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卡逊和她的“春天”

文/黄晶 姚娜

蕾切尔·卡逊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及生物学家，被视为环境保护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她一生融合文学与科学，在大量科学事实积累的基础上撰写了多篇文章和多部著作，其中《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世界各国的环境政策和发展战略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半个多世纪后的今日，卡逊留下的精神财富仍然在政治、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人们印象里的春天是万物复苏、翠绿满目、鸟语花香，代表着大自然周而复始、万象更新的勃勃生机。而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在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里描写的春天却是另一番景象：植物枯萎、毫无生气，鱼儿死亡、鸟儿不再歌唱，生命的迹象似乎正在逝去。卡逊的这个“春天”如此刺目又惊心，使人们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夺走了我们美好的春天？

1907年，卡逊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郊的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在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完成大学学业，后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动物学并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卡逊开始在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管理局从事水生生物工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进行相关的写作。她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并出版了五本著作：《海风下》（Under the Sea Wind，1941）、《环绕我们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1951）、《海的边缘》（The Edge of the Sea，1955）、《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感悟奇迹》（The Sense of Wonder，1965）。其中，《寂静的春天》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环境政策和发展战略均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经典著作之一，被纽约大学新闻学院评为20世纪100个最佳新闻作品。美国《时代》周刊将卡逊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其代表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一书中指出，是卡逊“开始用写作来告诉人们怎样看待自然界面临的新的脆弱性”，尽管“她既不曾组织政治运动，也未看到目前新环境观已成为人类共识的情形”，但她“使‘生态学’一词广为人知，并使环境保护主义成为一项不断壮大的全球性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卡逊为人类开启了一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道路——可持续发展之路。

“知识与情感反应的神奇结合”

“我记得，我刚懂事就想将来当作家，此外我从小就对野外活动和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卡逊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卡逊在10岁时获得了首次成功，她写的小说《白云中的战役》参加了著名的儿童杂志《圣尼古拉斯杂志》组织的征文比赛并获得了银奖。到11岁时，她已经成功发表了四篇文章，并获得了圣尼古拉斯联合会“荣誉会员”称号。她一直坚持写作，高中时代是校报编辑和文学俱乐部会员，她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当作家的道路。1925年，卡逊考入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主修英语写作、地方史、艺术史、社会学等文科类课程。大学二年级末，她遇到了人生中的良师益友——生物学家玛丽·斯金克。斯金克执教的生物必修课让卡逊耳目一新，她甚至发现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超越了文学。大学三年级，卡逊将主修课从文学改为生物学，并继续表现出优秀的素质，在四年级时当选本科生科学俱乐部主席。1928年，斯金克女士前往霍普金斯大学深造，卡逊追随自己的老师，申请进入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专业方向为动物学。1929年暑假期间，卡逊参加了马萨诸塞州海洋生物实验室的研究课程，在那里她爱上了海洋。

1932年，美国正值经济大萧条，由于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卡逊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在马里兰大学找到了一份教职。1935年，她开始在美国渔业局（后更名为“渔业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兼职，参与撰写公共教育方面的材料。因工作表现良好，一年后卡逊被美国渔业局科技咨询部正式聘任为水生生物学研究人员，成为该机构唯一的一名女性科学专业工作者，主要从事鱼类分析研究。作为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卡逊的工作成果不是深度研究报告，而是关于渔业资源的保护报告、文章以及宣传册等。这类工作既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又需要良好的文学功底，为此卡逊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访问了很多实验室和工作站，并经常与专家进行有关鱼类生物学的研讨交流。她很快在科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写作素材不断积累，写作主题不断丰富，写作灵感不断涌现，她感觉自己找到了在这条道路上持续前行的目标和动力。

1937年卡逊的姐姐去世，30岁的卡逊领养了姐姐的两个幼女，加上年近七旬的母亲需要赡养，生活的压力迫使她开始向报刊投稿赚取稿费以补贴日常支出，内容大多是关于野生动物的科技文章和报道，同时她还兼职为《大西洋月报》做文字校对。在渔业局的科研工作拓展了她的科学视野，从事科技写作则不断加深了她对水生生物、野生动物和环境健康问题的兴趣。1941年11月，卡逊的第一部作品《海风下》正式出版。这本书选择海鸟、青花鱼和鳗鱼作为每个阶段的主角，分别叙述海岸、浅海和深海的生物现象。此书销量虽然不大，但是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好评，美国著名海洋学家和鸟类学家、纽约动物学会热带动物研究所所长威廉姆·毕比从该书中挑选了两章编进了他的《自然科学家全书：最佳博物学文选》。

