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农书所载肥料与施肥技术研究

李成昊

李成昊，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农业地理。

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一部非常重要的农书，全书共60卷，近50万字，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等12目，书中不仅收录了前代大量农书及其他农业方面的相关文献，而且亦有徐光启本人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与心得总结。《徐光启手迹》则是1962年上海市文管会委托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的一册徐光启著作，为徐氏著作中除《农政全书》之外的手稿札记等，该书共分为四辑，包含《农政全书》手札五十六页、书简四通、家信十四通、序跋两种（一为《刻〈几何原本〉序》，一为孙龙翎毛草虫画页题语）［1］。其中《农政全书》手札这一部分被徐光启外曾孙许缵曾①称为“农书草稿”，实际上是徐光启为编撰《农政全书》所做的一部分札记，不具备初稿的形式，和刊本有着很大的距离。据胡道静先生考证，《徐光启手迹》应是徐光启在修《农政全书》之前的手稿与札记，而此《手迹》中所载内容并未出现在《农政全书》之中，是对《农政全书》的一个有力的补充［1］(P48-52)。

肥料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重要资源，是“收多收少”和培育壮苗的物质基础，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物资，对粮食生产至关重要［2］(P138)。因此，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多次强调施肥的重要性，“肥积苔华此四字，弗轻诵过。是粪壤法也”［3］(P115)。在《徐光启手迹》一书中同样有大量熟粪、粪壤法的记载，在书中占据了大量篇幅，这些内容与《农政全书》中记载的施肥技术内容“并无全同之处”［4］，因此只有同时对两本书中的内容进行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明代施肥技术的总体情况。目前，学界已有了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明代传统肥料技术研究领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②。但目前尚比较缺乏对明代施肥技术的断代史研究成果，大量研究成果多散见于对各农书本身的研究之中。因此，有必要通过徐光启农书中所载肥料与施肥技术做一实证研究，以对明代施肥技术有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一、徐光启对前代农书所载肥料与施肥技术的总结

（一）对明以前肥料与施肥技术的总结

“施肥”是中国古代农业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备受历代农学家重视，早在战国时期即有关于农田施肥的明确记载［5］(P80-90)。西汉时期的《氾胜之书》中亦强调了施肥的重要性，将保持土壤的肥力和水分，即“务粪泽”看作是耕田根本要素之一：“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6］(P21)，甚至在土壤黏连以致无法锁住水分的情况出现时，也可以通过施粪来缓解，“春气未通，则土历适不保泽，终岁不宜稼，非粪不解”［6］(P25)。

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也有许多关于施肥的记录，除系统总结《氾胜之书》中所提到的方法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施肥方式，如其中记述了一种“踏粪法”，即将谷草、谷糠、牲畜粪便等，用牲畜践踏，使之堆聚起来，让这些聚集的肥料充分腐熟，以培养地力、提高土壤腐殖质含量［7］(P17)。但从肥料种类与主要成分来看，《齐民要术》中所提及的肥料仍以传统的“粪肥”为主，与《氾胜之书》中所使用的肥料性质上差别不大。

到了宋代，陈旉《农书》中也出现了大量关于施肥的内容，并在书中专辟“粪田之宜篇”以论述施肥的重要性。与前人不同的是，陈旉除指出可通过施肥改善土地情况，强调施肥的重要性：“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8］外，还指出施肥时需要注意不同土地的不同情况，要根据土壤的不同性质来使用不同的肥料：“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夫山川原隰、江湖薮泽，其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同”［8］。相比前人，陈旉的施肥理论显然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但是，从其内容上看，陈旉书中内容侧重于施肥重要性、肥料的制作技术、应用技术等方面，并未详细记载具体的肥料种类，也尚缺乏针对各不同肥料的使用差别等内容。

