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中的民族审美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分野与整合

张 琼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 400015)

“强国”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意味着综合国力的强大，也意味着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化与国际地位等各个方面的强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国”必然“文化强国”，几乎找不到一个不是“文化强国”的“强国”。文化之强，是国家之强的应有之义，而文化之强离不开的是民族性。民族审美是人在审美情趣、好尚、取向上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一个民族文化自尊、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重要基点，更是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伟大历程，也是不断建构民族审美意识、谋求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过程。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多角度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推动文化建设、建立文化自信和文化民族性的问题，比如李丹等总结和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强国建设的思想历程和现实启示[1]；张弓探讨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贡献[2]；朱婷婷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对文化政策的调整历程[3]；曹润青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的理论主题、本质规定和发展道路三个方面进行了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研究[4]。学界同时也对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的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如马振江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必然要在理论、历史与实践的三重逻辑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和基本理论进行理性认识和自觉建构”[5]；邓磊论述了要“以文化自信来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6]；陈健、郭淑新提出要“明晰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文化、域外文化之间的关系”，防止“文化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对文化自信的阻碍和影响[7]。上述探讨，为文化强国与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借鉴，也为本文探讨文化强国中的民族审美提供了启示。本文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四个时期对民族审美观念的分野与整合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民族审美意识建构进行初步探讨。

一、文化强国与民族审美相统一的逻辑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立世，文化兴邦。”文化的力量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强国是一个国家展现出来的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是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民族审美与民族实践认识活动有关，是民族精神实践的直接产物，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自信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民族审美意识的建构以及审美民族性的彰显，更为直观地是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认知。

(一)文化强国与民族审美的历史逻辑

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体现。《易经》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文化”自古以来便有“以文化成天下”之意，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审美资源，不管是龙飞凤舞、青铜饕餮，还是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都是民族审美意识发生、形成和流变的历程，也是民族审美意识的积淀过程。五千年历史创造了璀璨中华文化，璀璨中华文化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绵延发展，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民族审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互相映照的关系，每一个文化强盛时期，民族审美意识就是体现得最充分的时期，也是文化自信最强大的时期。中国古代之所以出现了被世界所盛称的“汉唐雄风”，就在于当时不仅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而且也有雄阔博大的文化气象，其文化观念和文化制度深刻地影响了周边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北宋和明中晚期，中国的富足与繁华以及生活方式、文化艺术也向国外辐射，远及欧洲、非洲，中国的器物如扇子、茶叶、丝绸等成为亚洲、欧洲的畅销货，园林建筑被搬进欧洲皇家公园内，文学艺术作品也被引进到亚洲周边国家和欧洲的法国、德国等。”[9]在特定的时代政治背景下，民族性和民族化也会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联系起来。比如18世纪，德意志民族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德意志大地上大大小小地分布着300多个封建小公国，德意志启蒙主义者面对英国和法国的强大民族和民族国家，如何形成现代的德意志民族，如何建立现代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化和民族国家的基本理论问题等，就成为德意志启蒙主义精英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等启蒙主义者企图寻找一条新的路径，既不同于英国的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相妥协的路径，也不同于法国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路径，他们选择把美和审美及艺术当作形成和巩固德意志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主要路径，这种对审美民族化的关注一直延续到德国古典美学时期，美和审美及艺术在统一和巩固德意志民族及民族国家方面，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这些成功经验，无疑可以给予我们今天建设文化强国以及弘扬民族审美提供重要的启示。

建设文化强国必须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而文化自信就植根于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民族审美。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民族集体性的审美意识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精神，它引领和规约着中国人的审美活动和日常生活。将文化自信理解为一个理论命题，从民族审美的角度看它就是源头活水，是由中华民族瑰丽灿烂的文艺经典的宝库以及丰富独特的审美意识传统为基础，以当代的文艺精品以及积极高远的审美取向为活力，以未来为数众多文艺经典的铸就以及优异的民族审美生态为目标。可以说，建设文化强国的第一步便是要建构“润物细无声”的民族审美。