扎实专业基础和优秀文字天赋的融合逐渐为卡逊带来各种荣誉，她的第二部著作《环绕我们的海洋》于1951年7月出版，9月便荣登《时代周刊》畅销书榜榜首，并在畅销榜上连续停留了86周，年内售出20余万册，被《纽约时报》评为1951年优秀图书。这本书获得了牛津大学出版社每年颁发给自然文学创作中最优秀作品的约翰·巴勒斯奖，并在1952年1月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科技图书大奖，这是美国文学界与普利策奖并列的最重要的两个奖项之一。截至1952年年底，《环绕我们的海洋》售出25万余册，创下了自然类书籍畅销榜纪录。

卡逊在大学期间经历了由文学到生物学的专业转变，一度认为自己已经与文学梦想无缘，但后来她惊喜地发现，选择科学让她找到了新的写作方向。“我原以为我只能二者择其一，但事实并非如此，也许别人也没想过这二者可以结合起来。”曾因家庭困难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卡逊，在《环绕我们的海洋》一书成功后获得了文理双科博士：卡逊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授予她文学博士学位，培养了美国第一名黑人女大学生的自由主义先驱学院，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授予她理学博士学位，两所大学授予的学位正是对她融合文学与科学才能的最好评价。卡逊在接受美国国家图书奖时感言：“许多人对这本科学性的书有如此大的销量表示诧异，但是我认为‘科学’的概念被异化了，被分离于日常生活之外了，这是我要挑战的理念。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我认为这也是文学的目的，对我来说，文学与科学是不可分割的。”的确如此，对于卡逊来说，写作与科学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她称这种结合为“知识与情感反应的神奇结合”。卡逊的作品既有研究的深度和科学的严谨，又具备文字的优美和独特的风格，作家的想象力、洞察力与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在她的作品中实现了完美融合，这种融合使她独树一帜并脱颖而出，也成为她完成《寂静的春天》坚实有力的基石。

1952年，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之一的雷电华电影公司（RKO）购买了《环绕我们的海洋》一书的影视版权并启动纪录片拍摄工作。卡逊在审阅影片脚本时再次表现出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她对文稿进行了近乎苛刻的审阅并将其中的科学性错误列成长长的单子。经过多次的修改打磨，《环绕我们的海洋》纪录片于1953年问世并一举摘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1952年，卡逊辞去渔业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工作，把全部精力投入写作。三年后她的第三本著作《海的边缘》出版，她把这本书看作是对《环绕我们的海洋》的补充，继续描述与之相对应的生物学内容。《海的边缘》出版仅两个多月便位居纽约畅销书排行榜第2位，并占据第3名的位置约5个月之久。《海的边缘》带给她另外两项荣誉：美国高校女性协会成就奖和来自美国国家妇女委员会的年度最佳作品奖。

随着作品影响力不断扩大，卡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她从来没有希望或者想到自己的作品会成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发端。1958年1月，《波士顿邮报》前撰稿人奥尔加·哈金斯致信卡逊，叙述了自己所在的小镇被喷洒的农药污染侵害而逐渐失去生气的严重现状。这封信使卡逊意识到潜伏在环境中的巨大危机，她决定进行深入研究并用文字发出警示。经过四年潜心研究，卡逊在参考上千份资料后完成了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年6月，《寂静的春天》开始在《纽约客》上连载，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全书于同年9月由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准备与写作期间，卡逊承担着越来越重的家庭负担，她历经艰辛将两个外甥女抚养成人，但其中一个在31岁因病离世。在承受着失去亲人痛苦的同时，善良的卡逊继续收养了病逝外甥女的5岁幼子，而此时她的母亲已年届90，卧病在床。更为糟糕的是，1960年春天卡逊确诊罹患乳腺癌，不得不开始接受放射性治疗。然而无论怎样的困难都未能中断卡逊的写作，她平静地接受一切，以更加努力的写作弥补治疗造成的时间损失。1962年年初，完成书稿时她写信对朋友说：“现在我做了我能做的，我完成了它，现在它拥有了自己的生命。”1963年春天，卡逊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她写道：“我将生活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即使我们不认识，但很多美好、可爱的事物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1964年4月14日，卡逊因乳腺癌在马里兰去世，享年57岁。

卡逊和《寂静的春天》

“学会尊重这个精美细致但又十分脆弱的自然生命之网”

《寂静的春天》是一部启蒙人类环境意识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用大量事实反映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卡逊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该书用大量数据与事实对以杀虫剂为代表的工业化学品的滥用进行了猛烈的控诉和抨击，将自然保护思想植入人类认知，并由此开启了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是全球影响最为广泛的“绿色经典”著作之一。

