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理论视域下乡村组织振兴路径研究

曾凡军?文超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市场、社会等外部资源进入乡村社会，乡村组织在承接这些资源的过程中却呈现出既“脱嵌”于乡村社会又“脱嵌”于乡镇政府的双重“脱嵌”情境，其发展逐渐“悬浮化”。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文章基于嵌入性理论，从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关系嵌入四个维度探索乡村组织嵌入性发展的实施路径，以期实现乡村组织嵌入乡村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关键词：嵌入;脱嵌;乡村组织振兴

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Since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extern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state，market，and society have entered rural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taking over these resources，rural organizations have shown both“disembedding”in rural society and“disembedding”in township government.The dual“de-embedding”situation of the empire gradually“suspended”its development.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become the main goal of our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ased on the embeddedness theor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embedded development of rural organization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embedding，cultural embedding，cognitive embedding and relationship embedding，and realizes the embedding of rural organizations into rural socie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which is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provide strong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s.

Key words：Embeddedness;Disembeddedness;Rural organization revitalization

一、問题提出

2020年，乡村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如期完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并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确定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既要坚持党组织的领导，提高乡村地区的政治站位，又要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适应性，最终构建现代乡村组织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组织保障。国家、市场、社会等外部资源进入乡村社会，不仅要面临保障农民权益的基本问题，还需依靠乡村组织协调多元异质主体资源对接问题，处理好政策计划性与适应性的张力问题。税改以来，乡村组织受到政府职能转变影响，在政治、文化、认知和关系四个维度呈现出既“脱嵌”于乡村社会又“脱嵌”于乡镇政府的双重“脱嵌”情境，其发展逐渐“悬浮化”。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组织如何形成行动策略，嵌入乡村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发挥其应有的组织功能，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此，笔者以嵌入性理论为分析视角，分析乡村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脱嵌”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乡村组织嵌入性发展的对策。

二、文献回顾

通过梳理学界相关研究发现，学界关于乡村组织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一体多元”的乡村组织主体进行探讨。随着政党下乡和政权下乡的完成，亟须扩展其民意基础[1]，村民自治登上历史舞台[2]，却引起了“两委矛盾”这一机制性摩擦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金太军提出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相衔接、改革乡镇政府政绩考核指标，进而推进乡村自治的发展[3]。罗大蒙和周建军则认为，加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解决“两委矛盾”的路径选择[4]。吕方从乡村外部角度出发，提出通过农村社会组织与其他基层组织形成“共生合作”局面，重整乡土秩序[5]。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指导思想，学界对于乡村组织主体的研究由侧重多元性转向侧重一体性。蔡文成认为，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决定了乡村治理的成效，实施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必须从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方面不断优化[6]。蒋永甫等进一步指出，必须加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分类管理，实现其功能再造[7]。二是总结乡村组织的组织机制现有形态、面临困境，并探讨其优化路径。贺雪峰提出，只有建立了村庄内村民之间基于利益分配的利益关联机制，村民才会真正介入村庄事务，农民也才可能被组织起来[8]。张树旺等人认为，新时代农民组织化问题的解决，需从创新农民组织化机制着手[9]。左停、苏青松从组织—功能视角总结脱贫攻坚经验指出，农村组织的功能化、灵活性和适应性应是农村组织创新的关键内核，发展性、开放性策略是农村组织创新的必要条件，孵化催化、规范建设和利益联结是推动农村组织创新的主要手段[10]。三是从资源视角分析乡村组织的行为逻辑，并提出救治策略。由于乡镇政府财权上解，导致乡镇政府与精英势力、富人形成利益结盟，这一分利秩序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使得乡村组织在治理的过程中呈现出碎片化[11]和内卷化[12]困境，需从治理理念、治理层级、治理权责、决策机制和责任机制五个维度进行整体性救治。

以上研究都是围绕乡村组织的主体、机制与资源进行的探讨，为如何优化乡村组织提供了一定理论指导，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可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组织机制自身，鲜有学者结合我国目前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进行分析，对农民的需求关注度不高。因此，笔者以嵌入性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剖析乡村组织面临的“脱嵌”问题。

