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

韩 云 波

(西南大学 期刊社，重庆 400715)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是中国精神谱系的独特创造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气壮山河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精神谱系。从激烈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到确立和倡导革命新英雄主义，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到新时代“人民英雄”国家荣誉制度的确立，从“向所有平凡的英雄致敬”[1]到“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2]新理念的提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精神谱系的完整系统。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的崇高精神品质与其他中国精神一起，共同支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共同支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真正的共同体”[3]的实现。

关于“英雄”，无论是在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历来都是热门话题。中国知网主题检索“英雄”一词，2021年3月最新数据已超过8万条，重要主题可归纳为三类：一是英雄类型形象，如战斗英雄、民族英雄、抗日英雄、劳动英雄、超级英雄、悲剧英雄等；二是英雄文化观念，如英雄主义、英雄情结、英雄精神、英雄叙事等；三是英雄人物、群体和作品，如毛泽东、黄继光、志愿军、新四军及《水浒传》等。就研究领域而言，文学艺术领域最多，历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次之。虽然成果数量众多，但问题亦较突出：一是对“英雄”本体及英雄观念史研究不足，导致“英雄”内涵较为笼统，影响了对英雄文化的准确理解；二是对“英雄”的价值判断研究不足，导致“英雄”高度泛化和西化，甚至将一些负面文化现象当成所谓“英雄”，影响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三是对社会生活实践层面的“英雄”研究不足，导致成果多集中在文学艺术及文化娱乐领域，导致将“英雄”在一定程度上流俗化、市场化而堕入消费主义和商品乌托邦的漩涡。

中国历史进入新时代以来，英雄文化呈现出新的亮点：一是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成为英雄文化的热门主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英雄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新时代英雄文化”得到彰显，体现了英雄文化基于当代实践的重大意义；三是和平时代英雄新理念尤其是“平凡英雄”新理念的提出，因应了关键时刻“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新时代英雄特征。新时代英雄文化是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与时俱进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英雄历程的传承与发展，要深刻理解和弘扬新时代英雄精神，就有必要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清晰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的精神谱系，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史观所引领的英雄文化发展历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4]以及“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5]重要指示精神。

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历史和现实两个领域。在历史领域，一大批学位论文专题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模范运动及英雄模范人物特征，如侯健研究了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典型教育活动[6]，张明师研究了1949—1978年的共和国英模人物群体特征[7]，郑哲研究了1978—2000年军队英模人物的成长路径[8]，上述三篇博士学位论文刚好形成时间上的接续。孙云描述了中国共产党英模表彰制度的历史线索[9]，认为1950年全国英模表彰大会“在彰显新制度、新观念、新价值的同时，也使得国家的英模表彰活动逐步走向程序化、制度化和常态化”[10]。2013年以来，英模研究开始进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视野，当年立项3项，2018年立项1项。在现实领域，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及英雄精神的重要论述，学界对此给予了积极回应。如程东旺等认为，“习近平新时代英雄观是新时代对‘谁是英雄’‘如何对待英雄’和‘怎样培育英雄’等重大基本问题的思考与回答”[11]；李军刚等论述了习近平英雄情怀的形成及多重维度及践行路径[12]。在中国共产党崇尚英雄和新时代需要英雄的历史氛围中，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已开始突显多个面向[13]；代金平等论述了新时代英雄精神的文化底蕴、实践基础和理论价值[14]；程东旺等从价值尺度层面论述了新时代革命英雄文化的整体系统[15]；周晨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时代青年英雄观具有民族性、革命性、时代性、平民性、现代性、娱乐性、多元性七个特征，“总体基本一致，以主流价值观为主”，“由多维构成，最认同道德品质和做事风格”，“基本具备情感和动机功能，具有榜样示范价值”[16]。这些研究成果，为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提供了借鉴，但大多数还主要是局部性、阶段性的，“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中英雄文化的形成缺乏历时性探讨，未能突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新时代的‘时代英雄’内涵升华”[17]。目前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的整体研究已全面展开[18]，但对英雄文化精神谱系进行研究的成果还尚未见到。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精神谱系的研究理应得到全面、深入开展。

