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举孝廉的文化背景透视

2021-04-17 18:08张胜忠
中医学报 2021年6期
关键词:医界孝廉仲景

张胜忠

南阳市中医药学会,河南南阳473000

张仲景举孝廉,存世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林亿的“宋刻《伤寒论》序”,其曰:“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这是有关张仲景生平事迹最为详细的记述。

1 甘伯宗与《名医录》

林亿所引《名医录》,乃唐代甘伯宗所撰,原书已佚。甘伯宗,唐代人,生卒里籍不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有其书名记载,曰“名医传”。《玉海·卷六十三》记载,此书收集历代名医:“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人”,南宋周守宗《历代名医蒙求》有所引录。

《名医录》之书名,见于《新唐书》。《新唐书》成书于宋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为欧阳修主持编纂。而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由此可见,林亿校正《伤寒论》与《新唐书》的成书时间几近重合,二书载述之《名医录》,相互印证了其在嘉佑年间的存世。而其后南宋《历代名医蒙求》的引录,也佐证了《名医录》的存在。可以确定,林亿之时《名医录》尚存,林亿引录之张仲景举孝廉的史迹记载,可追溯至唐代。

2 唐代之仲景伤寒文献

从公元618—907年,唐代历经贞观之治、武则天之治、开元之治,进入全盛时期。唐代的医学发展,由此进入鼎盛时期。其中涉及仲景伤寒之学的重要文献线索有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另有作为选拔医官考试之试题,明确指定有张仲景《伤寒论》之内容等[1]。

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唐初著名医学家和药学家,京兆华原(现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被后世誉为“真人”“药王”。孙思邈非常敬重张仲景,其在《千金翼方·卷九·序》中说“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又有“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之谓。其在《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对引用仲景的文字,必冠之以“仲景曰”“张仲景曰”,这种贯穿二书始终的体例形式,既传达出对仲景著述的推崇,又表现出仲景著述在唐初的医学影响。而仲景其人“特有神功”的评价,又彰显其神圣化、宗主式的膜拜思维倾向[2-3]。

3 民俗崇仰的神化演绎

其实,将仲景传说故事给予神化的思维端倪远远早于唐代。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望色先知”诊王粲病,葛洪《抱朴子·内篇》“仲景穿胸以纳赤饼”,都演绎了仲景的神奇医技,受到后世医家的颂扬。

到了唐代,与疾病、医学有关的神话不胜枚举,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医家和病家的各有所需,在谶纬文化、医巫不分、儒释道博弈的文化大背景下,更多人物被赋予神化色彩。被神化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被时人或后人不断模塑、层累造成其“神迹”,进而整合成民俗信仰体系的神化人物符号。被神化者,多为先唐人物,所推崇的医学人物多半来自前代[4]。

基于推崇赞颂仲景的生平史迹,因其史志无传,则仿照史志人物体例为之书刻传记,应是不二之选。在距仲景去世400余年后,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唐代医学发展也进入鼎盛阶段,从《名医录》中收载有唐代医家的史实推测,甘伯宗生活年代应属唐代中后期,为仲景树碑立传,成篇之素材内容不外几个来源:一是晋隋文献记载;二是民间传说收载;三是作者史志加工;四是民俗风物推衍。

而从林亿引述《名医录》有关仲景生平的60余字记载来看,《名医录》著引晋隋文献为仲景作传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所参引,亦应是零星的、散在的记述,一如陶弘景之“昔南阳张机……”而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涉及仲景的148字生平传记内容,皆未在林亿引述的《名医录》中得到明显体现。

4 关羽人神轨迹的发展借鉴

关羽(公元160—220年)与仲景(公元150—219年)属同一时代。作为同一时期的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其生命轨迹虽有不同,但历经千百年中国社会文化的洗礼,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重要代表。关羽,《三国志》有传,而仲景则史志无传;关羽是忠义勇武的化身,仲景是方书济世的形象。关羽从人到神的崇拜,是汉代以后民间社会和统治阶层神祇文化持续发展的结果,“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定国”者、“能御大灾”者、“能扞大患”者,往往被祀为贵神,而区别于山川自然之神祇[5]。这种社情风尚对于仲景的膜拜衍化也有极大的借鉴价值,反映了汉民族思想历史进程和文化演进轨迹,承载了中华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是各种社会力量、民俗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6]。

5 历史空间的文化透视

从历史空间上看,相距400余年后的唐代,更多的仲景生平素材搜集,应当是依靠民间传说、作者加工和民俗推衍来完成的。我们不能简单或断然否定民间传说的可靠性、与史事关联的不确定性,而应更多地从民俗文化的特征、特性中去考察,去认识这种现象、这种事例所隐含的背景动机和社会意义,不再纠缠于“举孝廉”史事存在与否的简单判定,而在更高层面去透视文化现象对伤寒学、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对医学、对文明的传承影响,启发、指导我们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5.1 “孝廉”的身份意义和属性象征孝廉,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是发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方法。举孝廉,是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之外,更需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从《三国志》中56个孝廉的人物记述中,皆为博览经籍、聪颖好学、雄才奇异之人,或详或略,入仕为官,出世以情、才、技、艺名闻天下[7]。

仲景医学之专才,若合符节;医疾活人之德才,堪比孝廉。以此则“仲景举孝廉”之传闻史事有了民间推戴、医界推崇、史志推衍的成分因素,有了民众认同、顺理成章的基础和条件。

自古以来,医界之社会地位,从来就不被封建帝王以及文人史官重视,只有与帝王君主产生交集者,方有入志记载的机会和可能。与仲景同一时代的华佗,既与魏公曹操有同乡之谊,又与魏公是医患关系、尊卑君臣,更因华佗之孤傲清高、轻医重仕之念想,终落个悲剧收场[8]。这种题材于史志可读、可看、可以广扬;于医界则可悲、可叹,令人扼腕,从医何益?

