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视域下的中国“纯文学精神”
——评《纯文学的历史批判》

房 伟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那套学术界久负盛名的“文学与当代史丛书”中，有一部是毕光明、姜岚二人的《纯文学的历史批判》①参见毕光明、姜岚：《纯文学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下文简称《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两位作者投身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30余年，虽不能说是“著作等身”，但亦屡屡有令人耳目一新、读来如醍醐灌顶之作面世。无论是在被众多权威选刊转载的频率上，还是被学界同侪引用借鉴的次数上，都堪称“笑傲江湖”。这部二人多年来文学研究与评论文章的结集，出版后即在现当代文学界获得好评。

读《山乡巨变》，读《红豆》，读《回答》，读《生死疲劳》……这样一组文章被作者汇编起来，并冠以“纯文学的历史批判”之名呈现于读者的面前，想必会让一些对作者不熟悉的读者望文生义，以为作者秉持的立场是站在纯文学的对立面，目的是攻击甚至否定“纯文学”。作者显然已经预料到了这种误解的可能，因此在“后记”中专门对书名做了解释：“ ‘纯文学的历史批判’不是‘对纯文学的历史批判’，而是‘纯文学对历史的批判’”。这一解释看似如绕口令般拗口，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所坚持的学术立场、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以及看待问题的视角”。作者对“纯文学”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文集的第五部分“纯文学猜想”中。《理解纯文学》一文，作者开门见山地将“纯文学”与牡丹花中的“姚黄魏紫”相比，高度评价纯文学因为像经过精心培育而更好看、更耐看的名贵品种一样，“能满足人们的更高精神需求”①毕光明《：理解纯文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因此理应被人们普遍喜爱；进而提出了他对近年来“纯文学不断遭到质疑、甚至受到批评”②毕光明《：理解纯文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这一反常现象的不解与思索。他敏锐地意识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观念并非是无根的浮萍，而是深深扎根于权力的泥土中；一种文学观念的被提倡与被反对、被批评，深刻体现着现实中权力关系的变更。还是用种花来打个比方：杜鹃花虽然漂亮，却只能生长在偏酸性的土壤中，“换土”带来的，必然是花势的颓败乃至衰亡。纯文学被李陀等人以“造成90年代的文学不干预、不批判成了问题的社会现实”的理由加以质疑，虽然是一种值得同情的社会关怀，却有脱离文学事实之嫌，甚至有恢复旧有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和单一性文学生态的危险。虽未直言，但读者仍然可以深切体会到他对当代文学发展前景乃至社会走向的忧虑，这种忧虑深处凝结的，是一种浓郁的理想主义情结。在这种情结的驱使下，作者抖擞精神，以战士的姿态投入论战，一针见血地将“李陀式的纯文学反思”所暗含的逻辑归纳为“如果搞纯文学，便是对现实的逃避，是完全回到个人，回到内心，纯文学是没有批判性的”。③毕光明《：理解纯文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有了这一理论上的归谬，再加上对某些批评活动“找不到多少具体对象（举来举去就是‘个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④毕光明《：理解纯文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的洞察，作者便能义正辞严地摆明自己的立场。藉着将文学分为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三部分，作者在肯定各种文学类型在审美上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又明确指出在与现实和自我的关系上，它们之间有远近、雅俗之别，而严肃文学（即李陀等人所希望的文学方向）较多现实关怀，纯文学则更倾向于终极关怀，“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社会问题，纯文学都把它放置到更大的时空范围里加以看取，从而更确切些地衡定人生的意义”。⑤毕光明《：理解纯文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这种细致的类型划分与功能区别向我们明确昭示出，无论是哪种文学类型都没有贬低、否定其他类型的绝对理由，相反，倘若生硬地认为某种文学类型在社会意义与价值上天然地就比其他类型优越，势必会严重影响文学的多样性和作家在创作类型、风格等方面选择上的自主性，重新回到多年前已经被残酷事实所基本否定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老路上去。

当然，在《理解纯文学》一文中，作者的语气非常平和，最多只是建议“要允许一部分文学不以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为要务”，⑥毕光明《：理解纯文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此时他观念中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宽容”（例如，他认为“残雪的纯文学追求就应该得到宽容”）；⑦毕光明《：理解纯文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而在另一篇文章《纯文学及其研究的价值——对一种文学歧视的歧见》（以下简称《歧见》）中，则明确地认为当前存在着一种“文学歧视”，其中多多少少包含有一种愤怒之情。但他并未因此而放纵自己在文章中做情绪化、非理性的宣泄，而是一如既往地条分缕析，较前文而言更为深入地分析这一文学歧视的历史渊源：“一个历史的经验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很多次发生在文学主张、选择和理论观点上的争端、冲突、矛盾与斗争，很多次本不应发生的对文学主体与文学生产造成严重伤害的文艺批判运动，都跟对文学缺少分类，对文学的功能认识过于单一，忽视文学可以、能够也应当满足多种社会诉求不无关系”。⑧毕光明：《纯文学及其研究价值——对一种文学歧视的歧见》，《文艺评论》2006年第2期。