“英雄”一词，在词典中有名词和形容词两种词性，其中名词指“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和“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两类，形容词是“属性词。具有英雄品质的”[19]1570。从英雄的两种词性出发，可将英雄分为两类：一类是按主观意识被认为是“英雄”的情形，或被认为某人具有英雄属性，这样的“英雄”构成英雄文化观念及英雄类型；一类是按客观程序被认定为是“英雄”的情形，或被正式授予“英雄”的固定称号，相关的“英雄”构成英雄制度文化。“谱系”一词，指“在横向共时的维度上，较为‘周全地’展现研究对象的类别分布、种属关系和体系结构；在纵向历时的维度上，则展现其历时的‘世系’承继与源流演变”，也就是“既进行类型分析，又进行历史追溯”[20]，对谱系的追索形成“谱系研究”。关于英雄观念和英雄制度的类型结构和发展史，就是英雄文化的“精神谱系”。从“英雄”的两种词性出发，本文将英雄文化观念分为“英雄具有怎样的品质”和“什么样的群体才是英雄”两个部分，分别将其表述为英雄文化精神品质和英雄文化主体对象。通过百年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逐步走向成熟。中国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英雄文化观念进行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对新时代英雄文化做出了新的阐释。根据上述思路，本文以下分为英雄文化精神品质、英雄文化主体对象、新时代英雄文化观念三个部分进行论述。

二、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精神品质：革命英雄主义及其英雄气概

“英雄”作为形容词，指的是英雄所具有的精神品质。英雄的精神品质反映在人的主体意识层面，表现为英雄主义；由英雄主义精神品质外化的行为气质和态度，就是英雄气概。由对英雄精神品质内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英雄主义及其英雄观，也形成了不同的英雄气概。英雄主义与英雄气概的动态发展与变化，形成了英雄文化精神品质。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正值“三千余年一大变局”[21]的历史转折关头。当时的中国，在英雄文化问题上，社会下层的固有传统观念与知识阶层的西方维新观念形成了明显分野，中国社会文化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样态的英雄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是在两汉鼎革之际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秦汉文化变革之后杰出之士获得主体自觉性的产物，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能力突出、勇力超群的人”，“‘英雄’有独立的思想，有过人的智慧，也必然具有独立的人格。这与‘忠犬’式的‘猛士’有着本质区别”[22]。唐宋转型之后，市民社会兴起，“英雄”更多地进入大众通俗文化之中，尤其是在通俗文学中以“英雄豪杰”“英雄好汉”面目出现，所谓“天下英雄”显现的乃是英雄的“江湖在野”而非“庙堂在朝”地位，导致世上“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23]。到了中国近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如“精忠报国”“见义勇为”等正面英雄品质[24]并未得到积极的张扬，所谓“英雄”甚至是土匪遍地、会党横行社会现实的个人英雄主义反映。这一批所谓“英雄”，主要存在于底层社会，正如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说：“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25]38-39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中国知识阶层，更多地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引进“英雄”观念来拯救社会。1899年，梁启超撰《英雄与时势》，鼓吹“果为英雄，则时势之艰难危险何有焉”，“故有路得，然后有新教；有哥仑布，然后有新洲；有华盛顿，然后有美国独立；有俾士麦，然后有德国联邦”，“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26]。1911年，《民国报》创刊开篇“时评”声称，西方有华盛顿、卢骚、格兰威尔、西乡隆盛、马志尼等“造时势之英雄”，而“今环顾吾国，造时势之英雄谁乎”[27]。毛泽东也回忆说：“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28]在这样的英雄文化观念影响下，知识阶层的英雄主义就主要表现为基于资本主义英雄史观的超人学说。无论是中国传统英雄观还是西方英雄观，都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英雄文化观念的混杂乱象。

1916年，李大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对“一般国民依赖英雄”的文化心理进行溯源，指出“由来西哲之为英雄论者，首推加莱罗、耶马逊、托尔斯泰三家”。李大钊认为，托尔斯泰英雄观与“唯民主义”相近，可为借鉴[29]279。李大钊提倡的“唯民主义”，实质是“国民是国家主人的思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30]。“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1]1471，1917年，李大钊发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说：“俄与德固世之行官僚政治最著之国也，今已不见容于其国民，然则战后世界之政治的趋势，断不许所谓‘新英雄主义’、‘哲人政治’、‘贤人政治’云者之变相的官僚政治有存在于世界之余地。”[32]所谓“新英雄主义”“贤人政治”等，往往被野心家利用来实行反人民的独裁之实，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英雄观的丑恶嘴脸。

