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反思与文学史范式的建构
——李怡的学术研究与贡献

孙 强

20世纪80年代李怡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在王富仁、蓝棣之等人的影响下，走上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之路。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不止一次谈到阅读王富仁发表在《文学评论》的《〈呐喊〉〈彷徨〉综论》受到的震撼。从对李金发、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至今，学术生涯已经有30多年。李怡著述甚丰，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专著10多部，代表性的如《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七月派评传》《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为了现代的人生——鲁迅阅读笔记》《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被召唤的传统——百年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形成》《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作为方法的“民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的对话》《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等，研究涉及新诗、文学流派、地域文学、现代性批评、文学史叙述以及鲁迅等众多领域。笔者以为，他对现代文学学术传统的反思、批评与重构最为引人瞩目，围绕现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的重释、现代性话语的批评、现代文学批评术语的考察以及“民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直致力于寻找学术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建构文学史研究新范式，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一、现代文学传统的理解与重释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和中外文学关系是一个研究热点，研究者大多从诗歌流派的角度追寻西方诗歌潮流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中国新诗在批判古典传统的前提下，广泛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新诗只和西方文学有着直接的联系。事实上，现代诗歌既接受了西方诗歌的深刻影响，又与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保持着内在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诗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才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是率先探讨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深层联系并具有突破性的著作。该著主要探讨了新诗的文化形态、历史形态、文本结构、个体艺术追求与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涉及新诗的表现模式、主体的创作机制、修辞特征、文化原型、文法追求、音韵特色等各个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关系的“断裂说”提出了质疑。

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与古典传统的关系引发了一个世纪的热门话题，一方面，反传统是中国新诗前行的重要动力，传统成了新诗发展中被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人们总是把新诗发展中遭遇的问题寄托在传统身上，传统也不时成为呼唤的对象。新诗艺术发展的曲折带来了阐释的艰难，如何走出新诗阐释的困境，李怡提出了进入新诗本体的设想。进入本体首先表现在直面新诗的历史本身，对新诗传统的形成作了辩证而切实的理解。他的问题是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究竟各自给了新诗什么，两者的关系如何？他强调应该把新诗传统看作一个独立的生命本体，所以，在中国新诗传统与古典诗歌传统相互联系的探究中，他关心的是中国古典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的征途上出现了哪些变异和转换，外来诗学观念与现代生存条件对中国诗歌的“现代”去向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们同时又如何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限制、侵蚀和择取。这样一个综合的阐释框架摆脱了以往“西方还是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王富仁在该书的序言中肯定他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现代诗学的阐释框架，即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西方诗歌传统、现代诗人的个性追求三种不同力量的综合运动中阐释中国新诗的新传统形成。①参见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第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以新诗本体为出发点，关于新诗传统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研究，他的目的并不是通过中国古典诗歌对新诗的影响证明古典诗歌的魅力，而是要凸显中国现代新诗对“传统”的突围，建立了自己的新的艺术形态，并借此说明中国新诗从未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这一事实。

李怡提出的进入新诗本体，主要是通过诗歌文体特征的论析，从新诗自身的语言编码和文化编码入手来探讨新诗的历史存在。关于中国新诗的形成，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新诗运动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方，最典型的莫过于梁实秋的说法：“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②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1931年1月创刊号。李怡在认同这个论断的同时，却提出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思考：“外来的启示难道就能够取代自我的生成么？新的生命总是对固有的质素的利用、组合和调整，外来能量是重要的，但是外来的影响终究也要调动固有的生命系统的运动才能产生作用。”③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第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通过对新诗传统的研究，他发现中国新诗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诗学的方向走向成熟的，而是以民族文化精神的复归为前提，是以“兴”为根基的“二次性”的生成。他用“物态化”和“意志化”分别概括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文化特征，认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呈现为“意志化”与“物态化”彼此消长的过程。“物态化”的命名与分析，无论是对古典诗歌的认识还是对新诗传统的阐释都具有创新和启发意义。屈骚的自由、魏晋唐诗宋词的自觉、宋诗的反传统、《国风》与乐府的歌谣化等古典诗歌原型与现代诗歌关系的分析深入新诗的内在肌理，表现出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与深厚的理论思辨力。

