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晚年的政治观及其启示

孙 喜 香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近年来晚年恩格斯政治思想引发的争论余波依然存在，其晚年政治思想应有的时代价值意蕴依然有待深入研究。回顾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和社会主义面临的严峻现实挑战，重温恩格斯晚年关于政治的思考，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独特思想贡献，而且对于反思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和探索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恩格斯晚年的政治思想及其争论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晚年独立承担起从理论上指导欧洲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重任。面对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和政治问题的相关思考引发了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论辩。这场争辩不仅仅关涉到对恩格斯晚年政治思想及其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的不同看法，而且关系到对无产阶级未来历史命运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解。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嫡传弟子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后，围绕恩格斯晚年政治论著，引发了所谓恩格斯晚年是否走上了与早年不同的社会主义“改良”道路的论争，并进而引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不同的政治纷争。这一纷争的结果影响尤为深远，乃至影响了作为对第二国际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反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理论争鸣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伯恩斯坦晚年对恩格斯思想评价的影响。美国学者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认为，恩格斯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精神的理解问题上与马克思的理解背道而驰，甚至断言恩格斯把本来就不为马克思所认同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强加于马克思，从而导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学术生涯的开始就走上了对科学社会主义不同理解的学术道路[1]。特瑞尔·卡弗(Terrell Carver)针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现实，把由恩格斯晚年政治思想的争论回溯到青年恩格斯的政治民主观，通过比较恩格斯早年和晚年民主观的异同，以此澄清恩格斯民主观的意义。他认为，恩格斯把政治的哲学前提与社会科学整合起来，把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评判与对国际贸易和具体经济政治事务的关注结合起来。民主只是治疗社会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在于超越政治，使政治回归属人的本性，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与全面发展[2]10。恩格斯的首要关切是帮助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了解革命传统。应该让理论的研究服务于工人运动。恩格斯从历史和理论问题转移到工人运动和实际政治领域。关于恩格斯是政治现实主义还是政治理想主义者这个问题，Andrew Collier认为，恩格斯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关于革命路径的方法论原则，关于革命的条件性和可能性的思考是现实的，而非基于主观愿望和理想，也非基于经验主义的实证分析，恩格斯是基于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分析革命的前景的[2]36。德国学者雷娜特·默克尔-梅利斯(Renate Merkel-Melis)从文献学视角考察了恩格斯晚年政治著作的主题和编排逻辑，较为全面分析了恩格斯晚年著作在恩格斯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和写作主题背景[3]。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全面考察了恩格斯的政治思想，指出尽管恩格斯晚年没有全面系统提出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问题，但以惊人的预见力指出无产阶级群众政党的崛起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开创了新的角度，并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融入现存经济政治体制的危险(1)霍布斯鲍姆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角较为全面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学说和理论主张，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M].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45-83.。

与国外学者关注恩格斯晚年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不同，国内学者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关注，一方面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影响，展开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与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探索有着现实关联，学者们带着中国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问题反思恩格斯晚年的政治思想。国内学界对晚年恩格斯思想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恩格斯晚年对工人阶级政党理论的发展与启示[4]、恩格斯晚年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及时代意义[5]、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贡献[6]、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7]及恩格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与生态思想等。顾海良教授通过对恩格斯晚年撰写马克思论著序言的研究，阐明了序言作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粹和真实历史思想理解的标格。张云飞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出发，系统阐发了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及其思想遗产[8]。国内关于恩格斯晚年思想引发的学术争鸣余波仍在，学界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论争主要集中在对其晚年编辑出版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的不同理解与评价。恩格斯在该书导言中提到利用议会民主斗争塑造工人阶级政治素养和积蓄革命力量，并提出了对民主制的看法。恩格斯晚年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探索无产阶级在新历史时期的新革命策略。针对暴力革命与社会改良、民主与专政、阶级与政党、议会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等问题，国内学界围绕恩格斯晚年政治思想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鸣(2)近年来国内关于恩格斯晚年思想引发的学术争鸣，可参见：周新城.戳穿歪曲恩格斯的谎言——兼析民主社会主义泛滥的危害[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5)：79-84；靳辉明.驳“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谬说[N].光明日报，2011-08-29(11)；张全景.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学习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体会[J].求是，2007(11)：45-48.。争论背后反映了学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不同判断，并把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不同理解投射到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研究评价中来。从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问题背后的思想主旨来看，其晚年的忧虑和关切在于如何正确处理政党、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关于暴力革命或者议会民主斗争的分析只是革命策略问题。恩格斯晚年一直坚守“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的原则，主张革命主体是无产阶级自身，反对无产阶级政党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探索无产阶级政党、国家与人民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探索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及组织形式的建设。但是，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对恩格斯晚年关于国家、民主制和革命问题的看法依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研究，也较为缺少对恩格斯晚年政治观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组织形式建设的专门研究。