(二)文化强国与民族审美的现实逻辑

建设文化强国这篇大文章，一个不应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坚持对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理想的文化自信。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审美理想，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反过来又作为其外延和包装，通过各种文化生成物包括礼仪、文学、艺术、服饰打扮、建筑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等，对这种价值观与道德观的传播和继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梁漱溟说：“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10]民族审美意识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文化传统、审美观念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该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美学特质和美学精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美学思想是世界美学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和独特的民族特色。我们可以将民族性看作一个民族独有的特质，它是一个民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历史沿袭累积的成果，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表达、思想观念的重要内容。

中华美学精神是从中华民族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对于民族审美意识的反思，是一种基于本民族立场的理性观照，“在展望全球化的景观时我们应该有一种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关怀，而在思考本土化的相关问题时又应该有一种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世界性互渗、互动的眼光，这样理论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片面化和绝对化”[11]278。民族审美意识是人们在具体的审美实践中，表现为对某种特定种族、地域和文化习俗的审美取向和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存在。民族审美问题一般性地指向文化思维的“民族性”过程，总是反映或展现着一定民族的思维立场，这一点恰如希腊美学之不同于中国先秦美学的思维过程一样，以此而论，民族审美意识问题的前提在于思维倾向方面的独特展开形式，思维方面的民族性规定了审美民族性显现的深度和广度。而思维方面的民族性倾向，则是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心理活动和审美创造实践的独特文化基础。民族审美意识的建构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对自身文化全面的立体展示，也是当代文化强国建设的迫切要务之一。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强国的民族审美观念分野

五四运动是现代化中国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组织形式所带来的动员能力、工业化效率、国家独立等，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有着极强的吸引力。面对先进发达国家的成功，后进国家往往会产生深刻的自我怀疑，进而产生部分甚至全盘否定自己传统的思潮。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的近现代中国，“民族”成了一个随处可见的名词，从梁启超独创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到孙中山将“民族”放到重要地位的三民主义主张，民族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心系民族兴衰的先觉者的奋起，当皇室的图腾在中华大地上落下之时，民族的符号开始上升。民族观念深入人心，不仅再造了新的认同，也迅速取得了广泛的影响。走向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才会让自身不至于显得异类，才具有追赶先进国家的驱动力，才有可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让中国、让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时的民族审美观念是从民族性身份失落的反思中反向建构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实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来凝聚团结革命力量、吸收新民主主义精神、发展民族新文化，进一步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近现代中国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西化”观念与文化强国期盼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同西方思想的交流、对话之中，反省自身，寻找出路，在这种强烈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变成了西化与民族化的论争，带有民族国家出路、方向和政治意义上的选择。马克思曾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这里虽然是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强制性改变，但这一时期的“西化”也是一种主体通过自己的研判之后自主选择的“西化”。1934年1月，广州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随即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文章，首次明确提出“全盘西化”口号，“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要中国文化澈底全盘的西化”，“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向澈底西化的途径”[13]。中国在西方国家此起彼伏的凌厉攻势面前，从初显颓势到渐成窘态，再到无从招架，可谓应接不暇。这个不断下坠的过程，使得民族文化心理从自我肯定的势能高处，一度跌落到自我怀疑的深渊。