三、分析框架：嵌入性理论

（一）“嵌入”内涵

嵌入是指某一事物（固体A）卡进另一事物（固体B）的过程和结果[13]。与嵌入相对应的是“脱嵌”，顾名思义“脱嵌”意味着从属于某一事物的某一部分脱离原本所属事物，成为一个独立的事物。在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中可以表现为市场脱离社会而存在，经济不受社会上其他因素的制约。按照波兰尼的思路，“脱嵌”是指市场经济与社会关系脱节。詹婧等人认为，“脱嵌”是指个体从历史既定的身份、支持系统与社会义务中脱离[14]。

从理论上来看，“嵌入”与“脱嵌”是一组反义词，“嵌入”是指外来事物对既有事物的镶嵌和融合，其核心在于“合”;“脱嵌”则是事物对其原所属事物的脱离，其核心在于“离”。两者互相排斥，非“合”即“离”。但在现实生活中，“嵌入”与“脱嵌”往往是共同伴随着某一事物的发展而存在的，外来事物的“嵌入”既需要对原有资源进行整合，也需要将资源的社会属性进行融合，有事物的“脱嵌”同样需要可替代性事物的嵌入与社会的认同，即“嵌入”与“脱嵌”是在某一事物内部同时进行的局部变化。

（二）嵌入性理论

卡尔·波兰尼在其《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首次将“嵌入”一词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他指出，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15]。格兰诺维特将嵌入的内涵具体到社会关系网络层面，从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两个方面形成其分析框架，关系嵌入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网中的关系特征，结构嵌入性则既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整体功能，同时强调网络节点在网络中的结构位置[16]。罗家德在格兰诺维特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的作用，提出社会资本嵌入性概念[17]。伯特在结构性嵌入方面进行了拓展，提出“结构洞”的观点，即在社会网络中拥有的结构洞数量越多，对于信息传递越有利[18]。祖琼和迪马吉奥将“嵌入性”概念进行拓展，将分析框架分为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四个维度[19]。结构嵌入性是指网络结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制约[20]，认知嵌入性是指社会认知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作用[21]，政治嵌入性是指政策、法律、税收等相关制度对经济行为结构的影响[22]，文化嵌入性是指组织在经济活动中会受到信念、价值观等不同社会文化的制约[23]。

四、现实样态：乡村治理及其组织逻辑

税费改革的实行弱化了乡村组织的职能，组织职能的转变缩减了乡村组织与基层政府博弈的资本，削弱了乡村组织在村民中的政治地位，在组织资源条件受限的情境下，乡村组织的组织能力不断下降。从组织定位上看，乡村组织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乡村治理场域贯彻落实的政治和组织保证，是有效处理政策计划性和适应性张力的组织途径。从组织过程上看，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提升了政策下沉的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却仍旧难以满足费随事转动态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单向度的资源依赖境况仍未改善，乡村组织的运作趋向于以完成政府下派工作为主，行政化倾向较为明显，乡村自治诉求处于乡村治理场域边缘，村民自治能力和组织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乡村善治的要求。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国家巡查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威权打破原有行政层级限制，输入型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制度打破了原有的分利秩序，国家直接“送政策入户”，将贫困户重新纳入乡村治理中心，周期性的巡查督导，痕迹式的检查标准，属地式的追责机制，使得贫困户对答如流的“政策感知”成为乡村组织的重要工作。但部分贫困户存在“不愿脱贫”的政策依赖心理，在迎检中倾向于诉说苦难，对家庭收入选择性填报。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这一政治任务，准确甄别贫苦户脱贫情况，乡村组织依托与贫困村民的地缘和血缘优勢，重新取得了与基层政府博弈的资本，而打破政府层级限制的驻村帮扶、领导结对帮扶等制度进一步提升了乡村组织成员的政治归属感，强化了乡村组织的行政逻辑。从组织结果上看，乡村组织在治理的行为逻辑中缺少了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行政事务过多，村内集体事务进展缓慢，乡村治理主体的公共精神匮乏，乡村组织参与乡村治理逐渐呈现“脱草根性”，乡村治理深陷内卷化而无法自拔。