《寂静的春天》的问世及其带来的巨大影响并非一蹴而就。20世纪中期的美国，由于核试验产生的核尘埃对环境的危害，科学界掀起了一股强烈抗议科技成果滥用的浪潮。以植物生理学家巴里·康芒纳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发出比较激进的环保观点，并对环境保护中的政治影响、公众舆论以及自然伦理等表达关注。卡逊一直在冷静地观察关于科技成果滥用对环境危害的各种现象和社会反应，她没有急于发表观点，而是不断地积累科学数据。当她决定通过文字发声时，已掌握了大量的事实依据，她用犀利的语言坚定而激昂地告诉公众：农药正在污染着整个地球！早在《寂静的春天》出版17年前，卡逊就开始关注DDT（Dichloro Diphenyl Trichloroethane）带来的问题。1945年7月15日，她在渔业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工作时曾给《读者文摘》写了一封之后看来颇有预见性的信，在信中她问道：“如果我们在更大范围使用DDT，对于虫类的影响哪些是有益的和重要的？将如何影响水体和以昆虫为食的鸟类？如果使用不当，是否会扰乱自然界精巧的平衡？”《读者文摘》对DDT话题的冷淡态度使卡逊暂时放下了这一题目，直到1957年她收到哈金斯关于农药污染的来信。卡逊曾经说过，“作家不能根据想象之中读者或编辑的需求来塑造作品，作家的首要任务是了解写作的主题，让作品的方方面面贯穿自己的思想。然后在某个时间点上，当作家完全掌控了自己的主题，真正的创造行为就开始了。”这与其说是对写作的感悟，不如说是道出了创作的真谛，她就这样开始了《寂静的春天》的撰写。

卡逊曾表示，她在《寂静的春天》中的思想得益于像亨利·梭罗和约翰·缪尔这样的19世纪自然保护主义的先驱人物，他们赞美原始的自然并寻求与非人类建立更直接的个体联系，她吸收了这些思想并谦虚地向同时代的科学家请教，她无数次与各领域各学科的专家讨论并征求意见。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与她当面或通信探讨各类问题，如生物学家克拉伦斯·考特姆、埃德温·泰勒、约翰·乔治，植被管理专家弗兰克·伊格勒，营养学家莫顿·比斯金以及许多医学人士，他们热情无私地给卡逊予帮助，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宏观问题的同时，也具体回复关于杀虫剂问题。信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各种研究资料和结论不断揭穿DDT无害的谎言，支持和激励着卡逊艰难但坚韧地完成写作。她在给朋友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疯了似地工作，眼前堆满了各种材料和报告，虽然头绪繁多使我疲惫，但这同样令我激动，我相信日后读者也将同样为之激动。”即便是完成了书稿，关于书名卡逊也是反复思考，从最初被建议的《你在谋杀谁》《寿终正寝》《魔鬼和蚊虫》《里程碑》，到卡逊提出的《对抗地球的人》，最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的诗集让她确定了想法，决定定名《寂静的春天》，并把济慈的诗句“枯萎了湖上的蒲草，销匿了鸟儿的歌声”作为题词放在扉页。

《寂静的春天》不仅质疑了农药的滥用，更质疑了技术发展及工业化社会对待自然的不负责任态度。这些对事实一针见血的揭露和鲜明的观点——对农药和化学品的批判直接损害了很多企业和部门的利益，卡逊遭受了空前的阻力，一些企业乃至整个化工行业组织了一场强烈的反击，甚至在《寂静的春天》还在印刷时，反对者们的抵制行动就已经开始了，这些行动还得到了相关部门如农业部以及《时代周刊》等媒体的支持呼应。DDT生产商威胁要起诉米夫林出版社及《纽约客》杂志，并试图阻止其他刊物摘引该书的内容。对卡逊的攻击不仅指向她的著作，也指向了她的研究甚至性别。美国原农业部长埃兹拉·本森在给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提到卡逊时充满了轻蔑，但是卡逊并没有被铺天盖地的诋毁和人身攻击击倒，她对自己掌握的证据以及阐述这些事实的能力充满信心。在同行的认可和支持下，她承受住了巨大的压力，经受住了质疑甚至诽谤，冷静和平静地面对着指控者，持续为揭露DDT的危害而四处奔走。