从已有研究情况来看，学界对恩格斯晚年政治思想依然存在诸多争议，既有思想洞见，也存在诸多误读，这种情况仍需深入辨别和研究。恩格斯晚年的政治形象仍然扑朔迷离，其晚年对政治的思考所孕育的丰富学术史价值和政治遗产仍然值得今天重新审视和评估。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与政治的思考为后来者探索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提出了如下深刻的时代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在获得高度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能够创造出与其经济成就相匹配的政治文明；社会主义、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能否兼容；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作为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战略，从而最终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二，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处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冲突的强大协调整合能力；如何分析探讨国家的本质、职能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内在关联；如何探索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的思考是否依然具有指导后发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如何探索工人阶级政党与大众在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角色；如何讨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此外，研究恩格斯晚年的政治遗产有助于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丰富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史的了解和研究，坚守马克思主义服务于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坚定政治立场与价值情怀。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意义上，还是从无产阶级斗争和解放的现实策略方面，恩格斯晚年关于政治的思考为人们思考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诸多极富穿透力的思想启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时代生命力。

二、政治的双重意蕴：作为“经济”和“阶级”的政治

与职业政治学者不同，晚年恩格斯从来不脱离一定时期具体的经济政治事件抽象地谈论政治问题，从来不从抽象的原则和观念出发揭示政治现象。在他看来，政治总是关联着具体事件的经济历史分析，政治从根本上说内嵌到社会经济发展之中，并且与既定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权力问题紧密相关。晚年恩格斯在从事经济史、人类史、社会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过程中，把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工人阶级解放和政治学术史研究有机统一起来，把政治现象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形成对政治生成的唯物史观分析框架，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现象的关联中洞悉政治的本质。

(一)政治内嵌于社会经济结构

政治是一种社会性活动，政治通过政党体现其阶级本性。政治现象的出现深刻反映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晚年恩格斯从经济史、人类史和唯物史观视角探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坚持从一定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动因中去寻求政治事件的发生及其本质。他指出：“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9]232因此，恩格斯拒绝非历史的意志主义，把政治行动放到历史发展环境下。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革命未来形势依赖于社会发展的实际境况，政治的发展进程嵌入在社会历史变革逻辑之中，而历史变革不依赖政治的决定[10]81。晚年恩格斯积极关注德国和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把对政治的思考与特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斗争现实结合起来，把政治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以此凸显政治的社会起源和发展进程，从理论上武装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从而为无产阶级政治行动提供指导。恩格斯晚年出版的纯学术著作(3)其中包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同时包含对《资本论》的整理研究，等等。都紧密围绕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解放这个核心主题而展开，坚决反对从自然的平等和永恒的理性正义原则出发理解政治现实，并认为作为现代社会主义思想起源的18世纪法国革命宣扬的永恒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11]526。在马克思《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恩格斯总结了马克思研究现代法国政治事件的唯物史观分析方法，坚持从社会的经济现实出发分析政治斗争和发展趋势，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并指出：“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9]535因此，政治的秘密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所造就的阶级态势，如果要深入了解社会的政治现实，必须专心从事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和秘密。