对明代之前各农书中记载的施肥技术，徐光启进行了充分的吸收，也通过亲身的考察实践，结合自身的经验对其进行了深化。如徐光启对陈旉关于高下地势不同耕种方法和施肥手段的观点就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在《农政全书》中也时常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前人的基础上，徐光启进一步强调施肥的重要性，并多次摘录前人施肥技术的记载：“夫扫除之隈，腐臭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为膏润，惟务本知之，所谓惜粪如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为多。谚云：‘粪田胜如买田。’信斯言也”［3］(P140)。可以说，《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书》等古农书为徐光启农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也为其思想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明前中期肥料与施肥技术的总结

明中期以来，我国人口大量增加，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已经相当突出［5］(P463)。这使明代农民越来越重视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农产品，如何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单位面积的土地产量。正如王思明先生所说：“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因土地供给弹性小，而劳动力相对富余，人地矛盾会推动技术发展朝着节约土地的方向进行，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在传统社会它往往表现为多劳集约、精耕细作的特点”［9］。因此，明代出现了大量施肥技术，农民开始通过施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人力、物力投入，提倡粪多力勤即成为了明代集约经营的重要表现形式［10］(P3-5)。《沈氏农书》中即明确记载“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11］(P29)，可见“粪多力勤”的集约化土地利用方式越来越得到应用和推广，在明代甚至已经成了种好庄稼的总原则。

徐光启曾亲至全国多地进行考察，足迹遍布北京、天津、山西、山东等多地，“少小游学，经行万里，随事咨询，颇有本末”，“广资博询，遇一事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3］(P4)。在考察途中，徐光启即记录了大量有关施肥的技术，这其中不乏一些明代前中期流传的施肥技术，对这些施肥技术，徐光启进行了详细的归纳总结和客观的分析，甚至对其中一些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新想法。如徐光启曾对明代袁黄《宝坻劝农书》中所载“熟粪法”进行改进，“熟粪法”本是汉代区田法下的一种施肥方法，但到了明代原本的区田法已经失传，“古法区田，每亩用熟粪一升，而熟粪之法不传”。徐光启在偶然的情况下得到明代袁了凡农书，其中即有“熟粪法”一节，但徐光启认为原法仅是“用大粪煮熟作壅，盖与金汁（金汁指腐熟的人粪尿）同义而速成耳”，并不能最大程度提升肥料的效力，故徐光启提出了两种改进的方法：一是“锅煮法”，即制作一由多个缸相连的灶台，用火将粪煮熟，并加入动物骨头（人粪则用头发代替）进行搅拌，“今自立一法，用三四缸砌连灶，缸内盛‘真粪’盖好，烧数沸，不时搅拌”，“每粪各入骨同煮，牛粪用牛骨，马粪用马骨，人粪则入发少许代之”［4］。二是“烧酒法”，即将粪水蒸馏，取其中精华用作肥料，与原本所得肥料相比效果更为明显，“取其馏水用之，百倍金汁，但秽气不可当，更埋三二年，秽气尽，尤妙，能解百毒。其锅中所留即是熟粪。再埋一两年，复是金汁，多采三草晒干，就用煮粪，就用其灰，亦两便”［4］。

徐光启也明确指出在施肥时，需要将土、粪、粪水等晒至极干以抗旱，并以熟粪杂草木灰同时施放，才可使肥力最大化：

先将区田孔内土晒极干，惟极干则不畏旱，并将鹅肠草、黄蒿、苍耳子草三味烧灰，同前干土拌，熟粪晒极干，又洒熟粪水，又晒极干，运纳孔内下种，上用些微粪土盖之。［4］

对于自己提出的改进方法，徐光启也进行了亲身实验，并采取了熟粪加草木灰、熟粪不加草木灰、不用熟粪亦不加草木灰等多种不同施肥方式进行比照，最终得出了熟粪加草木灰可以使收成最大化的结论，证明了“熟粪法”的科学道理，并指出在山坡施用这种肥料最为适宜：

亲尝试验，凡依法布种，则一亩可收三十石，只用熟粪、不用草木灰，可收二十余石，凡不煮粪、不用草木灰者，其收皆如常，不能加多。乃知古法不可废也。今边上山坡之地，此法最宜，可以尽地力。［4］

