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意蕴四维解读
——兼驳斥“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

陈 黎 梅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为回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顺应我国国家权力由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转变的历史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探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征程。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和充分肯定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擘画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蓝图：到2025年，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1]9，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5。在此过程中，国际国内充斥着一些杂音，“有些人，特别是国际上的一些言论，简单地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2]，“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概念来自西方，那么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3]；网络上也有“西方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是领先者”“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国家治理”“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只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等杂音。这些声音的共同点就是试图最终得出或者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结论。

针对这一现象，学术界多位学者通过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独特性的分析阐释，反对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化。以胡鞍钢、陈厚、杨竺松和杨雁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基本制度、领导力量、主要机制和基本手段、思想道德基础、基本目标等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3]，因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必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4]；以邱海平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剖析“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一种更为高级、更为先进的国家形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能是国家治理的资本主义化[5]；以李君如、王振、李尧远、张嘉雯和任宗哲为代表的学者主张，西方化不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也不止西方化一条路[6]，各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都有着不同的进路[7]，而我国走的是一条非西方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8]。

从上述观点来看，学者们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有力地回击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这一错误论调。但是，他们并未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揭示“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的根本错误所在，从唯心史观出发抽象地理解国家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而缺乏从现象到本质的、正面的驳斥，导致“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错误论调仍有一定市场。这就要求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出发，从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制度遵循、价值目标四个维度比较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差异，充分彰显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和特征，肃清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流毒，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一、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是内在统一的，政治上层建筑总是在一定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建立的，它一旦确立就会影响思想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因此，任何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进程必然以某种指导思想为引领，确定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开展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等。指导国家治理的思想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旗帜，支撑起国家治理的大厦，引导着国家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上现代化的轨道。由此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千差万别的背后必然是作为旗帜指引和理论基石的指导思想的差别。

“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从探索时间的先后出发，指出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更早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更高，因此，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沿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前行，学习并借鉴其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还声称，面对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诞生于17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时空的变迁已经“过时”了、“无用”了，因而只能用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那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必须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何实质性差异？

不同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存在重大差异。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存在根本的认识分歧[9]。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强调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的存在以阶级及阶级矛盾的存在为前提，它的阶级属性及其实质“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10]；强调国家“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11]199，揭示了国家拥有特殊的暴力工具而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强调“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11]202，揭示了国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最终命运。新自由主义者则“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12]，认为国家是人们通过彼此约定、订立契约、让渡部分自然权利而成；声称国家是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中立性是其本质属性；认为国家可以通过不断改良持续提高其现代化水平，从而永续存在。可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新自由主义国家观有着根本分歧，而这意味着在其指导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也必然存在重大差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出发点，旨在通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32；新自由主义推崇“超阶级”的国家观，它指导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避而不谈国家的阶级性，却无法掩盖其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是确保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实现利益最大化，确保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长期稳固。因此，尽管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强调以国家为治理对象，以实现现代化为治理走向，但基于国家的阶级性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不同性质的国家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有着重大差异。“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基于“超阶级”的国家观抽象地比较中西方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陷入空谈的窠臼而无法自拔。

不同的指导思想决定了政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角色与职能存在重大差异。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另行组织政府的机关，以治理其余一切阶级。所以政府就是统治阶级的委员会，能为他保护利益”[13]158，在阶级社会中，“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14]。由此可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府扮演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持者角色，阶级社会中的政府具备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15]。新自由主义则坚持“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国家扮演“守夜人”角色、政府扮演“服务者”角色；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有限的、弱小的，主要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如果超越这一边界就会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导致市场混乱和社会动荡。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分歧必然导致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角色与职能存在重大差异。就政府角色而言，在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居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模式；在推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大资本操纵市场，政府在经济上失去独立性，必然难以居于主体地位，无力发挥主导作用。就政府职能而言，在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通过制订重大政策决策来发挥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管理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等职能[16]；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服务于资本扩张的需要和自由市场的运行，一方面要致力于资本家因无利可图而不愿参与的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以缓和劳资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假使有人要破坏他所定下的秩序及法律，政府必用严厉的手段，压迫这种不平之鸣，而使之遵守法律，有时甚至于用武力从事”[13]158。正因为我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角色和职能有差异，表面上看来双方都在致力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但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种族矛盾、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不仅未能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

综上，“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试图老调重弹，借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企图用新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掩盖了两种指导思想的根本对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差异，对此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切记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7]

二、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

执政党作为掌控国家政权的运行载体，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角色，是主导国家治理方向和治理路径的社会政治组织，其阶级属性、价值主张、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方向和成效。在国家治理实践中，需要执政党发挥强大的规划力、统领力、整合力和动员力，制定长远规划，凝聚社会共识，进行社会整合，动员各方力量，形成共治合力，确保国家治理模式平稳有效转换，推动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和谐有序。