五、问题与根源：双重脱嵌与乡村组织式微

（一）职能转移后政治脱嵌

政治嵌入性是指政策、法律、税收等相关制度对经济行为结构的影响。税改前，乡村党组织作为基层政府的唯一对接组织，其主要职能在于协助乡镇政府完成每年的税收任务。这一时期，乡村党组织沿袭了乡镇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权地位，即“村干部是政府派来的，村干部的要求就是政府的要求”。乡镇政府为完成税收任务这一中心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税收政策执行的过程进行模糊化，以结果为导向，进而提升中心工作的效率，乡村党组织此时在乡村治理场域具有极高的政治优势。税改之后，乡村党组织主要的税收职能撤销，其主要职能转向承接政府财政项目落地，资源的单向度依赖使得乡村党组织逐渐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这一时期，党组织职能的弱化使得其与乡镇政府形成了非均衡的资源依赖关系，乡镇政府可选择其他“精英”和“能人”推动政策落地，这使得乡村党组织在社会变革中逐渐迷失方向，但又不能看起来无所事事，只能将原来的软指标当作硬指标来抓[24]。乡村党组织的威望下降的同时，新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发育却显得非常乏力。一方面受到城市化进程影响，乡村的劳动力不断外流，劳动力流出地区不仅面临着劳动力的缺乏和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还面临着外出务工村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所带来新的治理问题;另一方面，输入型社会组织也会面临原有乡村组织和村民的排斥。

（二）经济刺激下文化脱嵌

文化嵌入性是指传统价值观、信念、信仰、宗教、区域传统的制约对行为者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对乡村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这体现在传统建筑、传统村落等硬件和文化习俗、乡村社会行为规范等软件方面。在传统建筑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开发用地指标，增加土地财政收入，出现了不同程度地拆除传统建筑的现象;在传统村落的保护方面，过度的经济性开发破坏了原有的村庄特色，千篇一律的特色小镇以及全国通用的地方特产在破坏传统村落的同时使得消费者产生了消费疲劳;在传统习俗方面，劳动力外出务工，新生代农民乡土之情淡化，传统的节庆、红白喜事仪式举办时间越来越短，传统习俗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强调形式主义，而背后的文化宝藏随着老一代人的逝去而逐渐被遗忘。快餐式的信息传播和功利主义盛行，攀比之风愈演愈烈，村民盲目追逐更加有面子的酒席、排场、洋房等外在物质条件。与此同时，受到组织资源约束和村民素质制约，乡村地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方式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此外，价值观作为一种难以量化的主观观念，显性的言行需要长期观察才能得出结论，考核成本过高，而一些隐性的思想改变甚至连村民自身都没有意识到，使基层政府在考核绩效时难以考量。这最终导致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没有深入乡村组织和村民之中，成为约束其行为的心理规范，使得乡村组织的文化发展呈现出“脱嵌”的困境。

（三）信息失衡下认知脱嵌

认知嵌入性是指社会认知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作用，即嵌入双方互相认知的情况。乡村组织作为乡村治理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平台，其凭借政策传导者的政治地位与组织成员多年积累的人脉，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乡村中的各种信息，如基层政府关于村集体用地征用的相关信息、村内村民之间的内部矛盾等。在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的背景下，依靠乡村组织传递的政策信息被组织成员低风险截留，以血缘为纽带，形成政策信息获取的“差序格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应将村集体经济收支、宅基地使用、务工补贴享受情况等信息进行公示，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却发现村委会倾向于将村民不太关注的医疗卫生、人居环境等信息公开，但对村集体经济收支等财务信息的公开存在信息不准确、不准时公示的情况。与组织信息孤岛相对应的是村民认知能力较低带来的失语困境。首先，受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的影响，村民对乡村组织的看法停留在“要人”“要钱”的敌对思维，深入认知的意愿不强。其次，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使得其在解读或执行新政策和运用新工具时存在困难。在新生代农民不断脱离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社会老龄化发展加快，老一代农民并没有受过义务教育，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对于新政策的解读能力非常有限，即使在他人的帮助下能够理解相关信息，在准备材料方面往往由于各种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等显得疲于应付。