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西化”主张在19世纪下半叶就曾有人提起过。从魏源及洋务派诸君，到易鼐、严复、陈独秀、钱玄同、陈序经、胡适、梁漱溟等，都提出过不同程度的“西化”主张。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都是这种西化的让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作为当时现实中落后的一方，向先进的一方学习，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从19世纪末开始，一种更加彻底的西化主张开始萌芽并传播，早期包括易鼐、严复等人。易鼐提出，要想获得五洲各国的平等对待，“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14]，除了穿着打扮、各项制度要完全追随西方，还要“入万国公会事事遵公法唯谨”[14]，放弃本国法律和立法权，直接采用他国现成法律条款。严复不满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认为：“凡所谓耕凿陶冶，织纴树牧，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斗转输，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15]11也即是说，西方之胜于中国，不是一种局部的、片面的胜于中国，而是一种全面的、没有死角的胜于中国。严复进而得出一个判断，即便中国从制度外壳上摹写“西洋富强之政”，“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练通国之兵以御侮，加什二之赋以足用”，然而如果真是如此，一些制度坚持十年之后，则“吾知中国之贫与弱有弥甚者”[15]13，其中原因，就是因为仍旧坚持“中学为体”。所以，严复主张应该彻底西化，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具体制度到制度背后的思想，全部都应当进行彻底的、巨细无遗的西化。

到五四时期，彻底西化已成为一种具有相当影响力并有大量支持者的主张。陈独秀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提出：“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6]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也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总之，“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7]。持类似看法的还有瞿秋白、鲁迅等人。瞿秋白认为，“旧式中国文的确是一种极端困难的文字”，所以，汉字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的工具，“造成智识的垄断，维持绅商阶级的愚民政策”[18]。鲁迅也认为，因为汉字学习之难，所以“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19]94，“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19]165。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19]78，“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19]165。与此相应，如果要让识字得到普及，那么就必须要废除汉字。也即是说，“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19]78。

胡适关于中国和西方文明比较的立论，是建立在中国一方一无可取、欧洲一方全面领先的判断基础之上的：“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个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20]胡适关于中国必须全面学习西方的观念，以《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的“百事不如人”论而著名：“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1]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22]1469在希望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的仁人志士心目中，几乎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22]1470，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与旧的对垒中被摈弃，当然民族审美更是被抛弃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以及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也就因此而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民族文化复兴实现文化强国的观念

在全盘西化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珍视自己过去的传统，并对现代化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我们自身必须走向现代，走向自身的繁荣富强；另一方面，应当是“我”作为“我”走向繁荣富强，而不是“我”扮演着某个“他”走向繁荣富强。所以，在全盘西化论占据舆论话语场中心位置的时候，主张民族化的声音也逐渐聚集和清晰起来，与全盘西化论者渐成分庭抗礼之势。

当新文化运动诸君把矛头指向传统，甚至指向汉语与汉字的时候，孙中山就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今日新学之士，间有倡废中国文字之议，而以作者观之，则中国文字决不当废也。”[23]这是因为“一民族之进化，至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势力，能旁及邻圉，吸收而同化之。所以五千年前，不过黄河流域之小区，今乃进展成兹世界无两之巨国。虽以积弱，屡遭异族吞灭，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则文字之功为伟矣”[23]。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十位教授1935年在《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可以说是中国本土文化奋起反抗全盘西化的一个代表性事件。文章作者承认中国已经陷入了困境，“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但中国人并不会安于这样的现状。想要改变命运的中国在寻找着光和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十位教授进而指出，有的人“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其结果只能是失望，而不会有其他可能性。当然，十位教授也不是要中国完全回归过去的状态，所以他们也批评了完全崇古的思想，认为那些人是在“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但结果是“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人凛冽的寒冬”[24]。十位教授提出了五条恢复“中国本位的文化”的措施：

1.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

2.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需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

3.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4.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

5.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设中国，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24]

在十位教授看来，中国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全然自否。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要而言之，就是中国既要立足本土，又要放眼世界。鲁迅在1934年致青年木刻版画家陈烟桥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也提出：“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25]鲁迅在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即意在指引青年木刻版画家陈烟桥保持一种地方的、民族的色彩，因为世界不是同质化的世界而是丰富多彩、各美其美的世界。