“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党都要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18]，而所谓现代型政党就是要采取“轮流坐庄”的执政方式，从而确保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公开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基于这种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者鼓吹，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彻底变革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及其执政方式，实现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事实上，“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的这一观点并不新鲜，“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都推崇类似的观点，其根本目的在于动摇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那么，在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否必然导致“不民主”的后果？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相比较谁更具优势？

执政党性质的根本差异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力量源泉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19]411政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19]413，它既“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9]413，也“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19]41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20]54，还“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20]54。显然，尽管国家治理现代化总是在特定执政党的领导下推进，但执政党性质的根本差异必然导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力量源泉大相径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鲜明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它“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21]10，“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21]10。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22]，能够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治理智慧和治理力量。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执政党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面对利益冲突和利益抉择时，它必然会为保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民众的利益，进而必然导致资产阶级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这在遭遇重大风险挑战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这是一场对各国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公信力的大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人民上下一心、全面动员、全民参战。人民子弟兵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基层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医务工作者逆行而上、不畏生死，普通企业职工加班加点、扩大生产，交通运输人员争分夺秒、抢运物资，无数志愿者默默付出、不计回报，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和社会组织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亿万群众自觉佩戴口罩、主动扫码登记，在全国形成了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心理防线，筑起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总体战、阻击战，充分反映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动员力、组织力和公信力，反映了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力量源泉。反观2020年深陷新冠肺炎疫情泥沼中的美国，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表现令人失望，民众对政府的抗疫举措不买账，民意撕裂严重。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纽约州等多个州发布了“居家令”，要求民众外出佩戴口罩，呼吁保持社交距离，但相当部分民众并不配合，集会甚至持枪抗议州政府的疫情防控举措，进一步增加了全国疫情防控的难度和风险。疫情下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共和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充分说明了谁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说明了执政党的性质决定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能否获得源源不断的群众伟力。

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不同。在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坚持采取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各民主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每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一代一代接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多采取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方式，虽然就其性质而言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但由于彼此具体利益的分歧导致角力争斗不断。在国家领导人的竞选环节，各个政党推出并全力支持本党的候选人，向选民侃侃而谈自己的施政纲领，为拉选票许下诸多“诺言”，甚至为打败竞争对手而公然诋毁、发起人身攻击，使严肃的政治活动充斥着“选秀”的娱乐色彩。新的国家领导人走马上任后，制定的国家治理方略往往以自己的任期为时间界限，因为下一轮换届选举后新任国家领导人必然会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前一届政府的国家治理方略可能面临着暂缓甚至废止的命运，从而造成资源浪费和工作效率低下，严重破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以医疗保险制度建设为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七十多年间，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的领导集体接力推进，构建起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为支撑的医保制度体系，基本实现医疗保险制度的全民覆盖。因而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能够为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基本保障，保证患者不会因缺钱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美国的全民医保制度探索早于我国，从1945年民主党的杜鲁门总统首次提出全民医保方案开始，到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推行医疗改革，再到共和党的特朗普总统彻底废除奥巴马的医改法案，使得当今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迄今仍然没能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同时其医疗保险制度还存在覆盖面小、保障有限、费用高昂等突出问题。这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美国民众因治疗费用高昂而负债累累，甚至不得不放弃救治听天由命。两相比较，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差异，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由此可见，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决不能被“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所诱导而照搬资本主义政党的执政方式，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23]6，才能凝聚最广泛民心、汇聚最强大力量，在党和人民的接力奋斗中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三、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遵循

社会制度作为反映并维护一定社会形态或社会结构的各种制度的总称，是制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依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制度意义重大，它是提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事务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是开展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的前提和遵循。社会制度的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社会制度性质和制度体系的根本差异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走向和实际效能的差异。

“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构建了一套完备而成熟的制度体系，这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表现也是其重要保障，因此，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学习西方国家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的政治制度、开明的文化制度。但事实上，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遵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成果，同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即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有着根本区别。那么，我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遵循有何实质性差异？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何影响？