党的一大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进一步清醒认识到当时英雄崇拜的盲目风气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因而致力于破除其“神人”和“人神”迷信。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1922年指出：“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33]必须防止这种错误的英雄观念将党的事业带向错误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批判反动统治阶级的神性英雄史观，坚决反对以“造时势”的名义粉饰自己的所谓英雄。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位野心家，他随时试图将自己打扮成“英雄”，即有人所吹捧的“蒋氏以崇高之人格，坚毅之意志，及对伟大主义之不渝信仰，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故系此次战争所产生之英雄”[34]。陈独秀援引一位同志的话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惟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35]通过对中国传统英雄观和西方英雄观的清理和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所谓超人英雄、领袖英雄，其实质是为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统治者代言，最终就会走向反革命。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主要是在观念上厘清英雄主义观念的混乱并批判其危害，那么，在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并建立政权之后，则主要是在观念上和组织上反对并严防个人英雄主义给革命带来危害和损失，批判错误英雄主义思想的矛头主要对准传统封建文化和江湖文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党内的个人英雄主义则往往与冒险主义、盲动主义等错误倾向结合起来，比如周恩来在1928年党的六大上发言就指出盲动主义“看重了个人的英雄万能”[36]324。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主要通过两种渠道给予坚决的反对和禁止。

一是在观念上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以毛泽东为例，他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批评“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25]38-39；1929年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37]74。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反对个人英雄主义仍然是党的重要任务。1937年，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毛泽东指出新军阀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38]。1942年，全党即将开展普遍整风，毛泽东亲自草拟《中宣部宣传要点》指出，在遵义会议之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对于这些错误，“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39]390-391。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思想方法、政治倾向、组织生活三个方面的表现，其中组织生活方面“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40]995-996。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就是防止在党内出现不良倾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观念的始终。

二是在组织上严令禁止个人英雄主义。1927年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面临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连续多年发布一系列决议和命令，严格禁止个人英雄主义。1927年，北方局决议指出：“绝对不可离开‘群众’和‘组织’的观念，去干那英雄冒险的把戏。”[41]611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指出，“党的改造之重任”，“最主要的要使党成为斗争的组织，要使一切斗争都变成为党的集体指导，以消灭个人的英雄式的领袖和指导之弊病”[41]636-637。1928年，中共中央给江苏省委、满洲临委的信，以及中央通告第七号、第二十八号都提出严禁个人英雄主义。党的六大发布《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指出“盲动主义”的实质就是“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只凭少数人的英雄气概，就轻举妄动起来，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潮流中，大家只嚷着‘暴动’‘暴动’，几乎每次斗争都要作暴动的布置，以为不如此，便是机会主义”[36]715。1929年，中共中央鉴于农村暴动的失败，指示“在各种小斗争当中，绝对禁止英雄式的领导”[42]。严格禁止个人英雄主义在革命实践尤其是在军事实践中的表现，成为中国共产党各级命令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观念上和组织上的双管齐下，中国共产党有效遏制了个人英雄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也有助于纠正“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倾向。毛泽东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1]1439中国共产党善于破坏的“一个旧世界”，就是个人英雄主义，既是给革命造成损失的“蛮干”，也是“不可救药者”的“野心英雄主义”[43]；中国共产党善于建设的“一个新世界”，就是革命英雄主义及其英雄气概。

1926年，陈独秀在总结“中国劳动运动”时说，英雄就在中国工人阶级之中，比如“十余万纱厂路矿市政工人”，“他们的本质，我们敢说是全中国工人中最英雄的部分”[44]。显然，正确的英雄主义，就是工农革命群众的英雄主义。那些“中国工农革命的死难者”们就是“苏维埃的英雄”[36]28。在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政权的过程中，工农民众表现了“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37]314。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更是“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25]150。1935年，陈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时指出：“以下三个基本特点，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1)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2)党的正确领导。(3)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36]373，“我们的战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英雄主义”[36]368，陈云将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品质表述为“中国红军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36]366。