作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一代宗师和中国绘画的艺术巨匠，林风眠很早便注意到了“民族性”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林风眠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建校时，就提出了著名的“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办学宗旨，可以看出其所持的是立足于传统的基本立场。西洋艺术是域外艺术形态，本着“兼容并蓄”的基本立场，西洋艺术需要介绍到中国来，但“介绍”一词实际上已经分出了主客的立场差异。“整理中国艺术”意味着当我们把西洋艺术作为客人介绍进自己家门的同时，也需要打扫和整理自己的家，让自家传统以焕然一新的面貌与客人会面，并最终实现艺术的融合，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融合艺术便是当时的时代艺术。王朝闻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1935年出版的《艺术论丛》，包括《自序》共十篇文章”，简单地说，这十篇文章共同的主旨是要“在艺术方面争取实现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前景”[26]。

总的来说，在一段时期之内，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思想，即“全盘西化”可以作为一种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但人类社会是复杂的，人类文化是复杂的，对于这个复杂的世界，宣称某种简单的方案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对于所有这些类似观点，都是值得警惕的。相对于简单化的全盘西化的方案，民族化的声音针锋相对地与这种简单化的倾向相对立，获得了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到此时，问题对于持民族化立场的一方而言，已经转换为如何在传统被全面否定的背景下，重建和修复备受攻击的民族文化。

(三)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发展与文化强国的引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破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强加于中华民族的枷锁，为革命的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引领。

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继承发展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有效提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7]708-709这一论述表明，就是要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振奋起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和自信心。中国近代随着国门被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各种文化不断冲击破败不堪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历史虚无”等思潮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和价值凝聚，中国传统文化更是饱受质疑。面对旧中国一片狼藉的民族审美和文化认同的失落感，毛泽东认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因此，毛泽东既要求坚决摒弃封建文化，用批判继承的眼光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反对文化关门主义；又要求谨慎对待外来文化，以世界眼光恪守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反对文化嫁接主义，传统文化对广大民众的民族身份自我认同和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对待传统文化，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化强国建设重在推动传统文化创造转化”，“这是支撑文化强国建设行稳致远的基本保证，更是我们文化立国、文化建国和文化强国的根本所在”[28]。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强国的民族审美观念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标志着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重建的开端。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将文化作为一种革命的政治指向，即文化从属于政治、文化为政治建设服务，以此宗旨作为文化发展的方向。我国的民族审美观念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为人民服务中实现民族审美文化建设。

(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提出要在全国形成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基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党的八大提出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从革命战争时期注重对人的思想教育转型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服务”“育人”指向。中国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对自身传统给予足够重视，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展开了关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讨论。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创办《文艺报》，展开了“关于中国的旧文学的学习问题”的讨论，从“技艺高低的比较”扩大到“接受文学遗产态度”的问题[29]。这时出现过一种简单否定的意见，认为“我们最好的遗产，无论是小说，诗歌，戏曲都远比不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名作，更不用说和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的作品相比了”[30]。当时有不少文章对这种观点给予了批评，陈涌撰文强调“中国新文艺也应该是民族历史艺术传统的合乎规律的发展”[31]，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新文学艺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民族历史的艺术传统的影响”，完全不接受传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32]；“生活情调的异代相隔，自然影响青年人理解的深度，但也还有我们共同熟悉的民族特性存在，这是今古相通的”[33]，向传统学习“还可以加上一点，就是可以改造的旧形式”[34]。虽然对于传统文化的优劣和接受的态度有所分歧，但共同点是认为传统文化的内容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下的社会需要，因而必须进行更新。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扬在大会上作报告，讲到关于改造旧文艺的问题，认为“一些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就会慢慢的提高、进步，逐渐变成新文艺的组成部分”[35]。1952年7月至9月，冯雪峰在《文艺报》第11期至第20期连载长篇论文《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勾画了中国文学由“古典现实主义”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历史轮廓。在这个时期，文艺为政治服务，审美政治化成为主流。传统文化不能简单割裂，要立足当下时代的需要进行改造，加上现实主义的东西。人们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由于这种本质区别关系到今人与古人世界观的区别，谁也不敢贸然向古人的世界观靠拢，因而继承和学习文学遗产就成了一句空话，民族审美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

