亚的绵羊业》，中国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叶胜年《澳大利亚科技文化史：农业、医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版。

③1808年，英国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军团军官发动的一次叛乱。当时，人们常用烈性酒作为交易手段购买商品，结果整个殖民地酗酒成风，公共道德每况愈下。总督威廉·布莱采用高压手段，严令禁止用烈性酒换取钱物，这激起了军团军官的反抗，他们逮捕了布莱，接管了总督权力，这就是出名的“朗姆酒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