“气概”的词典释义，是“在对待重大问题上表现的态度、举动或气势(专指正直、豪迈的)”[19]1032，其感情色彩为褒义。在古典文献中使用得更为普遍的是“节概”一词，主要“强调个体人格意气”[45]。在现代语境中，“气概”的表述更富于民族国家和社会责任。从红军长征伟大胜利开始，“英雄气概”及“英雄主义气概”成为一个正面词组，且逐渐成为一个高频词组。目前学术界对于“英雄气概”还少有专门阐释，本文从中国共产党百年重要文献中搜索相关词例，尝试归纳中国共产党革命英雄主义“英雄气概”的发展及内涵。

红军长征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相关文献中对“英雄气概”的使用方式，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主体人群+英雄气概”，如“中国红军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中华民族英雄气概”“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无产阶级英雄气概”等。这里的“英雄气概”作为一个褒义词组，界定了英雄气概正面形象的主体人群是中华民族、无产阶级、中国红军、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等。第二类是“形容词性词组+英雄(主义)气概”，1944年朱德提出“新英雄主义”，使用了“我全体将士的坚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46]371的表述。朱德在这里所说的“气概”包括两层意思：“一不怕苦”，不怕困难，是一种超越寻常的坚韧刻苦的卓越精神，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这里以“英雄主义气概”的方式得到发扬；“二不怕死”，不怕牺牲，是勇于自我牺牲的服从命令和顾全大局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也就是党章中入党誓词“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庄严承诺。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致闭幕词《愚公移山》，提出了一个党史上的著名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40]1101这也可以说是对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生动阐释，在主体方面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在客体方面是“去争取胜利”的必胜信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继续保持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气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了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一大批英雄集体，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说：“由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战斗中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毅力、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克服一切困难的高贵品质”[47]538，“形成了每个战士英勇无比和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47]549，出现了“许多说不完道不尽的光辉的英雄形象和他们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事迹”[47]550。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对国家建设的种种困难，“英雄气概”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基本精神出发，被赋予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建设美好生活的英雄气概”[48]、“分秒必争地克服各种严重困难的英雄气概”[49]、“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50]等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内涵。

进入新时代，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生动地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51]。习近平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创造性和创新性地阐释了革命英雄主义“英雄气概”的精神品质，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中。革命英雄主义的“英雄气概”集中体现在“英雄的人民军队”的精神品质之中，这是一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革命英雄主义的昂扬斗志”的人民的军队，“人民军队曾经发出了‘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血战到底，人民军队用大无畏的气概赢得了党的信任、人民赞誉，也赢得了世界尊敬”。这种精神品质，就是“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就是“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52]。具体而言，“英雄气概”在伟大长征精神、伟大抗战精神、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中都有突出表现。

红军长征创造了“伟大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这一根本历史规律。“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53]。在长征精神中，英雄气概就是一种大无畏的必胜精神。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54]。在抗战精神中，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共同组成了一个精神系统，英雄气概就是这个精神系统中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不怕牺牲的必胜精神。抗美援朝是捍卫新中国安全、保卫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精神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习近平提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他说：“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55]在抗美援朝精神中，英雄气概就是顽强展现了中华民族风骨、力量、血性和智慧的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必胜精神。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华民族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破坏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英雄观的旧世界，建设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新世界，将英雄主义精神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3]

三、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主体对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了英雄文化的新世界，实现了英雄文化精神品质内涵的升华；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抛弃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英雄文化的主体对象，建设起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英雄主体，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光辉论断。