（四）多元失调下关系脱嵌

失调的主体关系会导致组织内部或者组织之间陷入“有组织的无序”困境[25]。关系嵌入性通过主体间关系的紧密程度、信任、合作规范、对未来价值的預期等途径，对企业当前经济绩效和未来合作具有直接影响[26]。随着乡村组织职能的转变，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组织与村民之间的紧密程度逐渐降低，乡村社会原子化发展。乡村组织在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治理乏力，使村民在治理能力和资源分配两个方面对乡村组织产生了不信任感。在治理能力方面，原有的乡村公共服务种类和标准难以满足村民流动所带来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有的资源约束难以处理新产生的乡村治理问题;在资源分配方面，村级组织在与乡村社会和乡镇政府“双重脱嵌”的情境下，其行为既不受乡村社会的制约，也独立于乡镇政府，从而使得村民对于乡村组织的公平性产生不信任感[27]。乡村组织信任的缺失使得人们将视野放到乡村社会之外，试图通过运用社会力量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但是由于公共服务具有公共性，社会力量运作的资源依旧需要政府提供，从长期来看，政府必然会面临如何界定行政与自主的困境。

六、策略构建：双重回嵌与乡村组织振兴

（一）政治嵌入：找准乡村党组织历史新定位

1.振兴乡村党组织

在制度维度，组织权威获取的基础在于通过正式制度途径获取乡村治理职能的合法界定。乡镇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转变层级管理观念，以现场管理为导向，赋予乡村党组织一定的资源配置权力及责任，通过技术手段对乡村党组织进行精准监督，减少痕迹管理中繁文缛节的要求，建立自下而上的考核制度，鼓励和配合乡村党组织成员为群众多干事，干实事。此外，乡村党组织成员应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或通过个人魅力积极拓展非正式权力，强化乡村党组织的政治嵌入程度。在能力维度，群众威信获取的关键在于乡村党组织的行为是否“靠谱”。党组织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实际行动和成果才是村民最关心的问题。税改之后，乡村党组织由于职能转变而产生的“脱嵌”困境，其本质在于原有的组织人员的能力无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故而需从提升现有乡村党组织成员理论和实践知识与培育新时代乡村党组织带头人两个方面着手。

2.培育其他形式组织

乡村组织振兴不仅仅是乡村党组织的振兴，也包括村民自治组织的振兴，这其中包括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村民兴趣组织、村民养老互助组织等。乡村党组织在培育其他形式组织过程中应发挥领导和监督的作用，内通外达，积极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将乡村振兴战略柔性融入指导和协助相关新形式组织的申报和运行的过程中;根据各类组织需求，不定期组织成员参与技术交流，向上级组织申报乡镇甚至县级兴趣竞赛，运用体制优势，为其他形式的组织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此外，鼓励乡村党员带头搭建和参与各类乡村组织，村内组织岗位可交叉担任，规范组织内部议事制度，加强组织外联络对接。最终形成建立以乡村党组织为核心，乡村技术型组织为关键，乡村娱乐型组织为引导，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新型乡村组织体系。

（二）文化嵌入：营造乡村组织振兴良好氛围

1.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传承应以保护为前提。在文化保护的过程中，强调以政府力量为主，市场力量为辅，通过政府组织权威的保护机构对传统建筑、传统村落进行专业的评估，为传统建筑提供基础保护。在市场方面，通过引进市场要素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调动文化从业者工作积极性，带动传统文化从业者创业和就业，从而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内生性动力。此外，乡村组织在积极挖掘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应注意结合现代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具有特殊性的同时培育其普遍性，降低优秀传统文化的“准入门槛”，提高普通村民的参与度，进而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2.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