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政治理论离不开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这也是恩格斯晚年始终如一坚持的原则。在分析政治国家的历史起源问题上，晚年恩格斯充分利用了人类学、考古学和经济史方面的知识，从三次社会分工导致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的视角，全面分析了现代国家史前的发展阶段，构建了关于政治国家学说的学术基础。这种分析政治国家历史起源的思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晚年恩格斯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史分析政治现象的光辉典范。即“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9]16。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确认政治起源于社会经济和分工，而且在于详细分析政治、法律和哲学等思想观念是由于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恰恰后者成为晚年恩格斯致力于解决和研究的关键，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相对关照较少和薄弱的环节。

晚年恩格斯严厉驳斥德国青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政治不等于经济现实，政治也不能简单从经济事实中推论出来，要充分考虑政治对社会经济现实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晚年恩格斯关于政治的分析绝不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政治绝非消极被动适应经济发展。他指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12]600“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12]597上述这段话揭示了政治的双重规定，即作为“经济和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共同作用于政治斗争并塑造了政治的发展态势及其表现，只有把现象放到既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综合考量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才能透过现象把握政治背后的阶级本质。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2]592。

(二) 政治的“阶级性”与“公共性”

晚年恩格斯不断思考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指导工人阶级寻求自身解放，坚持把政治的目的和本质概括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大众实现自身解放的群众性事业。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帮助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了解革命传统，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虚伪性的揭露，从理论上指导无产阶级政治行动。恩格斯晚年深刻揭示出统治阶级与集权化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阶级与国家、经济与权力精英之间趋同联姻的洞见[10]66。上述内容恰恰是由恩格斯所开启，后来经由列宁、卢森堡和葛兰西以及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致力于探讨的国家和政党意识形态自身形成机制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如何锻炼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现代君主”，如何辨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革命斗志的消解，晚年恩格斯对上述问题有着深刻理解。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12]657。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用理性、神圣、永恒真理和国家利益掩盖自己的局部利益，这个以全人类自居和创立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11]524。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极力避免这一弊端，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构建符合无产阶级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以此对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意识的腐蚀。

晚年恩格斯非常关心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关注欧美国家组建工人阶级政党的事宜，在政党、阶级、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工人阶级解放根本上是自己的事情，通过组织成的无产阶级政党，深入政治生活和议会斗争之中，团结包括农民在内的一切同盟，从而实现工人阶级自身解放。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是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群众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和知识分子只能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代言人。政党只是阶级的政治表现形式和工具，这方面集中体现在恩格斯晚年探索利用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形式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形式。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9]415，“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按其形式来说，同样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它在这里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许是以进步党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可以利用它首先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12]510。晚年恩格斯结合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探索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新型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把资本主义民主框架下的选举权从向来是欺骗无产阶级的工具变为解放其自身的工具，把选举权仅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宣传的手段，把选举权作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支持的政治形式，探索超越资本主义政治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这也成为后来列宁、卢森堡、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学者探索的政治主题。社会主义需要民主，当然不同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少数人的民主。“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头一个重大贡献，而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9]544

晚年恩格斯强调作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应该积极保持与工人群众的血肉联系，没有工人阶级为其政党注入新的活力，无产阶级政党就会停滞和走向官僚化。晚年恩格斯针对德国工人政党内知识分子脱离工人实际的学院教条主义给予了严厉批评，他说：“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彻底的、批判性的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授予他们有资格在党内担任相应职位的军官证书；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9]397只有合适的政党组织形式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参与，阶级和政党才真正能够在某个点上达到真正的和谐和有机一致，使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工人阶级的真正表现[13]136。从列宁到葛兰西，一直到后来的毛泽东，都极为强调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合法性和群众性基础，这一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合法性和群众性的强调是一致的，尤其是与晚年恩格斯的看法一脉相承。即：“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4]44无产阶级政党的合法性来自人民，在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具备使广大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所处地位和团结在一起的能力。也就是说“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9]246在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恩格斯不仅强调社会主义事业要代表广大工人群众利益，而且要广泛联系广大农民。他指出：“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 ——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这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9]550同时，晚年恩格斯认为，政治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体现为无产阶级支配资本权力、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并最终消灭雇佣劳动。此外，晚年恩格斯关心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关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方式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相结合。