在李大钊早年提到的三种西方英雄观念中，以卡莱尔的英雄观念对中国现代早期实际影响最大。卡莱尔将英雄分为“成神的英雄”“成先知的英雄”“成诗人的英雄”“成教士的英雄”“成文学家的英雄”“成王的英雄”六类，形成的“就是我所称的‘英雄崇拜’及人类事业中的英雄性”[56]。1925年，《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于3月28日出版了“新英雄主义特刊”，提出“新英雄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关系至为密切，一者属于改造个人，一者属于改造社会也”[57]。1926年，王耕野提出“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他说：“现在的世界，充满了丑恶的残无人道的争斗，我们非战胜一切不可”，因此要“如裴德芬那么，‘抓住命运的喉头而推倒它’”[58]。上述种种“新英雄主义”试图将英雄广泛化，但显然大多不切实际，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英雄都是个人主义英雄，或者是帝王将相，或者是寨主大王。维柯说“英雄时代，其时英雄们到处都在贵族政体下统治着”[59]；卡莱尔说英雄“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60]。他们的观点对现代早期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导致英雄文化走入迷途，一些人甚至将“苏俄的列宁，美国的华盛顿，土耳其的凯末耳，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我国的孙中山先生”等量齐观，作为“古今中外的民族英雄”[61]，更进一步将“英雄”和“领袖”结合起来而形成了对蒋介石个人的“领袖崇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度出现了歌颂“民族英雄”的热潮，但“连番丧师，继续失地”的现实，却是“欲为民族英雄，先将民众送上死路，其结果，只是作了民族罪人”，使得“现在是民族英雄出风头的时期”成了一个笑话[62]。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这一“民族英雄”风潮的本质，指出这种“民族英雄”不过是个人英雄的翻版与国民党的宣传手段。193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中指出：“国民党军阀们的领导作战，不是为了要使这一战争得到彻底的胜利，而是为了要在‘抗日’的招牌之下，利用兵士与民众的反日斗争，欺骗革命的士兵与革命的民众，造成马占山那样‘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使革命战争失去领导而失败。”[63]

当此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民族大义为举国上下之首务。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倡议合作抗日，开始为“民族英雄”正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亲自给宋哲元[37]418、傅作义[37]455等人写信，周恩来给陈诚写信[64]，希望他们成为“民族英雄”。毛泽东致信蒋介石说：“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37]464中国共产党号召一切抗敌的战士都成为民族英雄，凭着民族英雄的英雄气概，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英雄的概念进一步做了提升：“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4]“很多院士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厚情怀，都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65]

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英雄主体，既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民族英雄，更是创造历史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人对英雄文化史的创造性伟大贡献，在于为英雄谱系增加了一个全新序列，这就是“群众英雄”，并将其作为英雄谱系的核心构成，“群众英雄”与“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一起，构建起中国共产党英雄谱系的宏伟大厦。

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英雄主体，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核心，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英雄主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66]。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和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从1927年开始，毛泽东深入农村展开大量调查研究。1941年，毛泽东亲自将12篇调查报告编纂为《农村调查》一书在延安出版。在《农村调查》“序言二”里，毛泽东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40]790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重要论断。1942年，毛泽东在《中宣部宣传要点》中，又特别提到了“群众英雄主义”[39]390。毛泽东的论断，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自己的“新英雄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4年7月7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英雄主义”[46]370-376。这一概念提出之后，迅速得到广泛认可，邓小平在同年召开的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各系统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提出的发扬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去发现他们，分门别类地召开英雄或模范工作者会议，总结他们的经验来推动其他。”[67]新英雄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得到发扬，1947年陈赓在关于晋南战局的谈话中也指出：“烈士们的英勇牺牲，大大的发扬了新英雄主义，走了群众路线，经过诉苦、立功、互助、想办法，使部队战斗力迅速增强，群众纪律飞跃进步，并使部队胜利信心倍增。”[68]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新英雄主义”呢？朱德说：“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而是新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新英雄主义”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革命和群众，是新英雄主义的两大支柱。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群众，革命和群众二者形成牢不可破的内在逻辑联系，形成为群众的英雄主义。一方面是“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则无条件地服从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相信群众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个人的力量只是这个伟大力量中的‘沧海一粟’”。显然，这一论断正是对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具体说明。第二，战斗、生产、群众工作，是新英雄主义的三大场景。“战斗、生产、团结群众，是目前各部队的三大主要任务，也就是我军开展英雄主义活动的三个主要战场”，如果说战斗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场景，那么，生产和团结群众就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长期的日常场景。生产即经济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年新年宣传要点的指示》指出：“国家的建设事业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教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69]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团结群众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开拓事业新局面，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0]，今天的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样是新英雄主义团结群众的突出体现。第三，团结、培养、教育，是新英雄主义的三大方法。新英雄主义是群众的英雄主义，也是团结群众、培养干部的重要方法，是教育群众的重要方法。朱德强调，“发动战斗、生产与群众工作中的英雄主义竞赛，形成一种热火朝天的伟大运动，创造出更多的部队英雄和英雄事迹”[46]370-376。新英雄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新时代已开始，新英雄主义也已开始”，“更广泛的新英雄主义的浪潮滚滚而来”，“新英雄主义的普遍发扬，正是人民中国伟大前途的保证”[71]。