乡村组织振兴过程中的文化嵌入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嵌入，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以个人的生命周期划分，大致可将文化嵌入的受众分为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四个年龄段。针对幼年和青年两个主体，应以文化教育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融入教材或定期开展文化作品评比活动，将其嵌入受众的思维模式之中。此外，辅之一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提高其学习积极性。针对壮年和老年两个主体，应以引导其获取文化开发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和享受社会主义文化所带来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主，在一定的物质保障的基础上，倡导其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弘扬献计献策。此外，需引导村民建立有道德指向的村规民约，将传统的道德义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

（三）认知嵌入：破除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认知屏障

1.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是破除乡村组织信息孤岛现象的关键。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一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为乡村组织打破原有的认知“脱嵌”困境提供了新的方式，即乡村组织通过寻求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信息交流平台，提高乡村组织信息透明度，打破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改善乡村组织对相关信息垄断的社会现状。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应按照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乡村组织与村民的协调，通过建立定期的村民交流会议和村民联络制度，将村民和相关乡村组织的资源进行融合。其次，要借鉴国内外乡村组织信息交流和互动机制的先进经验，汲取其中关于村内信息共享运用的技术和服务经验。最后，依托现有的信息技术，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发挥“互联网+”资源优势，建立乡村组织信息数据库，为乡村组织提供村内外信息，为组织与村民、组织与组织间沟通提供交流平台和信息存储服务。

2.提高村民政策认知

在提升村民对于乡村振兴战略认知的过程中，应从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途径，提高村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认知三个方面进行。在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方面，需从多中心的角度进行审视，构建农民、政府、乡村企业、社会组织、新乡贤等五位一体的合作方略，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良性参与模式[28]。具体而言，在各主体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深入贯彻落实强调农民的主人翁意识这一基本论调，树立为农民服务的治理理念，将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进而激发农民主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意愿。在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振兴途径方面，应加快推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体制机制的建设，完善村民参与村务决策、村务监督机制。此外，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形成村民认可的乡规民约，为村民行使监督权提供柔性补充。在提高村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认知方面，应从实践出发，强调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用性，通过讲解政策运用的案例，在田间地头对乡村治理主体进行指导，通过驻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将政策送到有需要的家庭和个人，并且及时对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错误信息进行辟谣。

（四）关系嵌入：降低多元主体内部交易成本

1.重拾乡村组织信任

嵌入性理论强调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应关注社会关系网中的关系特征，通过对乡村社会关系的嵌入，获取相关主体的信任，降低政策协调成本，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组织的信任重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乡村组织的理念、主体、资源等方面。在理念维度，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党员的带头作用，营造互信互惠互利的共同体氛围，增加多方主体对于合作共赢理念的认同，敞开心扉进行交流。在主体维度，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村民监督和反馈的作用，构建复合协商治理主体结构。在资源维度，乡村组织因积极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申报政府项目等形式，获取一定的资源配置权限，从而为各项乡村治理问题提供资源物质保障。在制度维度，应规范组织制度，制定约束机制，提高参与乡村振兴建设主体违约成本。此外，乡村组织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应树立服务意识、沟通意识和主体意识，以服务为导向，沟通为手段，坚持维护村民合理、合法的权益，与村民建立鱼水之情，最终建立乡村组织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2.搭建乡村组织关系网络