此外，对“粪丹”的制作方法，徐光启亦有参照前人的总结与评价。“粪丹”是明代出现的一种新型肥料，曹隆恭先生称其为“明代农事上之重大创造”［12］(P59-60)，以现代眼光来看，其类似一种高浓度的有机与无机混合肥料。徐光启总结了两种前人创造的“粪丹”制作方法，分别是王淦秋、吴云将二人创造。但徐光启认为二人的方法都不够完善，王淦秋的粪丹“一全料，可上地一顷，极发苗稼”［4］；吴云将的粪丹“亩不过半升，不得多用”［4］，在二者基础上，徐光启创造了一种肥力更高的新型粪丹，其制作方法如下：

砒一斤；黑料豆三斗：炒一斗，煮一斗，生一斗；鸟粪、鸡鸭粪、鸟兽肠胃等或麻豆饼等约三五石拌和，置砖池中，夏月晒二十一日，须封密不走气，下要不漏；用缸亦好。若冬春月用火煨七日。各取出，入种中耩上，每一斗可当大粪十石，但着此粪后就须三日后浇灌，不然恐太热，烧坏种也。用人粪牛马粪造之皆可。造成之粪，就可作丹头，后力薄再加黑豆末。石灰亦可用，硫磺亦似可，须试之。［4］

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徐光启二书中所提及的肥料创新技术等内容实际上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其所提出的“煮粪法”“粪丹法”等制作出的复合肥料效力，虽然比之前的肥料更强，但是这些方法涉及粪肥种类过多、获取困难、成本过高，仅能在小范围进行实验性质的使用，而难以推广到全国各地大田中，更难以在当时的社会中大规模应用。明代中后期大田生产的复种指数相比此前大为增加，单位面积肥料需求量增长很快，各地肥源均十分紧张，在明末清初张履祥先生辑补的《沈氏农书》中即记载有湖州农家到杭州城中购买粪尿的例子，“其人粪，必往杭州，切不可在坝上买满载，当在五道前买半载，次早押到门外，过坝也有五六成粪”［11］(P56)，由此可见明末各地肥源的紧缺。这一点在当今农业生产中仍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在进行农业技术创新时必须考虑到其实际可行性，不能仅仅考虑理论上的创新和进步。

二、徐光启农书所载肥料类型与主要成分

正如胡道静先生所说，徐光启所著二书极为重视肥料的应用，其中记载了大量不同种类的肥料，“古典农书中论肥料学者，此称第一”。相比前人多以“粪”为原料制肥不同，徐光启广泛收集全国各地不同种类的肥料，将其收集到的各类肥料总结为10类120多种。10大类分别是：（1）粪肥，即人畜排泄物，如大粪、牛粪、马粪、猪粪等，共14种；（2）饼肥，即油料的种子经榨油后剩下的残渣，如麻饼、豆饼、菜子饼、乌桕饼、花核饼等，共17种；（3）渣肥，即熬制皮胶等工业用品所剩下的渣滓，如牛皮胶滓、各式胶滓等，共2种；（4）骨肥，即焚烧六畜、鸟、兽、鱼骨之灰以及骨屑、杵细的骨粉，如牛骨、羊骨、鱼骨等，共10多种；（5）泥土肥，即富含腐殖质的各种土壤，如积年墙土、炕土、河泥等，共8种；（6）灰肥，即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如草木灰等，共2种；（7）绿肥，即用绿色植物体制成的肥料，如大麦苗、蚕豆苗、小豆苗等，共10种；（8）稿秸肥，即秸秆燃烧后的残留物，如秸秆叶等，共7种；（9）无机肥，即化学肥料，如石灰、硫磺等，共7种；（10）杂肥，即其他各类可充当肥料的物品，如鸡毛、鹅毛、鸭毛等，共30余种［4］。

据今人统计，宋元时期农田肥料主要成分是农田有机肥，仅有少量是无机肥料，大致共有九大类45种，主要分为杂草、人粪尿、泥土肥、火粪、绿肥、饼肥、沤肥、畜禽粪便、无机肥九类［13］(P135)。与《徐光启手迹》中所记内容相比，明代肥料种类、主要成分、对作物的影响均有了明显变化，据周广西先生统计，两个时期肥料种类大致如下表所载［14］：