“新英雄主义”是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根本观念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毛泽东在晚年再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72]江泽民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些话，都是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的，我曾多次加以引用和强调。”[73]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74]胡锦涛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一定要摆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实践和创造，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丰富政治营养。这样，我们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才能不断提高。”[75]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始终表明，正是牢固树立并坚持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升华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命题。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上继续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发表讲话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76]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这“四个伟大”精神，就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精神，就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具体体现。

人民英雄不仅创造历史，也创造着人民的美好生活。2020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疫战争的史诗性胜利，习近平总结说：“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1]2020年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胜利，这同样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胜利，习近平说：“事实充分证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2]从创造伟大的历史到创造美好的生活，人民都始终居于创造主体的地位，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77]，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奋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推进历程，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根本宗旨从来都没有改变。践行群众路线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方面是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是要坚信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依靠人民创造伟大的历史、创造美好的生活、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间奇迹。

四、新时代英雄文化观念：“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

人民创造历史，英雄来自人民，英雄是人民群众中的杰出者，也是人民群众中那些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而伟大的奇迹的创造者。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伊始，在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强调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78]每个人的岗位虽然平凡，但每个人都“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就一定能创造人间奇迹。

201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正式施行。2019年国庆前夕，举行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英雄模范的“平凡”品格，他说：“英雄模范们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无私奉献”，“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79]。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将“平凡”与“英雄”结合起来，在和平年代，不再有枪林弹雨的战场，取而代之的是需要无怨无悔倾情奉献的平凡岗位，在平凡中彰显伟大，“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平凡英雄，就是新时代英雄文化的新特征。

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再次强调新时代的英雄品格：“许许多多无怨无悔、倾情奉献的无名英雄，他们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80]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表示：“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向所有平凡的英雄致敬！我为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而骄傲，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1]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样是平凡英雄创造的不平凡伟业，“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事业，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先进事迹”[2]。

“平凡英雄”是新时代英雄文化新的时代品格，是和平时代对英雄精神的新阐释。如果说战火硝烟中的战斗英雄，是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勇于胜利的大无畏英雄；那么，和平环境下的英雄，就是无怨无悔、脚踏实地、倾情奉献的在平凡岗位做出了不平凡业绩、显示了不平凡精神的“平凡英雄”。战斗英雄“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55]，平凡英雄“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79]。二者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现有所不同，而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则具有深层次内涵上的一致性，“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危急时刻，又见遍地英雄”[81]，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今天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中国就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国度。

“平凡英雄”生长于和平时代，奉献于和平时代，表现出来的是和平时代的独特的英雄气概。习近平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明确了新时代和平环境下的平凡英雄的时代意义和深刻内涵。英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持久动力，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风会的鲜明表征。“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激励着“时代楷模、英雄模范不断涌现”[77]。和平年代的英雄，虽然不再常有“抛头颅、洒热血”的情境，但同样是“危难时方显英雄本色”，是以“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和勇敢精神”，以“平时养成的强烈责任意识、严谨工作作风、精湛专业技能”，以“忠诚担当、忠于职守的政治品格和职业操守”，努力工作，积极敬业，“把非凡英雄精神体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创造出“化险为夷的英雄壮举”[82]。新时代的“平凡英雄”具有与战争时代的英雄不同的表现特征，习近平将其总结为“忠诚、执着、朴实”三大“鲜明品格”。

第一，“忠诚，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坚守一心为民的理想信念，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用一生的努力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79]。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三种形式”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理论斗争”[83]，人民英雄的忠诚，在革命战争时期表现为对敌人的政治斗争，而“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方式”[84]，英雄的忠诚就是“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85]精神；新时代和平环境下英雄的忠诚，就是继承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忠诚于党和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随时展现出“危急时刻、危难关头，总有英雄挺身而出撑起一片天”[86]，比如在请战书上写下“不计报酬，不计生死”豪迈誓言的抗疫英雄们。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为了祖国和民族的需要，南仁东、黄大年等人，以生命书写了家国情怀，书写了以身许国的生命华章，完成了他们忠诚于人民的誓言。