(二)初步确立走向文化强国的民族审美观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规定了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制定了文艺繁荣发展的“推陈出新”“双百方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方针，民族审美虽然被高度政治化，但仍然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追求民族化、大众化。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想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必须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掀起了向苏联学习、效法苏联进行文化建设的高潮，破旧立新的文化格局逐步形成。

1949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次人民政协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6]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之后，随后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毛泽东认为要将民族化落实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当中，对民族传统的吸收和采纳，目的不是传统的回归，而是实现良好的协助革命工作的效果。毛泽东说：“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37]毛泽东高度强调人民大众立场，确立了文艺的人民本位立场，对于继承民族过去的优秀遗产，从形式到内容都提出了总体方向和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7]534对于当时很多认知上尚存模糊的关于创作“源泉”“普及”“提高”以及“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重要问题也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讲到，“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38]76。“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38]76-77，所以，“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38]77。毛泽东指出文艺创作要有民族特点，要在审美活动中，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方式和审美实际。他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27]706。“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38]83，“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38]83。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反对“全盘西化”，要求“洋为中用”，学习外国好的东西来创造中国特色的东西，创造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东西。他说：“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38]77他特别强调艺术与人民的习惯、感情、语言息息相关，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学习外国的东西还是为了创造自己的东西。他说：“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38]77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学习外国好的东西，也要搞民族化，但是，根本上还是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主体性。从现实思想引导和教育动员意义上来说，要实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的，就离不开对本民族优秀传统中的民族特性的继承和弘扬，最终是实现文艺对革命的辅助效果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考察文化问题，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方面秉持科学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解答了文化发展中的“古今中西”问题，但受苏联影响开始出现一些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对以后的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不良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强国民族审美观念的形成

历史的发展尽管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从来不是简单的重复。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时期，同样的问题会注入新的历史内容。冷战格局结束后，民族主义倾向重新抬头，文化冲突日趋剧烈，全球化过程中，后殖民主义迅速升温，西方中心论被打破。国家与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民族性和民族化问题再次被提到重要的高度。

(一)文化强国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审美观冲突

1980年代随着经济开放而来的思想解放，一波接一波的西方思潮不断涌入或重新涌现，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再次撞击，同时也是对中国思想现状的一种补充。“经过短促的全盘西化运动，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各种现代思潮、流派和文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被大量引入，与中国新老传统既相冲突又相融合。”[39]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对于文艺民族性与世界性之关系的讨论，有学者总结了三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应当超越“民族化”和“西方化”这种视野，认为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是不成功的，中国文学不应当片面追求“民族化”和“西方化”，而应寻求“本土经验的世界化”与“世界经验的本土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当追求超越二者的“世界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文论与美学中，中国文艺的发展的历史已经在“西方化”的路上走了许多年，造成了理论在话语方式上的失语症，应当寻求传统文化的复兴；第三种观点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已经形成，这个传统具有时代性，是在对中国现实的关注中产生的，具有现代性，也包含古典传统的继承[40]393。关于这场争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41]