制度性质的根本差异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最终走向完全不同。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遵循是立足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当代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最终走向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完全不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规定了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即“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23]5-6。可见，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完善为目标，进而助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是统一的，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其最终走向是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上致力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本遵循，其总体目标是通过推进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成熟完善，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其最终走向是实现人类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以美国的国家治理为例，建国之初“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在政治哲学上就崇拜制度并致力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构建，南北战争之后民众推动“进步主义运动”促进政府改革，20世纪末发起“重塑政府运动”，进入21世纪后深化联邦政府改革，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非常明确，即通过构建不断完善的财产私有制、三权分立制、两党制等为支撑的制度体系，倡导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巩固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资本主义大国和全球霸主的地位。正因如此，美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仅遵循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而且向别的国家输出资产阶级价值理念、推销资本主义制度模式，试图在别的地区、国家和民族复制其价值观与制度，继而服从于美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于美国称霸世界的“美国梦”的实现。因此，由于制度遵循的根本差异，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走向有着根本差异，所以绝对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制度体系的重大差异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差异显著。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以资本主义制度为遵循，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遵循，二者在治理效能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走共同富裕道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4]。随着国家治理主体的治理意识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显著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优势，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3]2。在我们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破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观念束缚，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释放和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确保了我国在短短七十多年时间里实现由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过30%的转变。此外，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确保我国顺利度过了重重难关与考验，持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安宁、社会大局稳定、民众幸福安康。相比较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虽然经济总量占比较大、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健全，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强化私有制、按资分配、市场经济，不仅使富人的财产占有量大增，中产阶级的资产萎缩，贫富差距正在急剧扩大，而且使其成为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地；不仅使民主政治被金钱裹挟、不同党派因理念和利益的不同而互相拆台，而且导致民众对政治冷漠，政治参与度持续低迷；不仅使种族歧视、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社会问题凸显，加剧社会共识的撕裂，而且导致社会治安混乱、社会动荡不已。

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企图掩盖由于制度遵循的根本差异造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最终走向的根本分歧、治理效能的显著差异，这是站不住脚的，在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25]。

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执政党、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等治理主体所追求的最终治理理想，是治理过程中任何行动系统的目标导向，是决定、支配诸多治理方式的价值选择，是国家的黏合剂、民族的内驱力和人民的精神纽带，也是国家性质和执政党立场的直接反映。

“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高价值目标是通过高效的国家治理维护和实现公民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是适用于任何文明时代以及任何地区的国家和民族的“普世价值”，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也应当如此。但事实上，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试图误导民众理解和认同抽象的、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将“普世价值”的内容悄然偷换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与之不同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清晰的价值目标，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么，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为什么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什么不能移植“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者所追捧的“普世价值”呢？

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高价值目标是由我国的指导思想、领导力量和制度遵循所决定。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最终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422；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23]25；作为基本遵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进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9]166新时代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立足于我国的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国际地位等“现有的前提”，持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进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此时代机遇中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推进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的现代化，使国家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使中华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协同推进。同时，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一大批“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一大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接力奋斗，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取得重大进步，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坚持和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23]27，“促进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23]26。同时，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突破了某些国家狭隘的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偏见，不仅努力实现本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而且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一系列举措，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坚持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目标是在反封建反宗教的斗争中提出来的。马克思指出：“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26]同样，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也是历史的产物，它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抗神学统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27]，在战胜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革命性和进步性作用。但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从一开始就是有历史条件的、有历史局限性，是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诉求的价值体系，根本不是超阶级的、抽象的“普世价值”。就自由和平等而言，这一理念提出的最初动因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帮助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及土地的依附、转变为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当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他们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建立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日益完备的制度体系，保障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和形式上的平等，其实质不过是保障了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自由，保障了无产阶级选择接受哪一个或哪几个大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就民主而言，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28]但是，资产阶级“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企图欺骗群众，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仍然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因而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29]383-384，“资本家和投机商继续掌握着掠夺来的‘财产’和‘现成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29]384，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虚假性与欺骗性。就人权而言，资本主义人权将人民从神权和封建特权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人民在封建统治时代所没有的信仰自由、出版、结社、集会和选举等方面的权利。但是，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人权本身就是特权”[30]，“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31]。以美国为例，他们常常标榜自己为“人权卫士”，但现实社会中却时时暴露出公民政治权利有名无实、经济和社会权利缺乏保障、少数族裔饱受欺凌排斥、妇女面临严重歧视和暴力、弱势群体处境艰难、移民遭受非人道对待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此外，美国还挥舞着“人权大棒”肆意践踏他国人权，导致生灵涂炭[32]。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现实对照，“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者所推崇的价值目标都绝不应、也绝不能为我国所照搬。

五、结 语

毋庸讳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起步较早，在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诸多有益经验。譬如，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依托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三方力量，各司其职，共同承担着国家治理之责；注重依法实施治理，依据宪法和法律，将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治理行为限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边界之内；坚持制度治理理念，治理过程中考虑效率与公平二者兼顾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时代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可以主动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益成果和积极认识，避免多走弯路。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冠疫情等危机爆发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弊端更是暴露无遗。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速放缓、社会矛盾突出、政坛乱象频生等都与其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弊密不可分，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对此引以为戒，主动规避这些陷阱。

“国家治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论不过是20世纪60年代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提出的“趋同论”在当代的变种，其种种错误观点从根本上而言是源自唯心史观的理论基础。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绝不会模仿或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模式。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33]与此同时，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遵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才能把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律，凝聚人民改造世界的伟力，发挥制度的显著优势，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