三、政治的两个起点：作为“起源”和“终结”的政治

(一)人类文明与政治的起源

晚年恩格斯从经济人类学和文明史思想高度探讨了作为政治源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历史起源，深刻论证了政治在人类发展史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必然性和未来前景。首先，政治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产生而形成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步入到文明时代的标志。“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9]193文明时代在经济关系上意味着以财产多寡作为划分不同社会阶级的标准，在政治关系上意味着基于不平等的奴隶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为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和前提。相比较奴隶制和封建专制时代，资本主义所构建起来的政治国家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提升了人们的政治意识和自由民主观念。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依然没有改变政治的阶级本性，依然是资本剥夺雇佣劳动的工具，依然是有产者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依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基于人们之间非阶级关系的原始自然民主让位于可憎的贵族制和资本主义代议制。“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9]196晚年恩格斯上述对文明时代特征的概括与其早年所写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精神旨趣上是一致的。只要人类社会依然存在私有制和基于财产划分阶级的现象，只要财富私人占有依然成为社会的通行法则，建立在这一经济制度上的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就仍是少数有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政治工具，这一本质事实是不可更改的，阶级社会的政治注定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剥削痕迹。即“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9]195。

其次，文明时代的政治现象伴随着以公共性面貌出现的国家，政治通过国家实现统治和管理职能，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调和着各阶级之间的冲突。“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城市的对立于乡村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构”[9]187，“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9]188，“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9]189。国家从本质上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国家表面上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是社会在一定组织中的表现，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政党)实施管理。只要存在阶级现象，国家必定代表着在那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利益，国家作为统治个体的异化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晚年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不可抗拒性为依据，提出了阶级将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消亡，国家由于失去了统治的必要性而自行消亡，即“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9]193。此外，晚年恩格斯依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提出国家自行消亡的设想，国家的消亡意味着政治的终结，意味着国家真正代表整个社会使命的完成。政治真正回归人类自然的民主形式，这将使人类社会摆脱文明时代丑恶的灵魂，人类社会终将摆脱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异化形式，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二)“政治的终结”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开启

政治的终结意味着政治的功能和实质将回归符合人类直觉与本性的真正共同体生活，这种共同体生活符合人们的日常认知和道德观念，人们自由自觉参与共同体生活并从中感到荣耀，每个人以共同体和公共性的生活为乐事，个人生活和公共性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从而真正实现政治的公共性和人民性。

在政治终结的时代，取代国家的社会公共组织形式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国家的职能将由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来组织生产的社会来实施，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将抛弃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对劳动人民实施统治的伪善行径，丢掉统治阶级身上的爱的外衣。在政治终结的时代，政治国家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将依次经历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封建制和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民主共和国是国家的最高统治形式、资本主义的最后统治形式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9]415。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过程和政治组织形式将采取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治安排和中间环节，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根本改变现存国家的机构、运转方式和人员，建立起一个人民参与的机构网，通过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而全面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恩格斯晚年期望在社会主义集体组织中实现每个人的真正自由和平等，这将是整个现代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现代无产阶级争取自身的解放，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使无产阶级本身作为一个阶级而消亡，进而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承担人类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在政治终结的时代，国家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超越“政治国家”的联合体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状态。国家的政治职能及其本身将会随着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而消亡，但是国家本身所内在具有的社会调节力量和组织能力在未来社会仍会保留下来，这种社会调节力量集中表现为真正的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功能。但是，国家职能的转变和消亡并不是以废除社会管理职能为代价，未来社会下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将会得到保留，消除的只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制制度将不复存在，国家遗留下来的职能只有纯粹技术管理的方面和伦理的意义。未来社会国家的职能将是真正“社会性”的权利，国家将是全体人民幸福生活的乐园，而不再是洪水猛兽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整个国家制度及其作为虚假意识表征的意识形态将被消除，非神圣领域(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自我异化将真正被克服。