(二)审美民族性与文化强国自信的形成

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应当建立在追寻民族性、实现民族化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拥有如星汉般灿烂的审美的历史，对于美的感知，对于美的规律的总结和描述，都是异常丰富的。或者也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审美的民族，在美的方面，有着自身与众不同的独特性。一种民族性的美学，首先就在于对本民族的民族性、对本民族传统的正视和重视。民族审美的建构也在于它对民族文化基因的继承和发扬。19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文化传统反思阶段，到了1990年代末，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各种文化观念应运而生，从先进文化到大众文化，从西方文化到传统文化，众说纷纭，一时间“禅与中国文化”“道与中国文化”“士与中国文化”以及新儒学、儒商文化、五缘文化等纷纷问世。“在这股文化热潮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区域文化的提出。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各地都有自身的文化特点，各地政府也都争相打造自身的文化品牌，进行自身的文化建设，如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鲁文化、粤文化，闽南文化、蜀川文化诸多概念的提出，几乎也都涌现在这一时期。”[42]199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思想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再次引起人们对传统、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探索和定位。从国内学术语境来看，这一问题和1980年代“文化热”的热烈争鸣与讨论，对中国现代化艰难历程的深刻反思，对中国文化近百年来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对近现代特别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经验总结紧密联系在一起，和1990年代以来“国学热”的升温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体现出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行进了一百多年的今天，要求摆脱对西方模式的追随和模仿，以彰显自身民族性，实现文化民族化的理想和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者互动发展的二维视野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视野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胡锦涛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和谐文化，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由此可以看到，在夯实文化自信根基、建设文化强国这一不断发展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增进对民族文化内涵自觉而动态的把握，并不断与时俱进。

五、新时代在民族审美自信中迈向文化强国

21世纪的今天，全球化浪潮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也极大地激活了文化民族性意识。“所谓文化民族性意识是对本民族文化深刻而又自觉的敏感性，是对自己民族文化发展的自主意识，同时也是拓展自我文化生存、自我文化发展空间的根本。”[43]不同的认识主体、不同的民族从各自不同的民族背景、生存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角度去理解和改造世界，从而建构自己民族性的文化。对文化民族性的主体建构是在历史的发展中确立的，这不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也是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需要。“从文化观念上看……是建构当代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发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必然要求；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融合他者先进文化并更新壮大自我文化的历程；而从全球化的发展规律趋势看，积极建构开放的、进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主体意识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贡献。”[44]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不断加深、世界联系愈发紧密、文化愈发趋同的年代，全球化的趋势越是强烈，一个地方的族群就越是可能重申他们自身的差异性，即强化他们自身的民族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愈是处于全球化，或者说全球趋同化的背景之下，我们愈是应当守护和保卫自身的民族特性，不至于迷失在世界一体化的标准化流水线之中。

习近平为文艺的发展从审美的角度给出了具体的发展路径，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45]“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审美风范”两个观念的提出，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不但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构，而且特别是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核心范畴和命题。“具体而言，它既提出了审美的民族性问题，实际上也为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在审美风格上提出新的目标，这就把文艺的审美属性落到了审美精神与审美风格层面，把民族性与审美性统一在一起。”[40]410

现实是理论的出发点和生长点，也是解决问题的价值立足点。在梳理当下本土语境的背景下，探寻民族审美的文化动因、自身存在及其规定性就显得格外有意义。研究当代中国美学，需要关注美学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和开放性。从历史和当下形态来审视，向内是本民族固有的审美意识、审美经验等审美传统的规律性建构；向外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他者文化的对话、沟通和交流。“置身于这种西方话语的权威笼罩之下，现代中国美学反而对于那些以传统思想形式存在的本土学术资源缺少一种深刻发现、有效发掘和主动研究。”[11]271对民族审美的研究，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和“西方”相对应的概念，也不是单一的“中国化”，而是注重其理论内在的发生发展规律，与外界沟通和交流，既要考察其形成的特有的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也要考察其在历史的和中西的交流中形成的审美范畴、审美方法和审美原则，它是联系古今中外而又能始终保持有鲜明的民族个性特色的重要规定性因素。我们要发掘和研究本土学术资源，在传统和当代、中国和西方之间架起一座转换和沟通的桥梁，既要保证对西方借鉴的合理性，又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当代民族审美的自身建构。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建设进程中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过程。只有保持对中华文化理想和价值、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坚守中华文化的民族立场，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文化创造，在建设文化强国中不断增强和发展民族审美意识，我们终将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中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