西方文学、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深刻的关系，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西学东渐模式下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成为基本的思路和方法。但正如王富仁所批评的，我们常用的这种研究模式有一个不可原谅的缺点，就是对文化主体——人——的严重漠视，文化经过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之后不是像经过传送带送过来的一堆煤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人是有创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人的创造物。①王富仁：《对一种研究模式的质疑》，《佛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在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研究方法反思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开辟了以体验为视点的新的研究模式，给人耳目一新、别开生面的感觉。该著作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从体验切入中外文化交流问题，从研究方法上讲，一方面意味着从以往的“知识”“观念”“概念”范畴转向生命存在的方式，另一方面强调将所有的认知活动都纳入到人们生存发展的“整体”中来，将所有理性的接受还原为感性的形式，重视以感性生命的“生存”为基础的自我意识的变迁。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他在异域与本土的基本关系中，从全新的异域社会生存体验、具体的人际交往与小群体生存活动方式相关的体验、个体的人生经验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三个层面分析了日本体验和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之间的关系。在宏大的研究视野下，他从生命体验入手，注重历史细节的挖掘和作家个体体验的辨析，深入考察了新观念的滥觞、黄宗宪和梁启超对文学“新路”的探索、周氏兄弟“别立新宗”的努力、新青年作家群的起始意义、创造社与新文学格局的形成等现代文学现象，得出了新的结论。他认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化的动机是本土的需要，日本异域体验的意义在于“激活”，外来文化的观念不可能是其固有形态的复制，而是必然经过主体的筛选、过滤甚至改装，中国作家也是在充分调动这一文化交流历程中种种体验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的创造。

从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开创性研究到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阐释，李怡的研究一直围绕着“中国新文学传统生成”这样一个宏大而又值得仔细讨论的问题展开。2009年出版了《被召唤的传统——百年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形成》，对百年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形成作了理论的思考。该著反思了“中西文化阐述”的研究范式，以百年中国人的人生体验作为新文学研究的出发点，突破了现代文学研究中“民族性”“本土性”“现代性”“近代性”“断裂论”等种种“神话”的武断和偏颇，实现了百年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理性认识复归，捍卫了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主体地位。

二、现代文学批评话语的反思与正名

李怡学术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话语作了系统深入的反思，探讨了现代文学批评正名和再命名的可能，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作了一定的努力。《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两部著作，前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行一时的现代性批评话语进行了反思与批评，后者对百年来现代文学的基本批评术语进行了深入考察和反思，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中梳理、勘定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概念、范畴的流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现代性”为标志的研究范式和语汇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与潮流。《现代性：批判的批判》批评了现代性批评话语存在的种种流弊，甚至研究中的乱象。在李怡看来，“现代性”使用上的泛化现象、概念阐释上的歧义以及研究的本质主义倾向，导致文学阐释的简单化和理念化，牺牲了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中国文学事实的阐述在似是而非的概念中反而变得暧昧不明了，历史的细节和具体的差异在现代性的框架下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新的阐释与实际的文学传统之间是隔膜的。所以，现代性在阐释的效果上并没有很好地揭示现代文学的特征，反而可能造成了很大的遮蔽。此外，他对中国现代性研究中“他者化”现象也提出了质疑，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现代性理论的运用上，研究者往往从西方的概念出发解决现代中国的问题，以西方的现代性为圭臬，以现代主义为最高体现。如杨春时、宋剑华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只有前现代性或近代性的论断，李欧梵借用西方“两种现代性”对中国以“五四“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批评等，这些研究无视中国文学自身的经验和独立性，陷入了西方中心论的陷阱。应该说，他的批评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历史的视野，反思了现代性研究中的不良风气。

