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地理学的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研究

王睿姣

（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乌鲁木齐830012）

一、引言

金融地理学是新世纪以来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借助地理学科的特点和角度来研究金融领域的问题，在研究金融问题时引入地理位置、距离和空间等因素，并考虑了地理间的差异性导致的不同社会和人文因素影响。金学军和田林（2004）指出，“区域增长集聚的动态分析”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主要研究的两个领域，强调跨学科研究，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和地理都是研究工具。通过金融地理学研究经济实体的活动不再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受到了区域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和制度的影响。

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不断深化，信息交换的速度削弱了空间的作用。1992 年，O’Brien 就曾指明在国际金融关系中“地理已死”的。但是，Porteous（1995）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提出，尽管当前发生了电讯革命，但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实际物理距离仍然是金融交易中的重要因素。尽管新技术和全球化对传统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发生了些改变，但地理位置在全球金融业布局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Zhao（2002）认为非标准化信息无法通过传统媒体传递的，例如，公司合并、并购或收购的传闻。然而准确解释非标准信息的内容和价值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先准确了解此类信息的具体背景和制度文化才能进行深入分析。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金融部门需要靠近信息源。

Kaufman（2001）认为，金融中心城市或地区的兴衰与其区域内各因素有关——贸易中心地位、交通枢纽便利程度、资本集聚的程度和中央银行总部的地位变化以及政治稳定。同时，增长势头强劲的国民经济、信息披露机制的金融机构和拥有严格规范的会计制度以及严密规范的法律制度是建立金融中心的最重要条件（Kaufman，2001）。Gehrig（1998）认为影响金融中心形成的因素包括向心和离心因素。向心因素包含信息规模经济、市场流动性和溢出效应；离心因素包含进入市场的成本、政治干预和地方保护成本。上述因素通常会阻碍金融机构的入场，不利于金融中心的形成。Porteous（1995，1999）强调了信息流的作用，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腹地”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国际金融中心可以被取代。

二、理论框架：不对称信息、金融中心建设

（一）金融中心定义

金融中心是金融功能和高端服务业的聚集地。在功能上，金融中心不仅提供银行存贷业务、金融投融资业务、保险债券基金交易、经纪和交易所等基础服务，它还汇集各类顶级人才、先进科技、优惠政策等进行专业化的服务，例如，专业化国际化的信托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服务以及最新科技在金融中心的使用等。在地理上，金融中心大体指向一个城市，具体指向一个城市中的中心区域，是一座城市的“心脏”，连接着城市运转的多根“血管”，影响着城市各个“细胞的生存和发展”。在管理上，金融中心更倾向提供高端的管理，提供更高层次的专业理财规划服务和个性化需求服务，服务范围覆盖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现在的金融中心必须是一个具备交通便利，服务快捷等优势的国际化大都市，才能在分秒必争的全球金融市场乘风破浪。

（二）信息流与金融中心建设

在现代金融活动中，金融中心在进行专业化且高附加值的中介服务时，一般会借助大量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分析和综合。同时，信息与金融中心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信息的质量和流动决定着金融中心发展速度和方向，而金融业也将信息引向了高端化发展。金融地理学认为，金融中心形成的凝聚力包括“信息溢出”“信息不对称”“信息腹地”“国际依附性”和“路径依赖”（Porteous，1995，1999）。同时这些力量也决定在金融中心的兴衰。Zhao（2002）将信息分为两类：“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前者是能被媒介传递的“硬”数据，后者指不能被所有媒介如实传播的“软”数据，例如，谣言、公司责任等。“非标准化信息”可能会导致信息解释错误，这在许多情况下会对商业企业乃至整个金融部门产生巨大影响。为了准确地解释或理解非标准化的“软”信息，有必要了解信息的特定背景和制度文化，而不是仅仅依靠普通媒体（如Internet）的传输。“信息腹地”是一个广阔领域，有传统的“经济腹地”理论、现代的“信息腹地”理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纯粹是关于经济活动和商品生产与贸易的关系，后者则是关于智能和信息相结合所产生的效益。国际依赖性是衡量对外国开放（包括贸易、政治和信息流）和可及性（包括外部运输和通讯）的重要指标。“路径依赖”与区域内过去的成功经验有关。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优化，越来越多相关行业的经济个体在该地区进行实体经济投资，促进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些理论中，“信息溢出”和“路径依赖”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分析影响该地区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主导因素有哪些。然而，“信息不对称”和“信息腹地”理论可解释本身具有“路径依赖”优势的金融中心为何会被其他中心取缔。

如前所述，要发展金融中心，首先要创造一个最容易进入、可形成和发展相关信息系统、利润最高的“信息腹地”。同时，由于金融中心也是金融信息收集和传播的中心，在这个资本全球流动频繁、科技日益先进、全球信息传播迅速的现代社会，金融中心能否获得有效快速的发展，还取决于该地区能否有效接收和利用外来信息。

