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地域文化书写与思想蕴涵

2021-03-04 07:39金嘉怡辽宁大学文学院
长江丛刊 2021年1期
关键词:呼兰河萧红

■宋 艺 金嘉怡/辽宁大学文学院

严家炎先生指出:“文学具有地域性。”地域及相关的地域文化深刻影响着作家创作,同时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也折射着作家的思想蕴涵。萧红作品中存在较多对东北地域文化的描写,这些地域文化背后展现的是萧红深刻的思想内涵。本文主要从女性意识、批判意识及家园情怀这三方面着手,将东北地域文化与萧红思想蕴涵结合起来论述。

一、女性意识

萧红曾在临终前道出这样悲凉无奈的话语:“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在数千年的女性依附心理的积淀、没有经济支持女性无法真正独立的社会现实,以及社会制度、社会舆论等因素影响下,萧红“她短暂的一生充满忍受孤独与忍受屈辱、反抗与屈从、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的两难困境,摆脱不了,撕扯不开。”萧红自身不幸遭际加上对人民生活的细致观察,成为萧红描摹女性群像,洞察女性悲剧命运的起点,她从生命价值的层面给予女性极大的关怀,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乡村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较弱,一群愚夫愚妇处于一种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匮乏的物质与精神滋养、生存的压力及原始欲望扭曲着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一年又一年地在生死疲劳的土地上上演着女人生育的悲剧。萧红在她寂寞的生命中,先后遭受了两次在爱情决裂后、在漂泊无助中遭遇的生育“刑罚”。在松花江决堤后的一片汪洋中,在武汉逃亡的轮船上,“一个肚子凸得馒头般的女人”注定一个人走过被生育与生存折磨的漫漫长路。生育,带给萧红的是爱情逝去的悲痛记忆及漂泊路上的沉重负担,毫无做母亲的幸福。作为女作家,萧红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关注女性,并通过女性身体经验的表述,用“越轨的笔致”写出在生育刑罚下女性的生与死。在《生死场》中“刑罚的日子”这一章中,萧红把女性在男权文化专制的生存环境下生育的苦难写得触目惊心。女性的生育与动物的繁殖毫无区别,她们在生死挣扎中遭受着男性的漠视与凌辱。因为“压柴,不能发财”的传统封建观念,婆婆野蛮地扯掉产妇身下的柴草,让她像一条鱼赤着身子趴在满是尘灰的土炕上。五姑姑的姐姐为生育疲乏着将成死尸,而男人却拿烟袋砸、用冷水泼向女人。这个大肚子的女人“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无声地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双膝跪在炕上,被沉重的几千年的男权压倒站不起来。此时女性的地位比动物都低,生产的日子成了横在血光中的女人遭受刑罚与生死考验的日子。金枝在还像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便遭受着生育苦难,大着肚子却还要在男人的指使下忙碌不停,经受着非人的谩骂与欺侮,成业的炎凉与动物性本能带给金枝的是无助与苦痛。在这里,生育并不是为了“广子孙”的天伦之乐或生产劳动力的现实之需,生育甚至不是为了种族延续——后代们可以被随意摔死,生命成了一种机械、习惯、毫无内容的自然——肉体程序。萧红对东北女性生育进行自然主义式的描摹,将历来被歌颂的女性生育描写成“纯粹的肉体苦难”。在“两只脚的暴君”下求生的女性只是一个性别符号,她们在封建男权的压迫与控制下始终承受着无爱的婚姻中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其一生的痛苦是没有代价的。

过去东北男婚女嫁,基本上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照传统礼仪程序进行的。首先是经过议婚而订婚,相看满意后口头上便同意联姻。随之而来的是“媒人跑断腿,两头抹油嘴”,双方通过媒人来谈条件、议聘金、送聘礼,决定成亲日期。《小城三月》中没有接受教育、“林黛玉”般的翠姨与她爱慕着的在哈尔滨念书、“穿着西服”的“我”的堂兄之——因为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而没有结合的可能性。翠姨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一个“长得又低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寡妇的儿子订婚。生活在封闭落后的小城中的翠姨,受到我家进步思想的影响慢慢觉醒了自我意识。一方面是沉滞的封建文化的围困,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的春风吹拂,她越挣扎越感到绝望与窒息,最后孤寂地走向死亡。婚姻使东北女性从一座围城进入另一座围城,无法挣脱出逃,封闭的围城成为孤冷的坟墓。萧红以冷静的笔调叙述女性在传统封建礼教之下受到的束缚与压迫,笔墨间充满同情与反抗无果的无奈。

萧红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一方面应和时代主题,推动“人的文学”启蒙世界;另一方面争取自身从男权社会解脱出来的自由。萧红对女性命运悲剧的书写,是郁闷无法消解的呐喊,是要唤醒女性自身及人们对于女性命运的关切,寻求彻底解放的出路。