李怡无意于现代性内涵的探讨，但也提出现代阐释的设想与可能。如何摆脱现代性理论的缠绕，进行中国文学的现代阐释，在李怡论述里，有两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对现代性批评话语的检视中，他强调既然西方的两种现代性概念已经无法统摄中国文学的实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干脆放弃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不在体味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提炼自己的观点？指出特定的时间与丰富的空间体验才是进入和理解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他以时间和空间上的对立来表达中国经验和西方现代性经验对立，通过比较，指出了两者的差异：现代中国的现代意识既是一种时间观念，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空间体验，而西方现代文学的本质意义在于特定空间中的时间性体验。其次，他提出，对西方理论的依赖、引介最终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简单地回归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依然会重蹈失语的陷阱，要重建中国的文学批评，必须返回我们最初的生命感受、文学感受，强调现代文学文化发展的希望在于现代中国人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表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重视中国现代作家自身主体精神建构的过程，必须重视中国作家自己的生命感受和生命体验。从中日文化交流中对日本体验的重视以及中国百年文学传统中对现代体验的强调，到把生命感受、文学感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基点，李怡形成了以生命体验为视点的独特的现代文学研究理路。总之，与其在歧义丛生的现代性理论中迷失自我，还不如回到中国里去，深入体会我们自己的境遇，通过再命名，发现我们的“现代性”，这是李怡提出的现代阐释的方向。

《现代性：批判的批判》旨在批判现代性批评话语的不良影响，《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则通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概念的清理，探讨了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名”的可能。在该书的导论部分，就如何发展和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他表达了自己的设想，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的部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模式主要问题的检讨和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概念的检讨和反思；现代体验与新文学批评正名的可能。该著主要着眼于第二个方面，采用学术界比较盛行的关键词的研究方法，对现代文学批评中高频率出现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语汇进行了重新考证，追溯其来龙去脉，重新核定其意义。第一章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总体特征作了探讨；第二章是对小说、诗歌、话剧、小品文等现代文体概念的辨析和追问；第三章是对现代文学演进中的概念如民族、世界、进化、新民、心力、个人、自我、民主等的梳理和评论；第四章是对写实、自然主义、感伤主义、诗的经验主义、创作方法、纯文学、文学性、公共领域等现代文学思潮、批评术语的考察和评析；第五章整理和研究了与革命有关的词语。通过对现代文学批评重要的词语的考古与追问，还原历史情境，返回历史现场，考察了现代文学中各种思想的交锋和碰撞，展示了中国现代历史中文学思想的变化，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观与重构。

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了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名的问题：“用独立的名称指代中国现代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用它们自身的逻辑思考它们自己的特征，思考它们赖以产生与发展的原因，思考它们自身演变的脉络以及与其他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外国文化的关系），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现代的文化与文学的历史。”①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正名”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现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梳理和阐释，摆脱了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与生搬硬套，实现了回到“中国”的目标，为中国文学批评的本土化作了有益的尝试。当然，清理这些概念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复活这些术语，只是为重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概念奠定了基础。要回归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李怡认为必须重视自我的生命体验于文学批评的决定性意义。他曾经和国内同人共同发起了“文学感受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系列讨论。批判质疑现代性研究，总结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传统的同时，他也尝试提出了一些具有概括力的新的批评范畴和概念，“民国文学”的探讨和开掘是典型的例子。

三、文学史叙述范式的反思与重构

近十年来，“民国文学”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民国文学”最早是陈福康在1997年提出的，2003年张富贵再次提议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尽管“民国文学”的提出比较早，但一直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民国文学”研究的潮流中，李怡是理论探索与研究实践方面用力最多、开掘最深、成就最突出的学者。作为方法的“民国”、“民国文学机制”、国家历史情态、文史对话、大文学、地方路径等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对“民国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也建构了新的文学史叙述的范式。代表性的论文如《 “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等，这些论文后来结集为《作为方法的“民国”》《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两部著作。此外，他和张中良合作主编出版了“民国文学史论”丛书、“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由他主编的“民国文化与文学”文丛也一直在陆续推出，汇集了“民国文学”研究主要的实绩。在他的推动下，许多学人参与到“民国文学”研究，“民国文学”研究成为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2012年，李怡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一文，对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概念进行了反思和检讨，他指出，核心的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民国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的概念可能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在“民国文学”的讨论中，李怡强调“民国”作为方法或视野的意义。“作为方法”的表述显然受到了日本汉学家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与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等命题的启发和影响，日本汉学家意在强调学术思想的主体意识。他认为对于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更能反映我们立场和问题意识的其实不是笼统的“中国”，而是作为具体历史表征的“民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要在历史化的努力中推进和深化，就应该从“现代性”“20世纪”这些宏大的概括中解放出来，返回到“民国”这样更加具体的历史场景。所以，李怡的“民国文学”概念并不仅仅为了文学史的概念之争，而是通过历史还原开启一种新的叙述的可能，体现了对学术自主性的探寻。