第二，“执着，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为国为民奉献的志向坚定不移，对事业的坚守无怨无悔，为民族复兴拼搏奋斗的赤子之心始终不改”[79]。在战争年代，无数英雄展现了像刘胡兰、邱少云那样勇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闪射出惊天动地的辉煌。和平年代的英雄，是执着追求的劳动者，在日复一日外人看来枯燥无趣且艰辛劳苦的工作中，志不改，道不变，奋斗拼搏，成就伟业。比如走遍田间地头培育杂交水稻的袁隆平，生命不息、治沙不止的“全国治沙英雄”石光银、王有德，68年从教谱写教育传奇的于漪，28年隐姓埋名突破氢弹关键技术的于敏，都是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顽强拼搏，数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创造一个又一个英雄传奇。

第三，“朴实，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具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精神，其中很多同志都是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典型，展现了一种伟大的无我境界”[79]。朴实就是不追求华丽、浮夸，不计个人的名利得失，以忠诚执着的默默奉献，在平凡岗位完成不平凡的事迹。比如多次获得“战斗英雄”“人民功臣”称号的张富清，复员转业之后到了条件极为艰苦的贫困山区湖北省来凤县，60年来深藏功名，无人知道他的战斗英雄事迹，坚守初心，践行使命。比如“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在他担任村支书的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四周悬崖绝壁，他带领村民历经7年开出一条通往山外的天路，历经13年探索培育由蓝色劳务输出、绿色西瓜、橙色纽荷尔脐橙组成的“三色”经济，让一个条件极为艰苦的山村率先脱贫。在朴实中将绚丽封存，甘做隐姓埋名人；在朴实中将生命燃烧，誓干惊天动地事。中华民族有了这样一批平凡英雄，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伟大奇迹。

“平凡英雄”及其鲜明品格，彰显了新时代英雄精神的独特品质。西方英雄观念强调“超级英雄”的能力神性结构，强调“创世主宰”的历史效能结构，带有十分强烈的西方霸权文化意识形态性，尤其是经过西方娱乐大片渲染，成为其通过意识形态输出以维持其霸主地位的手段，即“美国必须拯救世界。美国国民深信自己是独特的，他们不仅仅独特，还肩负神圣的使命”[87]。在美国意识形态中，“英雄就是超越自己，在杰出的行动中证明他们的勇气、才智和领导才能”[88]，形成了一种所谓“山巅之城”的心理，“在现实中表现为对美国现行价值体系的高度认同和对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这种与美国政治价值观不同的模式的极度恐惧和排斥”[89]。中国社会一度出现的“诋毁英雄”错误思潮，就是个别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人向西方英雄观念投降膜拜的结果。在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偶尔也会在理论层面提及人民史观，但一进入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就有意无意地背离了人民史观的基本精神”[90]。

新时代英雄精神“平凡英雄”的鲜明品格，彰显了人民英雄和群众英雄的唯物史观。“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79]让崇尚英雄成为良好的社会风气，有赖于历史观念的根本变革。英雄史观论者认为：“所有人都是社会创造出来的，但仅有少数人能够‘改造’社会。”[91]传统英雄高高在上，常人可仰望而不可企及，这成为英雄史观根深蒂固的文化根基，尽管人们屡次想要打破英雄史观却始终未能如愿，人类的历史就这样被画地为牢成为所谓“英雄”的历史。只有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历史活动重新进行认知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92]之后，经过列宁、毛泽东、习近平等共产党人对人民的高度肯定并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0]之后，人民史观才真正确立，个体才能以大无畏勇气和大坚忍毅力而成为英雄。这就要进一步破除“英雄史观”的顽固影响而优化“英雄”内涵，切实树立基于“人民史观”的新时代英雄观念，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结语：认识英雄精神，讲好英雄故事，争做时代英雄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了全新的英雄文化观念谱系，实现了英雄文化观念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在观念文化和组织程序上给予了充分保证，建设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英雄气概，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也是“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必胜信念。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激励我们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新时代英雄文化论断，深刻体现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史观立场，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新时代英雄的忠诚、执着、朴实三大鲜明品格，建立起基于人民史观的新时代“平凡英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精神谱系，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组成部分。

2020年初，习近平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93]此后，他多次讲到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英雄文化正是同“四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习近平说：“‘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5]无数英雄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总结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英雄文化精神谱系，正是深入学习“四史”、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途径之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4]，要“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精神必将得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