三、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探究

（一）我国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问题

在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初期，应该是制度建设、发现问题和挑战旧制度的阶段，当经济发展时，法律改革将随后进行（Coffee，2001）。金融市场中的证券市场具有特殊的运作特征，因为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可以形成有效的利益集团，及时发现且量化因违反公平公正交易而造成的损失；投资者有默契迅速达成协议；新闻媒体尤其新兴自媒体报道并讲解相关事件。这些都将成为推动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实施或修改的巨大推动力，也将对金融市场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市场不景气或需要稳定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往往会出台更严厉的措施进行惩罚。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市场产品不断创新，逐步暴露出金融监管的不足与缺位，需要逐步完善监管体系建设，促进证券民事诉讼法的建立和发展。尽管建立这种机制较为耗时，但是对于金融中心的长期发展是有效的。

尽管这种方法的成本很高，但在当前系统下处理利益群体的博弈是次优选择。加快这一过程的有效方法是使金融市场国际化。通过积极引进外部力量，我们可以逐步融入国际体系，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法律建设，促进金融中心走向国际。同时，政策支持在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形成金融中心的内部支撑条件。一个金融中心如果没有国家或地区政策各方面的倾向，那么它即使成功，也是昙花一现。如果遵循这一理论框架，并根据表1 中的数据，我们会发现，与具有金融政策优势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相比，其金融政策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东京近年来已大大降低了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有其经济状况的原因，但在更大程度上，制度和政策支撑不足是导致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降的主要因素。同时，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和中国在产权制度和金融政策建设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此，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在上海和其他城市建立金融中心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通过经济自由度指标分析，我国金融中心建设在产权、金融自由和投资自由、货币自由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所以，在中国重点发展的金融中心建设中应强调这些方面的建设。

表1 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自由化度比较

（二）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建议

关于中国金融中心的相关研究一般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这四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大城市。选择北京作为金融中心是由于其独特的政治中心地位，具有显著的信息优势而行使总部职能；选择上海作为商业金融中心是凭借其人才资源优势和雄厚的服务业基础；选择深圳作为金融中心是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早期政策影响，其沿海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等多方面因素使其成为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香港成为金融中心则由于其自由金融政策和独特地理方位，紧邻内地但基本不受大陆内部政策限制，是我国离岸金融中心的重点发展对象。综上所述，深圳和香港各有优势，但在近些年发展强劲的北京和上海面前显现些许不足，因此，现代金融中心之争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之间。

综合各方面分析，本研究认为中国金融中心最终将落户于上海。从资源禀赋上看，上海位于长三角经济带，有着天然的地区时区优势和经济腹地优势，是其成为金融中心的向心力。且其相比北京，企业更加积极主动接近、寻求金融市场上的目标客户、合作伙伴、竞争对手，而不是过度依赖中央政府与金融监管部门。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和市场化改革，将逐渐改变现在的金融市场状况，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指出要让市场成为决策的主体，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地位。而在市场的诸多要素中，市场信息而非决策信息将决定金融资源的主要流向。随着我国国门的进一步打开及改革的深入，可预见，大部分外资、股份制金融机构的总部，都将相继迁离北京迁往上海——最接近国际市场的优良港口。而北京主要是国家政策性银行、国际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和大部分的国企总部，发挥着稳定金融秩序、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功能；上海依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扼长江出海口，太平洋西岸，面向美国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新的汇集中心——陆运、航运、空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目前，上海已形成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等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服务国际国内众多客户，逐渐走向国际化，起着连接中国与世界金融资源、调配金融资源在空间流动的作用。现在制约上海金融中心发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突破“路径依赖”，解决“路径变迁”有待市场制度的改革，需要上海金融生态建设的完善。

因此，上海应根据自身独特条件，结合金融市场的特点，建设和发展我国金融中心，发挥其在我国经济金融体系中的独特优势，改革、创新、发展金融相关制度和政策，创造性的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在我国法治体系和金融政策领导下，积极进行创新实践。在制度层面，政府适当放手。这就需要积极改革，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在政策上，可以根据具体业务进展情况进行。在开展业务之前，要汲取经验教训，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法律制度。证券市场是上海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证券市场的发展最有益于金融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这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其次，现代经济的发展也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而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能够满足这一需要。再次，现代金融的发展以金融创新为中心，而金融创新主要是以证券市场的创新为主导。证券市场的发展带动金融其他相关市场的发展，是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独特的新思路。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金融中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上海以证券市场国际化建设金融中心是明智的战略选择，也是促进制度完善和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但快速国际化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应加强国内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08 年，从美国蔓延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国际化往往存在全球系统性风险。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防范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预警和处理机制，更好地促进金融中心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