晚年恩格斯转引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段话作为对政治终结时代的希望，这个时代将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变革的时代，将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即：“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9]198

四、恩格斯晚年政治观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晚年关于政治本质的思考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传统和理论构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学说，为洞悉现代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诸多现实启示：

1.恩格斯晚年的政治观内含一种广义的政治正义，他没有专门讨论政治正义的问题，而是深入思考政治正义的人类学起源，把对政治的思考放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进程中，从而揭示政治现象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最终回归属人世界的历史趋势。在萨拜因看来，政治是“人类为了有意识地理解和解决其群体生活和组织中的各种问题而作出的种种努力”[15]；而恩格斯认为，政治生活的德性基础在于实现无产阶级对抽象的异己力量(4)所谓异己力量，既包括作为经济生活中盲目起作用的市场经济规律，也包括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幻象。的自觉支配，每个人成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每个人将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实现各自的真正自由、平等和博爱，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跃进。然而，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革命造成了政治的公共领域和经济的私人领域的分离，现代人的传统身份认同发生了彻底改变，每个人处于作为经济领域的单子化个人与政治领域的公共性人格共同存在的二元状态，形成了世俗生活的私人领域和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之分。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这是晚年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政治终结和国家消亡的根本现实关切。在恩格斯看来，未来超越政治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旨在弥合私人生活和公民身份认同的分裂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为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真正解放铺平道路；作为过渡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职能在于消除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分离，以对物的管理取代对人的统治。在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里，政治和经济的事务其外表和本质就是直接合二为一；经济活动是按照一种民主程序而由人们共同决定的经济计划来完成的，经济的运行由被公众所知晓的民主而公开的计划所引导的，“每个人能以自我实现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活动之中，并承担起自己的那份责任”[16]。总之，恩格斯关于公开而民主的、范围广泛的经济计划的理念，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论基础和非常深远的影响。

2.恩格斯晚年探索无产阶级政党、国家与人民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探索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及组织形式。首先，晚年恩格斯基于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未来发展问题，理性思考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辩证关系，从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视角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认为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于重建个人、共同体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关系，实现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了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文明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这些弥足珍贵的理论资源对人们审视苏东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提供了警醒，对审视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民主关键是在共同体中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权利平等，避免政治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对公共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剥夺，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真正自由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力争让每个人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避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成为市民社会的非市民社会阶级，把无产阶级从被资本和国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通过打碎资本主义现成国家机器代之以完全不同类型的制度设计，形成在整个市民社会中起作用的人们参与的机构网，探索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社会形式，这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时代话题。

3.恩格斯晚年坚持把无产阶级解放政治议程和政治学术史研究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品格，从经济、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关联互动视角开展对政治现象和现实社会问题的分析，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穿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仅仅基于对正当和正义的考虑无法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单纯就政治现象或经济现象本身单一维度分析显然也不充分，必须从经济、政治和阶级的关联视角审视当下政治情势。恩格斯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联中洞悉政治的社会本质，从人类文明生成的历史脉络中揭示政治的世俗源起和走向终结的历史进程。经济以一种结构性力量规定了政治的范围和基础，政治是经济最为集中的体现，政治通常通过阶级权力和意识形态而影响经济运作。“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17]政治实质上体现统治阶级内部或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过渡性的国家机构体系中，政治依然显得很重要。

总之，只有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高度，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演化机制，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资本、国家和劳动的关联结构和新特点，才能够深入理解当代国家之间及其国内的政治变迁轨迹和实质。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视域，经济总是关联着政治，并在政治规定的国家和制度框架下运行，因此经济问题本身也是政治问题，其背后体现了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只有运用阶级的分析视角，分析政治现象背后的阶级结构因素和意识形态实质，才能从社会结构和整体上把握政治现象的本质。恩格斯晚年关于政治的思考，充分展现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逻辑关联，经济、政治、阶级和意识形态共同塑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图谱，这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应秉持晚年恩格斯所开启的政治分析理路，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制度、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运作机理，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结构特征，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夯实自身的学科基础和理论视域，把对政治的分析提升到更高的学术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