自仲景《伤寒论》成书以来,其传承之脉络时隐时现,但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珍本秘籍、高贵不凡的气质。虽有魏太医令王叔和之整理,但汉晋医籍之刊刻传抄、私藏秘授,必然影响其传播传承,即使皇甫谧、葛洪如此之医家大师亦未必得见《伤寒论》书简,只留下“望仲宣之色”“穿胸纳赤饼”之神奇传说,呈于后人绵延回味。

5.2 医官考试与《伤寒论》的典籍地位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开设之中医医官考试,内容涉及张仲景的《伤寒论》。

《唐会要·卷八十二·医术》载:“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制。自今以后,有以医术入仕者,同明经例处分。至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选人,自今以后,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又尚食药藏局,请同典膳局;太医署请同大乐署。”此印证说明3点:①相较于孙思邈之唐朝初期,《伤寒论》已得到广泛流传和重视;②纳入医官考试内容,确定了《伤寒论》的经方重要典籍地位;③仲景生平事迹的记述有了官方、民间相互补充印证的基础。

从《千金翼方》[永淳二年(公元682年)]、《外台秘要》[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收录《伤寒论》之内容来看,此前唐代《伤寒论》无官方明确的版本流传。但到了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进行的医官选拔考试,列有“张仲景《伤寒论》二道”题试,则说明《伤寒论》已得到较为广泛地流传,似乎可印证已有通行刻本的传播行世。

5.3 《伤寒论》成书内容及时代的启示《伤寒论》的内容、临床效用价值印证了仲景医术之高超;亦佐证了仲景医界之声望,虽不及华佗之传奇色彩,但在当时应是朝野闻名。

这点从与魏太医令王叔和的关联记载中已见端倪。王叔和撰《伤寒例》云:“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另有葛洪、陶弘景之著作均述及仲景,以及史志《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等,综合印证了魏晋隋时期张仲景医术、方书的持续影响力。以仲景之著述、声望,非朝野闻名,则其人其事其书可能湮没于尘世而无迹可寻。

中国传统之医界私密相授的习俗,决定了《伤寒论》在成书后的若干时间内不可能广泛流传。只有成为官方必读学课,方有广为传播的可能。

秦汉时期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奠基阶段,奠定了医学临床诊疗理论体系和辨证论治方法内容。然医界传承的显著特点是师徒秘藏、私密授受,不论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还是《灵枢·禁服》,均显示方书技艺传承的私密禁忌。即使如今信息科技时代,依然有中医“传男不传女”之陋习。从固守私传家术的学术壁垒,到方技诸家的学习交流,无疑加深了中医药的学术积淀[9],但其漫长而艰辛的认知进步也只是缓慢前行,也就有了药王孙思邈“秘仲景方不传”的感叹。

《伤寒论》之著述,以当时之简牍刊刻体量、时代背景推测,仲景生活应具有家境相对殷实、家族官宦背景、生活较为从容稳定的特点,非游方郎中可比。若如神医扁鹊,云游四方,生活动荡,则医术之著录传世,只能是只言片语、作伪假托,则《伤寒论》之微旨宏论不复见矣。

“学富五车”源自《庄子·天下》,用以形容学识渊博。然以满载竹简之车,其容量也不过百万文字。《伤寒杂病论》以现存版本的文字计,总量亦近8万字。虽仲景之时,已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纸张书写已趋普及,但呈纸、简并用之势[10],但其医书使用习惯和纸张保存,尚存诸多待考疑问。医籍是阅读使用频繁的工具,以纸张抄写传世显然不及竹简木牍之刊刻适宜。即使到了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公元997—1057年)在馆阁日,于蠢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为校正医书局林亿等编校整理,此可印证仲景之书以简牍传世。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言:“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反覆有字,人鲜能读也。”葛洪幼年伐薪卖钱,买来纸笔,抄写借来之书,可见纸书亦是难求不菲之物。东晋末年,豪门桓玄把持朝政,公元404年废晋安帝,并下令以纸代简。作为知识载体的简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而纸成为官方及民间的文书载体[11]。此距蔡伦造纸术约300年,距仲景著书约200年。

当然,不可否认仲景或以纸书形式撰著《伤寒杂病论》,而王叔和则以简牍形式编次仲景方论传世,此或是珍藏之需、官家规制、耐久使用之举。但王叔和对仲景著作的关注、推崇,加上先师“宗族素多,向余二百”的自序,印证了仲景的学识、家境、履历实非一般医家所可比拟。

王叔和之整理,更说明仲景著述、仲景声望昭彰于医界,是当时国之上手、医之众望。作为魏太医令,王叔和精通医术,“性沉静,好著述”,不仅著述《脉经》,更编次整理仲景著作,在《脉经》序言中推崇仲景,受到同时代医家皇甫谧的称赞。有关王叔和的史事功绩,映衬出仲景先师的医术声望,也得到陶弘景认可和称颂,“惟张机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昭彰于医界,传扬于后世。

6 结语

我们无法还原历史,即使是距今100年前的历史,拥有大量的文字、图像、实物等,也无法再现当时真实的情景,只能从史料中寻找、勾勒出历史的轮廓、史事的场景而已。

“张仲景举孝廉”的故事,我们已无从考究其真伪,更无从再现历史的史实,但作为存在的文化内容,姑且称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反映的是社会的一种认同,医界的一种尊崇,百姓的一种敬仰。这种现象是对社会制度的一种合乎情理的意愿解释,是对民众敬畏的一种合乎情理的传扬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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