二、批判意识

在《呼兰河传》中,呼兰城的大泥坑子吞没一切生灵,而小城中的人们却任其自然,一天又一天过着卑琐平凡的日子。正如这大泥坑子,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的封建意识、落后的习俗、充满惰性的习惯势力不知吞噬了多少“无意识”的生命。人们依附于封闭原始的东北大地,只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联系,鲜受现代文明的浸润,愚昧麻木而又丧失了自我意识与权能。他们在“十年如一日”的沉寂中,举行着跳大神、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放河灯、唱秧歌等精神盛举。

呼兰城中的人们在历史惯性驱使下,在闭塞风俗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依赖于传统封建方法面对疾病、生死,造成了个人乃至社会的悲剧。小团圆媳妇正值豆蔻年华,本应享受着无忧无虑、自在随心的生活,却被卖到老胡家当童养媳。只因她“太大方”、“大模大样”、“不怕羞”、“坐得笔直”、“走路风快”、“吃饭吃三碗”,被邻居纷纷议论,她的婆婆因此要给她“下马威”,就这样天天都能传来小团圆媳妇的哭声、叫声。在婆婆通过鞭笞、用烙铁烙脚心等残忍的手段“规矩”小团圆媳妇后,一个黑乎乎、笑呵呵的年方十二的女孩便整日病殃殃地失去了活力。于是老胡家便跳大神给她治病,每当夜黑时跳神的鼓声一响,人们便扶老携幼地观看“盛事”,若不去看竟被指为落伍。大神不停地让小团圆媳妇出马,一个冬天下来病情也未见好转。“有善心”的人们开始出各种主意:烧“替身”、吃全毛的鸡、画花脸、开各种偏方……小团圆媳妇的病日益严重。最后老胡家按大神的旨意当众把小团圆媳妇投入滚热的热水缸中洗澡,无论是叫着、跳着还是哭着,都逃不过“热心”的人们从她头上浇下来的热水。经过三次在热水缸中洗澡的折磨,小团圆媳妇昏睡了许多天,最后在半夜里凄苦地死去。这些麻木愚昧的人们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生活而思索,他们无法忍受脱离规范的行为,便残忍地向他人施暴。其中捍卫着封建观念、落后习俗的施暴者何尝又不是这些“吃人”的民俗的受害者,他们被麻痹了头脑,在无意识中自认为做了“善事”,对于被残害了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反思与忏悔。他们是可怜的,又是可恨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追根到底,无论是小团圆媳妇,还是她的婆婆、冷漠的“看客”,都深受着落后的封建陋习的毒害,都是封建习俗的牺牲品。

“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以了解人性、懂得人性、尊重人性为前提,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存境遇,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而在荒凉的呼兰城,人们因循守旧,注重旧有的秩序,排斥打破传统的新的事物。他们缺乏人文关怀,难以关注到人本身。在《生死场》中的东北农村,人们依附于土地生存,他们向自然索取,也对土地、作物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关爱与耐心。他们认为人的价值往往比菜棵甚至是一株茅草的价值都低。王婆在孩子死后一滴泪都没落下,看到眼前的麦田便不把孩子的死当回事;金枝的母亲因为金枝摘了青柿子,便把她打到流血。她们是麻木的,缺失了对于活生生的人的关怀,把人的地位贬低于草芥之下,在人与物的抉择中,她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东北大地上,蝼蚁般的人们“忙着生,忙着死”,生与死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死亡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悲哀。当王婆服毒自杀还没有断绝气息时,人们为她的死等待得不耐烦,他们不感到死的恐怖,依旧聚集着吃饭喝酒。呼兰城中造纸的纸房里边,一个私生子活活饿死,而人们因为他只是个初生的孩子便不以为然。老厨子和有二伯在埋葬完小团圆媳妇回家后只字未提埋葬经过,而是酒足饭饱,像两只“肥鸭子”,脸上带着欢天喜地的气象。一边是孤寂的坟墓,一边是热闹的送葬,这强烈的对比折射出人们对于生命的轻视与内心的麻木。为揭示东北人民保守僵化、麻木愚昧的精神困境,实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萧红勾勒出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处模式,将病态的人与其异化的思想赤裸裸地展现于读者。她不断思索着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这也使她的作品具有了一定的哲理高度。

萧红描写当地盛行的古风旧俗,展示了人们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冷静地叙述着黑土地上的一幕幕悲剧,揭露出国民性的黑暗面,批判了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造成的对于人的压抑与漠视。同时,萧红的文字没有激愤与悲壮,用细腻平淡的笔致勾勒出呼兰城的灰蒙蒙、无生机的景象,可以看出萧红柔和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表现力。她是带着对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人们的悲悯写作的,可以体会到她对于生活在苦难中的东北人民的同情。