乡村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乡村社会关系之中的、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包括信任、村规民约、关系网络、国家的各种政策和制度等[29]。社会资本本质上是通过信任、关系网络等要素减少社会资源交换的成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社会治理将会不断面临新的问题，仅仅依靠乡村组织自身的制度建设和组织成员能力的提高很难应对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此，乡村组织因应从内外两个方面培育社会关系网络。在乡村内部，乡村组织的社会关系網的搭建应积极调动村内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用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政策信息，建立村民议事机制，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开展村集体行动之前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建立以村民为核心监督队伍，提高村民的参与度与话语权，进而调动村民自觉发掘可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乡村外部，一方面应积极调动外出就业村民对建设家乡的回报之心，鼓励其为乡村建设出钱出力;另一方面在承接国家项目的过程中，创新村内项目执行机制，妥善落实项目相关要求，积极宣传村内治理的实践经验和治理理念，争取相关荣誉，提升政府关注度，争取输入更多政府资源。此外，在高校、企业等社会力量方面，乡村组织要主动走出乡村，积极与其保持沟通，提出组织发展遇到的问题，寻求第三方解决方案。

七、结语

根据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对于乡村地区发展的规划以及乡村社会发展现状的研判，乡村振兴战略是促进乡村地区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撑。乡村组织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执行的重要主体，其“双重脱嵌”的主要原因是乡村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变革中，没有找准自身的历史定位，单向度的资源依赖和权责错位的治理体制使得其发展呈现出脱离乡村社会的倾向;乡村组织职能弱化，组织人才流出，乡村组织成员个人能力弱化等原因使其发展呈现出脱离基层政府的倾向。因此，乡村组织振兴的主要措施是要实现乡村社会和基层政府的双重嵌入。首先，坚持政治嵌入，通过振兴乡村党组织，培育其他形式组织，找准乡村党组织历史新定位;其次，坚持文化嵌入，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营造乡村组织振兴良好氛围;再次，坚持认知嵌入，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村民认知能力，破除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认知屏障;最后，坚持关系嵌入，重拾乡村组织信任，搭建乡村组织社会关系网络，降低多元主体内部协调成本。

参考文献：

[1] 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J].学术月刊，2007（08）：13-20.

[2] 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J].学习与探索，2006（06）：50-58.

[3] 金太军.“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制约关系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0（04）：61-64.

[4] 罗大蒙，周建军.当代中国农村“两委矛盾”及其解决路径[J].农村经济，2009（07）：10-12.

[5] 吕方.再造乡土团结：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新公共性”[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133-138.

[6] 蔡文成.基层党组织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分析[J].理论与改革，2018（03）：62-71.

[7] 蒋永甫，张东雁.自主与嵌入：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策略[J].长白学刊，2019（01）：1-7.

[8] 贺雪峰.农民组织化与再造村社集体[J].开放时代，2019（03）：186-196，9.

[9] 张树旺，陈诗慧，杨秋婷.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组织化的机制——基于下围村五年的纵向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5）：60-71.

[10] 左停，苏青松.农村组织创新：脱贫攻坚的经验与对乡村振兴的启示[J].求索，2020（04）：99-105.

[11] 黎梓良.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策略[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19，21（04）：30-35.

[12] 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1（02）：86-101.

[13] 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11（02）：206-222.

[14] 詹婧，潘美智，马漪娴.去产能企业工会有效性对集体争议的预防效果研究——民主参与和人力资本提升的双路径[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9，36（08）：80-93.

[15]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6][21][26] 兰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2009，28（01）：104-108.

[17] 郭毅，罗家德.社会资本与管理学[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18] BURT R S.Structure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Orlando：Academic Press，1992.

[19] Zukin S， DIMaggio P.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0][23] 吴楠.关系嵌入、组织间学习能力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D].西安：西北工业大学，2015.

[22] 谭俊峰.嵌入式治理：推进武陵山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视角[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5（04）：118-124.

[24] 申端锋.软指标的硬指标化——关于税改后乡村组织职能转变的一个解释框架[J].甘肃社会科学，2007（02）：3-8.

[25] 曾凡軍.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政府组织协调机制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0.

[27] 李元洪，桂华.村级治理中的组织脱嵌与谋利结构——以湖北泉村个案为例[J].东南学术，2016（06）：83-88.

[28] 曾凡军，韦锦银.乡村振兴中的农民参与：现实困境与实现策略[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9（03）：35-40.

[29] 杨程，范和生.试论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的嵌入[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2）：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