如果说在《理解纯文学》中，作者认为三种文学类型在社会选择中并无高下之分，那么在《歧见》中，基于“文学的灵魂——文学性”⑨毕光明：《纯文学及其研究价值——对一种文学歧视的歧见》，《文艺评论》2006年第2期。这一核心出发点，他则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文学价值评判中三种文学类型是可以分出等级来的——纯文学因为对应于人的审美需求而具有更高的艺术等级，纯文学从来就不是权力话语也拒绝权力话语而具有另外两类文学不可相比的超越性，它以想象性的内心生活证明了人的自我生成本质。简单地说，就是可以认为纯文学因其最具文学性、最接近文学的灵魂而具有最高的文学价值；纯文学的存在是所有文学作品的根基。这样一来，纯文学及其研究的价值便显现在了我们面前。因此，无论是在当下被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所质疑的纯文学创作，还是面对文化批评的空前压力下举步维艰的纯文学批评，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必要性，不仅亟需拯救，还要大力发扬。借李欧梵之言，作者阐明纯文学最核心的内容乃是“挖掘精神痛苦的深度，找出人类罪恶的根源，以此建立人类的尊严”，①毕光明：《纯文学及其研究价值——对一种文学歧视的歧见》，《文艺评论》2006年第2期。即对真、善、美的终极追索。由此可以看出，在作者心目中，文学存在的内在意蕴的价值是要高于文学形式的。

作者并未满足于仅仅点明纯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重要性。从自身的社会角色出发，他在《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以下简称《批评》）一文的最后摆明了对当前文学批评现状的些许不满——“当今的评论研究队伍，并不愿意承认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就存在伟大的作家。我们缺少对他们的关心与爱。我们没有更多地给他们以鼓励和帮助。”②毕光明：《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文艺评论》2007年第5期。这一观点，与吴义勤先生在《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一文中发出的诘问竟如此相似，尽管他的出发点是要肯定当代文学60年的成绩并确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存在。《批评》用一个饶有趣味的比喻来阐发作者的批评观：作品是人家的孩子，孩子生下来了，美丑本由不得父母，可我们不看人家的优点，专挑眼睛小了，嘴巴大了，鼻子塌了，脖子短了……这样的批评又有什么积极效果呢？这种像90年代初那段著名相声中爱挑毛病的人一样的“批评家”，显然缺乏应有的诚意、耐心，这种做法甚至有掩饰自身鉴赏能力缺失的嫌疑。

作者将“纯文学猜想”这部分置于文集的最后，自有其用意，大概是想避免落入某些学术著作上来必有一大章“绪论”、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主题先行”地强加于读者头脑中的窠臼。相较于理论上的宏观概括与某些观念上的针锋相对，作者更醉心于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本进行细读。在作者的心目中，“理想读者”通过阅读此前四部分对当代文学具体现象与文本的深入剖析，其核心观点已经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他们的脑海中，因而这一部分的几篇文章所起的作用应该是“锦上添花”而非“画蛇添足”。而那三十余篇凝聚着作者二十多年来深邃思索的研究文章，亦无一不体现着这一部分内容所明确宣示给读者的“纯文学观”。由此看来，文章的编选与次序的安排，貌似小事，却可以看出一个人为文、为学乃至为人的基本态度。

就毕光明、姜岚而言，这种态度是谦逊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内敛的，但在对学术观点的表达上，在对具体现象的观照和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上，他们却丝毫不隐讳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他们力求对纯文学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思考研究，将揭示作品思想底蕴、廓清理论迷思作为毕生努力的目标。而在研究方法与批评路数上，他们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们的文章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时下流行的那种对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的吸收与套用。他们的批评话语是朴实无华的，遍阅全书，似乎也仅有一篇从“元小说”角度出发解读鬼子小说《卖女孩的小火柴》的文章符合某些食洋不化的“学院派”批评家的胃口，但更多的文章中见不到从西方理论著作中抄下的大段引文。两位作者恰如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在对手令人眼花缭乱的兵器与招数面前显得气定神闲，带着几分“四两拨千斤”“无招胜有招”的淡定从容。同时，他们在思想上的灵动飞扬，恰与某些在有意无意间将文学研究引入庸俗社会学歧途的学者思维的拘泥和滞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又不排斥在审美批评与研究的同时吸纳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伦理学的思维方式与理论成果（突出表现在重新解读路遥的一系列文章中），以期对当下创作倾向做出有益的思索。