三、家园情怀

乡愁,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母题。中国人更是难舍落叶归根、故土难离的传统家园情怀。在萧红的作品中,家园意识或隐晦、或显露,却始终以一种挣扎、嬗变的姿态流淌在字里行间。家园意识,是被情感推动着前行的,萧红并非将其作为文学传统刻意书写。其对家园的情感变迁,几乎完全取决于时间的稀释作用与外界的刺激压迫。作为一个举家唾弃的“叛逃者”,从呼兰河到哈尔滨,从青岛到上海,她飘零半生,两度失去孩子,三度遭爱人背弃。在命运之手的推动下,她对家园的情感有恐惧和怨恨,却也隐含着无言的眷恋和渴望。可她内心深处的归属,仍然是那座萧瑟而温柔的城镇,那个以前住着她的祖父,如今埋着她的祖父的呼兰河小城。在文字间,她终于放弃同伤痛斗争,以回顾的眼光书写乡土风光、农耕劳作、民歌戏曲,甚至不成体系的食物与建筑。“叛逃者”这一身份的沉重性,使她不得不以旁观者的姿态,书写熟悉而又陌生的事物,从而冷静地审视故土。

视觉记忆是最为直观的,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是作家个人意志的直接投射,萧红对于呼兰河小城的风景的书写总是细致而熟悉。她在呼兰河镇生活了20 年,此后却未曾踏入家乡半步,所以对城镇的情感可谓大起大落。逼迫与驱逐,屈叛与囚禁都发生在这里,注定与之并生则的是萧红对故土的恨意。当她抱着“逃”的想法一去不返时,笔下的家乡是阴郁而灰暗的,就好像一座死囚的牢笼。可当时间稀释了仇与恨,故土的一草一木却又摇身一变,成了她漂泊灵魂唯一的可栖之地。她以孩童的眼光,欣赏着乡土最本质的风光,给予景物更多的温情。尤其是在《呼兰河传》中,她刻意减少情节的流畅,转而投身散文化的叙述,描绘了一幅多彩的风土画。散文化的描述,刻意躲避伤痛的车辙,被美化为一处完美的理想世界,划开一道与现实世界的裂口,永远难以跨越的裂口。

萧红生命中唯一长久的自由之所就是童年里祖父的后花园了,那里不仅寄托着她对祖父的怀念,更是经年寂寞的唯一皈依。那段“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便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的日子,是萧红唯一无需思考归途与前路的童年。所以成年后不得已游荡在这无依的世界中的她带着艳羡去描写后花园中那些生命,“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似的。”除此之外还有随意纷飞的蝴蝶,自在攀爬的倭瓜。对于这样肆意的生命,萧红是艳羡而不得的。寒冬,大雪落了下来,后花园便被掩埋了。通往后花园的门则被泥封起来,整个冬天都挂着白霜。这是童年的萧红与快乐的暂别,也是东北人民与农耕的暂别。“一叶忽先委,为立秋”,这也就是为什么萧红说“秋雨过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黄的黄,败的败,好像很快似的一切花朵都灭了。”

在萧红笔下,火红的云朵和天空仿佛赋予了萧瑟而冷漠的呼兰河新的生命,在这样的风景中人们不再忙着生忙着死,只剩下一片温热的缱绻。夕阳里祖母怀里蜷着的孩童,晚霞下在树下乘凉的老人。萧红借风景美化回忆,过滤一切噩梦,没有屈叛,没有冷漠,有的只是孩童一样纯粹和美好。

萧红笔下的荒凉而寂寞的呼兰河,除了自然赋予的美景,也有很多土地恩赐的诱人的食物。“春之韭菜,秋之白菜”,可东北深处的呼兰河,春仍冷了些,只有到了初夏,韭菜才能一茬一茬地长起来。萧红家的后花园就有这么一片韭菜地,是因着祖母喜食韭菜馅饺子而种的。韭菜成熟,祖母却病重,无人食的韭菜只好荒在地里。明明是充满了生机的成熟与鲜活植物,明明是制作那象征着团圆和睦的饺子的原材料,却与祖母的病重甚至是死亡并轨而生。随着韭菜的萌芽、成熟直至荒废,祖母的病症也愈来愈重。萧红当时年幼,又与祖母不亲近,死亡在一个孩童的眼里,实在是不如一地荒芜的韭菜有趣。但漂泊多年的萧红,同样被病痛折磨的萧红,当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隐隐在荒废的韭菜中凝聚了对仍是稚童的自己的自责与遗憾。她将这种复杂而隐晦的情感,寄托在食物之间。