表1 宋元和明末各种肥料种数对比

由上表可见，与宋元时期主要使用的各类肥料相比，徐光启书中所述明代肥料种类大量增加，肥料主要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其中，骨肥在宋元时期并未出现，饼肥、绿肥、稿秸肥、无机肥在明代有了明显增加，而土肥、灰肥则有所减少，“大体上形成了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的优良的农田施肥系统”［15］。

（一）骨肥的出现与应用

骨肥是天然的磷肥，骨质中富含大量以磷酸三钙为主的磷元素，而磷是作物生长必需的第二大元素，其参与构成生物膜及碳水化合物、含氮物质和脂肪的合成、分解和运转等代谢过程。据侯翼如先生研究，骨粉对水稻等农作物的肥效甚至高于人粪尿、米糠等传统肥料［16］。但是，因骨粉中的磷酸三钙既不溶于水，也不能溶于弱酸，属于当季利用率低，但后效较长的一类肥料。因此，明清以前煮骨汁做肥料的方法并没有发挥磷肥的作用，骨肥因此不受农人重视。直到明清时期，农人直接用骨灰、骨粉做肥料，才真正发挥了磷肥的作用［5］(P506)。

在《徐光启手迹》中，徐光启提到在江西、山东和闽广等地均已使用骨肥做肥料，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市）甚至有“用牛、马、猪、羊骨屑，每一斗当粪百石，以壅水田”［4］的情况出现，同时期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有“土性带冷犟者，以骨灰蘸秧根”［17］的记载，可见明代骨肥已得到了农人的重视。

（二）绿肥、饼肥的应用

明代肥料来源的变化也与前文所述“粪多力勤”的土地耕作方式有关，这种集约化的耕作方式要求肥料必须尽可能多地使用，这就使得绿肥、饼肥等体积小、养分含量高的肥料得到了更多的应用。在宋元时期，绿肥、饼肥虽已有使用，但并不是肥料的主要来源，占比不高。如绿肥在宋元时期主要以绿豆、小豆、胡麻为主，且江淮以北地区使用较多，南方则相对较少［18］，而明代则绿肥大量增加，如苜蓿、蚕豆、大麦，乃至水面上漂浮的的蓝绿藻等共栖植物均已用于制作肥料③，用以肥田；而饼肥则是宋代新出现的肥料，宋代开始以豆榨油，榨油后剩余的渣滓即成为豆饼，用以肥田，《陈旉农书》称其为“麻枯”，但是宋元时期榨油技术尚不十分成熟，且饼肥必须充分腐熟后才能使用，否则热量过高会把苗烧坏，故宋代饼肥较少，且使用量很小；到了明代，榨油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饼肥的使用也逐渐普遍，《徐光启手迹》中的饼肥种类多达17种，且《手迹》中各类“粪丹”中也几乎都有饼肥成分［5］(P506)，可见饼肥使用也逐渐推广开了。

根据周广西先生的研究，“随着复种指数的提高，农业生产中的单位面积施肥量越来越大，那些便于大量获得与施用、肥效高、成本低廉的肥料越来越受到重视，逐渐成为主要的肥源”［14］。在传统农业时期，肥料主要成分的改变、肥料种类的增多与农业复种指数的提高关系密切，随着复种指数不断提高，肥料的需要量也大为增加，开辟肥源、提高肥效、合理施肥也成了明代农业生产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徐光启农书所载施肥技术诸要点