绿色经典读书会组织读书活动

《寂静的春天》引起的广泛争论也受到了政界关注，肯尼迪总统要求科学咨询委员会生命科学小组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1963年5月，官方报告《杀虫剂的使用》发布，这一报告的结论是“环境中积累的残毒可以通过强制性减少长效杀虫剂的使用来控制”，明确证实了卡逊的论点，有力地回击了针对卡逊的质疑，社会讨论的焦点由此开始转向如何应对农药和化学品的负面影响。1963年6月4日，卡逊出席参议院针对环境危害和杀虫剂问题举行的特别听证会，她充分利用40分钟的陈述机会，全面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次会议上，四位参议员对卡逊提问，其中被称为阿拉斯加“建州之父”的前州长欧内斯特·格鲁宁参议员将《寂静的春天》的影响比作《汤姆叔叔的小屋》，预言它将改变历史的进程。

《寂静的春天》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由此而引发的变革世人有目共睹。该书出版当年，美国各州通过了40多个法案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1969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环境政策法案》；1970年，美国环保局成立，卡逊的照片被刊登在环保局首期刊物封面上；1972年，DDT等剧毒杀虫剂在美国被全面禁止销售。《寂静的春天》先后被译成了20多种文字，启发了全球性环境意识，至今仍被视为新环保主义运动的基石。

研读卡逊的作品，总是为她独特的风格和精细的科学描述所吸引，这是卡逊与其他涉及环境主题作家的明显不同之处。在《环绕我们的海洋》一书中，她追溯了海洋的发端，展示了最早的生命形态，描述了上层海水、原始深海、潮汐和洋流的巨大力量，以及鲑鱼、水母等海洋生物的习性。她把浩瀚的海洋以一个完整的体系形态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触动了人们对海洋知识的渴求。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她自始至终贯穿了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思想，强调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从人类的“利益”出发来对待自然。她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还打算给后代留下自然界的生命气息，就必须学会尊重这个精美细致但又十分脆弱的自然生命之网，以及网络上的每一个连结”。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关于农药和其他有毒化学污染物对环境和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环境科学家们虽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造成研究成果零碎地分散在各种科技文献中。卡逊以她深厚的科学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将这些知识整合为一体并分析和归纳，她严谨地阐述了化学品对大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动植物以及人类的影响，突破了学界对单一领域研究的局限，描绘了被人类深度伤害的自然状态，这一景象第一次被如此完整、如此触目惊心地展现给公众，所带来的震撼不言而喻。

作为科学家，卡逊表现出的专业素质和严谨态度令人刮目相看。DDT是一项成功的杀虫剂发明，其杀虫效果非常显著，不仅保障了农作物的丰收，同时有效控制了疟疾、伤寒和霍乱等多种由昆虫传播的流行病，其发明者瑞士化学家米勒也因此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在诺贝尔奖对DDT的“权威认证”面前，卡逊并没有表现出盲从，她用大量的数据和透彻的分析使公众获得了以更全面的视角认知化学农药的机会。在揭露DDT对自然环境破坏的同时，卡逊一直理性地对待化学农药问题，她在《寂静的春天》开篇就明确地表示，她并不主张完全弃用化学杀虫剂，而是希望人们基于对环境的科学认知，开展更为安全与精准的虫害防治工作。1963年，当她出现在参议院听证会时，也没有要求全面禁止农药，她说，“我认为化学物质应该有它合适的位置”，这种严谨客观的科学态度进一步巩固和捍卫了《寂静的春天》，使之体现出作为一部世界环境保护历史进程中经典著作的权威性。

她掀起了一个永不消退的环境意识浪潮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卡逊的数据记录虽然只反映了化学品诞生后短短十余年内自然界的变化，但她始终以超前的视角看待这些现象。卡逊在书中多次表达了自己对代际公平的思考，她提醒读者：“生物的进化若是想要达到与自然的平衡状态，所耗费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上千年。对于养育万物的整个自然界，我们没有投入足够的关照，因为我们缺少谨慎的态度。未来，我们的子孙可能不会原谅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1953年发表在《读者文摘》的一封卡逊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信也显示出她超越常人的视野，她在信中写道，“国家的真正财富来自地球的资源——土壤、水、森林、矿产和野生动物。我们要保护自然资源，使其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能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这需要我们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精巧平衡的可持续性计划”。30多年后的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完整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和发展能力的发展。”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一定义中看出卡逊关于代际公平的思想痕迹。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不仅警示了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观念，奠定了新环保主义运动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她惊醒了生态意识尚处于沉睡状态的人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半个多世纪来，卡逊和她的“春天”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人。1992年《寂静的春天》再版时，美国原副总统戈尔为该书撰写的导言中提到：“《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是我们在母亲建议下在家里读的几本书之一，并且我们经常在饭桌旁讨论。姐姐和我都不喜欢把任何书拿到饭桌旁，但《寂静的春天》例外。事实上，蕾切尔·卡逊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境运动中去的原因之一，她激励着我，使我完成了《濒临失衡的地球》的撰写。”戈尔把卡逊的照片和总统、总理等各国首脑的照片一起悬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他说：“她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戈尔曾这样评价：《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她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美国环境史学创始人唐纳德·沃斯特出生于1941年，同千百万的同龄人一样，青年时代的他研读《寂静的春天》并深受其影响。沃斯特先生在2020年春发表了题为《另一个寂静的春天》的文章，以卡逊给人类的警示开篇，历数人类持续不断地威胁自身和地球健康的种种行径，剖析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传播与生态系统变化的关系，并在最后强调：这是卡逊在生态学时代的拂晓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只有当这个生命行星是安全而健康的时候，人类方可安全而健康。