后花园紧邻着的就是冯歪嘴子的磨坊,主要是做祖父和萧红都顶爱吃的黏糕。黏糕用黏米和芸豆粒制作而成,其主要原料黏米是北方地区特有的农作物,春夏种植,秋天采收。去皮后俗称大黄米,黄米再磨成面俗称黄米面,在东北地区常用来做黏糕。所以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提到“一到秋天,新鲜碾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卖粘糕,撒上大芸豆,还可以加红糖或是白糖。”儿时的萧红家庭是富足的,在吃食上也没有那么拮据。反观她其他作品中那字里行间触目惊心的贫穷和饥饿,这些对食物的精细描写仿佛是另一个幻象世界。萧红自己是聪慧的,虽然祖父和母亲都爱吃那粘糕,但只许她吃巴掌大的一片,怕不消化。馋猫似的萧红一听到冯歪嘴子喊着“黏糕”、“黏糕”地从大墙外经过,便爬高扒着开了豁口的墙往外看,冯歪嘴子问她吃不吃,她也不应,这样乖巧的她总会额外获得一片甜美香糯的黏糕。成年后的她依旧是这样,当面对感情的时候,她羞于像萧军一般直接表达,而是在心中郁结思绪或述诸笔端,这样的沉默也是她和萧军感情裂变的重要原因。同样地,当她发觉自己缓慢流淌的乡愁时,她怯于正视自己的情感,逃避着自己的眷恋,以童年的自我为第二身份,在文字间重返家乡。

萧红生在富裕的地主家庭,自小无需愁心温饱。可租住着萧红家房子的人们,近在咫尺,却俨然是另一种狼狈而不自知的活法。萧红家的三间破草房租给了漏粉的,那破草房在院子的西南角,孤零零歪歪斜斜的,不大结实。房顶上长久的长着青苔,一到下雨天便淅淅沥沥地漏水,屋子里所有东西都是潮湿的。漏粉的个个是粗人,“没有好鞋袜,没有好行李,和小猪差不多。”破草房是向北边偏斜的,北边已经增加了七八只的支柱,但还是越偏越厉害。窗户被挤成菱形,门也歪得关不上,夜深人静了还会伴着万物而鸣。粉房中的人虽然也怕死,却依旧安安稳稳住在这,无非是因为这房子不收钱,只需一年送个十斤干粉,就抵了房钱。除此之外,这破草房还有一点让人心生羡慕,便是每逢下雨,房顶就会长出又大又干净的蘑菇。粉房的人就用这采来的蘑菇,煮粉、炖粉、炒粉。这房子虽然摇摇欲坠,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塌下来压死人,却因着这两点好处,也被彻底忽略遗忘了。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是模糊的,吃到嘴里的蘑菇和钱财上的实惠才是清晰的。模糊的未知和清晰的必然,萧红将满足与贪婪交织塑造成了典型的乡土人物。他们同呼兰河中大多数村民一般,是封闭的乡土文化催生出的固守者,他们固守着贫穷,却也固守着被动的乐观。他们常常在工作时唱歌,挂粉时唱,收粉时也唱。但萧红却说,他们歌唱的并不是工作的乐观,反而是含着眼泪的笑。他们那越鲜明越荒凉的歌声,是呼兰河固守者们悲戚的绝响,也是萧红自己的挽歌。

磨坊里住着冯歪嘴子,他是个勤恳的人。他们确确实实经历了贫穷带来的苦难,呼兰河的冬是骇人的冷,磨坊窗子露着大洞,瓦房的房盖也透着青天,屋子里和外面一样的冷,盆里的水都结了冰。没有被子,刚生下来不久的小孩只好盖着四五张面口袋,屋子里冷得孩子一哭就冒着白气。后来,王大姑娘也死了,冯歪嘴子独自拉扯着两个孩子。可就算是这样的他,好像也没有得到同情。亚当斯密认为,同情的生发对象是情感,这种情感是人的根本属性,也是道德规范的人性基础,而冯歪嘴子因他面对苦难时的激情过少,显得麻木和迟钝,从而并未收获村民们的同情,得到的反而是一种冷漠的旁观与奚落。呼兰河的固守者们,看热闹,造谣,谩骂,甚至盼着孩子死去,这些无非来自于对苦难和死亡的猎奇,借他人的悲剧忘怀自己被未卜的将来,借他人的苦难纾解自己悲苦现状。可冯歪嘴子并没有被绝望洞穿,他坚定而倔强地要独自抚养孩子,要像一株胡杨一般深深地扎根。萧红也是这样,她从不兜售自己的苦难,却擅于描写他人触目惊心的饥饿与贫穷。她极少关注他人的非议,她的人生是自由而诗意的悲剧。在失去家园的年月,萧红游走在各个组织之间,却没有任何一个值得她长久地驻足,让她感受到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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