“民国文学机制”是李怡提出的现代文学阐释的新框架，成为“民国文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所谓“民国文学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包括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民国经济方式的保障和限制、民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围合、民国社会独特的精神导向等方面。①李怡：《作为方法的“民国”》，第49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民国机制”意在从国家社会形态的种种“结构性”因素——法律形态、经济方式、教育体制、宗教形态、日常生活习俗以及文学生产传播的历史细节入手，发现现代文学主体的生长机制。在“民国文学”研究潮流中，也有“民国文学史”“民国史视角”等概念，“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历史叙述的框架，着眼于一个学科的命名，视角的思路与机制似乎有相通之处，但指向不太明确，比较而言，“民国机制”强调视野和方法，强调文学发展的“结构性”因素，注重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因此，李怡认为不能抽象笼统地讨论“机制”的问题，要回到具体的文学现象中，分析解决具体的文学问题。如《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民国机制”的国体承诺》《五四：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含混与矛盾：国民党战时文艺政策的一个——从张道藩〈我们需要的文艺政策〉谈起》等论文，从具体的历史因素入手，显示了“民国文学机制”研究的具体实践。

“民国文学机制”关注现代文学生产中机制的综合作用，重视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即“国家历史情态”。“国家历史情态”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国家历史情态”强调文学研究应该立足中国自身具体的一些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事实，从这些历史细节探讨它们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他主要借助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强调文史对话。文史对话秉承了中国学术的“文史互证”传统，李怡在追求“历史化”的同时，对现代文学“文史互证”研究中的“跨界”现象提出了质疑，保持了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已不再满足于文学这个狭小的范围，关注更为广大的中国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所以，他们的研究使用的都是文学材料，但最后得到的却是历史、政治或其他领域研究的结论。所以有人感慨，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仅在为现代历史、现代思想研究提供材料。针对这样的研究思路，李怡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学科自身的学术规范，不能为了“文史互证”而“文史互证”，为了追求了跨界而跨界，文史对话要以文学为基础，应当回到包含了相当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大文学”本身。

对回到“民国”历史情态的强调，让他形成了“大文学史观”，发出了回到“大文学”的呼吁。“大文学”观念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文体观念、研究对象等作了进一步的反思，试图把日记、书信、旧体诗词等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重视现代文学发展的空间分布现象，寻找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重视史料的发掘整理，提出在“民国”发现史料，这都扩大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大文学”观念同时也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观念和90年代出现的跨出“文学之外”的偏颇，重申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提出回到“文学本身”口号，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纯文学”的观念浮出水面。“纯文学”观念的提出有历史的合理性，但长期以来，也造成了文学观念上的某种迷信，限制了对某些文学现象如“革命文学”的理解和阐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潮流的影响下，出现了跨出“文学之外”的越界现象，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李怡呼唤的回到文学，既不是理想化的“纯文学”，也不是被政治和社会思潮淹没的“非文学”，而是包含了丰富社会信息的“大文学”。他强调，回到大文学本身，意味着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之中，“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文学和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文学作品，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返回“文学之内”，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作品。“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我们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要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①李怡：《回到“大文学”本身》，《名作欣赏》2014年第10期。“大文学”观念扩大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也从研究方法和文学观念上重塑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

总之，李怡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广泛，他以敏锐的眼光、巨大的热情在学术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鲁迅研究和大西南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也成果丰硕，学界已有总结和评论，所以此处不再赘述。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坚守一种批判的学术精神，不是一般地对学术传统与资源的认同和批评，而是始终对学术传统和历史境遇进行严肃的追问和思考，竭力寻找新的思路与方法，形成了一贯的学术追求，即重视生命体验和回到中国文学与历史本身。凭借敏锐的艺术感受、深厚的理论思辨、开阔的历史视野，他走出了一条独立和创新的学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