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古事杂谈

2021-06-20 03:56现代出版社
新晨 2021年2期
关键词:甲骨筷子书写

现代出版社

国际知名甲骨文学者许进雄先生1941年出生于高雄。准备大学联考时,读到清代王念孙注释的《广雅疏证》,从此踏上研究中国文字奥妙的学问。在台湾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开始研读甲骨学,专精甲骨文和博物馆学。中文研究所毕业后,应聘加拿大多伦多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68年),整理馆藏的甲骨(明义士收藏)。在博物馆研究阶段,得到重要发现——“以甲骨上的钻凿形态作为断代的新标准”,此一发现影响文字学界甚巨,出版专著《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古事杂谈》《文字小讲》《简明中国文字学》《许进雄古文字论文集》《博物馆里的文字学家》,以及《字字有来头》系列、《汉字与文物的故事》系列等。许进雄先生被安阳博物馆甲骨展览厅评为“甲骨学最有贡献的二十五名学者之一”。

《古事杂谈》即是其专著之一。这本著作并没有学术专著那样严肃、刻板,而是实实在在,毫无夸饰浮泛的辞藻,可读性很强。

这是许进雄先生所写的一本“说古事”的著作,用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态度,求索几千年前的渔猎农耕、起居饮食、衣裳住宿、天文地理、战争祭祀……用71篇短文,以及189个古文物图版,论证、解析几千年以来的历史文化演进脉络。并从科学的角度发问,旁敲侧击古文字背后所隐藏的上古时代遗迹,进而推演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先民思维与记忆。

此书融合了考古材料、出土文物、典籍记载,以象形文字为线索,寻源探流,重返三千多年前的古代世界,捕捉那栩栩如生的汉字文化样貌;由汉字象形的特征,具体解说古人生活的细节,每个文字的一笔一画,皆是历史的记忆刻痕,隐含了先民的智慧,描绘出古代文化的细致与深度;阅读这本追根溯源的短文集,宛如在推理、演绎古人生活片段的过程中,领略出古文字所独具的丰富意涵,并且从中拼凑出数千年前的生活图像;此书71篇文章、142个甲骨汉字、189张古文物图版,书中援引《诗经》《楚辞》《尚书》《论语》《孟子》《左传》《礼记》《考工记》等典籍论证、解析了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演进脉络。

以下节选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可以看到这一点。

殷商已普遍使用毛笔

中国的汉字与埃及的圣书体、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字,同为最著名的几种独立发展的古老文字体系。基本上,它们都是以图画式的表意符号为主体的文字。其他古老的文字或已湮没,或发展成为拼音文字;只有我们中国的汉字,仍旧保留其象形文字结构的特征,没有演化成拼音或被拼音文字所取代。

中国的文字虽与西方的文字都同是源自图像,但书写的习惯却很不同。西方的书写方向是先左右横行,再自上而下;有时由于某种时机而需上下行时,行列也是由左而右。而古代汉字书写的习惯是自上而下,然后又自右而左。人一般用右手书写,自右而左的形式是较不切实际的,所以满文和蒙古文虽也是上下直行,行列上则采用由左而右的形式。中国之有这种书写习惯上的独特性,完全是受古代书写工具的影响。

迄今为止,大量存世的中国早期文献是三千多年前用刀刻在兽骨或龟甲上的商代占卜文字,因此有少数人误会商代的人是以刀刻字作记录的。甚至有人以为直到秦朝的蒙恬发明毛笔后,中国人才有以毛笔书写的事实,而不知商代的甲骨和陶片都有以毛笔书写的事实。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相信,商代的人已普遍用毛笔书写文字。

从字形看,笔的初形是“聿”字。它在甲骨文作一手握着一管有毛的笔。中国普遍以竹管为杆,所以“聿”字之上加竹而成筆字。不着墨汁时,笔毛散开。但一蘸墨汁,笔尖就合拢,此时既可书写又可描画细致的线条。甲骨文的“书”字就作手握笔管于一瓶墨汁之上,这点明了散开的笔尖蘸了墨才可以书写的实况。还有,甲骨文的“画”字作手握尖端合拢或散开的笔,下画一个交叉的图案形。金文的“肃”字作一手握着笔,画出较复杂的图案形,以便依图案刺绣之意。以此推知商代普遍使用毛笔,才以之表达与书写、图画有关的意义。

其实六千多年前仰韶文化的陶器,其彩绘就已充分看到用毛笔的痕迹。

何时用筷子吃饭

人类靠饮食维持生命,准备食物是人类很重要的日常活动,因此使用的器具自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内容。用筷子把食物送进口里是中华文化圈(包括日本与越南)所特有的习惯。筷子制作简单,使用方便,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想到,会不会是因为烹饪的方式不同而导致的结果,这不是本文想讨论的。此文只试着推论这种巧思是何时开始的,发展的过程如何。