（一）因地制宜使用肥料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多次提出过“因地之宜”的思想，即强调“量地力”，依据土地的不同情况安排农业生产活动，这是对元代《农桑通诀》《农书》等著作中提出的“风土论”理论的批判与发展。徐光启认为，元代农书中“风土论”提及的各地土壤各有区别的理论有一定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认识天时和土地的区别来以人为的努力改变天时和土地情况，以适应农业活动的发展，而在人为改变土地情况的方式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施肥。因此，徐光启认为并不应该胡乱使用肥料，而是要根据土地的情况因地制宜施肥，依据土地的不同性质、肥瘠程度、作物种类、气候条件、种植密度等采取不同的施肥方式。如徐光启论述棉田施肥方式时即强调一定要根据田的肥瘠情况选用肥料，“凡棉田，于清明前先下壅，或粪、或灰、或豆饼、或生泥，多寡量田肥瘠”［3］(P745)。

在论述棉田施肥技术的内容中，徐光启明确指出松江地区棉花产量低的原因即在于施肥力度不够，“种棉不熟之故有四病：一秕、二密、三瘠、四芜……瘠者，粪不多”［3］(P744)。但徐光启同时强调，传统农业中使用量最大的“粪肥”并不适合松江地区的棉田，原因即在于松江地区棉田中的作物种植很密，各株作物间距很近，往往仅相隔几寸，“今或相去二三寸、一二寸，乃至三五成族”，而传统“粪肥”热量很高，一旦施了大量粪肥后作物往往疯长，各株作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互相妨害，反而使得收成大减，“苗愈长愈不忍痛芟之，栉比而生，不交远风，虽望之郁葱，而有叶无枝，有花无实矣”。对此，徐光启提出要在施肥过程中因地制宜，松江地区的特殊情况使得在施肥过程中不能单单只施粪肥，而是要在粪肥上覆盖泥肥，亦即以生泥来覆盖粪肥，降低肥料热量，“凡先下粪饼草秽，用此覆之，大能缓其势，益其力。盖生泥中具有水土草秽，和合淳熟。其水土，能制草秽之热；草秽，能调水土之寒”［3］(P751)。

（二）根据作物情况选用不同肥料

除依据土地情况合理使用肥料外，徐光启还指出要根据作物情况选用不同肥料。如徐光启在论述种麦施肥时，强调对大麦、小麦施肥时要选用不同肥料，种大麦时宜以灰肥与粪肥结合施肥，“种大麦，早稻收割毕，将田锄成行垄，令四畔沟泻通水。下种，以灰粪盖之。谚云：‘无灰不种麦。’须灰粪均调为上”，而种小麦时则宜用沟泥施肥，“冬月，宜清理麦沟，令深直泻水，即春雨易泻，不浸麦根。理沟时，一人先运锄将沟中土耙垦松细，一人随后持锹，锹土，匀布畦上。沟泥既肥，麦根益深矣”［3］(P530)。

（三）注重施肥数量

明以前的各农书中，在论述施肥时时常仅叙述肥料种类等，而忽略了具体的施肥数量，缺乏必要的数字佐证。徐光启则十分重视施肥量的记载及施肥后产量的记载，有些记载甚至细化到十分精确的单位，这使得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农业技术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徐光启提出了“度数旁通”的说法，认为“凡物有形有质，莫不有资于度数”，“度数”主要指数理科学（包含测量和基础物理学等），徐光启认为度数应该旁通于他事。如徐光启论述天津地区种稻米的施肥量是“每亩用麻籸四斗，每亩收米一石五斗，科大如酒杯口”［4］，论述广东稻田的施肥量则是“广中稻田每亩用蚝壳灰十斤，价一分耳”［4］。

除此之外，在同样的土地上若作物间距不同，其施肥量亦应随之调整，徐光启在这方面的记载同样精确到量：如论述松江地区木棉施肥时徐光启即要求根据不同的作物间距施放不同数量的肥料，“科间一尺，此二者（即粪肥与饼肥）可加一倍；间二尺，可加三倍；间三尺，可加五倍也。更能于冬春下壅后耕盖之，可加至十倍”［3］(P751)。

徐光启作为明末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思想的一批开明士大夫之一，曾翻译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在其序文中徐光启着重强调过“度数”的重要性，并认为“数”作为儒家传统“六艺”之一，必须得到重视，否则若失了“度数”，其他生产生活均会受到影响，这里对施肥数量的精准把控也是其尊重科学思想的一个集中表现。