《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一文，充分体现了作者在研究与批评上的特点。在肯定“底层”与“底层叙述”已经成为新世纪小说创作与评论中“凸显出来”的一个显著问题的同时，作者指出要认清当“底层叙述”升级为“底层叙事”，即文学写作的话语性加强以后所带来的文学分化。他曾在若干场合引用莫言对“为老百姓写作”和“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区分（在“后记”中再次引用），并在对二者进行了详细而令人信服的区分。在他看来，“为老百姓写作”即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理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可以选择的仅仅是代言时的表述方式。但“对于以文学为手段来表达某种社会意愿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文学极有可能成为一种陷阱。它会诱使你从关注、思考并急欲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紧张焦虑中缓解出来，心态、看法与意向都可能发生变化”。①毕光明《：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因此，他与孙郁、陈晓明等学者一样，肯定莫言所选择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姿态——即去掉自己身上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以此来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用“小叙事”的方式绕开宏大叙事的弊端。作者并不仅仅满足于理论上的概括，而是在近年来的创作实践中为“高昂的代言人的宏大写作”和“低调的贴近普通人的‘小叙事’”分别找到了代表作品——前者是曹征路的《那儿》，后者是方格子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和黄咏梅的《负一层》，并进而点出了《那儿》在实现思想主题时的生硬、作者与批评家对小说主题的过度阐释，以及那种“被愤怒左右的不无褊狭的文学观”。在毕光明“纯文学观”的无影灯映照下，《那儿》等小说过于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对文学性带来的巨大伤害，便在文学批评的手术台上暴露无遗。为了写底层而写底层，小说已然成为概念的产物（尽管曹征路辩解自己是“真诚地迷失在概念里”）。而这种写作模式，其根源可上溯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因此对于这些作品的评价，也类似于对左翼文学的评价：艺术上存在让人触目惊心的硬伤，而在思想上，“ 《那儿》的备受关注，引起热评，主要不是小说为文学把握现实提供了多少新经验，而是它成功地促成了一次思想者的集会”。②毕光明《：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而另外两篇作品，则因其“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低姿态，回避了悲天悯人的拯救者姿态，“邻居般地关心摄入他的小说世界里的主人公的命运遭际，跟他们一起体味生活的苦乐悲欢”③毕光明《：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而提供了新鲜的创作经验，得到了毕光明的充分肯定。整篇文章，作者在秉持纯文学立场的同时并未表现出对于思索严酷社会现实的“严肃文学”作品的否定，同时又指出了一些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的缺陷；在分析与阐释的过程中，不套用现成的西方文学理论，不大段引用高深的理论著作原文，而是就事说事谈理，语言平实朴素，体现出难得的“接地气”的批评风格。

在考察《山乡巨变》的乡村叙事及其文学价值时，作者敏锐地发现八十年代初和新世纪初两个时段中存在对《山乡巨变》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意识到作品中蕴涵的艺术创新价值，进而回溯周立波以农村干部身份亲自参与合作化运动的经历，以及毛泽东著作中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论述，在一层一层的条分缕析中使作品中的“异质性因素”慢慢浮出水面。这种思维与行文方式，与整部文集的结构方式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若干年前，谢冕先生为毕光明所著的《文学复兴十年》，洪子诚先生为毕光明、姜岚夫妇所著的《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作序时曾提到，在环境改变、众多学者茫然失措之时读到作者的这些文字，“感觉又被唤回到那潮流拍岸、水沫盈袖的温馨和激动之中”④谢冕：《文学复兴十年·序》，第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年。，认为它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值得钦佩的特点，这就是对自己的工作的热情、执着，一种带有理想成分的敬业精神”⑤洪子诚：《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序》，第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两位先生所肯定的，是毕、姜二位作者在商业化大潮袭来时处变不惊、“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般的镇定和对文学理想的坚守。时光荏苒，许多年过去，当年惊涛拍岸并未偃旗息鼓，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这浪头中又夹杂着些新的冲击，但两位作者依然是“乱云飞渡仍从容”。在《批判》中体现出的对纯文学信念的坚定，对历史洞幽烛微的追索，对当下文坛与社会现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