中国著名环保活动家、早年从事世界史研究的梁从诫先生（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曾为中文版《寂静的春天》作序，他写道：“早在1962年，它就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第一声警报。但是在当年的美国，却遭到与农药相关企业的猛烈抨击和某些舆论的嘲弄。我佩服卡逊女士的科学精神、远见和胆识。历史最终证明，尽管当时她是极少数，真理却在她的一边。”梁先生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办人，也是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环境顾问，他热爱并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事业，他为《寂静的春天》译介到中国感到十分高兴，从他为中文版作序的字里行间也可以感受到卡逊对他的影响。风靡全球的中国长篇科幻小说《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也是深受卡逊影响的作家之一。《三体》书中的一章以《寂静的春天》为名，描写了主人公叶文洁在大兴安岭森林砍伐劳动中阅读《寂静的春天》时的感悟。正是《寂静的春天》这部书奠定了小说主人公“人类已经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思想基础。刘慈欣表示，《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带给他一个全新的认知世界的视角，正如他在书中写到的：“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寂静的春天》带来的启发让他开始尝试用虫子的视角看待人类和人类的世界，他把这个想法写进了《三体》中，“在高等级文明面前，人类和自己曾经轻视的虫子一样可怜”。

《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美国作家罗伯特·沃勒的中篇小说《廊桥遗梦》中，主人公说：“电脑和机器人要统治一切。人类操纵这些机器，但这不需要勇气和力量，人已经过时了，无用了。人类正在用所拥有的力量破坏大自然，卡逊是对的，约翰·缪尔和奥尔多·利奥波德也是对的。”曾获得美国国家新闻奖的吉姆·林奇从青年时代起便痴迷于卡逊的作品，对卡逊的每一部著作都爱不释手。2005 年林奇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少年迈尔斯的海》，他把自己对卡逊作品的热爱传递给了作品主人公——13岁的少年迈尔斯，迈尔斯喜爱卡逊的作品，热衷于了解海洋的一切。《少年迈尔斯的海》获得《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泰晤士报》等媒体的联合推荐，也被英国读书俱乐部列入暑期必读书目。林奇特别强调，他的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回报之一，就是能有更多的机会与读者们讨论卡逊。

当年生产化学农药的企业被视为产生危害物品的源头而受到批评和重创，而今天的企业则把接受卡逊的理念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志。美国企业家保罗·霍肯青年时期就开始受到卡逊的影响，之后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以及改变商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今，霍肯已成为一位杰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创立了数家生态企业，并大量撰写有关贸易及商业行为对生命系统影响的文章和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著作《商业生态学》于1998年被美国67所商学院评为商业和环境学教材的第一名。另一位受人瞩目的企业家雷·安德森来自世界拼块地毯的领导企业英特飞（Interface）公司。安德森作为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1994年起草了一份环境报告，承诺要把公司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可持续发展型公司，实现生产的零废弃物、零碳排放、零热辐射。他在自己的传记《中途修正》中写道：“卡逊揭示了工业革命在伦理和道德上走向破产，我觉得自己是地球的掠夺者，一个合法的小偷，是造成全球变暖和污染问题的罪犯的同谋。我们正在加速掠夺本属于我们子孙后代的一切。”随着英特飞公司推行可持续发展型生产，安德森成为美国企业界推行可持续发展的代表人物，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联合主席。

越来越多的人被卡逊影响和带动，他们继承与发展卡逊的环境保护思想，并继续影响与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到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事业中。1980年，卡逊被追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正如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致辞中赞美的：卡逊是一位环保先驱者，她在美国和整个世界掀起了一个永不消退的环境意识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