（四）“遥肥”技术的提出

早在西汉时期，《氾胜之书》中曾提出过“遥润”的理论，“旱时须浇之，坑畔周匝小渠子，深四五寸，以水停之，令其遥润，不得坑中下水”［6］(P155-164)，其法为在种植作物的区域附近开挖深约四五寸的小沟，将水注入沟中，以代替原本直接在作物种植的坑中直接浇水的方法，以“遥润”的方式通过渗透作用进行灌溉。徐光启在《氾胜之书》“遥润”的基础上提出了“遥肥”的概念，“不论草、木本，凡根株大者，俱宜遥肥、遥润”［3］(P544)。“遥肥”即仿照“遥润”的方式，在作物种植区域附近开挖小沟，将肥料置于其中，以渗透的方式使作物根系得到肥料源源不绝的滋润，这种新的施肥技术与原本直接将肥料置于作物种植区域内的传统手段相比更为科学合理，正如前文所述，肥料多带有强烈的热性，若直接施肥于作物根系可能会使得肥料热量过大伤害作物，这种由“遥润”发展而来的“遥肥”手段既能使土壤得到滋润，也能使作物得到更完善的保护，避免肥量过大烧坏植物，更为科学合理。

（五）“基肥”与“追肥”搭配施肥

在施肥过程中，依据肥料使用时间与使用情况的不同有“基肥”与“追肥”之分，“基肥”指作物播种或定植前、多年生作物在生长季末或生长季初，结合土壤耕作所施用的肥料；“追肥”则指在植物生长期间为补充和调节植物营养而施用的肥料，施用“追肥”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基肥的不足和满足植物中后期的营养需求。徐光启在书中多次强调“基肥”要与“追肥”搭配施用，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要多次施用不同类型的“追肥”以保证农作物的生长，最高可达七八次。如徐光启在论述油菜施肥技术时，全程追肥多达八九次，且有生粪、水粪、浓粪、焦泥、生泥、沟泥、草木灰等不同搭配，全文如下：

先于白露前，日中锄连泥草根，晒干成堆，用穰草起火，将草根煨过。约用浓粪，搅和如河泥。复堆起，顶上作窝，如井口。秋冬间，将浓粪再灌三次。此粪灰泥，为种菜肥壅也。到明年九月，耕菜地再三，锄令极细，作垄并沟，广六尺。用前粪灰泥，匀撒土面，然后将菜栽移植。植之明日，粪之：地湿者粪三水七，干者粪一水九。如是三四遍，菜栽渐盛，渐加真粪。冬月再锄垄沟，沟泥锹起加垄上，一则培根，一则深其沟，以备春雨。腊月，又加浓粪生泥上。春月冻解，将生泥打碎。正二月中，视田肥瘦燥湿加减，加粪壅四次。［3］(P595)

基肥和追肥的搭配使用，满足了油菜不同生长期对肥料的不同要求，从而为油菜获得高产提供了保证。

四、结论

综上所述，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徐光启手迹》两书中记载了大量关于肥料及施肥技术的内容，其中既有对前代农书的吸收，也有自身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亲身实验后进行的创新与发展。通过二书所载内容可以看出，与宋元时期相比，明代肥料种类有了很大增加，肥料的主要来源有了明显的改变，如骨肥首次出现并得到应用，绿肥、饼肥这类体积小、养分含量高的肥料使用量大为增加。同时，明代施肥技术也更为科学合理，相比宋元时期有了很大进步，呈现出因地制宜使用肥料、根据作物种类施用不同肥料、注重施肥数量、创新性地使用“遥肥”技术、基肥与追肥搭配使用等诸要点。

注释：

①许缵曾，字孝修，娄县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为明隆庆年间许药善曾孙，其母氏即徐光启之第二孙女。

②如程先强：《三才论视域下的农政全书哲学思想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韩忠治：《农政全书词汇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马晓婷：《农政全书农业生产行为词语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即《农政全书》中所载“苔华”，徐光启认为滨湖以北地区可以用苔华壅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