筷子只是两段细长的东西,可用金、银、玉、石、角、牙、木、竹等材料制成以夹物。但绝大多数筷子是以易腐朽的竹木做的,难于从地下发掘的材料解答其何时开始出现。由于筷子形式的东西还可以夹取他物,不一定用以进食,就算筷子发现于食器群中,也不能肯定地说是以之送饭入口,因为它可能只用来自汤羹中夹取肉类和蔬菜。

使用筷子的目的不外两个:一是防止手指取食时被脏污,一是不受热汤烫伤。以筷子夹物的技术应起源甚早。在使用陶器烤烧煮食物的间接煮食之前,有种石煮法,那是非常原始或外出不能携带炊具时的变通办法。方法是用树皮做成桶,或选用槟榔、椰子一类有较大的叶子,把叶子折叠成容器形,可盛清水及鱼肉、菜蔬等,并且拣取石卵洗净而以火烧烤之,然后用竹筷夹起烧烫的石卵,放进装水及肉蔬的容器;石卵的热通过水的传递,慢慢把食物烫熟,后来以之施用于陶器。后来人们发现陶器,尤其是掺有细沙的陶器也有传热的功能,而不必烧烤石卵,就发展了从陶器外烧烤的间接烧食法。陶器的烧造有一万二千年的历史,因此以竹箸夹物的技术,起码也开始于相等的年代。

使用器具进食是文明有相当发展、讲究饮食氛围以后的事。人们肯定最先用手取食,到了相当晚的时候才会觉得有必要利用器具以保持手指的干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利用竹筷以夹持羹汤中的蔬菜、鱼肉。在古时,菜蔬除了生吃外,大都采用沸水煮熟一途。菜在热汤中,只有用器具取出,否则就要等到不热时才能用手捞取。一到了重视食物味道及饮食氛围的时代,食物冷了再吃不仅味道较差,而且把手伸进汤中取食致使到处湿漉漉的,未免不洁也不雅,于是会使用筷子或匙匕。古代有些匙匕有多个小孔洞,就是要滤干菜蔬、鱼肉,如此设计是为了不多带汤汁。《礼记·曲礼》说:“羹之有菜者用。”顾名思义,是木制而可夹物的器具,即今之筷子。筷子古名为箸,箸从竹,表明材料。“者”是“煮”字初文,表现以锅煮蔬菜、鱼肉诸种食物之意。从取名可见“箸”是专为菜羹之食而准备的,初不以之取饭。

商代遗址常见各种式样的匙匕,但很少见到筷子,恐怕只一两件而已。先秦文献好几处提到商纣奢侈用象牙筷的传说,以为是亡国之征。《史记·龟策列传》说商纣使用“犀玉之器,象箸而羹”。反映汉代的人还认为筷子主要使用于羹汤,不是以之吃食粟饭。尤其是《礼记·曲礼》:“饭黍毋以箸”;“共饭不泽手,毋搏饭”。明白指出吃饭用手指,不用筷子。因为小米饭颗粒小,不黏结,如果以筷子夹之,不但不容易,而且会散落满地,不高雅。用手如不干净或带有汤汁时,取饭就会脏污其他饭粒,使共饭的人心生不快。从这一段话语,知战国晚期,或甚至是汉初的时候,吃饭尚用手取,不以筷子。

筷子从汤中夹菜的功能可以匙代之,但匙匕挹取汤的功能则为筷子所不能,故陈设餐具时,常有匕匙而无箸。如《仪礼·士昏礼》:“举鼎入陈于阶南,西面北上,匕俎从设。”不过到了以筷子吃饭时,因喝汤可以口就碗而不用匕匙,一如现今的日本人,故常不设匕匙。

《史记·留侯世家》的一段话似乎表示西漢建立之前尚不以筷子送饭入口:

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

张良说“前箸”,明白指出箸放在几前而不是拿在刘邦手中;刘邦如果手中拿着筷子,张良应该不会从他手中借来比画。在当时,筷子可能是作为夹菜蔬之用而放在几上,张良顺手拿来比画,如此则不妨害刘邦吃饭。

汉代以来,韩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现在他们以筷夹菜,但却以匙送饭,而以筷子吃饭,恐怕就是较古的传统。

推测中国人何时开始以筷子送饭,恐怕要从食具入手。中国古时主要居住区域是华北,那里以小米为主粮,用蒸煮的方法处理。小米颗粒小而又松散,很难用筷子夹取而不遗落满地,只有捧碗就口,用筷子扫进口里,才会吃得干净利落。若要用单手捧饭就口,容器就得做得轻而小。

商周以前的时代,食器都做得颇重而大,难于单手捧着。盛饭的铜簋、铜簠自不用说,就是容量较小而有浅盘的豆,也以装大块的肉为主。故《考工记·梓人篇》有:“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而且豆有高足,显然也不是为捧在手中而设计的。到了西汉初期,出现没有支脚的或圈足的平底小圆碗,显然是配合以筷子吃饭的新风气而设计的新形式。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成套漆制食器,筷子与卮碗同出,我们大概可以肯定那是以筷子送饭了。

从以上推论,得知中国人以筷子吃饭的习惯,最可能起于西汉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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